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01 新聞.杏林.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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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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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31 新聞.杏林.診間
醫師其實不是神 那些殘酷醫療照護現場下受傷的醫者
提供從醫者所需的韌性訓練與心理支持《受傷的醫者:心理學家帶你看見白袍底下的情感掙扎與人性脆弱》推薦序這是一本慎重看待與省思醫學界中各種現實面的著作。我們常常說,醫師也是人,意思是醫師不可能像神一樣無所不能,醫師也會無助,也有失敗,更常常自我質疑,或是有許多無法面對的時刻。醫師不是神,但是醫師的日常所承擔的悲傷、挫折以及挑戰,卻是一般人的數倍,原因在於,醫學訓練是嚴苛的,醫學服務過程看到的多數現實是殘酷的,提供醫學照護的自己也時常面對衝突、掙扎甚至反覆質疑,而且,通常不知如何紓解或不敢求助。我是大學聯考之後填志願分發的年代,那時候進醫學系的條件就是書讀得好,考試考夠高分,且當時還未實施健保,醫師收入與社會聲望都明顯優勢,社會的職業價值也尚未多元,所謂第三類組的第一志願,就是當醫師,有不少學校有醫科專班,或以每年醫學系上榜人數為招生強項;因此,除非非常洞察自己的特質,並得到家庭的支持,或許有機會不依著各校系志願排名填志願;不然,「考得上就去唸」,是最多數醫學系學生入學的原因。我一直記得大學一年級體檢時,有同學在被抽血的時候暈倒了。那個同學後來在學校時如何面對把活青蛙的心臟剖出來;如何克服實習時的注射工作;如何在睡眼惺忪的值班清晨,趕在晨會前抽完數十管血液檢體,沒有人知道。我們倒是都知道,每年,會輾轉聽到,某一個學校的醫學生,本來是數理天才,但在家庭期望下念了醫學系,然後,罹患精神疾病,退學了;或者,某個剛進入臨床的實習醫師,跳樓自殺。而我們只有提醒自己,要更強一點,要撐住。我的實習同學在主治醫師跟家屬講解末期肝癌病情的時候忍住淚水,回到值班室才感同身受地掉眼淚;我們都想幫助那個爛了一條腿的癱瘓病人,但又怕他的環境困難超出了我們的能力;本來是來看陰道炎的病人因為她加護病房中昏迷不醒的兒子,在我診間嚎啕大哭,為了不想影響「專業形象」,我強忍眼淚,顧左右而言他;一直到多年後我自己接受了心理諮詢課程,才學習如何平衡同理心與專業。醫院是一個很少有好消息的地方,即使診斷出疾病,治好了病人,病人終其一生也可能很難擺脫復發的陰影,或是留下住院過程的痛苦回憶。而這些充滿負面能量的場域,就是醫師的工作日常。面對那些難以治癒的病痛、已經缺乏求生意志的患者、難以忍受治療痛苦的病人、掙扎著呼吸的早產兒、先天疾病早夭的嬰兒,醫師怎麼可能不沮喪,不難過,不懷疑自己?但是,如果醫師自己被情緒擊垮,又要怎麼保持最專注且不受情緒干擾的診療程序?本書作者在她執業與研究的觀察中,發現了醫師的逃避,也發現醫師透過專注在情境的枯燥、事實和理性的細節,而忽略或壓抑它對一個人的感覺造成衝擊的可能性,對此作者稱之為理智化(intellectualisation)的過程。