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12 該看哪科.泌尿腎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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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2 該看哪科.泌尿腎臟
雲端醫療腹膜透析 在家很安心
運用雲端科技管理腎臟病透析治療已是大勢所趨,林口長庚醫院自去年起展開「雲端醫療腹膜透析計畫」,患者可利用睡覺時間以機器自動洗腎,相關數值將同步上傳醫院端,護理人員可掌握患者洗腎狀況,當較不理想時可進行分析、判斷原因,進而聯繫患者處理或回診,期望將生病造成的工作與生活不便降到最低。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腎臟科系主任田亞中說明,林口長庚共有一七八位腹膜透析患者參與雲端醫療腹膜透析計畫,雖然還需要更多成果來了解雲端科技對腹膜透析治療的幫助,但計畫執行一年多來已累積許多數據及良好經驗。計畫參與者田先生為食品公司負責人,五十五歲已必須洗腎,去年開始搭配雲端醫療管理系統。田先生表示:「雲端醫療管理平台有助醫護人員掌握我每天的洗腎數據與現況,宛若醫護人員就在家中,感到十分安心。」雖然腹膜透析搭配雲端技術能為患者帶來良好照護,但選擇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必須經過多方評估。田亞中指出醫療成本、患者自主性和居家智慧醫療趨勢等都是主要的考量因素,其中「醫病共享決策」(Share Decision Making, SDM)環節更至關重要。田亞中指出,每家醫院有各自版本的醫病共享決策評估量表,在「工作影響」評估可能稍有不同,患者可積極與醫師溝通討論,選擇適合自己治療方式。●想知道更多透析資訊,請點選:https://bit.ly/3tWb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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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1 慢病好日子.慢性腎臟病
慢病主題館【腎臟病】在家洗腎+雲端醫療 腎友留職場
台灣透析治療(俗稱洗腎)人口超過九萬人,有一半洗腎人口介於卅到六十四歲黃金勞動年齡層,且根據最新腎友就業意願調查顯示,有七成腎友認為洗腎影響其就業競爭力。響應世界腎臟日,三大腎友團體、及學界代表齊聚,借鏡國際間居家透析優先的治療政策、及林口長庚雲端醫療腹膜透析計畫階段性成果,探討不同透析治療對就業的影響,幫助腎友維持就業競爭力,鞏固台灣黃金勞動力。腎友是重要勞動力 但四成被減薪台灣腎臟醫學會理事長黃尚志分析,台灣透析患者在二○○八至二○一二年的存活率近五成五,優於歐洲、加拿大等國,然我國過半洗腎人口介於卅到六十四歲的黃金就業年齡層。黃尚志說明,社會普遍忽略腎友其實也是重要勞動力。如何輔助腎友維持就業競爭力,儼然也是國家發展的重要課題。為了解腎友就業狀況及透析治療後對工作的影響,中華民國腹膜透析腎友協會、社團法人台灣腎友生活品質促進協會、社團法人桃園市腎友協會等三大腎友團體針對卅歲至六十四歲全台洗腎人口進行「二○二一年度全台透析病友就業意願調查」。結果顯示,七成腎友憂洗腎影響其就業競爭力、六成腎友因洗腎而感到經濟壓力、四成腎友面臨降薪,當中降幅高達二萬元的人不在少數。洗腎影響工作時間 只好離開職場腹膜透析腎友協會理事長吳鴻來從大學時期便因病洗腎,曾經歷求職階段,格外體會腎友工作權得來不易。她不諱言常有腎友在面試時,遇到雇主提出:「會不會工作到一半體力就不行了?」等問題;而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腎臟科系主任田亞中也分享,的確有腎友反映遭雇主質疑無法承擔工作。除了擔心體力下滑外,問卷也顯示「工作時間受影響」是透析患者因洗腎而離開職場的主因之一。洗腎分為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我國透析治療人口中,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比例約九比一,前者需每周至醫療院所至少三次,雖時間限制較多,但由專業醫護人員執行讓部分腎友感到更安心;後者則可視疾病狀況安排時間在家自行操作,治療較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也較能維持正常生活步調。香港腹膜透析優先 就業率六成六觀諸國外經驗,採腹膜透析優先政策的香港,慢性腎臟病患者使用腹膜透析比率達七成三,創近六成六的高就業率。而越南政府今年三月發布最新末期慢性腎臟病患者治療與管理指南,建議末期患者優先進行居家透析治療,以對抗疫情與維持工作。雲端醫療腹膜分析 更能自我照護除國外案例,台灣也有居家透析治療的良好經驗。田亞中分享,林口長庚醫院一年多前開始推動「雲端醫療腹膜透析計畫」,透過居家透析結合雲端管理,不只協助醫護人員有效掌握腎友居家透析各項生理數值,增進醫病關係;居家透析也有效維持腎友自我照護能力,使透析治療對腎友的影響降到最低,幫助腎友維持良好的生活及工作狀態。田亞中建議,腎友在選擇透析治療方式前,積極參與醫病共享決策,將工作型態、就業意願等列入評估。吳鴻來積極鼓勵腎友,職場中仍有許多友善的雇主對罹患腎病的職員給予理解與彈性,勉勵即將或是已進入洗腎的年輕腎友「千萬不要輕言放棄工作!」且雲端科技進步,黃尚志表示,經適當的治療後,腎友也能獨立自主,甚至繼續發揮專長回饋社會。盼大眾提升對透析治療執行方式的認識,並共創友善腎友的工作環境。●想知道更多透析資訊,請點選:https://bit.ly/2RYLlcZ【慢病好日子】糖友早上出門太匆忙,不吃早餐會影響血糖控制嗎?為什麼洗腎的人會便秘?有什麼助排便的好方法?提供最接近病友真實疑問的慢病衛教資訊,與您一起好好過慢病日子! 