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已超過十個國家有病例報告，死亡人數過百人，引起全球關注與警戒。中國下令封閉湖北省多個城市、美日等國預備包機撤僑，台灣確診案例逐漸增加、民眾開始排隊購買口罩及酒精。令人回想起2003年台灣發生SARS疫情時的種種歷程與社會現象。
不論在任何時候，感染鳥類和豬的流感病毒只要變換幾個胺基酸，就會造成另一波人類大流行病。幾乎所有的微生物都可以透過基因轉移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造成血液感染、肺炎或其他因感染控制不良而散布到整個社區的疾病。在當今這種醫療旅遊的時代，病人願意遠赴他方，以求更高品質或更低價格的醫療服務，超級病毒很容易就會散布至世界各地。
另一種該憂心的重大疾病是SARS／MERS和相關病毒引起的疾病，它們可以在醫院散播，然後在各社區造成疫情，最後引發大流行病。就在本書寫作之時，許多高階官員都因他們在波灣MERS爆發時的應變表現不佳而下台，而我們依舊沒有真正了解這種病是怎麼傳播的，只知道單峰駱駝似乎會帶來威脅，不過有一種有效的疫苗應可以因應。
如我們所見，像伊波拉這類病毒帶來的病毒出血熱經由直接接觸，也可能因大呼吸粒子，帶來社區感染的風險。這種傳染方式提高了醫院爆發疫情的可能性，也容易經由全球旅遊而迅速傳播。幸好在公衛系統健全的國家，伊波拉病毒不太可能會造成社區傳染。再一次地，在醫療環境中，和家人之間，曾有過亨尼帕病毒會人傳人的報告，造成腦炎或肺炎致死。這些病毒在大洋洲和亞洲有蝙蝠作為傳染窩，但它們也能感染其他多種動物，最近在澳洲就傳出馬的疫情，雖然尚未出現在北美，但應有這樣的可能。
有些病毒以地域分布遼闊的蚊子為病媒，或者可以很快傳播給新病媒蚊，不論是登革熱、曲弓熱，或者會危害孕婦，造成胎兒嚴重畸形的茲卡病毒，都會造成大流行病。
另外還有性病—如HIV／愛滋病，不但會迅速傳播，也不免在感染之後數十年造成致命的疾病。由於潛伏期長，讓它們在感染數百萬人之後，才看出這是大流行病。
另外，操弄兩性的政治權術也造成連平常的性病都很難治，就像淋病細菌已經對抗生素有了抗藥性，而散播全球。
另外還有生物恐怖主義。前面提到，炭疽菌雖然不會傳染，但可以利用經過改造的孢子特色，造成破壞力極大的疫情。如天花等瘟疫則會傳染，因此很可能成為恐怖分子的攻擊武器。幸好我們有足夠的疫苗，只要病例一經確認，就可以迅速由國家安全儲備體系支用疫苗，給所有接觸帶原者的人施打。雖然科學家粗心大意釋出致命微生物不能算是生物恐怖行動，但我也把這種行為和他們培養超級病毒卻未經監督，同列在生物恐怖主義這個範疇。
微生物和人類永遠在跳你進我退的永恆之舞，因此我們可以預期新的病原體必然會出現，現有的病原體也會學到新招式，開拓它們在環境中的變化。幸而只要我們更加注意最初造成感染的因素，就能防範大部分感染的發生。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把感染當成只是公共衛生出了差錯而已。比如在醫療環境感染和微生物的抗藥性這兩方面，我們可以預防醫療遊客帶回並散播NDM-1 腸道菌感染症這種號稱無藥可醫的超級細菌。我們不該再用抗生素餵中國的豬，以免產生MCR-1(plasmid-mediated-colistin resistance)的遺傳基因，傳播到人類的病原體。我們也可以預防老祖母在醫院因為用了汙染的內視鏡檢查而導致血液感染；而面對新興感染，我們對於自己的影響力也應更加謹慎。
就算我們不能預防，至少也可減緩大部分的疫情。養成簡單的衛生習慣，比如飲食工作者經常洗手，就能讓美國每年四千八百萬個經食物傳染的疾病大幅減少。同樣的情況也適用在美國每年七十二萬二千個院內感染，所造成七萬五千人死亡的病例。這些疾病聽來或許不如新興傳染病的疫情那麼刺激，但衝擊卻更大。
真正成為頭條新聞的疫情，比如伊波拉病毒、MERS和茲卡病毒所帶來的疾病，則不該只把它們看成天災，而應視為在礦坑裡只要聞到瓦斯，就會鳴叫警告的金絲雀，提醒我們注意脆弱的公衛系統。
美國很幸運有CDC這個公衛機構，全球則有世衛組織負責，不過儘管這兩個組織提供明確的指引和科學專業，公衛卻並非發生在亞特蘭大或日內瓦，而是在我們的社區。我們必須在社區裡建立更好的公衛體系，並找出方法讓人們參與這樣的努力。
我在CDC的時候，曾在官方部落格貼出避難防災知識的文章，不過我沒舉常見的颶風例子，而是舉預防殭屍末日為例。
這則搞笑的貼文吸引了許多人閱覽，文中說明了個人準備並不只是急救包就夠了，而是要確定我們有豐富的資訊，注射了疫苗，學會了心肺復甦術，積極參與如紅十字會等單位的社區災難防治工作，同時要保持自己的健康。別的不說，至少在殭屍來襲時，我們可以跑得比他們快！在危機來臨時，醫療工作人員和公衛領導人的參與投入是必要的，但光這樣還不夠。我們必須動員整個社區和整個政治體系來遏止疾病的蔓延，協助社區復原。大規模的疫情爆發和其他公衛急難都是政治事件，必須由第一天起就意識到這個危機並且加以管理。準備和預防的行動亦然。保護公民免於公衛急難應該和防止外侮入侵一樣，都是政府的核心功能。
要藉著對大流行病、全國災難和化學生物和輻射恐怖主義做好準備，主動應變，以確保全球衛生安全，我們就必須支持每一個國家的日常公衛系統，不能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指望它們在危機時迅速提升到需要的水準。
在全球層面，我們必須新增聯合國衛生安全次長的職位。這個人的任務是動員全球所有單位或組織，確保準備和應變的磋商是處於領袖層級，而非僅僅是衛生部長層級。
目前已經有以應急基金支持世衛組織的計畫，不過我們需要的是改進國際衛生安全準備的全球基金，就像防治HIV／愛滋病、肺炎和瘧疾的全球基金一樣。我們也可用這種新全球基金來支持開發防治大流行病新藥物和疫苗的國家，就像美國的作法一樣，並且為如伊波拉疫苗等攸關緊要的材料，建立全球的儲備。不過新的醫療對策絕不能用來做支撐不良公衛系統的支柱。
每一個國家都必須界定自己準備和因應流行病的重要活動是什麼。對於這些活動的核心，我的建議是成立緊急應變中心，融合包括媒體報導和社交媒體等多種資訊來源，做全國性的演習和計畫，例行蒐集疾病監測資料，在災難發生時提供藥物和協調，並且要有能力管理應變團隊。
※本文摘自對《決病毒最前線》從流感、炭疽病、SARS到伊波拉，資深防疫專家對抗致命傳染病的全球大冒險／阿里‧可汗／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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