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選自聯經出版《如果可以好好說再見》，作者宮下洋一】
造訪「解脫」
洛桑是一個位於巴塞爾和日內瓦之間的湖畔城鎮，距離巴塞爾約兩個小時的火車車程，瑞士國內最大型的協助自殺組織「解脫」的法語區總部正坐落在此。在各地區通用語系不同的瑞士，解脫另外還有一個德語區總部位在蘇黎世。
和普萊希克第一次見面後的隔天，也就是一月二十二日，我便前往造訪。
「你好！」留著濃密八字鬍的解脫法語區總部董事長傑洛米．索伯（Jerome Sobel，六十三歲）向我打招呼，為我開啟了大門。他的本業是耳鼻喉科醫師，對他來說，解脫的活動是他的副業。
解脫創立於一九八二年，是全世界第一個協助自殺組織。提起這個組織，就等於在述說關於瑞士協助自殺的歷史。
隨著醫學逐步發展，在普遍認為死亡很遙遠的一九七○年代，由於維生治療的進步，全世界也掀起一場關於「死亡權利」的討論。其中的伏筆就是荷蘭的「波斯特瑪判例」（一九七一年），以及美國的「凱倫．昆蘭案」（一九七五年），這部分的詳情留待後面章節再說。在對維生治療的批判聲浪日漸高漲的瑞士，也於一九八一年召開了「死亡自主權」會議，針對人的臨終方式進行討論。隔年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二十位有志之士便共同創立了解脫。他們展開了一場運動，將過去醫師擁有的治療決定權等特權交回患者手中。具體來說，這是一場賦予「Directives Anticipées」（載明停止維生治療等患者期望的醫療行為的聲明文件）實際效力的運動。
瑞士對於協助自殺並沒有任何「明確規範」，雖然政府在過去數十年來，曾數度針對協助自殺的法制化進行討論，不過每一次都是以失敗收場，於是，協助自殺最後便以鑽現有刑法漏洞的方式被大家所接受。
到了二○○四年，相當於日本醫師會的瑞士醫學科學院（Swiss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以協助末期患者為指導方針，承認了協助自殺的行為，但不變的是，這種行為同樣必須在患者「自我負責」的原則下方能進行。索伯醫師表示：「協助自殺最後是由患者本人來執行，這一點和（積極）安樂死有很大的差異，因為這當中沒有（以金錢為目的等的）利己動機存在的空間。」
在絕對尊重患者自我決定的瑞士，想接受協助自殺的人，必須先成為協助自殺組織的會員。因為如果沒有加入會員、提出事前聲明書，也就是在重症或事故發生之前沒有做好最終選擇的聲明，就無法證明是患者當事人的意願。
解脫法語區總部的會員人數共有二四二二五人（二○一六年），其中男性占三十三．三％，女性占六十六．七％。二○一六年接受協助自殺的患者有二一六人，以年齡層來看，最多的是五十一歲以上、未滿七十五歲的人，占了五十九％；其次是七十五歲以上，占三十三％，五十歲以下則占八％，而未成年者不得成為會員。另外，德語區總部（包含義大利語區）的會員人數更多，有十萬四二○○人。光是二○一六年，就有七二○位患者透過協助自殺死亡。
解脫不同於尊嚴和生命週期的是，「僅限瑞士當地民眾入會」，不接受外國患者。因此生命週期的普萊希克才會忙得不可開交，她經常感嘆，「如果其他國家也可以承認協助自殺，我就用不著受理這麼多患者了」。
對此，索伯則抱持批判的態度。
「解脫不接受外國患者的原因之一是，這會大幅增加我們的時間和精力成本。我們擁有兩萬多名會員，這些人是我們最優先的工作項目，假如再接受外國患者，一定會超出我們的負荷。另一個原因是，如果患者就在瑞士當地，我就可以和熟識的醫師討論、針對診斷報告評估，也可以和患者在家進行一對一的談話，或是和家屬共同討論。這些都可以讓協助自殺的過程進行得更順利。相反的，尊嚴和生命週期卻得遠赴國外進行這些作業。但我的本業就在這裡（耳鼻喉科），所以我不需要做到那種地步。」
解脫採取的協助自殺方式也和其他組織不同，是由患者喝下致命藥物來結束生命。據說從喝下藥物到死亡，大約需要三十分鐘，如果是像普萊希克以點滴注入高劑量的致命藥物，則幾十秒內就會斷氣。然而，一般組織似乎不太使用後者的方法。
接著是費用的問題。解脫的會員年費為四十瑞郎（約四六○○日圓），退休人士則是不到三十五瑞郎（約四○○○日圓）。和對外國患者大開門戶、會員年費需要數千瑞郎的生命週期和尊嚴相較，費用差距非常大。「只要是我們的會員，我們都會免費提供協助自殺的服務。」索伯強調。
「我當年還在念醫學系的時候，長年深受神經性重症折磨的奶奶，曾經要求我幫她結束生命。但我當時還只是個學生，根本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看著她受病痛折磨而無法解脫，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
這段年少的回憶，後來讓他產生了使命感。採訪最後，他像是自言自語般喃喃說道：
「我希望可以在死亡這件事情上提供協助，讓大家不必痛苦地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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