📍瀏覽專題>>慢病好日子主題圈 📍觀看影音>>慢病好日子YouTube 📍專屬訂閱>>慢病好日子電子報 📍追蹤加入>>慢病好日子-一起最愛問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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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3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學的凝視——正確與精微的探尋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習醫者的心聲」。一位醫學生聽完醫界前輩以「落實醫學人文教育於醫院實習」的演講後,感受到提升醫學生對病人痛苦之敏感度的重要,而抒發其個人所見。另一位醫學生在參加醫學人文個案討論後,對癌症末期病人不願放棄任何希望有更深入的體會。最後這位住院醫師在一場病情複雜的個案討論後,寫出「人性的價值與尊嚴可以於疾病之外重新受到發現與重視」。這三篇文章希望能讓社會大眾瞭解,因為我們容許年輕的習醫者參與病人的照護,他們才有機會在步入醫學科技治療「疾病」之前,能對「病人」的感受有更深入的了解,台灣才會有更多的良醫。前言醫學生進入臨床的衝擊,最開始的也許是如何把課本中的知識變現成臨床「正確」的觀察、診斷、以及決策。從方法學、病生理機轉、到如何獨立實戰,希望透過依歸準則的指引不鑄下錯誤。實際上臨床要處理的問題不只是有沒有依賴準則做好判斷那樣的單純。如果我按照認知中正確的方式去做,反而造成病人更大的痛苦,那我所認為的正確就是對的嗎?病人不是機器人,面對不同的決定而有無法預期的情緒,我們又該如何自處、作出合情合理的決定、乃至在不得不說抱歉時,尋找兩全的可能,總有一些超出課本知識、臨床技能的範圍。這卻是每位一線醫生終將面對的日常,在過去在課堂中是難以想像的。剛好在診間碰上一個頗有情緒張力的場面,當時我很驚訝:老師已經窮盡所能的按照「正確」方式操作,還是遇到這樣的局面。旁觀處理的過程中有很多反思,那些看似尖銳的問題在討論下有機會挖出更深層以及實務面的解答。背景故事、提出問題今年一月有一位中年女性到診間,右前臂上只有一個橫切的手術傷口,摸不到腫瘤,影像上也都看不到,只有術後檢體的病理報告提到在組織邊緣發現癌細胞(Positive margin)。原先看診的診所、醫院,也都沒有影像記錄,但因為是需要切除乾淨的肉瘤,就算處在資訊很缺乏的情況,還是要進行手術。理論上進行手術時,應該讓切口盡量與血管、神經平行,才可以減少傷害,因為上一次手術以橫向切除,導致我們這次要切的更大、補更大的皮。病人術後因為補皮的關係,要打石膏、避免移動,隔天就覺得打著石膏很痠、不舒服。我們才讓他清醒的時候把石膏拿下,只要注意不要過度移動,晚上睡覺時再打上石膏,病人很不舒服、也很焦慮。因為傷口的位置,為了最大保存功能,加之無其餘參考資料,我們先依照經驗由疤痕處往外切2公分。事前就告知過病人,可能仍會在組織邊緣發現癌細胞,就需要繼續往外切。然而在二月回診告知病人必須繼續往外切時,對病人來說如同晴天霹靂,當場合併低血糖險些暈厥,躺臥十分鐘,並吃了護理師提供的糖果才漸漸恢復,期間醫師不斷向病人夫婦說明以及給予安慰,他們的情緒才比較穩定,選擇繼續相信醫師。但病人想要一次往外切更多,以絕後患,醫師表示理解病人心情,如果堅持也會尊重,但因為傷口接近手腕,往外多切可能會讓肌腱露出,對日後的恢復、功能保存上都會比較不好。建議一步步作,乾淨時直接收手,由於有標示方位,就算切多次犧牲的面積比較少,在臨床上對病人比較有利。病人最後接受。我本來只是會覺得這些醫師到底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決策,當見識到選擇說真話的場面後,仍不能接受但較能理解他們在害怕什麼。所以我以此臨床情境為例提出三個問題:問題一:病人的所願與規範牴觸,怎麼辦?所謂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臨床診療指引) 是一種醫界普世準則,是對醫師跟病人的保護,一旦超過診療指引的部分就屬於個人選擇,可以先了解病人最大的擔心究竟是什麼,畢竟醫生是依據存活率、復發率等數據推薦病人適合的治療,但是對於生命價值的評估卻只有病人本人可以做決定,因此關於治療選擇還是有協商的空間,醫師可以拒絕自己認為傷害過大的治療選擇。現在醫師已經不再握有醫療的絕對權力,我們更加強調病人擁有對自己身體的決定權,因此我們應該向病人分享可能的結果,再讓病人做決定。當然醫病共享決策不代表醫生就只能中立的陳述資料,因為就算攤開資料給病人,病人仍然未必能真正全然了解(或者比你了解)。如果我們心中有比較適合病人的方式,在告知所有可能選擇後,可以「推銷」自己認為最適當的方法,分析其優劣,對於傷害較大的選擇亦可以強力勸退。可以利用過去臨床遇到個案的經驗做為對照,讓病人更有感覺、對於推薦的方式更有信心。最後,病人究竟在意的是什麼,其實在不同的階段他們在意的會不一樣,病人現在身上有腫瘤,他覺得重要的事把它切乾淨。之後,生活功能才是他真正在意的,也就是後遺症。這部份的權衡,醫生也應事先跟病人討論好。問題二:告知壞消息的心態及方法雖然說真話很重要,我們應該磨練說話技巧以降低衝擊,但也不能因為想要避免情緒風暴就避重就輕,反而讓病人喪失知的權利。一開始就不要把話講太滿、最壞的情況要一點一滴提早透露給病人跟家屬,讓他們能夠慢慢消化、有心理準備。也要讓病人有疑惑的話,能有時間發問討論,不要只是單方面在告知。確認病人都懂了再繼續說明,也需要視病人反應調整告知的方式與程度。最後,要給予一些希望,如還可能的治療方式、後續照顧,以比較歡樂的方式來結束談話。對於這個個案,醫師後續有補充:對於一個要切乾淨的肉瘤發現沒切乾淨,有三種可能反應,第一種是當作已經切乾淨、一種是後續用其他治療、最後一種是告知病人並勇於再切一次,前兩種雖也有優劣之分,都仍然算是一種逃避,對於病人的預後也不好。如果以後遇到一定要切乾淨才有較好預後的癌症時,不要做前兩種,要勇於做第三種人。問題三:我們該如何說抱歉病人很容易就覺得醫生有錯,但我們要區分哪些是自然病程、哪些是犯錯。醫學上有很多不確定性,需要事前想過列出來、在執行前跟病人告知可能產生的併發症,才不會有誤會。如果犯錯了就需要道歉。用意有三,一個是就算你不說,病人還是可能覺得是你的錯,你道歉會讓他比較好受;第二個是反省自己;第三,也是臨床上重要的,是你必須說明清楚、並負責到底。我實習的醫院認為道歉這件事不應該給一個人獨自去面對,醫院有一個相關的小組,會協同處理,一面釐清真相責任、一面對兩方進行輔導,可以有更圓滿結果。還有一件事…最後,討論中有人發現,我之所以提出這件事,除了因為病人當下很受傷外,我自己也受到很大的影響。在告知壞消息時我們也要照顧自己的情緒。在醫學人文個案討論會,我們把讓自己不安的事件提出來和大家討論,這是很好的做法,透過把事情說出來跟大家討論,我們可以化解一些東西。