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募款千萬到健保首例給付花蓮慈濟見證CAR-T治癌突破｜元氣新聞｜焦點

細胞療法CAR-T 治療是癌症治療領域的一項革命性突破，它將病患自身的免疫細胞轉化為「超級導彈」來精準對抗癌細胞。藥價800餘萬元，也是健保給付最昂貴的癌症用藥。台灣東部第一個使用CAR-T 治療的病人，是花蓮慈濟醫院的周醫師；健保給付的第一例CAR-T治療病例也在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出版的新書「醫療希望在花蓮」，第一次清楚寫下，兩例CAR-T病例，是如何由醫師病人作首發嘗試，甚至由主治醫師李啟誠率先捐款50萬元展開的醫病感人故事：

懷具信念的募款
醫療是一場馬拉松，但CAR-T治療的啟動，卻更像是一場高空繩索的冒險，沒有保護網，無後援，只有一條細細的信念，在懸崖邊拉扯著我們往前。
論醫療能量，花蓮慈濟醫院早已有足夠實力與設備承接CAR-T，問題從來不是「能不能做」，而是「誰負擔得起」，由於尚未納入健保給付，美國公告價格是47萬美金，折合新台幣約1400萬，即便在台灣諾華藥廠給予特殊底價，也要1080萬元。
誰能承受得起？錢，是救命與放棄之間最沉重的衡量單位。
曾有病人的家屬聽到CAR-T療法時，便語帶無奈地說：「如果我有1千萬，我早就帶我爸爸出國看病了…你覺得我們會等到今天嗎？」
CAR-T不是不能做，而是做不起，它就像擺在櫥窗裡的黃金盔甲，閃閃發著光，卻是用鉛封住的門檻，把病人一個個擋在門外，讓他們看得見希望就在眼前，卻無法觸碰。
因此當我們決定讓周醫師接受CAR-T時，第一道現實就冷冷地站在我們面前，1080萬元的治療費用，全數自費，沒有健保補助，也沒有現成的專款可用。
這不僅僅是財務問題，更是一次對醫療價值的拷問。
高牆高昂費用的阻撓
價格，是病人與CAR-T細胞療法之間的一道牆，橫在醫師與一條命之間。
我們不是沒見過昂貴的治療，例如標靶藥、罕病用藥、器官移植等，每一樣都是挑戰，但是在台灣的健保制度中，金錢從來不是我們習慣討論的語言，只不過當制度還來不及張開手臂，一筆錢，就能成為一條命與一個未來的分界。
CAR-T代表的是一整個新技術時代的開端，而1080萬這一筆錢，就是那把開啟未來之門的鑰匙，同時也象徵著台灣在接受CAR-T細胞療法的同時，相關的體制仍未具足。
爭取要讓CAR-T納入健保還有好長1段路要走，但是周醫師的生死就在分秒之間，我們無法再等，李副院長（編按：李啟誠醫師是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　兼國際醫學中心主任、幹細胞與精準醫療研發中心免疫暨微生物治療科主任）來到我的辦公室，坐在那張橢圓小桌旁，神情堅定的告訴我：「我們勢必要啟動募款，我自己願意先捐出50萬。」
我還沒回神，他便接著補了一句：「既然是我鼓勵他走這條路，我就該付出。不能叫他一個人去當白老鼠，我自己站在岸上看。」
那一刻，我深受震動，也想起了他曾有一次跟我談起目前的醫療困境時，最後所總結的那句話「我們太習慣無效的治療了。」
這是李主任所歷經的無數苦痛後的體悟。
曾經，他有過這麼一位病人，歷經多次化療與幹細胞移植，但淋巴癌卻始終在體內猖獗亂竄，病灶反覆出現，最後依然不得不進入安寧療護。「在整個治療過程中，我們給他的最後三線藥，幾乎只是為了做完療程，不是為了讓他好轉。」他語氣是那樣地冷靜，但我聽見的，是一名醫師的無奈與憤怒。
「CAR-T或許不能治好所有人，但它至少有真正『治癒』的可能。」他看向我，眼神銳利如初學醫時的熱血青年，「我們不能再用延命的方式去欺騙病人說：『你還有希望』。我們應該拿出真的希望。」
而如今，他期待能在周醫師身上看見希望。
