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選自聯經出版《麻醉醫師靈魂所在的地方》，作者主動脈】
死亡教我的事
山本小姐是我的臉友。有一陣子我們常在網路上聊天，後來我們在民宿見了幾次面。她有三個孩子，老大患有妥瑞氏症，常常會不由自主地發出一些聲音，或是出現肢體抽搐，難以控制的動作。
這其實也不完全算是一種疾病，只是腦部的荷爾蒙多巴胺分泌不平衡所導致，一般在青春期之後，症狀就會慢慢緩解。但是在求學的過程中，妥瑞氏症的孩子常常因為不被了解，會遭到異樣的眼光，或是被同儕團體排斥，老師也會誤以為是小孩子故意調皮搗蛋，甚至予以體罰。
有一次山本小姐跟我說，她知道她的小孩沒有什麼問題，她只是一個特別的孩子……她說這句話時，閃爍的眼神讓人知道她是一位多麼勇敢而堅毅的母親。
這一次她說她需要幫忙，有幾張健康檢查的報告要我幫忙判讀，於是寄了幾張報告給我。
我注意到這份報告的最上方，病人資料是一位三十八歲的女性。我心裡納悶了一下，覺得這個年紀的年輕人，正常狀況下不會特地去做身體檢查。果然如我所預期，第一篇抽血報告，沒有Ｂ肝，沒有Ｃ肝，肝功能、腎功能指數一切正常。第二篇是核磁共振報告，肝臟裡有兩顆腫瘤，肝臟局部節性增生（focal nodular hyperplasia），這是一種良性腫瘤，也不會怎麼樣。但是我心裡開始覺得怪怪的，一般懷疑肝臟有問題，都會用超音波檢查或是電腦斷層，很少用核磁共振，對肝臟而言，核磁共振是一種比較不準確的檢查。果然第三篇是超音波報告，但是也只寫著發現幾顆異質性的腫瘤陰影，沒寫什麼細節。最後一篇是腫瘤切片的病理報告，寫著肝癌。
我嚇死了，完全沒有預料到切片的報告是肝癌。一般而言，病理切片是最終、最精密的檢查報告，當然在很少數的狀況下，也有可能因為人為疏失看錯報告，但是只要切片說是肝癌，幾乎就八九不離十了。
電話那頭的山本小姐已經開始哽咽，心大概都亂了，說那是她的妹妹，才三十八歲，還有一個兩歲多的孩子，平常看起來人好好的，就突然被診斷出是肝癌……。我介紹了幾位業界有名的外科醫師給她，請她趕快帶妹妹去處理。
外科醫師說腫瘤太大顆了，手術切除的話，剩下的肝臟太小，病人會因肝臟衰竭而死亡，只能做肝臟移植或是栓塞。她們問外科醫師這樣算不算是癌症末期？外科醫師低頭不語……。
她叫我告訴她實話，她想要知道實話……其實我那時候看到報告就已經知道不妙，本來要給她一些暗示，但是覺得我只是一名麻醉科醫師，對這種疾病其實不若外科醫師了解，而且我也沒有看到病人，要憑幾頁書面報告就下診斷，實在太過武斷；萬一說錯了，讓病人徒增擔心，於是覺得這種事情還是由外科醫師解釋比較好。
單一顆的肝臟腫瘤還可以手術切除，兩顆以上的肝臟腫瘤，其實表示整個肝臟已經都是瀰漫性的肝癌細胞了，甚至已經有遠端的轉移。這種狀況若要手術，只有肝臟移植一個方法，但是要在這麼短的時間找到一個適合移植的肝臟，幾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數的病人都在等待的過程中死亡，而且移植成功的機率極低，預後非常不好，而血管栓塞一般只能控制腫瘤的大小，只是延長壽命的一種方式，根本無法痊癒。在這樣的狀況下，就算不是癌症末期，也離癌症末期不遠……。
