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更加發達的今天，站在病毒面前的我們，更安全了嗎？
答案可能恰恰相反。
2018年，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健康與安全研究中心發布研究報告─《應對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的技術》。報告的作者之一、該中心傳染病學專家阿米什‧阿達加說，人類在近半個世紀以來，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事件頻發的時期。
這個判斷不斷被印證。2019年9月，由世界銀行和世衛組織共同召集建立的全球防範工作監測委員會發布《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全球突發衛生事件防範工作年度報告》(下稱《年度報告》)。報告指出，2011年至2018年，世衛組織在172個國家和地區追蹤了1483次傳染病事件，包括「非典」、中東呼吸症候群、伊波拉、茲卡病毒等。
「這些疾病預示著高影響力、潛在快速傳播疾病的新時代的來臨。這類疾病更加頻繁地暴發並且越來越難以控制。」《年度報告》認為，世界正處於地區或全球災難性傳染病及大流行病暴發的高危之中，如果暴發，不僅會造成生命損失，還可能顛覆經濟秩序，造成社會混亂。
作為高風險病原，病毒尤其值得關注。
如果說病毒的進化就像在積攢火藥，需要導火線才能引爆，那麼在現代社會，無論是人口增長、環境惡化，還是人口頻繁流動、技術濫用風險增高…導火線變得越來越多。
更快、更擠、更危險
800萬年前，非洲，一隻黑猩猩由於捕食紅頂白眉猴和大白鼻長尾猴，感染了猴子身上的一種病毒，很快，病毒開始在黑猩猩之間傳播。
幾個世紀以來，喀麥隆的獵人捕食黑猩猩，也不時會被這種病毒感染。但在20世紀以前，這些獵人遠離人群，病毒沒能感染更多人。
20世紀初，非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部原本疏落的聚居地迅速發展成萬人以上的城市，人們從村莊大批遷移到城鎮，同時帶去的還有病毒。在人口稠密的貧民窟，它們迅速傳播。20世紀中葉，這種致命病毒已經走出喀麥隆，降臨剛果。隨後，被感染者沿河流和鐵路向非洲中部其他城市遷移，到1960年，病毒的腳步已經橫貫整個非洲大陸。
隨著剛果獨立，在剛果工作的海地人重返祖國，病毒也傳播到海地。到20世紀70年代，海地移民和美國遊客把這位「殺手」帶到了美國。當科學家終於在1981年發現這種病毒時，它已潛伏於全球，繼續感染了6000萬人，並讓其中一半人失去生命。這就是造成愛滋病的HIV病毒。
在全球化起步階段，愛滋病病毒從喀麥隆傳遍全球歷經了半個世紀。而在全球化、城鎮化加速的今天，病毒的擴散、感染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20世紀末，國際社會已經形成共識：傳染病造成的危險，是單個國家無法應對的。美國公共衛生問題專家勞里‧加勒特在《逼近的瘟疫》一書中寫道，「非典」疫情預示著一個新時期─傳染性致病微生物全球流行時期的到來。
如今的世界，人口更密集，交通更迅捷，也可能更不安全。地球上的人口在過去的50年間翻了一倍，人口密集的城鎮大量湧現，汙水、垃圾…汙染滋生著病菌。一旦發生傳染病，將有更多人被迅速傳染。
地理隔離曾是防止傳染病擴散最古老、有效的方法，也一度在傳染病出現的早期賦予了人類寶貴的「寬限期」，可以及時防堵。但從波音747飛機打破洲際隔離開始，地理隔離逐漸因為高速交通系統的發展被打破。人流高效轉移的同時，病毒也在迅速傳播。
「非典」暴發的2003年，中國春運期間的全國旅客運量為18.19億人次。隨著「八縱八橫」高鐵網的逐步完善、「村村通」硬化路的大量修建，2019年春運，全國旅客發送量達29.9億人次。研究者認為，更龐大的春運客流和更稠密的交通網絡，在數量和結構上都使新冠肺炎疫情比「非典」更容易滲透到全國。
曾被山海阻隔在世界另一端的新興病毒，如今離我們只有一班飛機的距離。上萬機場和每年46億人次的全球航空客運量，讓病毒可以降落到世界任何一角，且最長不超過36小時。
2017年，安哥拉和巴西黃熱病流行，黃熱病毒被一名從安哥拉回國的工人帶入中國；幾乎同時，裂谷熱病毒被另一名歸國人員帶入中國…這些事件的發生說明，人類越來越難預料下一次新發和再發傳染性疾病的暴發，以及病原的身分種類、出現的時間和地點。
150萬種風險
來自黑猩猩的愛滋病病毒、來自禽類的禽流感病毒、蝙蝠帶來的冠狀病毒，無一不在提醒我們，大多數惡性病毒傳染病都是野生動物體內的病毒「跨界」傳染給人類的。
《自然》雜誌曾在2008年做過統計，新出現的傳染病中，有60%是人畜共患，其中72%又是以動物為宿主的病原體引起的。
隨著野生動物棲息地被人類不斷侵占，人類與帶病毒動物間的物理距離正在縮小，病毒從動物到人的「溢出效應」正在加速。
曾在委內瑞拉西北部暴發的出血熱，原宿主就是當地叢林中的棉鼠和藤鼠。由於當地居民大規模開發農田，牠們失去棲息地，被迫在新建的農村社區中與人類接觸，很快將隨身攜帶的沙粒病毒傳染給人類。
在馬來西亞，人類的活動範圍加速擴張，當地人把養豬場建在了蝙蝠的棲息地旁。蝙蝠吃水果，水果被蝙蝠攜帶的尼帕病毒汙染後掉到豬圈，豬吃後染病，最終把病毒傳染給了人。
據研究者估算，大約還有150萬種未被發現的病毒在野生動物中流行傳播。
描寫伊波拉病毒緣起的《血疫》一書寫道，隨著人類技術的進步與對自然的大規模開發，我們似乎闖入了一個神祕黑暗的禁地，那些原本與人類相安無事的病毒，由於其原本的動物宿主被消滅，或者被當作人類維繫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物資源，因此，選擇了人類作為新的宿主。