這不是一位醫師該負的責任，制度沒有要求他這麼做，沒有人會責備他袖手旁觀但他不僅選擇了走進這場風暴，還親手把第一筆燃料放進火堆裡。
我心裡明白，這不只是錢，這是一種信念的聲明，把我們從「要不要做」，推進到「我們非做不可」。
拾柴眾人點一把希望之火
李主任一邊奔忙CAR-T的運轉，一面啟動了專案募款。
募款之於花蓮慈濟醫院而言，是再日常不過的風景，過去我們募款蓋病房、添設備、送愛到偏鄉，也協助許多貧困家庭度過醫療難關，但這一次，我們為的是一項制度未及的醫療創舉，為一位即將沒有明天的醫師延續天光。
在李副的50萬元之後，第一筆進帳的款項是來自一位癌症康復者的2600元；第二筆，是來自國外校友的3千元。接著，院內同仁、企業、慈濟志工、病友家屬，一筆筆將他們的愛匯入募款帳戶。
沒有人嫌少，沒有人問太多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筆錢不只是為了一個人，也是為了未來無數的可能。
不可諱言，在這起募款進行之中，仍然免不了得承受諸多的私下議論：「為什麼這個病人可以被特別幫助？」「以後是不是都要靠人情來決定誰有希望？」
但他沒有回應這些，他只是默默完成每一場會議、處理每一筆流程、陪伴每一晚病房的焦慮。
我知道他在承受，但我也知道，他願意這樣做，是因為他相信這不是特例，而是起點。我們不是要開1扇偏門，而是要走1條正道，透過這一次成功的治療，讓制度看到可能性，讓社會理解CAR-T不是奢侈，是必需。
募款帳戶的數字每天跳動著，我們在夜裡核對名單，在清晨打開信箱回覆每一封來信。有時候累得眼花，我心中卻感到無比清明，因為這就是醫療真正的力量，來自民間、為了救人。
我們兩人都深信，CAR-T這樣的療法，終將有一天會納入健保。但在那個「終將」到來之前，總要有人撐起第一把傘，站在風雨中，為未來抵擋第一道冷鋒。我們樂觀的想像，倘若周醫師最後步向成功，那我們就能證明，如此新穎複雜的療法，花蓮都做得到了，那麼全台灣就沒有不能做的地方。
1080萬，這個龐大的數字在短短數10個日子裡被一筆一筆、一人一人地拆解與燃起，最後成了一團火，燒出了一條嶄新的醫療路徑，也燒出了一個團隊對未來的信心。
啟動灰暗與天明之間
從CAR-T細胞輸注到真正發生療效之間，有一道我們無法預測的峽谷。那段期間，既像等待黎明，也像走過1場地獄的熬煎。
細胞回輸那天，是個灰冷的午後。
護理站前的燈光特別溫柔，彷彿也知道這不是一場尋常的療程。我站在觀察室外，看著李副一一向團隊交代細節，無論是注射速度、靜脈位置、劑量稀釋比例、緊急藥物的擺放位置、呼吸機的預備狀態等，還有得隨時待命的加護團隊。
這場療程沒有旁觀者。
當細胞輸入體內時，周醫師沒有太大反應，只是輕聲說：「就像打點滴。」
可我們知道，真正的風暴，往往在沉默之後到來。
72小時後，周醫師開始發燒，一開始是低燒，到了傍晚，他的身體開始發抖，臉色蒼白，血壓飄忽，意識間歇出現遲滯。他開口說話時，醫療團隊幾乎難以聽清楚內容，那聲音像被封存在玻璃瓶裡，漂浮著，模糊不清。
眾人最擔心的狀況還是發生了：細胞因子釋放症候群（CRS）與神經毒性反應（ICANS）。
護理師迅速啟動急救流程、李副親自調整相關劑量、加護團隊同步介入進行監測……所有的醫療系統，彷彿為了這一刻磨了數年，發揮最深的默契。
那一夜，周醫師在病床上經歷著自己的醫學教材。
在CAR-T細胞療法的世界裡，這樣的副作用並不罕見。發燒、昏迷、呼吸衰竭，有時甚至會導致死亡，這些風險，我們在簽署同意書時早已一一說明，但當風險從文件走進現場，每一秒都是重量。
走過地獄之路
CAR-T的細胞正準備回輸，周醫師的身體正一步步接受挑戰，沒有人能肯定結果會是什麼，這是一條沒人走過的路，但也無法再退縮了。
李啟誠主任每四個小時就重新審視一次藥物數據，因為他不想讓一點的誤差，導致周醫師倒在系統的接縫裡。