作者也留意到,醫師會有潛抑(suppression)和壓抑(repression)的雙防衛策略,藉由專注於提供安全照顧,潛抑他們想停止在病人身上施加痛苦(診斷與治療)的欲望,以及把難以承受的情感從意識裡完全排除;甚至當醫生情緒變得難以負荷時,他們會完全停止感受(第八十一頁)。而這,不是與我們一再認為醫師應該「同理」病人感受、應該溫柔且敏感地陪伴病人疾病之外的其他情緒,是矛盾的嗎?這也是我自己從實習開始,一直到現在執業近二十年,認為對於臨床醫療人員甚至其他助人工作者最嚴苛的試煉:如何能夠永遠保有同理和最溫柔諒解的那一面,以維持說來其實殘酷的醫療照護現場。作者也討論到了醫師在職涯上可能會面臨的困境。不少醫師因為自己身心罹病,或是發現自己並不適合臨床執業之後,無法面對「失敗感」,或不願與家人同事坦承自己希望轉換選擇;尤其是,若抱持著自身或家庭對於某些疾病治療的「使命」而進入醫學領域,卻在受訓之後體認到醫療專業的現實面,或自己擅長的並非原先所預期的專科時,必須痛苦地承認自己選科錯誤、甚至考慮是否停止臨床執業,這都是漫長而矛盾的掙扎。這部分,在台灣幾乎還未有討論;然而每年對於新科醫學生的報導,總有「因為親人罹病所以想當醫生」這樣的年輕孩子,醫學生也總是承擔了家裡最高的期盼與肯定,那些最後發現自己對這個職業與期待不同的準醫師們,我們都還未產出支持或諮商的系統。另外,因為種族、性別,或先天疾病,在受訓與職業過程可能遭受的不平等對待,也在此書的討論之中。近幾年,台灣的高等教育入學方式改變,在擔任醫學系的甄試口試委員過程中,我與其他老師們,往往一邊帶著十分矛盾的情緒,既有對健保制度的各種抱怨,又有咬牙讀完醫學系,撐過專業醫師訓練之後的職業榮耀感,一邊聆聽著面前的高中畢業生試圖說服我們,他們「有哪些特質適合就讀醫學系,未來適合擔任醫師」。其實,我們多數能分辨,哪些年輕孩子是真心期待進入這個行業,哪些是因為家庭期待而來;也多少能發現,有些孩子對於挫折的耐受度,其實不太適合這個行業。透過這樣的面試,篩選適合從醫的學生或是排除極端不適合的孩子,比以前僅靠成績分發,是稍微好了一些。本書中詳述了其他國家在醫學生訓練或投入專科醫師之前,有適性或心理諮商評估協助,也有對情緒衝擊或倫理挑戰的「多站迷你面試」評估,這些措施都有助於協助醫學生或年輕醫師在受訓過程中,了解自己或得到協助。這是一本誠實窺見醫師內心矛盾衝突的書,書中關於眾多醫師無助沮喪、甚至孤立無援的真實紀錄,值得所有醫師閱讀,發現自己壓抑或不敢直視的困境;這更是一本所有醫學教育者應該閱讀與思考的書―我們有責任支持與協助年輕從醫者。《受傷的醫者:心理學家帶你看見白袍底下的情感掙扎與人性脆弱》作者:卡洛琳‧艾爾頓 譯者:林麗雪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20/12/30《受傷的醫者:心理學家帶你看見白袍底下的情感掙扎與人性脆弱》書封。圖/木馬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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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當醫師變成病人時,醫師的生病故事 — 骨質疏鬆症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當醫師變成病人時」,我們收集了三位醫師的生病經驗。