希望大家受傷時也可以找人討論、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學習化解這種情緒、照顧自己才能照顧病人。消防員在救重大災難後,很多人要面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問題,像上次普悠瑪事件的總指揮,在幾個月後自殺,非常令人惋惜。在臨床中,雖然跟災難現場是不同場域,但除了要面對那些無常與病痛,這些不得不背負的情緒現場何嘗不是一種壓力的來源,如何正確的發現、面對、自處、和解,都是行醫之路上需要面對的課題,才不會在黑洞大到快吞噬一切時,被扭曲成不再熟悉的樣子,如此誠然可嘆,也是醫師行醫之路上需要自我警惕的地方。承認自己的脆弱,尋求支援,反而是好轉的開始。結語在醫療場域中,我們凝視的目光漸漸從知識技能的熟練轉向那些教科書未必教我們的地方,這些地方的複雜在於醫學知識外,我們該如何面對與承受那些來自期許的投射、喜怒哀樂的反饋、乃至失望的傾訴,在這個狀況下做出合情合理的決定。原來一旦牽涉到人,一位醫師終究很難只透過醫學知識的護航全身而退。但也在學習處理這些精微的課題中,人性的價值與尊嚴可以於疾病之外重新受到發現與重視,這又何嘗不是懸壺濟世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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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31 該看哪科.婦產科
為什麼政府要鼓勵自然產?健保給付與剖腹產相同
迎接新生的喜悅之際,準媽媽也要面臨生產的忐忑。自然產或剖腹產?哪一個對產婦有利?只有醫病良好的溝通,才能做出最好的選擇。本期「聰明就醫╳健保大數據」從全國孕婦生產數據統計,探討近年的生產趨勢,提供即將迎接新生兒的家庭參考。經過數個月的孕育,小寶寶終於來到母親懷抱,這動人的一刻,是許多醫師不畏辛勞投入產科的原動力,身為移植外科專科醫師的健保署署長李伯璋也曾經親身體驗。李伯璋在實習醫師受訓時期,前幾個月在八堵礦工醫院實習,當時也接生了好幾次,自然產、剖腹產都有。當時帶他學習的婦產科醫師還曾經力勸他留下來擔任婦產科住院醫師,只是李伯璋當時已屬意走外科。現代人生育少、更看重生產品質、捨得花錢。「婦產科和移植外科有個相似之處,是願意把兩個生命都交在醫師的手中。」李伯璋說,這樣的醫病關係特別的緊密,個案都期望看到醫師的行醫態度是慎重、負責的。生孩子這件事,對於整個家族來說都是很大的生命轉變,加上現代人越生越少,對於生產經驗的要求提高,通常也會更加捨得花錢。李伯璋分析,為了滿足產家的期待和需求,現在有很多診所從產檢、生產到坐月子,都設計了一條龍的服務,也有高規格的設備、親切的服務、專長的技術,會到這些診所生產的人,大多數經濟能力也比較好。李伯璋也聽說自己的朋友抱孫子,從生產到坐月子的花費都不便宜,但是大家都捨得花。自然產優於剖腹產,醫病溝通更顯重要。李伯璋表示,理想上,自然產是比剖腹產更好,但現實上卻看到剖腹產還是會以一定比率發生。理論和現實的落差,可能就是與這些社會經濟因素有關,或許也有受到某些社會風潮的影響,現在的產婦意見比較多,但醫師與產婦之間就和所有醫病關係一樣,也有資訊不對等的問題,所以很難說剖腹產的結果是出於哪一方的主動或意願。為了鼓勵自然產,健保給付上已將自然產的給付調高到與剖腹產相同,為了不鼓勵自行要求剖腹產,非自行要求剖腹產的給付也比自行要求的高。非自行要求剖腹產給付三萬六千到三萬七千點,自行要求剖腹產僅給付一萬五千多點,其餘的差額,是民眾要根據各縣市衛生局核定的收費標準去自行負擔,以兼顧健保負擔公平和使用者付費的精神。生產的健保給付雖是包裹式給付,以避免做越多給付越多的現象,但如果是多胞胎,或產婦有其他健康照顧需要,也可以另外向健保署申請給付。生產安全性提升,多元產科專業人員投入。李伯璋表示,雖然每個生產過程都有很多風險和不確定性,不過在現代醫學的進步之下,無論是自然產或剖腹產,相關風險都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可控,產前檢查也能越來越準確地了解胎兒狀況,生產的安全性一直在提升。生產的人力也從過去年代有助產士接生,到後來助產士漸漸失去傳承,轉變為由醫師接生。但最近也開始有一些年輕助產士投入接生,未來不論是在都會或偏鄉,對民眾的生產服務上,都期待有更多元的產科專業人員投入。產婦的產檢是由國健署支應,生產則是由健保署給付,醫界常提到給付不合理,但產婦也搞不清楚哪一塊是誰給付。對此,李伯璋表示,以人為中心的整合服務、給予專業人員合理的給付,一直是他在健保署努力推動的方向,比較好的技術和藥物,例如更安全的安胎藥或催生藥,健保署都抱持很願意評估和討論的態度;給需要的人最好的治療,也是健保署一貫的目標。年輕世代多能接受「使用者付費」和「負擔公平」李伯璋表示,現在年輕世代是主要承擔健保財務的族群,對於「使用者付費」和「負擔公平」都很能接受。年輕世代資訊使用能力較高,透過廣泛使用健康存摺,對於自己所使用的醫療服務也越來越具有成本意識。加上年輕人自主意識更強,有更高的意願參與醫病共享決策的過程,不論是自然產或剖腹產,相信都有助於朝向減少不必要醫療行為、促進合理報償、提升服務品質等好的方向前進。※完整專題》健保大數據/自然產或剖腹產 準媽媽準備好了嗎?※剖腹產人次10大醫療院所排行,請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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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07 科別.心臟血管
免鋸開胸骨!微創手術助阿嬤擺脫急診人生開心迎春