終於到了第六天，周醫師的體溫開始下降，神智慢慢恢復，甚至能夠睜開眼睛與人對話。大家都笑了，這是那種在刀鋒邊緣走過的人才會笑出的聲音，帶著脆弱、慶幸與一點點劫後餘生的驚歎。
接下來的幾天，他的狀況逐漸穩定，不僅免疫指標下降，腫瘤標誌物也開始有變化，李啟誠主任開始為他做追蹤檢查，骨髓切片、影像追蹤、血液分析，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我們不敢說周醫師在邁向痊癒，因為在CAR-T的世界裡，一切都要等三個月、六個月、一年才有答案，但至少周醫師跨過了第一關，重新站上生存的起點。
重整為新療法建置流程
那段日子，我們都在思考什麼是醫療的價值。
不是成功案例的數字，也不是突破技術的榮耀，而是在一個人快要放棄的時候，有一整個團隊守在他身旁，跟他說：「你不是一個人，我們陪你走。」
醫療，是人與人之間最深的牽絆，所謂的成功是在救回一位病人之後，能夠讓下一位病人不需要再從零開始。
看到周醫師的進步，李副院長第一件事不是慶祝，而是召集各科室開了一場內部回顧會。那天，他的簡報上畫著我們從病人評估、倫理審查、細胞採集、冷鏈物流、藥物申請、住院安排、急性期照護、追蹤監測到療效回報的整個標準作業流程。
「我們不能再讓下一個CAR-T病人經歷同樣的混亂與壓力，現在就要建一條標準化的流程。」他說，這次所做的簡報，其實是一份責任書，「周醫師的治療不是為了做一件壯舉，而是為了讓這項技術能留在花蓮，並且能夠成為常態。」
之後，整套流程建構，從文字到人、從制度到文化，李副院長與團隊一磚一瓦地搭建，整理了每一階段的文書樣板、建立跨科別通報系統、設置CAR-T專責小組，裡面包含血液腫瘤科、藥學部、護理部、加護團隊、社會服務室、感染科、資訊系統等單位的同仁，人人都有任務、人人都有回應時間表。
他們甚至重新編排急性毒性監測的日誌表格，把治療周醫師時手寫的反應紀錄轉化成電子模組，並納入臨床系統，這或許也是臨床第一線第一次看到醫療記錄不是做完才補，而是每小時更新。
改變打破現行制度的框架
CAR-T不是醫界的炫技舞台，而是一次醫學倫理的挑戰，逼得我們不斷自問：
「當有希望存在，卻價格高昂，我們該怎麼分配資源？」
「當病人等不到制度完善，我們能否先給一條可行的路？」
「當有醫師願意挺身而出，制度又是否能給予支援？」
一項醫療技術的進步，真正的挑戰從來不在於「做得到」，而是「能不能讓它活下來」。
根據衛福部估算，每年台灣約有400位病人符合CAR-T適應症治療標準，但卻只有寥寥數人能夠走完治療流程。其他人呢？他們多半死去了，在轉診、標靶藥物無效與化療副作用之間，一步步走入無聲的終章。
這是醫療與體制的困境。身為醫師，我們不想選擇沉默，更不能接受「價格」成為一個人能否活下來的唯一指標。
我們總想起過去的慈濟草創時期，證嚴上人如何一步步地在東部建起一所醫院，只為了讓「弱者有依靠」。那種初心，至今仍深植我心，若是今天，有一個病人、一個同仁，就在我眼前等著看是否能爭取一線生機，我卻無法伸手，那我還是醫師嗎？我們不能讓醫療進步的光芒，只照亮富有的人，如果制度來不及走得快，那我們就自己點燈。
如果健保給付的路是一片晦暗的山徑，那麼承擔中華民國血液及骨髓移植學會理事長李副院長就是那1盞提著光走在最前方的人。
為推動CAR-T免疫細胞療法，他很早就開始研究國際CAR-T臨床資料，他清楚地知道，美國有先進的細胞工廠與專門的審查制度，但台灣若要走得遠，不能只是仿效，而是必須建立自己的臨床運作模式與行政標準，因此他開始啟動自體製備細胞治療的合作規畫，研議與台灣GMP實驗室建構平台，並與其他醫學中心交換試行經驗；甚至撰寫培訓教材，帶著各家醫院的年輕醫師理解CAR-T治療的完整流程，從T細胞採集、冷鏈運輸、基因改造、擴增、監控副作用、追蹤病人回應。