一位老醫師因為不小心摔倒而肩部受傷,才有機會由病人的立場體會醫師的同理心是多麼重要,是醫病之間的尊重與信任的基石;一位西醫醫師在受傷之後,發現「中西合璧」的治療有時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而希望自己的經驗能促進西醫的專業人員重視中醫,彼此合作,並尊重病人選擇中醫治療的決定,但她也不忘提醒讀者,要謹慎挑選中醫從業人員,不為江湖郎中所騙;一位中年醫師分享自己年輕時為「重症肌無力」所苦,中年以後又因兩側髖關節骨折的延誤診斷,經歷了一段痛苦的煎熬。相信由這些文章間也可以感受到「生過病的醫生可能會是更好的醫生」。在過去三十年,我因為罹患肌無力症而投身神經科的故事,已經寫了好幾回。現在我要講的,是從2013年起開始影響我的另一個故事。我一向體型較瘦,工作較趕時也沒認真吃午餐,所以體重長年無法增加;就算那幾年看中醫調理,使用一些開胃的藥物,體重也大約都在42-43公斤上下。大約2013年左右,不定時雙腿和腰部會有些痠痛,而且位置跑來跑去,例如前幾天右邊膝蓋旁酸痛、隔幾天換成左腳踝痛,有時甚至延伸到腰部、臀部。而電腦打久了,手指關節也會腫痛。我起初自認為是足底筋膜炎、或合併其他地方的關節筋膜痛,開始嘗試足底或全身按摩。這些方法確實稍微可緩解一些緊繃痠痛,但卻無法完全改善。因為許多免疫系統疾病都可以用跑來跑去的痠痛表現,加上以前罹患的肌無力症也算是免疫系統異常,我去掛了過敏免疫風濕科。抽血檢驗了一些免疫數值,我的ANA(某項常見的自體免疫抗體)偏高,而且驗尿發現有蛋白尿,過敏免疫風濕科綜合了我的各項數據與臨床表現,給了我「紅斑性狼瘡」的診斷!真是晴天霹靂!當天我在臉書上悲憤的寫下了一段話:「過去二十幾年,我就像不死鳥一般,經歷一個又一個大病小病,但總能化險為夷。現在,我要迎接人生另外一個挑戰了!」不可諱言的,我不願意接受這個打擊,但還是聽話的嚐試類固醇與針對紅斑性狼瘡的免疫抑制劑,但試了幾個月,痠痛症狀並未因用藥好轉。用類固醇那幾個月,全身免疫力差到極點。例如我以前皮膚就有濕疹、脂漏性皮膚炎,季節變化時常會搔癢;某天不小心抓癢破皮,過兩天上臂腫,且深夜開始發燒。上班時學長看我不對勁,堅持要我住院。除了打抗生素,我也請整形外科的同學來幫忙,幫我上臂劃出一個小口,居然可以擠出膿。我太太比較殘忍,像擰毛巾一樣用力把我上臂掐著,花了一番功夫擠出許多膿,擠到上臂變軟為止。那些膿培養出的細菌是「金黃色葡萄球菌」,是表皮常見的細菌,但通常是免疫力差的人才會感染的。類似事件層出不窮。某天修剪指甲不小心剪太短,過兩天居然變成甲溝炎,又冒出膿!那段時間常跑皮膚科,我只好自嘲是「與膿共舞」的男人(註:劉德華有一部電影叫「與龍共舞」)。 後來因為腎盂腎炎住院。但包括感染科、腎臟科、和新陳代謝科等同事都不認為我的症狀像是紅斑性狼瘡;我也對於吃類固醇並無法改善我的轉移性肌肉痛、卻出現許多併發症而苦惱不已。於是我央求腎臟科醫師幫我做腎臟切片以釐清診斷。結果除了蛋白尿以及免疫抗體較高仍沒辦法解釋外,腎臟切片並沒見到典型的紅斑性狼瘡變化,因此我和眾位醫師討論,既然無法證實是紅斑性狼瘡,就停掉類固醇了。我每天像企鵝一樣搖搖晃晃上班,也曾在天雨路滑時重心不穩而跌倒過,不變的是腰背與腿部肌肉的痠痛,讓我走路費力;後來查房時索性撐著單腳拐杖走。患者曾偷偷問護理師,我是不是「怪醫豪斯」?聽來哭笑不得。院內有同事關心的問我,會不會是神經科疾病?例如腰椎神經根壓迫?我搖頭苦笑:「我自己是神經科專科醫師,這點判斷還是有的。這可能是其他怪病,但絕不會是神經科的病!」但心裡隱約覺得,查了那麼久,或許只剩下髖關節的問題導致下盤肌肉力量不穩引起的疼痛了。那年十月我早已請了八天休假,預計跟旅行團出國。旅遊兼攝影是我釋放壓力的來源,也是樂趣所在;行動不便沒有讓我放棄此趟旅程。我有預感,症狀遲遲沒改善,回來後萬一當真診斷出嚴重的病,可能得好幾年才能恢復元氣了!因此我決定趁還能走,好好拍照一番。