85歲陳姓阿嬤為三高(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心房顫動患者,去年上半年因主動脈瓣膜狹窄,出現肺水腫反復掛急診住院,後經台中榮總心臟內科醫師鄭諭聰評估,接受微創手術植入主動脈瓣膜,改善心臟衰竭,徹底解決心頭大患,不再喘到不行、往返醫院急診室。目前陳姓女患者恢復良好,開心迎新春。鄭諭聰說,患者平時有規則服藥治療,4年前在外院診斷為主動脈瓣膜狹窄,進而轉診至台中榮總治療。近四年來,反覆喘、悶,偶發心房顫動合併心室搏動過速,合併胸悶、冒冷汗,呼吸困難送急診,X光片顯示急性肺水腫。尤其去年上半年,情況惡化,因反復因肺水腫頻繁進出急診。鄭諭聰說明,心臟有4個瓣膜,主動脈瓣膜位於左心室與主動脈之間,為左心室通往主動脈的閘門,「主動脈瓣膜狹窄」,指的是主動脈瓣膜構造異常,導致部分血液無法正常流通,長期會造成心臟衰竭、猝死;根據統計,如果患者從發生症狀後都未治療,約只有5年存活期。他指出,國內逾半的主動脈瓣膜狹窄為年長導致瓣膜鈣化,傳統手術必須鋸開胸骨,且手術時間長,復原時間長,老人風險高,不適合,這也讓很多老人因此反覆承受著悶、喘、疲累等心臟衰竭的不適症狀,往返醫院中度餘生;經導管微創主動脈瓣植入術相對開胸手術安全,併發率及死亡相對低,術前需要醫師評估。鄭諭聰指出,陳姓病患合併心房顫動是臨床最常見的心律不整,心房顫動會使心房無力收縮,加上主動脈瓣膜狹窄,增加左心房產生血栓的機率增加,更有發生腦中風與全身性血管栓塞的風險。心臟血管中心主任李文領帶領醫師劉尊睿、鄭諭聰等心臟內外科跨團隊,提供病人及家屬治療方案,充分溝通,落實醫病共享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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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都是為你好?」—— 醫療場域中的家長式行為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臨床醫師做醫療決策時的面面觀。陳醫師分享他在長期照顧一位年老內科病人所面臨的家屬與病人不同意見的困難,劉醫師以他在急診處的經驗,發現更多的挑戰是在急救復甦之後,才開始的如何在倫理上扮演病人權利的最後防線。而最後兩位學者醫師共同由這幾十年來「實證醫學」以及最近「醫病共同決策」的興起,寫出「實證醫病共同決策」的倡議與展望。希望這幾篇文章可以使醫病雙方更了解醫療決策的各種困難,並鼓勵社會大眾主動與親友討論個人對生命末期的看法,以避免在緊要生死關頭時,因為家人不了解,而引起意見紛爭,並過度使用沒有必要的醫療,而延長病人的痛苦與親友日後的後悔。「您的家人目前狀況危急,請問要不要插管急救?」 「我爸爸他平常身體很好,怎麼會這樣!」 「什麼!?簽這份文件是要叫我們放棄急救嗎?」以上對話,都是發生在急診室的日常,也常是每個醫護人員跟家屬心中最脆弱的一塊。考量醫療預後以及患者的利益及苦痛,究竟該怎麼做才好?真實情況下,往往家屬難以抉擇時,醫療團隊只能機械般地進行壓胸、電擊、插管、急救。依據當代生命倫理學,「尊重自主」、「行善」、「不傷害」及「正義」是四個最主要的共識或原則,然而在醫療場域,不難發現「尊重自主」跟「行善」或「不傷害」時常是衝突的,就如同小孩子拒絕打針吃藥,家長必須介入管教一樣,很多時候我們也不得不介入最親愛的家人的醫療決策。舉例來說,獲知壞消息的長輩沮喪的說要回家、不想治療,身為子女一定萬般阻攔。又或者病人因為看了連續劇而畏懼開刀,為了病況不受延誤,醫師一定苦口婆心好言相勸,而非任由病患走向不好的結果。像這樣勸說患者改變決策,甚至基於病患利益強硬執行醫療決策的行為,都可以歸類為醫療場域中的家長式行為。由定義來看,家長式行為是決策者本著以病患中心及效益最大化的信念,越過當事人代為決定部分醫療事項,例如幫情緒崩潰的家屬代為決定繼續急救,或是拒絕精神狀況異常病患的不合理醫療決策(想回家不想治療)。歸根究底,家長式行為之所以發生,以及能否被合理化,端看其中的損害利益能否平衡。如果對患者的利益遠大於自主權被侵犯所受損害,那麼多數人都會同意這樣的家長式是可以被接受的。回到文初的狀況,危急病患究竟該不該急救到底?家屬在病情急轉直下一定是非常慌亂,難以理性分析。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狀況下,由醫師代為行使醫療決策權是合理權宜的做法。但是當病情初步穩定,醫療端將需要針對病人或家屬進行妥善的說明,補充前述忽略的知情同意。很多時候,複雜情況下的醫療決策,常常讓醫療端有家長式行為,如果沒有妥善的溝通,就會成為醫療爭議的來源。如果醫師在醫療裁量權的範圍內,越過患者或家屬決定了部分事項,忽略了某些檢查或治療,當家屬發現並提出質疑,就會造成誤會及衝突。因應病人意識及自主權的尊重,預立醫囑及醫病共享決策是兩個可行的補充方案。預立醫囑讓病人可以針對假設的特定情況,預先決定維生醫療及人工營養等相關決策,譬如未來如果不幸成為植物人,可以預先書面決定拒絕插管及維生醫療,以免除難以善終的痛苦。醫病共享決策則是強調醫療端提供病人多樣的選擇及實證,並依照病患的偏好共同達成醫療決策。上述兩者都是在醫療場域中維護病患自主的方式之一。回到急救的議題,其實除了文初的急救與否,更多的挑戰是在急救復甦之後才開始。舉例來說,急救恢復生命徵象以後,患者會進入垂死復生的狀態,不僅各個器官功能面臨挑戰,也很有可能需要接受各種高風險的處置,譬如呼吸器、洗腎、低體溫治療、介入性心導管或開刀等等。急重症醫師,不僅在醫療上,也在倫理上扮演著病人權利的最後防線。關鍵時刻,醫療端會在尊重意願的前提下,以家長式行為代替病人做最好的決定。而當病況穩定,醫療端也會本著尊重自主的精神與病患及家屬共同協商出符合病人利益的最佳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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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3 癌症.肺癌
增肺癌存活率/最快明年6月 低劑量電腦斷層納國家篩檢