另一方面，他也積極透過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與衛生福利部提出數據、修正建議，以支持CAR-T細胞療法未來納入健保的可行性。
這些流程瑣碎繁雜，每一個細節都可能成為失敗的導火線，但他從不嫌煩。
「我不怕花時間。因為只要台灣可以建立一套可持續的制度，未來就不會只有台北做得起。」這句話，我記得非常清楚。這不是為了他個人，也不是為了花蓮，而是為了讓整個台灣的病人都能有一條可選的路。
他跑遍健保署的審查會，說明會一場接著一場，不僅解釋給付條件，也補充臨床需求。面對健保制度的謹慎與預算的天花板，他沒有一次放棄說服的機會，他始終認為，這不是為了技術而爭，而是為了那些沒有退路的病人。
終於，2023年11月，健保署同意讓Kymriah這款CAR-T療法，納入暫時性給付清單。那天的陽光沒有特別明亮，但在醫療界卻有一道光筆直進入，一劑過去要1000多萬的藥物，如今健保給付後壓低到800多萬，這不只是價格的調整，而是制度對人的回應。
這一步走得不易，背後有無數資料、會議與堅持的重量。
很快的。在2024年1月2日，新的一年開始，花蓮慈濟醫院為全台灣第一位健保給付CAR-T治療受惠的瀰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病人張女士，進行CAR-T細胞輸注。
與疾病纏鬥九年的張女士，發病初期因身體不舒服，就醫檢查發現紅血球數量低下，就近在南部看了好幾個醫生，一年多後，才診斷出是淋巴癌，做過局部放射線治療、全身性化學治療，甚至參加了臨床試驗計畫，但是癌症還是繼續復發，當時感覺自己身體都快撐不下去了，後來才在親友的介紹下，來到花蓮慈濟醫院接受治療。
在CAR-T細胞治療進入台灣之前，醫療團隊曾經在2021年1月為她安排了骨髓自體幹細胞移植，當時也預期有高復發的風險，結果在2023年9月癌症再度復發。李副院長便與她及家人討論，進行CAR-T細胞治療的可能性。因此在安排化療之前，先擬定計畫讓張女士養好身體，包括收集好T細胞，預先做好CAR-T細胞治療的前期準備。
在成功通過健保給付審核後，張女士的T細胞在11月，由專機送往諾華瑞士總部進行後續製備，製成Kymriah®，在12月21日製成結束後，21毫升總共4億個經過基因改造戰力大為升級的CAR-T細胞，再由專機送返花蓮慈濟醫院。為求謹慎，醫療團隊特別安排她在骨髓移植隔離病房，由主治醫師免疫治療科副主任黃威翰將製備過後的CAR-T細胞回輸進她的體內。
張女士的丈夫黃先生回顧九年來看著妻子受到病痛折磨，尤其是在接受自體骨髓幹細胞移植時，當時看著妻子虛弱到像是去了半條命，真的很捨不得。
黃先生看到我時總是感謝說不完，特別是對於李副院長與威翰醫師帶領的照護團隊，一路的陪伴，還協助申請健保的給付，不然這麼龐大的醫藥費，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難以克服的關卡。
1年9個月過去了，9月1日，張女士夫妻回到威翰醫師的門診作例行追蹤治療。她在接受CAR-T細胞免疫治療後，身體復原得還不錯，正計畫10月與家人出國旅行。
醫療的價值，從來不只是救活一條命，而是為絕望之地重新點亮光。不只是在台灣，到花蓮慈濟醫院接CAR-T治療的病人中，還有三位來自越南，我記得有位14歲的越南女孩，自六歲起反覆復發，化療、骨髓移植都無法在她的身體發揮效果，直到她的父母帶著她來花蓮找李副院長，接受CAR-T治療，去年已康復回越南繼續學業。
我很慶幸，在行醫這條路上，有李副院長這樣的戰友，他是幹細胞與CAR-T的專家，更是我心中一位真正相信制度可以為人所用的醫者。而我們的努力，也凸顯台灣癌症治療的卓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