八天團的路線選擇很多,我最初考慮去中國雲南或遼寧。考量遼寧行程須爬坡的路較少(只有一個虎山長城須爬山),又適逢紅葉季節,故決定去遼寧。太太也知道我的想法,默默地陪我去。遼寧的紅葉美不勝收,不愧是「中國紅葉種類最多的地方」,我也拍了不少美照。但我過去自喻「勇腳馬」,走遠還是下半身痠痛,落在隊伍後半段。虎山長城是萬里長城裡很有看頭的一段,車停在第七座碉堡,遊客可以連續上坡爬到第一座碉堡,然而我爬到第四座碉堡就決定折返了。面對團員的疑惑眼神,我也不解釋了!但不禁回憶起三十多年前初罹患肌無力症的無奈感,「似曾相識」。只好期盼以後有機會再訪遼寧吧!結束遼寧旅遊之後,我去掛了骨科裡專攻髖關節的醫師,詳述我近一年的曲折與懷疑。骨科醫師有同感,幫我照了髖關節,赫然發現兩側髖關節處都已有骨折,且看來有明顯的骨質疏鬆症。骨科醫師很驚訝的說,沒看過有人雙腿都骨折,還能這樣在醫院走來走去、查房看診。他安排了骨質密度檢查,我的兩側關關節測起來都是-5.5、而腰椎的骨密度則為-4.3 (骨密度低於-2.5以下就算是骨質疏鬆症了)。骨科醫師比喻,骨密度-5.5 就算沒有跌倒骨折,可能只要搬物品甚至打個大噴嚏,骨頭就會自發性像土石流一樣的裂開;他實在很難想像我是如何撐過這幾個月的?至於我為何會骨質疏鬆症?至今仍然是一個謎。是三十年前持續吃了一年半的類固醇、加上數月前因被診斷為紅斑性狼瘡而吃了兩三個月類固醇就造成如此慘狀嗎?或者其他藥物的後遺症?沒人知道。至於危險因子,我既不抽菸、不喝酒或咖啡,危險因子清單上只有體重過輕、及較少運動這兩項符合。大家最後只能以「免疫失調」結案。骨科醫師建議盡早手術,我也從善如流安排住院,同日進行兩邊髖關節骨折手術。好消息是股骨頭沒壞死,不用置換關節,只需打釘子;但骨科提醒凡是髖關節骨折、又吃過類固醇的人,以後股骨頭壞死的機率會比常人高。聽見這風險,我也只能苦笑!手術前一天我看完門診才去辦理住院,術前術後有許多同事及長官來關心。學妹建議我乾脆休養一陣子甚至留職停薪,被我婉拒了。那時我不好啟齒的另一個原因是,剛確定我家夫人懷了老三,他雖是在我最落魄的時候意外報到,總是喜事一件。我是家裡的經濟支柱,今後擔子更重了,只能督促自己堅持樂觀。我的體重在開始跛腳那幾個月,從42公斤掉到只剩36公斤,是我工作二十餘年來最弱不禁風的時期。平日腋下撐著兩支拐杖以防跌倒,但還是有一次在夜裡下班途中天雨路滑,拐杖不偏不倚的插進水溝孔,整個人跪坐地上導致多處擦傷,四下無人還是只好靠自己慢慢撐起來;也曾在家因兩歲的二兒子熱情撲過來撒嬌而被他撞倒;更曾於某次颱風天走在大樓的騎樓,後面突然一陣狂風而害我向前仆倒……原來「瘦到被風吹走」是真實發生的事,我領教了。前幾次我跌倒,都趕緊回去骨科門診追蹤,幸好都沒再發生骨折。但復健實在是條漫長的路。很難想像關節手術後少走了不到一星期就出現腿部肌肉消瘦,太瘦就會沒有支撐力。後來幾個月搭公車時跨不上去,得單手先持兩支拐杖站好,然後費力攀上三級階梯(幸好後來醫院的交通車都配置了車頭降低功能以便老人家跨上去);但我還是能開車,因休旅車底盤較高,下車時我能慢慢站立後再從車內拿拐杖出來行走,所以農曆年仍能開車從林口回中部;但騎腳踏車是直到術後半年後才開始嘗試,因為要上下腳踏車得靠單腳支撐,另一腳跨過座位,很難維持平衡。復健超過半年,我才敢放掉拐杖獨自走路上下班,但很少抱我的三兒子,照顧小孩重擔更是全落在我家夫人身上,以一打三,實在難為她了。在2015年下半年,就是術後兩年多,我終於鼓起勇氣在夫人及小舅子(專業日本線導遊)及舍弟陪同下,再次揹著兩台相機到日本東北自助旅行,不須拐杖。此趟行程規劃及駕駛完全由小舅子包辦,我只需當個散客吃飯,拍照。那是我重新出發的一刻,恍如隔世!