衛福部國健署和四大醫學會日前發表「低劑量胸部電腦斷層肺癌篩檢」手冊與最新肺癌篩檢共識,內容說明適合做肺癌篩檢的高風險族群、最新治療指引,以及醫病共享決策的重要性,最快明年六月會將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LDCT)納入國家肺癌篩檢,對象先以經濟弱勢的高危險群為主。台大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副院長陳晉興表示,台灣肺癌存活率落後國際,發現時多已是第四期。一位晚期肺癌患者的治療費可負擔七十人的篩檢,政府應盡早導入LDCT,邁向早期肺癌時代。中研院院士楊泮池說,肺癌及肝癌是死亡率最高的兩大癌症,要降低國家整體癌症死亡率就要先處理這兩部分。肝癌早已進行公費政策篩檢,肺癌若增加高危險族群的篩檢率,有助於及早治療,降低死亡率並可省後續龐大的醫藥費。台灣癌症基金會執行長賴基銘教授綜合各學者意見,建議國家篩檢對象應擴大至未抽菸者,並依科學數據定義高風險族群。國家衛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熊昭表示,篩檢政策由公費支持,應該更精算各程度風險族群的成本效益,目前肺癌風險族群推測模型皆已經在建置中。台大醫院心肺影像診斷科主任張允中建議,可以參照韓國政府建置AI結合電腦輔助檢測(CAD)的國家級中央雲端系統,讓各醫療院所將篩檢圖像上傳雲端,系統判讀之後再回饋給主治醫師參考,減少人力判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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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1 癌症.肺癌
健保資源有限 自費醫療陷兩難
標靶、免疫藥物為肺癌病患帶來逆轉勝的一線希望,然而,同時也帶來了「經濟休克」的後果。醫師們不諱言指出,在門診中,若是病患不符合健保給付條件時,醫師常常掙扎於要不要告訴病患及家屬有自費用藥的選擇。不符合健保給付,要不要告訴病患有自費藥物?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秘書長、高雄長庚肺癌團隊召集人王金洲指出,過去,肺癌的治療以化療為主,病患往往只有半年的存活期。近年來,因為分子醫學的發達,標靶藥物、免疫藥物紛紛問世,大幅提高肺癌病患的存活率,即使是發生抗藥性的肺癌病患,也有適合的藥物可以選擇。但是,王金洲也坦言,新藥的費用確實昂貴,平均一個月的藥費達二、三十萬元,而健保給付也已經到了一個極限,在看診過程中,他內心經常掙扎於,要不要告訴病患和家屬還有自費用藥的機會,「說了怕用不起的家屬會心生愧疚。」癌症希望基金會董事長王正旭,同時也是基隆長庚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他分享,一名約五十歲的女病患,發生骨頭痠痛、就醫確認是肺癌,使用化學治療維持一年,後來出現抗藥性,家庭略有積蓄,開始自費接受免疫療法,打了兩次,花費40萬元,效果很好,但是此時病人也開始茫然,接下來呢?要繼續治療下去嗎?會不會增加家人的負擔?藍領階級經濟不寬裕,有能力自費用藥者不多。在都會區的醫學中心,約有一到兩成的患者有能力選擇新藥自費醫療;在工業區的區域教學醫院,病患情況則更為悲涼。高雄市立小港醫院癌症中心主任陳煌麒說,我們的門診病患多是工人,經濟狀況並不優渥,不到5%有能力自費用藥。實際上,根據一份針對「晚期肺癌與照護者意見研究」發現,約有八成的晚期肺癌患者曾有自費使用癌症藥物的經驗,其中多數人是為了得到更好的治療而自費使用藥物。王正旭指出,我們共同面臨一個嚴峻的考驗,健保給付確實到了極限,但是病患沒有錢,卻有對疾病控制的需求,經濟休克發生在病家,需要社會一起思考,什麼是更好的方式。是否建議病患自費?治療訊息透明化 醫病共同作最好決策是否建議肺癌病患進行自費治療,讓臨床醫師左右為難。有臨床醫師會把握參與臨床實驗的名額,讓患者有使用到新藥的機會。另外,國民健康署則建議,可以透過「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SDM)的過程,讓所有的治療訊息透明化,大家共同討論出可行的治療選項。台灣心理腫瘤醫學學會理事長莊永毓認為,病人及家屬對於疾病都會將經濟考量進去,雖然費用昂貴,但建議臨床醫師還是將治療端的可能性告知家屬;其實在討論的過程中,就能知道患者對未來的看法,有些人即使花了很多錢,也帶來經濟上的負擔,但並不後悔這樣的選擇。國民健康署署長王英偉指出,對於未知且困難的決定,還是需要將重要訊息告知家屬,利用SDM,讓醫療人員和病人在進行醫療決策前,能夠共同享有現有的實證醫療,結合病人自身的偏好跟價值,達成共識並支持病人做出符合其偏好的醫療決策。王金洲則建議,醫學中心多會參與癌症新藥的臨床實驗,鼓勵病患積極詢問和參與,有機會使用到免費的藥物,雖然名額並不多,醫師保持著能「拉一個是一個」,多管齊下讓病患有機會使用到新藥。王正旭也建議,應該透過好的政策引導民眾購買商業保險,才能跟上醫療科技的發展,而且保障型保單優於儲蓄型保單,在健保與商保的輔助下,減輕癌症患者的經濟衝擊。● 你一定要問醫師的3個問題:Q1 我有哪些治療選擇?費用多少?Q2 這些治療選擇的優點及風險、副作用是什麼?Q3 我該如何做出最適合的治療選擇?給肺癌病友的一句話莊永毓 台灣心理腫瘤醫學學會理事長請病友們不要害怕,我們的醫療團隊隨時準備好要幫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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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9 養生.樂活人生
面對死亡,我們該學會什麼?ICU重症醫師陳志金:想做的事別等到以後
編按:家人過世了,心裡總是有懊悔和自責?早知道勸他別太累,早知道那天別出門,早知道多盡孝……太多的「早知道」,常拖著人的一生。被粉絲暱稱為「阿金醫師」的台南奇美醫學中心ICU(加護病房)主治醫師陳志金,投入重症醫療、看過無數生命消逝的經驗給的勸告是:「救病人,也要救家屬。」「讓醫師生氣,就是在跟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過不去。就像車子開在高速公路上,乘客會想跟司機吵架嗎?」「喜歡關說、走後門的VIP,不只干擾醫療人員、浪費醫療資源,而且對自己幾乎沒有任何好處。」「護理師愛喝珍奶,不是上班太閒還可以訂飲料,而是忙到沒時間好好吃正餐。」這些幽默、犀利卻又不失溫暖的文字,都出自在奇美醫院加護病房(ICU)擔任主治醫師的陳志金之手。投入重症醫學領域18年,他不只在醫療現場搶救病危患者,更像一個傳教士,致力於促進醫病溝通、宣導正確醫療觀念,也為醫護人員的權益發聲。「醫病、醫人更醫心」,是許多同業對他的評價。走過SARS,決心投入重症醫療2003年SARS爆發時,陳志金是台大醫院胸腔內科的總醫師。因為SARS重症的肺部感染、呼吸道症狀等大多屬於胸腔科範疇,當台大醫院因為收治SARS病人一度關閉急診、非緊急手術暫停時,院內只剩胸腔科和感染科留守維持運作。一個人要活著,呼吸和心跳是最重要的。