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家 以死亡為生

【文／摘自好讀出版《死亡大事》，作者湯瑪斯‧林區】

我老爸是禮儀師，五個兄弟裡面有三個是禮儀師，市區附近有四家葬儀社掛著我家的姓氏，也就是我爸的姓；三個姊妹裡，有兩位在其中一家葬儀社負責生前契約和簿記工作。這是一個奇特的算式，像經營著某種家庭農場，一群人在自家四十畝地上記錄著人類的感情。我們以死亡為生，就像醫生以疾病為生，律師以犯罪為生，神職人員以人類對上帝的畏懼為生一樣。

我老爸堅持稱同業稱為「工作夥伴」，而非「競爭對手」，他說這樣可以讓我們聽起來像醫生或律師，像某種專業人員，那種你有麻煩就可以在大半夜打電話求助的人，那種逐漸將職業與內在合而為一、從裡到外都是工作的人。

提到我們這行，就得說說我們是什麼人，做的是什麼事。我們總是和死亡、臨終、哀痛、死別這些字眼脫不了干係。某些聽起來很強大的名詞如生命、自由、追尋什麼什麼，嗯，你明白的，而我們就是這些名詞的要害──我們做的是告別、永訣和瞻仰遺容的生意。我爸會跟他最信任的朋友開玩笑，說「我們是打垮你的最後一擊」；他會戲稱，喪禮上送的那些火柴盒、塑膠梳子和輕便型雨帽等廉價贈品是「尊榮服務」。

明天是我父親的忌日，他是三年前在佛州墨西哥灣岸一個島上度假時過世的。當時，他其實也沒去開隆冬年會（幾年前我媽過世後，他就再沒參加過），而是和某位女友一起租了分時度假公寓──她總是過分高估性有氧健身法的療癒力，或者說，也許她太低估我老爸心臟病的惡化速度。我們都知道這一天終將到來。

他鰥居第一年，總是坐在椅子上，神情落寞，一心等待那最後的結局。之後他開始和女人出去，他的兄弟都為他高興，姊妹則嗤之以鼻；我想，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性別爭議」吧。接下來參與工會的那兩年，他患了嚴重的心臟病，所謂嚴重，就是胸口像要撕裂、人倒下來等著讀秒的那種程度，而且每半年發作一次，準得跟時鐘一樣。他每次都逃出鬼門關，除了這一次。「四次裡逃掉了三次哪，」我可以聽到他這麼說，「結果到最後還是要死。」

他被這病折磨得夠了。即使到現在，我還是不禁想起大衛連（David Lean）導的老電影；最後一幕是這樣的，齊瓦哥脆弱的心臟「和紙一樣薄」，他覺得自己在莫斯科的街角看見拉娜了，於是他掙扎著下了公車，扯鬆領帶，最後走到人行道那兒，踉蹌兩步便倒下死去。死於逐愛，我們願意為之而死的愛，這就是我老爸──雖然他並非走出公車，而是走出他分時度假公寓的淋浴間；場景不在莫斯科，而在波卡格蘭德；但是他追逐著，毫不遲疑，追逐愛，逐愛至死。

我們接到他女友的電話時，很清楚接下來該做什麼，我哥和我之前就在腦子裡演練過。我們有個旅行箱，裡頭裝滿了處理屍體的傢俬，像是手套、處理遺體用的液體、針筒，林林總總應有盡有。搭飛機做行李檢查時，我們得和安檢人員解釋半天，要不然他們會以為我們用道奇牌波馬果防腐液做炸彈，或用上頭寫著「屠宰用外科器械」、裡頭裝滿他們從沒見過的不鏽鋼古怪器具箱子，挾持機艙人員。

當我們抵達葬儀社，他們也已經把他，嗯，把他的遺體帶到那兒了。當地禮儀師問我們，是不是確定要做這件事──畢竟，那是我們自己的老爸，不是嗎？他很樂意為我們打電話找一個他自家的遺體處理師。我們跟他保證絕對沒有問題。他帶我們進入一間前置處理室，裡面是熟悉的白瓷、磁磚和日光燈，整整齊齊，帶著科學的氣味，像是為了展示人類死亡時惶惑恐懼的模樣，像是要看看我們會多輕易改變剛剛的決定。

