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互助
我的父母都是陝西能源職業技術學院的退休教師。父親生於1930年，母親比他年長1歲。我是父母的長女，1951年生人；底下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分別生於1954年和1968年。
2001年，父母來北京，與在企業就職的弟弟生活在一起。平日裡只要我在京，每個周末都去接父母逛公園，時不時一起去聽京劇或看展覽。那時，父親腿部的靜脈曲張致使皮膚變色，每隔十天半月，我都陪他去小莊醫院看大夫。2006年，弟媳帶著女兒自西安來京與弟弟團聚。母親初顯抑鬱和健忘症狀，不能適應家庭環境變化，數次哭求父親搬離。正巧我居住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宿舍樓有位熟人遷往他處，我趕緊籌足資金將那套舊房買下。簡單裝修後，我帶隊去青海藏區調研，便求助昔日同窗安排父母住進煙臺一家老年公寓。
兩個月後，老兩口兒帶著陽光海風留下的健康膚色回京入住新家，與我開啟了「一碗熱湯距離」的互助式生活。同年，母親確診罹患阿茲海默症，父親的腿疾也未見好轉。住地附近的二、三級醫院皆在兩公里之內，父母幾乎每周二都步行去看大夫。周六或周日，我陪父母先去公園健走，再到弟弟家聚餐。一時間，家人團聚，其樂融融。
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父母尚屬中齡老人，我則漸入低齡老人階段。雙方體力和精力尚好，各自生活獨立又互相幫助，可謂上佳的合作狀態。
失去平衡
仔細回想，父母在80歲左右的時候，身體機能開始明顯下降。為此，他們減少了與外部世界的聯繫。
2012年冬，北京霧霾汙染加劇。這對肺部纖維化的母親和罹患慢性支氣管炎的父親，實屬不利。他們有位中學時代的好友姓張，從鞍山移居海口多年，對當地自然環境讚不絕口。2013年春，我與張阿姨取得聯繫。在她全家的幫助下，我們為父母安排了妥當的住處。鑒於父母不喜接受外人照料，自當年秋末，我們姐妹倆便輪流陪伴他們在海口過冬，弟弟則在春節期間前往探望。那一年，父母的幸福感明顯提高。到2014年春，父母還不願回京。
2015年冬再赴海口，父母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狀況發生突發性下滑。第一，失去同齡交往對象。住在100米之外的張阿姨去世，父親給他們共同的好友打電話報喪，不想對方也已過世一個多月。第二，身體機能江河日下。父親的靜脈曲張引發小腿潰瘍、足部腫脹，施用各種方法不見好轉。第三，智力愈加退化。母親的阿茲海默症又添狂躁表現，時不時哭鬧一場。
2016年3月12日，妹妹陪父母搭乘飛機回京，二老下不了舷梯。乘務員調用了升降機和輪椅，才把老兩口兒運出機場。這一趟旅程不僅使妹妹精疲力竭，也堅定了我另尋照料途徑的決心。
相機抉擇
3月伊始，我就連篇累牘地向父親發送關於機構養老的資料和勸說信。他要麼不回答，要麼顧左右而言他。此時我們住的宿舍樓大修，院裡堆滿建築材料，樓道裡施工隊來來往往，社區外的街道兩旁乃至人行道上停滿了汽車。不少住戶為了躲避施工噪音和種種不便，想方設法尋找臨時住所。考慮到父親的老友高伯伯住在西安一家老年福利中心，我就建議他回京看過大夫後，與母親一起去高伯伯那裡住上幾個月。父親立即抵制，根本不聽任何解釋，只是高聲大喊：「先治腿！」見他自機場歸來步履蹣跚、雙手顫抖，我不得不改變計畫，我向父親說明自己的判斷：他和母親均不宜再次旅行，只能入住北京及周邊的養護機構。父親同意，視腿疾的治療方案而定。
3月15日上午10點，是弟弟為父親約定的就診時間。我們姐弟仨帶上母親，陪同父親去望京醫院血管外科看大夫。醫生根據彩超片子診斷，父親的腿部未見栓塞，這使我們都鬆了一口氣。他還叮囑，患者血液回流不暢，導致腿腳水腫和皮膚潰瘍，消除症狀的辦法是：第一，服用消炎藥和利尿劑；第二，塗抹紅黴素軟膏；第三，覆蓋潰瘍部位並穿上彈力襪或像士兵那樣打綁腿；第四，每日活動腿部一小時，高抬腿休息；第五，絕對不可泡腳。父親腿腳腫得厲害，彈力襪肯定穿不進去。妹妹和我對望一眼，僅打綁腿一項，我們倆就誰也幹不了。