在搶救生命、和死神拔河的重症醫療領域中,不少ICU醫師都是出身胸腔內科背景,陳志金在SARS期間,親眼目睹病患甚至是醫護人員隨時面臨生死交關的無常,也讓他萌生了投入重症醫學的想法。「重症醫療就像是鬼門關前的守門員,是醫療手段的最後一道防線。」除了休假日之外,必須24小時on call(即使在假日,也可能因為緊急狀況而被call回醫院)的重症醫師,多年來陳志金的口袋裡隨時放著一張摺得小小的A4紙,上面記載著ICU病房裡所有病人目前的病況、注意事項,以備不時之需。醫病共享決策,減少後悔的可能投入重症醫療至今已有18年,陳志金說,在加護病房,無論再如何努力,平均10個病人裡會有2個人救不回來,「但這個20%的機率,對於失去親人的家屬來說,就是全部。」面對失去至親的痛,如何盡可能減輕家屬的遺憾和悲傷?陳志金多年來提倡「醫病共享決策」的觀念,從病人送入加護病房開始,病患、醫護人員和家屬,就是在同一條船上一起努力的夥伴。「過去醫生會問你『要不要做』某治療,你的選擇只有Yes or No;現在我們列出可能的幾種治療選項、明確告知不同方案可能會有的優缺點,並且先了解患者的『MVP』:What Matters(在乎什麼)、Value(價值觀)、Preference(喜好),這都有助醫師和家屬作出決定。」陳志金說。此外,在ICU加護病房,最常遇見的抉擇之一,就是是否要做氣切、插管維持生命徵象,或是要拔管放手。「這時候如果患者本人已經臥床昏迷無法表達,家屬之間就可能產生衝突。」陳志金觀察到,在家屬當中常會有一位個性特別強勢,習慣代表其他人主導意見,或是擔任和醫師溝通的「發言人」。陳志金的作法是:透過匿名線上問卷調查,了解每個家屬內心真正的想法,「如果講話比較沒分量的,醫師就會適時地幫他『代言』一下,盡可能在每個人(包括患者)的意願當中取得平衡點。」當生命無法挽回時,就不要再去想原因了當盡一切努力,仍然無法挽回病人生命的艱難時刻,陳志金的一句名言是:「救病人,也要救家屬。」陳志金的母親在他17歲時就因病離世,讓他對家屬失去至親的傷痛,更能感同身受。小時他家境困苦,體弱多病的母親等了2年,還是晚了一步,在手術前一天病逝。當時陳志金因為參加重要考試,想著隔天再去看媽媽,卻就這樣錯過了最後一面,始終是他心裡最大的遺憾。「當年我想找出母親離開的原因才立志從醫,直到我真正投入醫療領域,才知道很多時候,有些病人不是想救就能救得了。」陳志金感慨地說。他說,很多原本身體健康,卻一夕間突然倒下的病人,家人第一時間心情上無法接受,總想要歸結一個原因:是不是因為昨天吃了什麼?/是不是因為早上跟他吵了一架?/早知道我今天就應該去看他……面對陷入自責和悔恨的家屬,陳志金看在眼裡,說明病情時便特別補上一句:「很多心血管或腦損傷的疾病,事前都沒有預兆,也很難預防,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們就不要再想是什麼原因。」有一次他把這個觀念在臉書上分享,一個粉絲就私訊他說:「醫師謝謝你,因為這番話,讓我藏在心裡幾十年的糾結終於解開了,不再覺得是我害死了爸爸。」「追究責任對於病情沒有幫助,只會讓一個人更難受,甚至可能一輩子走不出來。」陳志金更鼓勵家屬們在親人臨終時,盡量完成他的心願,並完成「四道」:道謝、道愛、道歉和道別。「很多大半輩子形同陌路、甚至像仇人的家人,最後是在病榻前和解的。」陳志金說。團隊之間,也需互信與尊重不只是醫病關係,朝夕相處的醫護同仁,同樣需要團隊合作的信任和默契。陳志金在2005年來到南部重症醫療最具規模的奇美醫院,習慣了台大醫院的豐富資源和人力,他也曾經歷一段適應磨合期。「最初我出於求好心切的壓力,對於醫院裡很多事情都看不慣,然後會用自己的標準去要求別人。」當時陳志金經常會在員工留言板上批評院內事務,他開玩笑形容,自己以前就是「機車行老闆」,甚至有護理師因為覺得他太「難搞」,刻意排開出勤時段,避免接觸。後來陳志金參與「醫療資源團隊合作」(TRM)的種子教師培訓,才讓他學習到如何團隊合作的溝通技巧。「就像是在飛機上,氧氣罩一定要自己先戴好,才可以去幫忙別人。工作氣氛如果不好,那也會影響到團隊的工作狀況。」愛要及時!想說的話、想做的事別等到以後即使是身經百戰的重症專科醫師,多年來看遍無數來到加護病房的重症病患,有人幸運康復、也有人就此告別人世。面對生命的脆弱和渺小,陳志金如何調適自己的心情?「對於沒能救回來的病人,當然也是會難過啊。以前我會用吃來抒發壓力,但這就對身體不太好(笑),現在我除了盡量空出時間運動,另一個方式就是在臉書上寫文章。」除了抒發自己的心情,也因為想分享更多正向的醫病溝通和醫療觀念。近年陳志金在臉書寫下自己和ICU醫療現場的的點點滴滴,如今已經是擁有16萬粉絲的「網紅」醫師。「其實說穿了,就是一個轉念。寫下這些故事,若是有同樣遭遇的人看到了,或許就是可以幫助他們走出來的契機。」親人離世固然椎心,但在人生終點,如果可以盡量滿足當事人的最後願望,甚至讓家人因此重新凝聚感情,往後回憶起來也許就不會只有傷心,也可以有歡笑。「還是那句老話:愛要及時。想說的話、想做的事別再等到以後,現在就可以完成。」在生死懸於一線的重症醫療現場,「愛」仍然是最有效的處方。原文:面對死亡,我們該學會什麼?ICU重症醫師陳志金:想做的事別等到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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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7 科別.泌尿腎臟
洗腎由我自主:花樣年華洗腎,照樣工作出國
東部篇 遠距照護花樣年華洗腎 照樣工作出國吉娃斯 31歲╱洗腎11年:我要工作,生活經濟能獨立自主。21歲的花樣年華,吉娃斯卻被告知洗腎人生,還來不及掉淚,她開始一連串「救腎」行動,試圖抗拒、不願洗腎。吉娃斯說,她高中時就亂吃減肥藥,出社會後作息和飲食紊亂,先是出現連續頭疼、腰痛,後來身體水腫掛急診,查無原因,直到第三次急診才被確診尿毒症,緊急洗腎,自此開始與腎病博戰。吉娃斯洗腎迄今11年,曾歷經兩次腎臟移植配對失敗,或許是運動員出身,她樂觀、韌性十足,當醫師與她討論洗腎選擇時,她掛心的是「我要工作、我要獨立自主」。因此在醫病共享決策階段,羅東博愛醫院腎臟科主任陳俊達考量她年紀尚輕,有強烈的工作企圖,並且有很好的自我照顧能力,建議她採取腹膜透析,而這個治療選擇,也讓她省去從大同鄉山區到醫院的3小時車程。如今,吉娃斯在宜蘭部落擔任生態旅遊導覽,為自己換取到更彈性的生活與工作權。她也曾與腎友們到日本旅遊,留下難忘遊記。吉娃斯說,採用腹透的好處之一是可以機動從「機器洗」換「手動洗」,只要事先安排將藥液送到國外飯店,腎友也能在海外暢遊。