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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平台/台灣醫學人文的批判性轉向——一段自我省思與實踐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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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文應該是一種持續的謙遜與敏銳的觀察,它必須對醫療本身的知識權力有所自覺,是一種由下而上且去中心化的知識產出與實踐。圖片為示意圖,非當事人,圖片來源:ingimage。
醫學人文應該是一種持續的謙遜與敏銳的觀察,它必須對醫療本身的知識權力有所自覺,是一種由下而上且去中心化的知識產出與實踐。圖片為示意圖,非當事人,圖片來源:ingimage。

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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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本週由馬偕醫學院提供「醫學人文的教與學」。一位資深的醫學教育負責人提出醫師與學生在醫院定期舉行「人文教育個案討論會」的心得,並且分享他們目前發展成每兩個月一次「全院臨床醫學人文討論會」的心得。→想看本文

一位長年專攻醫學人文的醫師老師提出醫學人文應該是一種持續的謙遜與敏銳的觀察,它必須對醫療本身的知識權力有所自覺,是一種由下而上且去中心化的知識產出與實踐。

一位醫學系六年級學生分享他在實際的全人醫療討論會上,提出自己這組的報告內容外,也同時能聽到別的同學所負責病例的情況,讓自己有更多反思的機會。聽到更多醫師前輩們分享他們自身的經驗,能領悟到醫師們隨著醫院服務的年資增長,有可能會遇見什麼樣的問題,而學生又該如何從中調整自己的心態。

醫學人文這個詞彙的使用在台灣是有些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於它往往被視為追求一種過於理想化的醫療實踐範式,而當它成為醫學教育的一項指標時,教師們自己也都常常在教學法上感到困惑。這篇文章,算是從台灣醫學發展與醫學教育改革的歷史脈絡中,對實踐醫學人文的難題提出回應。這是一篇類似自我民族誌的書寫,從回溯醫學生時期對醫學人文的思辨,到成為執業醫師,以及成為一名在醫學教育領域教授社會科學的學思歷程中,探討究竟屬於台灣的醫學人文是什麼。

起點:醫療傳道典範

父親出生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兩年的南台灣,屬於戰後嬰兒潮的一代,當時的台灣社會中,大抵有種透過成為醫生來達到種階級流動的想法。從高雄醫學院畢業後,我的父親選擇了精神醫學,並開始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工作。當時彰化基督教醫院的院長是蘭大弼醫師,他來自英國,是醫院創辦者蘭大衛醫師的兒子。

事實上,台灣的現代化醫療最開始始於傳道工作。傳教士在十九世紀中期分別從蘇格蘭、加拿大來到台灣並建立醫院,同時宣傳福音。而我從小聽聞父親講述蘭醫師家族的故事,也將蘭大衛醫師家族「切膚之愛」的膚移植手術嘗試,當作是醫者的實踐典範。我把這種無私的愛視為理所當然。雖然,若從現在醫療實踐的標準來看,這個故事本身涉及了許多值得探究的倫理議題。不過當時那樣的故事確實帶給我一種全然的利他主義的典型。

醫學人文營:南方的思辨

我在1998年甫進入醫學院時,有幸參加了台杏基金會舉辦的醫學人文研習營。台杏基金會是一個由醫師創立,致力於推廣台灣文化的組織。記得當時基金會董事長江自得醫師在營隊中提及英國科學家查爾斯‧史諾(C.P. Snow)的《兩種文化》,指出台灣醫界面臨失落人文關懷的問題。

事實上,台杏基金會的創立,來自於台美基金會頒給陳永興醫師的獎金。陳永興醫師作為一個台灣政治與社會改革運動的倡議者,某種程度也是傳承了日治時期一部分醫者介入社會的理想精神。事實上,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有許多醫師參與在其中。有一個說法是因為在政治高壓的年代,人們無法自由選擇職業。從治日時期,到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許多知識分子選擇當醫生,並且領導了社會改革的運動。台杏基金會的設立,也有很強的社會改革理念。

但醫學人文的詮釋與實踐,畢竟不會只有一種樣貌。1999年夏天,高雄醫學大學的學生們承辦台杏基金會醫學人文研習營,當時學生們以組織整個學期的工作對的形式,一起規劃了營隊的課程,營隊不但包含了向前一年有的台灣文化,也把更多原的議題納入課程裡,例如原住民議題、愛滋病關懷、家庭暴力等等,放進營隊的課程當中。

當年的九月,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給台灣帶來非常巨大的影響。地震帶來許多的傷亡,但也有許多民間的組織也更積極的運作了起來,而早跟的社區組織工作也成為一種實踐範式,影響了之後高醫學生進一步在隔年成辦營隊的內容。2000年的夏天,高醫學生再度承辦了台杏基金會的醫學人文研習營,我們就把南方的思維帶進營隊中。

所謂南方的思維,便是一種去中心的,從社區裡長出來的批判思維。營隊安排了學生進行了短期的田野工作,讓學員透過觀察認識社區。

千禧年的改革:雙向的取徑

兩千年時,台灣經歷了一場重大的政治變革,經過半個世紀的一黨專政,台灣第一次經歷政黨輪替。而在那樣的時空下,台灣的醫學教育也有了許多的重大變革。其中一樣就是評鑑制度的建立。兩千年時, 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TMAC)成立。

