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終點的現場，除了急救團隊與家屬外，還有一群安靜卻堅定的存在。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器官勸募協調師邱琴芳表示，當醫院有病人呈現昏迷（GCS低於5分）且符合潛在腦死條件時，協調師即會接獲通知，但協調師最大挑戰，始終來自於家屬；曾遇過家屬原同意捐贈，卻在手術前反悔，甚至激動質問：「為什麼你們救不了我弟弟，卻要拿走他器官？」即使病人有器捐註記，若家屬無法釋懷，仍可能終止捐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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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讓愛延續，卻常須面對家屬質疑
邱琴芳指出，其實協調師最大的挑戰，始終來自於面對家屬，她曾遇過病人的兄長與姐姐原本同意捐贈，姐姐卻在手術前突然反悔，甚至情緒激動地質問醫師：「為什麼你們救不了我弟弟，卻要拿走他的器官？」在這樣的情境下，協調師需即時介入，讓家屬情緒有空間釋放與轉化，甚至選擇不再提及器捐，只求讓病人好走。
邱琴芳表示，協調師的工作並不是「說服家屬」，而是整個流程中，最早啟動醫療與倫理判斷的人員之一，她每日會查閱院內潛在病人狀況，特別是昏迷指數低於5分的病人，判斷是否可能符合腦死條件，並釐清是否因藥物、代謝異常等可逆因素造成昏迷，或已進入不可逆病程；當發現有潛在器捐可能個案時，協調師會與醫療團隊進一步討論，由主治醫師評估，該病人的臨床狀況是否已無治癒可能，進而確認是否可啟動腦死相關判定與器捐程序。
一旦確認病況惡化、符合腦死條件，協調師即會與家屬進行初次會談，耐心建立信任關係，循序漸進說明病情現況、腦死判定流程與器官捐贈制度，讓家屬逐步理解即將面對的醫療與倫理選擇，這一階段是整個過程最具挑戰的環節。若家屬同意進行腦死判定，協調師將依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與腦死判定指引，協助執行兩次腦死判定檢查，兩次間須間隔至少4小時，以確保過程合法且透明。
在眼淚與選擇間穿針引線，一腳踏進人生最深情現場
「一開始只是想找個白天班工作，進來才發現這份工作要24小時待命、365天全年無休。」回憶起當年轉職的動機，邱琴芳笑說，她原是護理師，看到器捐協調師的職缺就報名試試。真正接觸後，才知道這是一份極需耐心、抗壓與情緒照顧的工作。
邱琴芳談起讓自己印象最深，是一名30歲的年輕父親，在父親節當日因腦傷即將走入生命終點，太太伏在他身上大聲哭喊：「爸爸，父親節快樂。」當時他的小孩尚年幼，全然不懂死亡的意義，她陪伴這個家庭，努力完成父親最後心願，讓生命以另種形式延續，最後她輕聲問孩子：「你知道爸爸要去哪了嗎？」孩子對她說：「爸爸要去當天使了！」讓她當場淚如雨下，亦讓她明白這份工作真正意義。
溝通是解方，DCD爭議體現社會認知落差
面對前陣子，社會對於北部醫院的「心臟停止後捐贈（DCD）」產生疑慮，邱琴芳強調，無論是腦死或DCD，皆經過嚴格醫學與法律審核，每一步都需根據流程、團隊會議與家屬同意。她強調，器官捐贈在台灣有完善的法規與流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所有器官都經由器捐病主中心媒合，無法指定，也不存在特權。
邱琴芳表示，外界對器捐制度的不信任，多來自資訊落差與對死亡的恐懼，並強調「每一次器捐，都是家屬在極大悲痛下所做愛的決定，我們唯一能做，用專業與耐心，守護每個過程的尊嚴與透明。」
邱琴芳坦言，做這份工作最大的低潮，不是來自現場的壓力，而是社會觀感。「有時候在社區宣導，看到民眾經過我們的攤位寫著『器官捐贈』，就像看到病毒一樣趕快拉著孩子離開。」讓她心裡很受傷。
「生命教育真的需要從小開始。」邱琴芳指出，為了讓器捐意願更具說服力，近年器捐病主中心推動「聲紋卡」，讓志願捐贈者錄下自己的聲音，好讓家屬作為未來抉擇的依據。她也表示，大眾都該了解「器捐不該只是關乎死亡，而是愛的延續。」
邱琴芳小檔案
現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器官勸募協調師
經歷：
亞東紀念醫院 器官捐贈協調師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器官捐贈協調師
新光紀念醫院 外科病房護理師
學歷：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Podcast工作人員
聯合報健康事業部
製作人：蔡怡真
主持人：許凱婷、黃琬淑
音訊剪輯：黃琬淑
腳本撰寫：許凱婷
音訊錄製：擎天信使錄音室
特別感謝：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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