有件事是我們一直承諾老爸的，儘管現在再怎麼拚命想，也記不起當初是怎麼答應下來的；這個承諾就是──當他死的時候，我們這些兒子會處理他的遺體，為他著裝，幫他挑選棺木，幫他做好計畫，準備訃聞，聯絡神父，訂花，訂餐點，守靈，打點車隊，辦好彌撒和葬禮。也許這個承諾是我們彼此都心領神會的。他的喪禮本來就不需要他經手，這是我們的工作。雖然他經手過上千場，但從來沒提過自己喜歡什麼樣的喪禮。不管我們再怎麼逼問，他都只是說：「你們知道該做些什麼。」我們的確知道。

有一個說法稱為「不過是個軀殼」，內容是關於我們該怎麼跟別人提到遺體這個東西。你常常會從一些人口中聽到這個說法，像是年輕的教士、相識許久的家族朋友、滿懷好意的姻親，也就是那些看到別人新近因失去親朋好友而悲痛、自己感到坐立難安的人。當領著一對父母去看他們死去的女兒（死因也許是車禍，也許是遭男性暴力殘害而被丟在路邊腐爛），在他們第一眼見到女兒時，你就會從旁人口中聽到「不過是個軀殼」這說法──悲傷無從安慰時，便用這個說法來安慰；哀痛無法撫慰時，便用這個說法來撫平。

在傷害已然造成、傷心欲絕抽噎不止的一呼一吸間，有些無知的人因震驚、因出於好意就會冒出一句「沒關係的，那不是她本人，只是副軀殼」。我看過一位聖公會的執事被一名母親狠甩巴掌而臉上差點掛彩，女兒年紀輕輕死於白血病，這位執事便以這個說法相勸。這位女士這樣回答：「是不是『軀殼』我會告訴你。從現在開始，我要是沒說什麼，她怎樣都是我的女兒。」她所主張的，是一直以來生者所擁有的權利，去宣告死者已死的權利。就像我們經由受洗來宣告生者為生，經由婚禮來宣告兩人相愛，而喪禮則是我們拉近已經發生的死亡與所關切的死亡之間距離的方式，那是我們為自身渺小而重要的歷史賦予意義的方法。

於是我們辦洗禮、婚禮和喪禮等儀式，引導生者、愛侶和死者從一個身分轉換到另一個身分。在這個轉換過程中，重點並不在於儀式辦得「好不好」，而是儀式本身的「意義」。在一個慣以「功能不正常」來形容人事物的世界，一具停止工作的身體似乎還有一點點用處，因為它的「不正常」比起以性和家庭事件為取向的新聞更搶眼，更受到小報和脫口秀的青睞。

但是打從一開始，一具不工作的身體就是我們用來證明活人已死的證據。當尼安德塔人第一次為死者挖洞，這個死去的活人本身便激起了一種預想，我們便在這個預想之中提出疑問，疑問死亡的面貌究竟是什麼樣──「就這樣嗎？」「那代表了什麼？」「為什麼這麼冰冷？」「我以後也會這樣嗎？」

所以，在悲痛剛發生的當下，試圖用「遺體只不過是ＸＸ」這樣的句子好讓傷痛降到最低，是沒有什麼用的，就好像我們對一個因化療頭髮快掉光的女孩說，她今天「只不過髮型有點亂」是一樣的。

又或者我們這麼說是希望那個女兒上了天堂，但這個希望乃出於我們相信基督復活的是一具軀體。要是祂選擇的不是釘上十字架，而是以貶低自尊的方式來赦免世人的罪？要是祂復活的不是「軀體」，而是祂的一種存在（或說是「上帝的理念」）？那麼你想，他們會為此更改歷史嗎？那些已經過去的十字軍東征？那些被燒成灰燼的女巫？復活節本身就是一個聖體和聖血的節日，沒有其他象徵意義，沒有什麼隱喻，沒有可妥協的空間。當然了，如果祂復活的時候身體少了點什麼，那麼教會的執事跟我們的很多同行都要關門大吉了，要不就是回家去乖乖守著星期六的安息日，吃著慎選的食物，也不用過什麼聖誕節了。

剛剛死亡的身體並不是什麼殘屍或遺骸，也完全不是任何象徵或存在。它們更像是一個經過改變、培育或孵化的新事實，裡頭鑲著我們的名字和日期，掛著我們的相片和肖像，我們的兒女和孫兒肯定會看到、聽到這個新事實，一如我們呱呱落地時父母耳中聽到的聲音。因此，懷著敬意、用體貼謹慎的態度對待這樣的新事物，是比較明智的。