我期待盡快恢復體能,能繼續玩、繼續攝影。至於骨質疏鬆藥物治療,最初我是使用口服雙磷酸藥物。這種藥物一星期口服一次,只是規矩較多,起床後要空腹吃,而且吃完不能太快躺下以免食道損傷;較常聽說的後遺症是顎骨頭壞死。這藥物我吃過一段時間,胃裡翻江倒海十分不適,因此與新陳代謝科醫師討論後,改用皮下注射藥物。皮下注射藥物種類繁多,機轉各自不同,醫師建議我使用的是半年注射一次的藥物,使用上方便得多,也不太容易感覺副作用;只是要追蹤腎臟功能。打骨鬆藥幾年來,腰椎骨密度從-4.7變成-3.2,雖然仍糟糕但已有進展。運氣不佳的是,幼年時修補的蛀牙陸續崩壞,甚至有幾顆只能考慮植牙。牙科醫師的觀點,只要骨鬆仍在治療中就不建議植牙,因失敗率高;但新陳代謝科覺得骨密度有持續進步,應該仍可進行植牙,兩派各有立場。後來在我堅持下,牙醫勉為其難幫我植牙。沒辦法,我一口爛牙,總是還想多吃點東西啊!但已經少了很多口福了。口腔清潔得更認真才行。這些年經過復健及中醫調理脾胃後,體重慢慢回到45公斤。走路雖然恢復以前速度,但跑步也追不上兒子;至於核心肌群乏力造成的腰腿部痠痛,應該是會一直伴隨我了,至今還是得抽空拉筋、按摩。這幾年的經歷讓我又有了另一番體悟,特別是步入中年但小孩尚幼——無論多麼重視興趣與成就,都得有健康做後盾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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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從受傷經驗談「中西合璧」的好處!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當醫師變成病人時」,我們收集了三位醫師的生病經驗。一位老醫師因為不小心摔倒而肩部受傷,才有機會由病人的立場體會醫師的同理心是多麼重要,是醫病之間的尊重與信任的基石;一位西醫醫師在受傷之後,發現「中西合璧」的治療有時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而希望自己的經驗能促進西醫的專業人員重視中醫,彼此合作,並尊重病人選擇中醫治療的決定,但她也不忘提醒讀者,要謹慎挑選中醫從業人員,不為江湖郎中所騙;一位中年醫師分享自己年輕時為「重症肌無力」所苦,中年以後又因兩側髖關節骨折的延誤診斷,經歷了一段痛苦的煎熬。相信由這些文章間也可以感受到「生過病的醫生可能會是更好的醫生」。七月下旬某天晚上,我欲將一幅畫掛在餐桌旁的牆壁,於是爬了上去。我沒注意到桌子只有中間一隻腳,所以當我踩在桌緣時,它就開始傾斜。眼見厚重的餐桌要翻覆的同時,我趕緊跳下來,左腳先著地。頓時感覺一股強大的力量從腳底傳到膝蓋下方外側,聽到「啪」的一聲,然後我的身體就摔落到地上。那一剎那我體會到武俠小說裡描述的「得內傷」是怎麼一回事,因為我的內臟器官被重重地震了一下。等我回過神來,發現左腳除了膝蓋外側十分疼痛,並沒有腫脹或變型。既然沒有骨折,我就放心地冰敷患處,等隔天再到醫院檢查。第二天早上膝蓋依舊十分疼痛、無法施力,但還是沒有腫。到了醫院,先做X光檢查,結果的確沒有骨折,不過骨科醫師從理學檢查懷疑膝關節裡的半月板受傷,於是開一週的止痛藥,並安排核磁共振檢查。原本我期待骨科醫師能幫我固定患處,因為一動就會痛,但是他說不需要,只囑咐我回家冰敷,並指導正確使用拐杖。我覺得我的傷並沒有被完全處理,於是向一位中醫師朋友請教,他推薦我去找幫忙治療他背部受傷的推拿師。起初,家人反對,因為不清楚急性受傷期是否能推拿,也擔心病情會越弄越糟。