毒品與非法成癮物質濫用防制非常重要，聯合國對具成癮性的麻醉藥品和影響精神物質，連同可合成成癮物質的先驅化學品（Precursor），依醫療及科學應用與非法使用等面向，訂定三個毒品防制公約，分別是「1961年麻醉藥品單一公約」、「1971年影響精神物質公約」及「1988年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影響精神物質公約」。
民國四十四(1955)年頒布的「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第9條規定:「施打毒品、吸食毒品或鴉片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吸用麻煙或抵癮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有癮者，應由審判機關先行指定相當處所勒戒，勒戒斷癮後再犯者，加重本刑至三分之二；三犯者，處死刑。」由對「施用毒品」者處以嚴刑峻法，顯見彼時即使是單純施用毒品行為，也被認為是嚴重犯罪，且當時僅執行「1961年麻醉藥品單一公約」。
直到1998年及1999年，我國才依聯合國三個公約的管理精神，對非法與合法成癮物質分別制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管制藥品管理條例」，予以管理。但數十年來，社會對成癮物質的關注與討論，不再侷限於醫療和科學的考量，包括「減害（Harm Reduction）」運動、大麻合法化議題、美國處方類鴉片危機，還有娛樂性用藥與新興毒品的出現等。
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是具公信力的精神疾病診斷依據，1952年第一版（DSM-I），將藥癮（Drug Addiction）歸類為「社會病理性人格違常（sociopathic personality disturbance）」。
1968年第二版（DSM-II ），將藥癮改為藥物依賴（Drug Dependence），並改其歸類為「人格疾患及其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礙」；第四版（DSM-IV）認為，「成癮（Addiction）」定義模糊和潛在汙名，將其由正式術語中刪除。
目前第五版（DSM-V），將第四版的「物質濫用（Substance Abuse）」和「物質依賴（Substance Dependence）」兩個診斷合併為「物質使用疾患（substance use disorder）」，不再個別診斷。
「毒品」及「社會病理性格違常」、「濫用」、「成癮」，被認為帶有主觀判斷意涵。過去稱成癮者，現在多以「物質使用疾患」代替，一般認為這是較中性、科學的用語。醫學與科學進步，對「成癮」的認知從「社會病理性格違常」轉變為「物質使用疾患」，代表著人類對「成癮」物質使用者態度微妙的改變。
精神醫學進步，但使「藥癮」者由DSM-I診斷為「社會病理性人格違常」到DSM-V的「物質使用疾患」，專業觀念引領思維改變，也需歷時半個世紀。
在台灣，施用毒品者從「肅清煙毒條例」被界定為「犯人」，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被視為「病犯」，反映「成癮物質」的使用管理，已不是單純的合法醫療或非法濫用所能涵蓋，而是結合歷史、文化、科技、社會、經濟與政治的複雜議題。
台灣在2004年爆發的靜脈注射毒品者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的疫情，經於四縣市試辦以美沙冬替代療法及針頭交換為主的「減害計畫」，並自2006年起在全國推行，以有效減少靜脈注射海洛因者的HIV感染率，若只考慮戒癮，而非從公共衛生為政策導向，以具成癮性的第二級美沙冬取代第一級的海洛因，似有疑義。目前國家政策更進一步以「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毒品緩起訴多元處遇」，對戒毒者採取積極作為。若要更進一步視施用毒品者為「病人」，需要醫學專業佐證，更需社會大眾認同，以進行修法。
面對新興影響精神物質（新興毒品）與藥物多元使用的挑戰，對成癮物質管理，非法製造、走私、販毒，原本即萬國公罪，加強查緝以減少供給面，自不待言；就減少需求面而言，建議採取以公共衛生與人性尊嚴為本的政策導向，進行風險評估與管理。對新興菸品與新興影響精神物質合流(例如依託咪酯以電子煙為載具使用)導致的負面健康影響，更應即時因應，避免新興成癮物質造成更複雜的危害。
原文刊載於「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第41期專文「從鴉片、安非他命、愷他命到依托咪酯—由大歷史談管制藥品與毒品的區隔與管理趨勢」，此為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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