陳俊達說,他有不少洗腎病患居住在山區或偏鄉,若年紀大的腎友選擇血透,當遇到颱風,就醫的路途就有風險。因此,對偏遠地區的腎友,若自我照顧能力好,或是照顧者願意支持,他多會鼓勵病患留「在地」使用腹透治療。即使有的高齡腎友行動不便,但外籍看護的語言能溝通,也能使用腹透。護理師李函穎主責吉娃斯病情,她透過雲端管理功能,便能透過手機檢視吉娃斯是否按時上機。若治療過程有異,也可從電腦或手機APP看到警示。陳俊達補充,這不僅縮短偏鄉就醫的距離,即使人在國外,也能透過雲端修改醫囑。陳俊達說,腎病照護系統主張「醫病共享決策」,醫護人員願意花時間和病患溝通血透、腹透或換腎等治療方式,希望病患接收充分資訊後再做出選擇,做出最適合的治療安排,不要過於倉促。 南部篇 偏鄉醫療自己「洗肚子」 免去艱辛洗腎旅程天光才開,那瑪夏鄉的老人家正準備下山展開洗腎旅程,說是「旅程」一點都不為過,因為上山、來到醫院、再回到山上,8到10個小時就過去了,更別說豪雨風災造成道路坍塌時,洗腎之旅就更困難。高雄長庚醫院腎臟科主治醫師鄭本忠手上就有不少居於偏鄉、山區的病患,老少腎友都有,「我建議他們採用腹膜透析,醫護人員透過雲端管理病況,用科技醫材克服交通問題。」鄭本忠醫師表示,考慮偏鄉與腎友需要舟車勞頓往返院所等問題,他通常會建議若符合兩項條件,一、仍有殘餘腎功能的病患;二、腎友本身具有自我照顧能力,或家屬願意提供協助者,應該優先考慮腹膜透析。但不可諱言,有些老人家聽到洗腎要自己來,難免擔憂安全問題,鄭本忠的醫病溝通經驗豐富,他會跟老人家溝通說腹膜透析是「洗肚子」,不是洗腰子,先為老人家卸除對洗腎的恐懼。鄭本忠說:「如果有一種治療可以在家做,那就代表這個治療是安全的。」接著透過專業衛教,包括指導病患與家屬了解居家透析,包括如何更換藥水步驟、清潔環境等,並配合電話或居家訪視服務,讓病患與家屬更安心。相較於血液透析一周要到醫院三次,鄭本忠說,不管是年輕人、上班族或是老人家,都愈來愈在意生活品質,腹膜透析的優點是不必勤跑醫院,例如在新冠肺炎期間,可以減少病患和家屬進出醫院的頻率,而像是南部有不少偏鄉、山區,可以善用腹膜透析雲端管理功能,幫助醫護人員及早獲知腎友的病況是否出現警訊。鄭本忠說,透析技術愈來愈進步,高雄長庚醫院的透析病患約有三成比率採用腹膜透析方式。除了上述提到的雲端醫療管理技術外,高長更引進「腎科植管」創新技術,結合腎臟科與外科醫療團隊,病患可在門診局部麻醉,將導管放入腹腔內,避免病患對全身麻醉的恐懼感,是治療新選擇。【透析深度專題】做適合自己的選擇,去想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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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我們能對病人說謊嗎?習醫過程的反思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習醫之路」。兩位剛踏入醫院開始接觸病人的醫學生寫出他們對病人與家屬之感受的敏感度:由病人的眼神看出他的焦慮,但卻因為經驗的不足而感到惶恐;由家屬出自對病人的愛所提出的要求,引發他對過去所學的醫學倫理更進一步的深思。最後是一位已經畢業,並完成臨床訓練的總醫師回顧自己如何從學生時代的習醫過程,摸索出讓自己能成為一個「易感、有溫度、讓人暖心的醫者」的心得。「醫生,你們可不可以把止痛藥的劑量直接調高,然後不要跟我太太說?」查完房後,陳先生隨著我們走出病室,有點難為情的說出了這句話。眼睛佈滿血絲的他,已經好幾天沒有睡好了,緩緩吐出這句話的他語氣充滿著躊躇,可以想見這對陳先生來說是個充滿掙扎的請求。56歲的陳小姐患有進展迅速的乳癌,已經轉移到骨頭和肝臟,這次住院是為了疼痛控制與治療腎臟的急性損傷。陳小姐是一位非常有活力且幽默風趣的女士,對健康及調養很有一套自己的理論,再加上身體對藥物非常敏感,因此對於門診或住院的治療計畫都會積極的與醫療團隊討論。身為主要照顧者的先生總是隨伴在側,很細心的照顧陳小姐,半夜陳小姐因疼痛痛醒時他總會替她按摩,直到能夠再次入睡,但幾個禮拜下來對體力也是不小的耗損。醫療團隊協助緩解陳小姐的疼痛的策略起初是以嗎啡為主,我們從較低的劑量開始,每天觀察她的副作用及疼痛減輕的程度,再進一步的調整。對藥物敏感的陳小姐剛開始使用嗎啡時有很大的副作用,再加上對於嗎啡的一些擔憂(成癮性、副作用等等)有一些反彈,不過仍然很配合醫療團隊的決策。我們曾與陳小姐提過只要還會痛,就要與護理師反應,這樣我們才能確定目前的劑量是否足夠,但可能是基於上述的擔憂,陳小姐總是要等到完全無法忍受的時候才會跟護理師說。連日的疲憊,加上對於太太如此疼痛的心疼,陳先生最後才對我們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希望我們自行調高止痛藥的劑量,並且不要特別跟陳小姐說明。這句請求對我造成蠻大的衝擊,每天的觀察下來陳小姐的疼痛不只造成她自己的不適,其實也造成先生的負擔,但在討論的過程中「照顧者」往往沒有太多的主控權,我相信陳先生是在了解妻子的個性、身體狀況,再加上自己的身心俱疲之下才提出這樣的請求。那我們可以就真的默默的調整嗎啡的劑量嗎?甚至在陳小姐問起的時候可以不要清楚而完整的說明我們做的處置嗎?經過一段時間醫學倫理訓練的我們可能會反射性地認為這種問題根本連思考的必要都沒有,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是現代醫療的價值核心,再加上越來越被重視的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任何醫療決策最理想的情況都應該是醫療人員完整的提供病人及家屬資訊之後,兩方以對等的權力高度做出具有共識的決策。但現實世界中不可能總是可以有如此高品質的決策。當醫療人員深知一個醫療決策會對病人(以及照顧者)帶來顯著的好處(例如稍微調整嗎啡劑量),但病人卻沒有完全同意的情況下,我們要完全順應著病人的決定嗎?還是我們可以經過審慎的考量,確定這樣做可以增進病人與家屬的福祉(well-being),然後違逆病人的意願,或是用某種較為含糊的說法告知病人後執行醫囑?幾經思考過後,我並沒有一個好的答案,因此在醫院為醫學生教育定期舉辦的「醫學人文討論會」中提出這個疑問。討論會中有醫學生、病人的主治醫師與對於醫學倫理經驗豐富的教授醫師,短短一個半小時的討論中有許多具有啟發性的討論與碰撞。