我想起以前同事腳踝扭傷,經推拿後患處的腫脹在半小時後消退,於是決定放手一試。果然在那位「整復推拿」的劉師傅幫我將扭傷時錯位的組織復原後,我就能夠站起來並自己行走。之後我定期去找劉師傅,調整我在期間因行動不便或背重物所造成的不良姿勢,並讓復健科友人幫我用儀器減輕疼痛。一個月後核磁共振的檢查結果為前十字韌帶斷裂,骨科醫師考量我的年齡和日常活動形態,認為不需要開刀,所以我就到住家附近的復健科診所做復健,減少疼痛並訓練肌肉的力量。一些朋友知道我同時在復健並看推拿師,擔心我如近日網路流傳的一句話:「西醫治標,中醫治本,中西合醫,治成標本。」會有不良的後果。我倒是覺得可以各取其長處,讓兩個醫療系統互補。以我這次膝蓋受傷為例,西醫的放射線檢查可清楚顯示受傷的部位,中醫的推拿手法能讓「筋骨」歸位,兩者互補加速復原。當初若我只聽從骨科醫師的建議,服用止痛藥及冰敷,大概須在家休息一兩週。這對一般須工作或照顧家裡老幼的成人影響蠻大的,特別對經濟不好者,更是沈重的負擔。事後我詢問劉師傅,剛受傷時是否能推拿?他回答說,若確定沒骨折是可以在急性期推拿,將骨頭、肌肉、肌腱和韌帶等歸位,不用等到消腫後再讓患者忍受第二次的疼痛。他告訴我當他看到我持拐杖走進他的診間,以他多年推拿整骨的經驗,已經知道我沒骨折,所以才敢幫我推拿和敷藥。我想起國中時,有次踢到桌腳,某腳趾後來一直感覺「卡卡」的。我嘗試自己將趾頭拉一拉,但是無法緩解。忍了兩星期,情況沒好轉,我只好告訴母親。她不知道去哪裡打聽到有位老中醫,於是某天放學後我們就搭了很遠的車子去找他。記得那裡病人很多,我們等了很久。輪到我時,老中醫不問診,只叫我將雙手伸出給他觀察指甲,就立即知道問題在我左腳的第四腳趾。他將我腳趾轉幾圈後拉了一下,我馬上感到很舒服,腳趾也不再卡住了。那次短短幾秒鐘的治療,花了母親不少錢與時間,但讓我見識到中醫的知識和技術何等高明。雖然我國實施中醫認證制度已有一段時間,可是坊間整復推拿師的程度及功力良莠不齊,病人就醫前須自行篩選。當然我也有朋友某天早上睡覺起來,發現大拇指的關節卡住,看了幾個中醫師,經過敷藥和針灸都沒效。後來經人介紹,找到一位推拿師,對方將他的肩膀旋轉、運動幾下,他自己聽到「咔」的一聲,後來推拿師將他手臂的筋絡,從肩膀到拇指一一地調整,其傷處便完全好了。現在資訊普及,中西醫療專業人員其實都可跨其領域學習,彼此互相吸收對方的精華。像劉師傅曾修過一些解剖課,讓他很了解人體的構造。而我所認識的許多復健科醫師,也使用中醫的方法幫助病人,如耳針、遠距按壓等,以輔助治療運動傷害。以前實習時,遇到一些中醫系後來選擇走西醫的住院醫師(台灣的中醫系學生都須雙修西醫,畢業後可選擇走中醫或西醫),有些學長就從各腸胃藥所引起的腹瀉或便秘現象,以中醫的寒熱屬性方法歸類,看病時再透過把脈和看舌苔了解病人的體質後開藥,減少藥物所產生的副作用。我也聽說有些骨科或家醫科醫師,對於那些慢性疼痛病人須肌肉注射藥物止痛時,利用中醫的「阿是穴」原理,在疼痛點上打針,可延長藥的效果。更有些醫院的安寧緩和病房與中醫部門合作,用中藥和其它中醫治療方法減緩末期病人的種種不適。希望本文能促進西醫的專業人員重視中醫,彼此合作,並尊重病人選擇中醫治療的決定。另外也要提醒讀者,要謹慎挑選中醫從業人員,避免被一些江湖郎中騙了還繼續受苦,那真的可能造成「中西合醫,治成標本」!(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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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4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外籍移工成防疫破口?新加坡「你們、我們」思維啟示