她說，她的妹妹一直全身顫抖，她們兩個抱在一起哭泣。妹妹說要回家看看爸媽，直說以前應該更常回家探望爸媽才對。妹妹也要姐姐以後常常回家看看爸媽，就算沒有事情，回去走走也好。
她問我，假如捐肝給妹妹會有什麼影響？捐肝的人大概會有百分之一的死亡率，最主要的原因是捐出一半的肝臟後，假如剩下的肝臟太小，不足以負荷原本身體的代謝，捐贈者也會產生肝衰竭而死亡，但是肝臟本身會慢慢長大，只要撐過急性期，並沒有長遠的後遺症。她說，那又要引起另一場家庭革命。
我說過她是一位堅毅的母親，只要有一點點的機會，就算是機會再怎麼渺茫，她也會想要試試看。但是她也有自己的先生、孩子，她想要用自己的命跟自己的家庭去賭另一條命跟家庭，這需要多大的勇氣？
我曾經有一位病人需要肝臟移植，他有兩個小孩也都配對成功，於是小兒子決定要捐肝救爸爸，本來一切都已經安排妥當，就在手術的前一天晚上，小兒子的太太跪在我們面前，請我們不要開刀，不要取走她先生部分的肝臟去救她的公公。她也有自己的小孩，她不能冒著失去先生的風險，也不能讓自己的小孩沒有爸爸。
後來那位病人肝臟衰竭死亡。有時候我覺得人生是一件很殘忍、很令人疑惑的事情。假如你知道你的肝臟是你父親存活下來的唯一方式，但是因為某些因素你卻沒有作為，然後父親死了，你會後悔沒有捐肝嗎？會不會有道德上的譴責？接下來的人生，到底要怎麼才能過得下去？有些事不知道也罷了，但是知道了，又要怎麼假裝不知道？沒有十足的把握，千萬不要接受基因檢測配對肝臟移植。
她說她還有一個弟弟，但是弟弟已經離家很多年了，都不跟家裡聯絡，原因是跟父母處得不好。她說她的父母是嘮叨了一點，但是這一切也都是出自於愛。弟弟受不了父母碎念，就離家出走了。她也不明白，為什麼明明彼此相愛的人不能好好相處？母親跟她要弟弟的聯絡電話，好幾年沒有聯絡，接到媽媽的第一通電話，是要弟弟回家看能不能捐肝給妹妹，她的弟弟應該會瘋掉。
我暗示她不要這麼做，因為手術成功的機率應該很低。再來，因為我是疼痛科醫師，當然也因為我是疼痛科醫師，所以我的意見非常偏頗。我看過很多癌症末期的病人，所以在疾病的末期我傾向放棄延長生命。我一直以為死亡並不是最可怕的，不能好好的活著才是。死亡令人不捨，但是不能好好活著，其所承受的苦難，遠遠超過生命所能負荷。
於是我發現要「成為一名醫者」跟同時「成為一個溫暖的人」，彼此就是一件互相違背的事情。我期許自己是一個溫暖的人，永遠給人希望、愛還有陽光，但是真正的實情是，我常常讓人哭泣，對著病人說：「這手術的死亡率很高……。」讓他們失去希望，或是對著癌末的病人說：「我們已經沒有辦法治癒你的疾病，只能給你止痛。」我知道只要是人，總有一天都必須面對這種處境，只是或早或晚，但不管是早還是晚，都還是快到讓人措手不及……。
她問我，她還能做些什麼？我說妳已經做得很好了，妳只需要陪伴妹妹，給妹妹一些擁抱，然後說愛，在死亡的面前，教我們如何說愛。
作者簡介
主動脈
花蓮慈濟醫院麻醉及疼痛科醫師、關山慈濟醫院兼任麻醉醫師，著有《麻醉科醫師的憂鬱》一書。管理「麻醉醫師靈魂所在的地方」粉專，經營風眠會館民宿，過著半農半醫的生活。
不論是成為一個麻醉及疼痛科醫師，或是民宿業者，其目的都在療癒人心。身為一位醫師，療癒病人受病痛折磨的心；身為民宿業者，療癒旅人疲憊的心。
這篇文章對你有幫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