有部分的醫學生認為病人的自主權應該具有最高的優先順序,在我們完整且全面的溝通之後,病人如果仍然這樣決定,那我們應當尊重,因為只有病人知道什麼對他是最好的、最重要的。但是另一部分的醫學生認為醫學說到底仍然是門專業,醫療團隊有其專業的判斷,如果我們有足夠的信心這樣的醫療處置能達到好的效果,某種程度上是需要介入的。主治醫師也有類似的想法,他認為在充足的溝通及良好的醫病關係的前提下,我們也需要保有我們的專業判斷與處置,有些原則是必須要比較堅定的。兩位教授醫師的意見進一步拓展了思考此問題的縱深,他們認為病人在一個時間切點的決策並不是一個斷面,而是一個長時間個人生命經驗的總合,當我們在溝通的時候必須考量這件事,病人抗拒嗎啡真的是因為她陳述的那些原因嗎?有沒有可能她之前有過什麼不好的經驗?或是其他的事讓她最後得出這個結論?當我們回溯病人的生命經驗,是有可能伴著他們一起梳理出問題的癥結,並且針對那些擔憂作進一步的說明或是調整我們的治療策略的。至於要不要對病人有任何形式的說謊?大家一致的共識都是除非迫不得已,我們應該堅守對病人的誠信與坦承,這樣的互信是良好的醫病關係中最重要的基礎,不應該被輕易的撼動,就算我們說謊是為了病人好,這在道德層面上就是不該被鼓勵的。不過這時就會觸及到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那醫生可以給予安慰劑(placebo)嗎?所謂的安慰劑就是治療效果主要是仰賴病人的信念,而非藥物本身的生理藥理作用,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指出安慰劑的功用,包括神經痛、憂鬱症、甚至免疫功能都會有影響,安慰劑的作用不只是心理性的,更是生理性的。那在諸多證據及臨床試驗都顯示安慰劑有某種療效,醫生可以提供病人安慰劑嗎(同時說謊是無可避免的)?經過討論後大家仍持保留立場,如果有更好的選擇那安慰劑可能不是首選,但某些特殊的情況時經過審慎考慮可能還是可以嘗試。根據這個問題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 BMJ)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臨床指引:一、醫生在給予安慰劑時的立意必須是良善的,而且在作決定時唯一的考量須為病人的福祉,該決定不能被經濟、專業或情緒上的利益左右。二、給予安慰劑須懷著緩和病人受苦的精神,而非單純地平息病人、使病人不再抱怨或藉此不積極的處理病人的痛苦。三、當安慰劑被證明無效時須立即停止,因為這時安慰劑不僅無用,還可能影響病人對於之後治療的期待與反應。四、當醫生認為有另外一種更有效用的藥物存在時,不應該給予安慰劑。只有在病人對於標準治療無用、無法忍受其副作用或是標準治療不存在時可以考慮安慰劑。五、當病人問起安慰劑的性質及預期會有的效應時,醫生應該誠實的回答。六、如果安慰劑能幫助到病人,在沒有更有效用的治療下,停止安慰劑是不道德的。這指引的安慰劑其實可以代換成任何對於病人的資訊保留或是修飾(甚至是不告知全盤真相),也許在真的沒有更好的選擇下,這麼做是道德上容許的。隨著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我們越來越了解心理與生理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許多研究都顯示安慰劑、甚至醫師充滿同理的話語等等都會造成顯著的生理影響,其效用甚至不亞於藥物治療,而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們更應該思考在藥物、手術之外,我們要如何真正的用「心」照顧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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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7 癌症.乳癌
乳癌治療換用生物相似藥 醫提醒3潛藏危機
「醫師說要換藥,這會影響療效嗎?」去年12月起,國內第一個癌症生物相似藥納入健保,乳癌患者首當其衝,最近乳癌病友協會就接到不少癌友求救電話,理事長黃淑芳說,癌友在治療過程中被換藥,這是很危險的,醫院不可因財務,而犧牲病友權益。對於國內核准及給付第一個癌症生物相似藥,乳癌病友協會與乳癌防治基金會均表樂觀其成,癌友及醫療院所多了一種選擇。但使用中的藥物突然被換成生物相似藥,看似簡單無害,背後卻潛藏許多危機。乳癌防治基金會董事長張金堅點出三大風險,首先,部分癌友換用生物相似藥物,可能體內產生對於原廠藥的抗體,中和之後,導致藥效解離,療效變差。他說,其次,乳癌治療並非單一用藥,有時常合併兩種標靶藥物,如果其中一項換成生物相似藥,也可能影響療效。第三則是,在缺乏嚴謹臨床試驗情況下,貿然將生物相似藥適應症外推至其他癌症,這相當危險,例如,作用機轉一樣,用於乳癌的生物相似藥,竟也外推至胃癌。張金堅表示,原廠藥或生物相似藥均有不錯的療效,但蛋白質單株抗體類生物製劑,屬於四次元結構,極為複雜,只能做到相似,正在使用原廠藥物的乳癌病友,如果一下子換成生物相似藥物,實在很難保證療效。到底單株抗體類生物製劑的四次元結構有多複雜?張金堅以交通工具為例,一開始是腳踏車,接著機車、汽車、直升機,最後進化到了噴射機、太空梭,正因結構極為複雜,可能造成療效不相似的疑慮。對於癌友來說,原廠藥換成生物相似藥,可能是一次賭注,具有一定風險,張金堅說,為了避免醫療糾紛,醫師務必向病患及家屬解釋清楚,分析利弊得失,落實醫病共享決策。「務必做一個勇於提問的聰明病人」,張金堅說,傳統醫療提供者總給人高高在上的感覺,與病人互動時,大多被動,但現在講究以病人為中心,應該尊重患者權益,善盡告知的責任,而病人如有疑慮,就應表達想法。黃淑芳則建議,癌友應該多練習與醫師如何有效溝通,勇於提問,例如:換藥後,可能面臨哪些風險?應該注意哪些事情?病人可以選擇嗎?如果真的要換藥,是否可以採用「二二」原則?黃淑芳指出,先進國家換藥時,均採高規格的「二二原則」,原廠藥走完兩次療程,接著生物相似藥也用兩次療程,接著再換回原廠,重複三次,等確定風險及療效後,再換成生物相似藥。張金堅呼籲,醫療院所在採購藥物時,不能只求低價,在癌症用藥上,雖然換藥後的藥效差異,並非立即顯見,但攸關人命,更需謹慎,提供多樣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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