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忙完一天匆匆返家時，我的一天才正要開始。」日劇「深夜食堂」片頭，老闆以豬肉味噌湯當起手式，肉片放入鍋裡滋滋作響、筷子把味噌攪入高湯裡，故事開始了……
味噌是以黃豆為基底，加入米、麥或豆麴等加上鹽發酵而成，按原料可分為米味噌、麥味噌和豆味噌；按風味，有甜味噌、甘口味噌和辛口味噌；若以顏色區分，則有高溫長時間熟成的赤味噌、短期熟成的白味噌和介於兩者之間的淡色味噌。此外，日本各地更發展出各式各樣以地方冠名的味噌，甚至連不同家庭都有獨特的家傳味噌，所以日本有句俗語「手前味噌」，原指對自家製味噌的自信，衍生為帶有「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意味。
味噌的起源，主流說法是從中國引進日本的「醬」，最早記載在西元701年《大寶律令》裡稱的「未醬」，意指尚未成為醬的固形物，再逐漸演變為味噌。
味噌起初是貴族才能享用的高級蘸醬，直到鎌倉時代（1185-1333年）從中國傳入的研磨碗帶來重大變革，人們得以將味噌磨成糊狀物並溶解於水，揭開了「味噌湯」的序幕；室町時代（1336-1573）因大豆產量增加，農民開始在家製作味噌，讓味噌湯逐漸普及並晉升為「國湯」。
有趣的是這碗看似溫和的湯品，在15世紀以降的戰國亂世中搖身變為重要軍糧。日本飲食文化專家永山久夫整理各家兵書，發現為了保存、運送與戰場食用，武士們研製出各種「便攜式味噌」，有經過日曬或煮乾的乾味噌、燒味噌，也有搓成藥丸狀後曬硬的玉味噌，最巧妙的莫過於「芋莖燒」，把芋頭莖曬乾綑成繩子狀，再用味噌熬煮後曬乾，在戰場上只要取出一小段放入頭盔等容器加水加熱，就是維繫生命的樸實力量。
日本療癒系作家小川系的《趁熱品嘗》裡有篇「小呼的味噌湯」，描述小呼的媽媽秋子產後癌症復發，離世前對5歲女兒「特訓」學煮味噌湯，堅持從剝小魚乾熬湯底一步步做起，還要小呼承諾：「出嫁以前，每天要幫爸爸煮味噌湯！」
小呼遵守承諾20年，在出嫁日的清晨如常為父親煮了味噌湯，並吐露深藏多年的歉疚，說：「對不起……媽媽如果不生下我，或許能陪在爸爸身邊更久一點。」父親輕柔回應：「說我完全不寂寞，那是騙人，但，這碗味噌湯裡，有秋子。」這一刻，父女倆在味噌湯的滋味中達成了某種新的契合與理解。味噌湯，是傳承自媽媽守護之心的溫暖。
台灣傳統雖有豆醬，卻沒有食用味噌的習慣。味噌是日人統治後的新興食品，甚至成為「同化教育」計畫的一部分，公立學校每天早上為台灣寄宿學生提供味噌湯，幫助他們熟悉日本飲食，尤其在1940到1945年的戰爭時期，味噌、柴魚等日式食物更經由配給制度加速普及到台灣人的餐桌。
當時新竹士紳黃旺成在日記裡多次提到味噌湯，台南醫師吳新榮也於1938年的日記寫下「我們喜歡並且經常吃澤庵（醃蘿蔔）、味噌湯、生魚片、壽喜燒」，然而這種飲食文化的強制性滲透也引發一些台灣人的焦慮與反抗心理，小說家吳濁流在〈先生媽〉一文就嘲諷那些早餐「只吃味噌汁，不吃油條」的皇民化台灣士紳，突顯部分台人對飲食生活日本化的抵觸情緒。
二次戰後，味噌已是台灣人的重要調味品，加上美援黃豆大量進入，持續推升味噌製作與消費量，如台灣省味噌工業同業公會在1957年就曾希望省物資局按月配售美援黃豆700公噸，以滿足市場需求。時至今日，味噌湯從平價便當店到高檔餐廳都能見其蹤跡，甚至發展出貢丸蛋包（花）味噌湯，成為許多人吃涼麵的標配，味噌在台灣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
以往常上門的北投小吃店，味噌湯一度因老闆喜好從白味噌換成赤味噌，豆香更濃郁卻也偏鹹，兩度忍不住請老闆娘加些開水，沒想到後來上門，發現我的味噌湯碗變大了些，鹹度也適中，原來是老闆娘悄悄地為我調淡鹹味，卻堅持味噌分量不能少，就換了一個稍大的碗。小吃店，小的是店面，大的是體貼的心與靜默流淌的情。
曾因工作在嘉義生活近三年，調離前向黃敏惠市長辭行，她問及我對嘉義的印象，愛吃的我脫口回答：「眾多火雞肉飯各有千秋，唯一不變的是無論寒暑，附贈的味噌湯永遠燙口。」這份對溫度的堅持，就像諸羅古城人的好客與真誠，永遠溫熱我這名過客的心，成為「嘉（家）己人」。
味噌湯，家家有各自的「味」，「口曾」喝過的湯，鹹淡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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