我以前就看過我爸躺平的樣子，後期大部分是在加護病房，他做完冠狀動脈和血管繞道手術之後。他對降臨在自己身上的一切無能為力，但在此之前，他還是那個大剌剌躺在客廳地板、把我幾個弟弟凌空拋接著玩兒的男人；還曾經身上全套行頭一樣不缺（三件式黑西裝、條紋領帶、雕花皮鞋、鬍子刮得乾乾淨淨），在他開的第一家葬儀社辦公室裡偷閒小睡；還曾經在浴缸裡放聲高唱海軍陸戰隊隊歌──儘管在南太平洋得過瘧疾。在我小時候，他就像每個孩子在街頭向玩伴炫耀自家的老爸那樣無所不能。我十幾歲時，他也會死這件事還很不真實；到了二十幾歲，這件事成為一種恐懼；三十幾歲時，已經變成纏繞不去的可怖幽靈；而在我四十幾歲的現在，它成真了。

但是我看著他，四肢伸展的躺在邁爾斯堡安德森停屍間的遺體處理臺上，耳朵、指尖泛著心臟病特有的藍紫色，並沿著他的身體末梢到達肩頭、下肋、臀部和腳跟。這時我還在想，我爸死的時候，看起來就會是這個樣子；然後，就像有扇門突然在你背後砰一聲關上，這句話的時態變成難以逃避的現在式──這是我爸爸，他死了。我和我哥哥相擁痛哭，為了彼此，也為了此刻還在密西根家中的兄弟姊妹。然後我親了老爸的額頭，是他的額頭，這還不是一副軀殼。接著，我們按照老爸訓練我們的方式展開了工作。

他是一具很合作的屍體。雖然有動脈硬化的問題，但他的循環系統還是讓屍體處理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他是剛洗過澡才死亡，所以身上很乾淨，也刮了體毛。他不曾在安寧病房或類似的照護設施臥病過，因此身上沒有任何瘀青，身體內部也沒有醫生安裝的管子。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死亡方式──猝不及防的被死神逮住，乾淨俐落。這也許是發生在一整天悠閒的海灘散步、為孫兒撿了貝殼之後，也許是和公寓室友的一陣骨頭碰撞之後──雖然她從沒說過，而我們也從未問過，只能希望老爸的最後一天是這樣度過的。

接下來我們按摩他的腿、他的手掌、他的手臂，好讓防腐液體均勻流到身體各處，看著他指尖和腳跟的藍紫色漸漸淡去，彷彿防腐劑撐住了他，在他的身體裡循環生效，好讓我們有時間與他告別。即使老爸現在已經死了，沒辦法感覺到我或其他人的心意，我還是覺得自己正在為他做點什麼。

同樣的，他的身體也承載著某種歷史──有我媽名字的刺青，是二戰期間他十八歲服役時刺的；修剪完美的小鬍子，我看過他拿我媽的睫毛膏染黑它，當時的他比現在的我還年輕，而我當時也比我孩子現在的年紀小；一個做過五次繞道手術的疤痕；一個他從沒拿下來過的匿名戒酒會獎章；一枚他四十歲生日時，我媽送他的印章戒指，那是我們同心協力在瓶子裡存了五十塊美金買的；還有漸漸花白的胸毛、光裸的腳踝，以及總能在飛機頭等艙男人們頭上和理髮店雙面鏡看見的雄性禿。處理老爸的時候我想到，我們今天如何葬了親人，接下來也要輪到我們。最後我得說，我自己死了之後可能就是我老爸這副模樣。

或許我爸就是在隆冬年會時，第一次思考自己做的是什麼工作，又為什麼要做這個工作。他總是告訴我們殯葬工作必須做到「de rigueur」，抱歉，這是法文，意思是「嚴謹」。在南北戰爭時期，我們歷史上第一次死那麼多人（絕大部分是男人，是士兵），他們死在遙遠的異鄉，遠離悲傷的家人。殯葬業者在戰場邊的帳棚裡接下任務，就像一般人所想的，一步步為死屍消毒、防腐，以及「修復」（也就是合上他們的嘴，縫好彈孔，把斷肢或殘肢拼湊回去），然後送他們回老家，回到他們的妻子、母親、父親和孩子身邊。

如此大費功夫和金錢是基於「喪禮必須有死者在場」這個前提，更正確點說，是生者需要他們在場。這樣，生者才能將他們交託給上帝或眾神或管他是哪裡的誰手中，之後讓他們入土或入火為安。就像我爸說過的，人類的遺體出席並參與喪禮，在每一刻都非常重要，重要程度等同於婚禮上的新娘、洗禮上的嬰兒。

因此，我們帶過世的親人回家，把老爸的身體用飛機運回來，傳真訃聞到地方報刊，打電話給神父、教堂司事、花店老闆和石匠。我們無法用言語表達的事情，便以行動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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