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吳中興／花蓮市】
他不是一般病友，他是我父親。
27年前，他因食道癌在台北榮總往生，儘管比醫師估計的存活期多了半年，但最後的歲月不能進食，整天因加護病房裡器械聲做著打仗噩夢，其實極不好受。他的一些言行讓我印象深刻，始終無法淡忘。
記得住進加護病房前一個月，我推著坐著輪椅的父親在庭園裡透氣，他吊著點滴、還插著鼻胃管，但氣色看起來還算正常，我慫恿他試著站起來動動，他卻沒搭理我，隔了一會兒才軟弱地回了句：「我如果能再站起來、我會不想嗎？」
當下我的淚水差點奪眶而出，因為我頓悟父親的精、氣、神都已經耗盡，可能無法再對抗病魔了。
其後父親病情一度好轉，還能請假回家休息，但是他又要我幫他照相，那段時間電視常播放少林五郎八卦棍的電視劇，而父親做化療掉光了頭髮，身著睡衣盤腿打坐在沙發上，還問我他像不像楊五郎？剎那間我從鏡頭裡看見他從不曾流下的眼淚，我更加了解父親的心防與意志力都崩潰了，他只想留下最後身影。
不到2個月後，父親就往生了。
如果沒了生活品質，病痛又無法再承受下去，的確該接受現實，放棄無效的急救。父親臨終前的陪病歲月裡，教會我尊重病人抉擇，該放手時就放手吧！我也早立下放棄插管急救的志願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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