【文、圖/摘自商周出版《世紀之疫》,策劃/主編楊惠君】新加坡自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現第一起新冠肺炎確診案例後,在沒有封鎖邊境、持續各類經濟活動的狀態下,維持了兩個多月的低確診案例狀態,即便有發生群聚感染,人數最多就是近五十人;直到當地稱為「客工」的外籍移工宿舍,一處接著一處爆發群聚感染事件,到了五月初累積確診案例已從數百飆到破萬,也把新加坡從防疫優等生的寶座拉了下來。防疫如作戰,新加坡在「移工」這一役上,也許早就埋下了失守的種子。移工宿舍爆發群聚,疫情一夕高漲三月三十日開始,先是東北邊的榜鵝S11宿舍出現了四起確診個案,然後是西南邊的西雅卓源宿舍也有四個案例,接下來一週裡,每天都有來自移工宿舍的確診案例。到第七天,新加坡政府眼見苗頭不對,四月五日隨即宣布,分別住著一萬三千人的榜鵝S11,與六千八百人的西雅卓源宿舍成為隔離區―所有住戶隔離十四天,不可出門上班,棟與棟之間住戶不能互相往來,而且不同間、不同樓層的也不可有社交接觸。接著在四月七日,新加坡政府就宣布了實施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四週,關閉非必要的服務場所,各級學校在家上課,減少非必要外出,出門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等。就在四月初宣布這一連串措施後,四月九日,新加坡的單日確診案例創下兩百八十七例新高,自此曲線一路攀爬,四月二十日甚至出現一千四百二十六例確診,截至五月初的將近一萬六千多例中,高達八成五是住在宿舍裡的移工們。居民淡定:移工被隔離,我們很安全?雖然政府如此緊張,但是新加坡當地人對於高漲的疫情緊不緊張呢? 住在新加坡兀蘭的永久居民Gary 說,宣布阻斷措施那天他跑去宜家家居(IKEA)幫小孩買桌椅、準備在家線上上課。他看到宜家家居和玩具反斗城店外,人們有秩序地排著長長的隊伍要買桌椅和玩具,以預備接下來一個月和孩子長期待在家中。四月二十一日,政府宣布阻斷措施再延長四週至六月一日。這時,奶茶店出現大排長龍的景象,在當地人的心目中,接下來一個月喝不到奶茶這件事遠比感染可能性來得重要。Gary 道出多數新加坡人的心理:「沒有恐慌啦,那些外勞都被隔離在外勞宿舍裡,不怕,社區傳染有受到控制。封城後,路上都看不到外勞,所以很安全。」 新加坡政府在疫情發展初期,就已將移工隔離在他們的宿舍中;不過為了持續維持新加坡經濟,允許他們外出工作,但採取無座位平台貨車統一接送的方式,完全隔絕他們與新加坡當地人群接觸的機會。這樣的隔離措施確保移工隔絕於社會大眾之外,但又有效讓經濟持續活絡,符合新加坡政府高效、務實的管理思維。這就是新加坡人民依然對政府保有信心的原因,因為感染群並不和大眾生活在同一時空―只要移工不被允許出現在街道上,新加坡還是安全的。新加坡人David 說:「疫情主要是外籍移工引起的,只要把感染群都放在一起,不讓他們出門,相信政府還是有能力控制。」 這反映了新加坡社會由上到下,對於人口管理和空間規劃的嚴格、有序、理性、務實與工具性思維;其中的嚴格,體現在人民遵守、政府執行上。旅居新加坡八年的前大馬媒體人吳惠恩就點出:「新加坡人在控制疫情政策上,是無比信任和遵循政府的限定,如初期無需戴口罩、阻斷期間硬性規定戴口罩,人們都是循規蹈矩的,這些加諸的限制,沒有影響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和依賴。」 