警惕「殺手」復活
2017年，加拿大亞伯達省的一家實驗室中，一個科學團隊將重疊性DNA片段拚接在一起，人工合成了一種病毒，隨後發表論文對製作方法進行了介紹。
沒想到，這引起了軒然大波。被合成的馬痘病毒，與在1980年宣布已被根除的致命性天花病毒存在親緣關係。一種擔憂縈繞人心，科研人員製造這種病毒並附帶「說明書」的行為，是否可能降低其他人製造天花病毒的門檻，讓「殺手」復活？
高風險傳染病的病原體，並非一定來自自然。《年度報告》認為，隨著科技特別是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致病微生物也可能在實驗室中被研發和製造出來。
例如「功能獲得性研究」，就是通過在實驗室中人為增加病原體的毒力、易傳播性或宿主範圍，以研究病毒特性或評估新興傳染病。這類「雙刃劍」研究，一直伴隨著科學倫理和風險的爭論。
甚至一些病毒並不需要被特意製造。就在20世紀世衛組織宣布人類已消滅天花的同時，多個實驗室裡仍儲備著用以研究的天花病毒，一旦有人將病毒釋放，局面會再次反轉。特別是，人們現在已經不再接種天花疫苗，對這種病毒的免疫力正在減弱。
此後，世衛組織要求所有天花病毒都要送到其批准的兩所實驗室中。但就在2014年，並非上述兩所實驗室的美國馬里蘭州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科學家在打包一間實驗室的物品時，發現了6只20世紀50年代遺留的小瓶子，裡面竟裝著天花病毒。在世衛組織的天花清掃中，它們被忽視了。人們意識到，病毒失控甚至可能不需要複雜的過程。
《年度報告》認為，傳染性微生物有可能偶然泄漏，其後果等同於自然流行病暴發，甚至更嚴重。而微生物被故意釋放則將使疫情防範工作複雜化。
「新發或再發傳染性疾病是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資訊化背景下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王小理等人撰文指出。
社會和生態環境、科學技術等因素使我們離病毒越來越近，而國家安全、公共政策設計等問題，也帶來類似風險。例如，2019年，日本政府以加強2020年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生物安保、開發診斷試劑為由，首次引入伊波拉病毒和其他4種致命病毒。
世界做好準備了嗎
「面對快速變化的致命的呼吸道病原體大流行病，世界並沒有做好準備。」《年度報告》說。
2019年10月，來自20多個國家與國際組織的專家學者撰寫了一份題為《全球健康安全指數》的報告(下稱《指數報告》)。《指數報告》根據預防、疾病監測和報告、快速反應、醫療系統、國際規則承諾、環境危險度6個類別，評估了195個國家預防、發現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在66.7分以上即被認定具有較強危機應對能力的標準下，這195個國家的平均得分僅為40.2分，其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分也只有51.9分。
「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為重大傳染病或流行病的暴發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指數報告》寫道，各國預防、發現和應對這類重大疾病暴發的能力存在嚴重缺陷。
在這個全新的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國家失守，都可能帶來世界範圍的連鎖反應。
從資金支援來看，《指數報告》顯示，儘管86%的國家將地方財政或捐助資金投入健康安全建設，但少有國家從國家預算中撥款，用於整體評估、解決健康安全漏洞並制訂行動計畫。
從生物安全來看，《指數報告》指出，至少75%的國家在應對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相關指標上得分較低，最薄弱的地方之一是，忽視對可能增加知識但也可能損害公眾健康和安全的「雙刃劍」研究的監督。
從技術水平來看，「目前國際社會尚不具備在數月內研製針對新型病原體的疫苗與藥物的能力。此外，以微生物法醫學的發展現狀，尚難以可靠地將傳染病大流行回溯和歸因，這表明了當前防範性質的科技發展的滯後性。」王小理指出。
從政治、經濟方面來看，王小理等人認為，圍繞先進生物技術的國家間地緣經濟競爭，加劇了建立可在全球範圍內實施的國際準則的挑戰。例如，自《遺傳資源的獲取與公平公正地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議定書》實施以來，對疾病的監測和應對至關重要的生物樣本的國際分享系統卻在弱化。
從防範體系來看，《年度報告》指出，國家和地方疫情防範計畫工作往往缺乏有效的「全政府」和「全社會」方針；疫情防範工作中社區參與嚴重不足；國家衛生應急預案協調機制尚不完善，應急機制應擴大到衛生系統以外的部門，但197個國家和地區的歸口單位中，只有4個設在衛生部以外…
《年度報告》寫道：「長期以來，在大流行病方面，我們任由恐慌和忽視循環往復─當存在嚴重威脅時，我們加大努力；當威脅減弱時，我們很快將其拋諸腦後。早就該採取行動了。」
(本文摘錄自2020年出版《讀者》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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