由於過去台灣醫學院校的教育被美國的評鑑制度視為品質不佳,TMAC便依據World Feder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的條文來規劃評鑑制度。而TMAC也開始重視醫學系的課程是否有醫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因此,醫學院校逐漸開始招聘具有社會人文背景的教師。

政黨輪替之後,有些社會或是政治改革的運動開始消退與轉向。有一部分是,反對運動的倡議者陸續進入了公部門工作,而過去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學生運動也逐漸式微。然而此時,社會運動的視野與行動,逐漸不再以反對專制政府為主,一方面,把視野轉向民間社會的社區運動,也關心更多元的批判性議題。

有意思的是,醫學教育改革的路徑也有這種雙向取徑的樣態,一方面,由評鑑制度而來的課程規劃改革,著重在課程結構的改變,例如強調小班教學,以及在臨床訓練之前豐富醫學人文的教育等等。然而同時,學生們啟動了由下而上的改革倡議。例如在高醫,同學們自主組織工作坊,討論自己想要上的課程並落實開課。

2002年,一場由台灣醫界聯盟、陽明醫學院、醫學生聯合會等資源串聯,強調「以學生為主體」的醫學人文教育改革研討會,號召全國醫學院學生參與,盛況空前。在兩千年之後,陸陸續續有更多海外的社會學者歸國進入醫學院校。他們也逐漸拓展了醫學人文教育與研究的路徑。那當中所提出的課程規劃,涵蓋了社區組織、性別議題、國際醫療等。同學們一方面倡議著醫學教育的改革,同時也自主的組織起許多社團活動,並且投入了不同的社會運動中。

跨領域學習與社會介入

近年來,我把工作重心放在人類學的研究,其實也是想要回應多年前在地震後的自我反省。九二一大地震那年我還是大一新生,隨著學生醫療團上山義診,卻對那種短期的介入感到不安。十年前,也就是大約2012年起,因為銜命參與醫院在原住民社區所發起的節制飲酒計畫,我看到了醫療介入的方法有許多問題,因此轉向人類學的學習。在英國成博士訓練後回到台灣,我有幸開始帶著醫學生上山進入部落田野,透過行走教室的課程,為的是讓學生們能夠在沉浸式的學習經驗中反省思考醫療的問題,從而建立所謂的文化謙遜或是結構識能。

事實上,雖然社會醫學在台灣的醫學教育現場尚未成為一種顯學,但是醫療工作者的社會實踐卻是始終不間斷的。比方說,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許多學生佔領了立法院,而許多醫護人員自發地進入議會保護學生的安危。在學運過後,有一些新興的改革性政黨成立,醫護人員亦自發參與站台,這意味著對這個世代的醫護人員來說,他們清楚地意識到社會不平等的狀況,不能只有在診療室當中就能解決。

這也呼應了某些學者所倡議的,結構識能的重要一環在於倡議的必要。近十年間,台灣社會經歷了一場漫長的公共辯論,討論同性婚姻的合法性。許多朋友們組織倡議,舉行同志與醫療研討會。最後更發動聯署,號召精神科醫師倡議婚姻平權。這些行動揭示了批判的醫學人文一些重要的態度,也就是永遠必須隨時察覺醫療本身的侷限,看見疾病的受苦所在並且在必要的時候挺身而出,在政策上與制度上進行改革。

精神科醫師舉行同志與醫療研討會,後來還發動聯署,倡議婚姻平權。同性婚姻平權示意圖,圖片來源:ingimage。
精神科醫師舉行同志與醫療研討會,後來還發動聯署,倡議婚姻平權。同性婚姻平權示意圖,圖片來源:ingimage。

結語:批判的醫學人文

若要問說醫學人文究竟是什麼?而什麼是有台灣特色的醫學人文?從近而十年來從醫學生到臨床工作者,從醫學到社會科學地跨領與學習與觀察的歷程,我或許會說,台灣的醫學人文的實踐本身,一直以來都帶有一種在文化與政治上的去殖民的態度,更是一種「批判的」醫學人文,它的核心意義在於它必須召喚一種因地制宜的關懷。

Viney、Callard和Woods(2005)指出,批判性醫學人文的概念不僅強調反思,還包括「行動主義、懷疑論、迫切性和寬敞性的醫學製造和重塑方式」。這個觀點成為分析台灣醫學人文在概念和實際變化方面的基礎。「批判的醫學人文」並不是一種倫理教條,或是單純的追求某種道德的好,來改良所謂的醫療服務的品質。正確來說,它應該是一種持續的謙遜與敏銳的觀察,它必須對醫療本身的知識權力有所自覺。是一種由下而上且去中心化的知識產出與實踐。

參考資料:

Viney W, Callard F, Woods A Critical medical humanities: embracing entanglement, taking risks Medical Humanities 2015;41:2-7.

醫學教育 地震 醫護人員 臨床醫學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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