此前，我們姐弟仨就已分頭考察過北京的養老機構。我提出的機構選擇標準：一是具有可靠的醫療條件，能夠提供基本的健康護理服務；二是入住者大多文化素質良好，有助於同齡老人交往；三是交通方便，有利於親屬探視；四是性價比較高，我們的家庭收入能夠承受。此外，我們還不得不放棄需要排隊入住的機構。3月19日，施工隊將在我居住的宿舍樓更換廚房和衛生間的水管。若不能將父母安排妥當，他們在室內磕絆的風險無疑陡增。根據一位同事的建議，我和妹妹於3月16日驅車前往燕郊一家大型養護中心考察。
那裡的自理區已滿員，僅半自理區有房。一室一衛的標準間，面積36平方米，朝陽的大窗戶使得室內明亮宜人。兩張臥床均可遙控起降並設有護欄，天花板上嵌有滑軌，用於完全失能老人的挪移。電視、呼叫器、網線接口設置齊全，還有活動餐桌和飲水機。寬敞的衛生間內配有智慧型馬桶。入住者的營養配餐均送入室內，洗頭、洗腳、洗澡、洗外衣、洗被單和打掃房間也都由護理員做。每層樓附設一個24小時值班站，就醫由護士引領，體檢也無須家屬操心，輪椅或病床可直接推入大約200米遠的三甲醫院。樓下院內設有門診部、超市、閱覽室、健身房等服務場所，院內面積和平整的散步道遠非一般居住社區可比。這家養護中心的費用，低於北京同等條件機構的費用。從我的住地駕車前往，無堵車情況下單程大約一小時。我和妹妹都覺得此地可心，當即為父母填寫了入住信息表。3月18日，我們姐弟仨就把父母送入養護中心。
心靈風暴
安排父母入住燕郊的養護中心，並非僅僅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其中充滿了多種因素的權衡和家庭社會倫理的衝突：
第一，母親從來視去養老院為畏途，乍一聽我和妹妹的建議就大哭起來：「我生了你們，為你們做這做那，你們卻不要我了！」還是父親一番勸說，才阻止了母親繼續把我們推向道德泥坑。
第二，父親對養老機構的心理價位底線，就是他和母親每月各4000元的退休金。就醫療照料經費而言，他們倆每人每月領取60元門診費，只有大病住院，才可報銷部分費用。因此，父親頻頻強調量入為出，不願購買專業照料服務。3月17日，我陪父親去銀行查看他們的帳戶：活期存款大致足以繳納養護中心的押金，固定存款共計40多萬元。我便勸他：「如果養護中心不漲價，你們倆每年除了養老金，大約需補10萬元。4年後您和媽都過了90歲，我們姐弟仨分攤資金缺口，我擔大頭，可以嗎？」父親苦笑：「那時我的生命也該走到盡頭了！」
第三，脫離家庭帶來的孤獨感。入住養護中心那天，父母在弟弟跟前哭了一場。我到家就給父親發簡訊，請求他和母親觀察鄰居的生活狀態，安心享受專業照料服務。對此，課題組有位同事評論：「總有割捨不了的感情，人生自古傷別離。」父親也簡訊回覆：「慢慢適應吧。我哭是因為你們要走了，心裡感到一陣淒涼。」
次日上午，父親即發來微信：「這裡服務相當好，昨天、今天已換藥兩次，很專業。」7天觀察期結束，一個好友陪我去養護中心簽約。我們一出電梯，就見幾個老人坐在值班台前的沙發上聊天。從居室名簽上得知，這一樓層年齡最小的78歲，最年長的95歲。與父母聊天時，恰逢醫療團隊查房和大夫率領護士給父親換藥。大夫打的綁腿自然緊實，老父的傷口不再淌水。父親介紹，他們倆只要走出這座大樓，就有護理員跟隨。出門前登記，外出時間不能超過半小時。他和母親對這裡的食宿和服務非常滿意。
護理部給我看了父母的醫學觀察記錄和3月23日的體檢結果，以及據此所做的健康評估報告。父親因腿疾、腦內多發梗死灶、心臟一度房室傳導阻滯及右束支阻滯，評級為半自理。母親則由於雙側側腦室周圍和基底節區多發梗死、老年性腦改變和心房顫動，評級為全護理。這樣，母親的住宿和護理價格定為每月6800元，父親的費用定為每月4000元。養護中心給予我們5%的價格優惠。每月應繳費用為10260元，每年為123120元。父親的醫療押金為3萬元，母親的提高到5萬元。餐費另計，每人每月1200元，需辦卡儲值。食宿和護理的總費用為每年151920元，平均每人每月6330元。總費用雖不低，但於我而言性價比足夠高。
3月27日，我的姨表妹和她丈夫一起去養護中心探視。父親發來微信，稱「相談甚歡」。表妹傳送了幾張照片，父母的學生從微信上看到他們倆開心的笑容，讚道：「夕陽裡的燦爛，燦爛中的夕陽。」我的親友同事翻看醫生護士為老父換藥打綁腿的照片後，同樣豎起大拇指。至此，我也能睡個安穩覺了。(維迦／摘自《經濟學家茶座》總第72輯，本刊有刪節，圖／喻梁)
【本文轉載自2017年7月號《讀者》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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