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武漢肺炎在台灣還停留在境外及家庭傳播階段，但對經歷過SARS的台灣人而言，很容易又勾起17年前那段充滿驚懼的回憶。尤其是身為當時曾跑過SARS新聞的記者，當別人都拚命往外逃時，我們卻是死命往裡衝，如今想起，依舊難忘。
不敢讓父母知道
2003年3月14日台灣發現首例SARS病例，當時我主跑的是台北市政，並非醫藥新聞。但就在一個多月後，4月24日、29日，台北市和平醫院和仁濟醫院就分別因院內爆發集體感染而被隔離封閉，隨著疫情擴大，各家媒體可說路線不分東西南北、記者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投入了SARS新聞，我當然也不例外。當時跑SARS新聞壓力很大，深怕哪天換自己被隔離，更不敢讓南部的父母知道自己每天在衝SARS新聞現場，只能報喜不報憂。當時，和平醫院無預警封院14天，約1200名醫護人員、病患及家屬全都被封鎖在醫院內，震撼國內外，如何獲知院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成為各家媒體爭逐的焦點，為此更是各出奇招。
記者臥底院內採訪
當時我也接獲指令要設法採訪到院內人員，就在一籌莫展之際，報社長官給了我一支院內護理師的手機號碼，就像沙漠甘泉般，終於順利採訪到院內的景況。當時封院後，和平醫院拉起封鎖線，大批警方在周邊戒備森嚴，滴水不露，一位同業為了突圍，就設法躲開警察的戒備，在醫院周邊繞啊繞，眼尖發現一張醫護人員從裡面丟出的求救紙條，他如獲至寶，也成了一篇獨家新聞。
更有甚之，當時有周刊記者還以病患家屬身分「臥底」留在院內採訪、攝影長達10天之久，甚至還進入了急診室，後來被發現後，還引發不小爭議。
本報資料照片
醫藥記者成鬼見愁
當時醫藥記者可說是最大壓力鍋，「大家都怕醫藥記者啊！」雖然過了17年，一位資深醫藥同事到現在還記憶猶新，她說，大家一聽到自己是醫藥記者，就會退避三舍，如果是跑和平醫院封院新聞的，更是「鬼見愁」。一位同事當時駐守在和平醫院外，剛好被電視台畫面拍到她攔人訪問的身影。後來她到另一所醫學中心參加疫情記者會，卻聽到有同業竊竊私語「她不是守和平醫院的嗎？」異樣的眼神如箭矢般瞬間向她射來。
資深醫藥記者就說，SARS期間醫藥記者處境雖然都很慘，但還是有「分等級」，跑SARS的是一級，如果是跑和平醫院的，「那就是最低一級」，連參加別的醫院記者會都會被其他記者碎念，「那一刻真的有受到歧視的感覺」。
由於當時疫情都集中在北部，報社調派不少地方記者北上支援，為了防堵疫情，報社還在總社後方租房子，讓支援記者就近住在裡面；有報社則是在飯店租一房間，讓衝第一線的攝影記者可以到飯店洗澡、休息、傳稿，也避免把病毒帶進報社，殃及報紙出不了報。
戴著N95往內衝
當時除了支援和平醫院，我也負責仁濟醫院封院新聞。不久後，位在萬華的一處老舊出租國宅也傳出社區群聚感染，市政府緊急封街。當時接到報社指令，我騎了機車就往現場衝，還遇到另外同樣來支援的同業。到了現場如臨大敵，大批憲警都進駐、充滿肅殺氛圍。
當時我就戴著報社分配給記者的N95口罩，攔住趕著逃離現場的居民訪問。好不容易完成任務，我跟同業準備離去趕著發稿時，他意味深遠地跟我說，你看大家都往外跑，我們卻是要往裡衝。原來，在某一層面上，記者跟消防員的工作沒兩樣，永遠都得往第一線火場衝，既是宿命，也是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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