回過頭來看,新加坡政府初期為了不讓經濟蒙受巨大損失,讓移工繼續為該國的營建業打拚,也未宣布類封城的措施,即便有十幾起群聚感染,卻能將疫情控制在千例之下,那麼之後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失守?在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二十人擠一間房先從移工宿舍的環境說起。從開始實施阻斷措施後,三十歲的大馬籍移工宿舍負責人黃先生形容:「移工現在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宿舍─醫院─隔離區,他們已經不能外出工作,若確診, 只有醫院和隔離區兩個選擇。我感覺移工就好像生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 新加坡外交部巡迴大使許通美則是早在他的臉書上直批,新加坡對待外籍移工的方式不是第一世界,而是第三世界,「這些宿舍就像定時炸彈一般。」 許通美這樣生氣不是沒道理的,這些移工居住的環境,並非像是新加坡政府二○一五年制定的《外籍雇員宿舍法》所規定的百分之百美好。法律規定每個移工都必須擁有十六平方公尺、約四•八坪的個人空間,但一些移工宿舍卻並非如此。新加坡NGO情義之家(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HOME)個案經理陳宇翰受訪時表示,有的宿舍是二十個人擠在一間房裡,沒有床、只有木板,沒有私人儲物櫃,造成移工行李只能放在床上,幾乎沒有私人空間。此外,廁所、食堂、廚房等公共空間都屬於共用設備。負責管理三層樓小型宿舍的負責人黃先生則提到,他負責的宿舍住了兩百人,環境和大學宿舍差不多,只是一間房同時會有十到二十人居住。其中,九坪的房間住十個人,二十一坪到三十坪的住二十人。而新加坡人居住的政府組屋區以及一般大學宿舍,擁有的個人空間較多,不只床位,還備有書桌、衣櫃、儲物櫃等。就算在外租房,一間房只有一到二人,擁擠程度不如移工宿舍。執法不力,放任雇主剝削陳宇翰認為,「NGO已經針對如此大型勞工營提出抗議,幾萬人擠在一個地方,不具人性化的空間設計,任何傳染病都輕易在這樣的空間流傳,就算沒有新冠病毒,其他傳染病還是有機會大爆發,對移工健康造成影響。」 「需要問責的是,為什麼政府會允許如此有問題的宿舍規劃建設起來?為什麼政府會同意這樣的營運方式?如此採用龐大勞工營安置大量移工的政策,是否正確?是否人道?是否道德?不論組織如何呼籲政府關注移工居住情況,都沒有人聽到我們的聲音。」 根據新加坡外籍勞工法令,人力部要求雇主承擔移工保險(醫藥及工傷)、生活費(住宿和飯食)、人頭稅、身體檢查費用、申請費等,如果雇主要求移工承擔是違法的。「但是,要證明雇主違法卻很難,雇主能在工資單上動手腳、扣工資,甚至我經手的案例中有九○%工人根本沒有拿到工資單,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當局也沒辦法執法,」陳宇翰描述移工舉證困難的情況。他說,即使法令規定雇主必須發出工資單,但很少見到人力部嚴格執法,使法律變得可有可無。「外籍勞工法令是保護工人,但卻變相賦予雇主絕對權力,掌握對付工人的去留大權,移工被迫接受各種不平等合約及剝削條件,也不可隨意換工作,否則雇主終止工作准證,則一切將前功盡棄。」 另一名當地學者卓君美(Stephanie Chok)在臉書貼文質問,截止二○一九年六月,新加坡有九十八萬一千人為工作准證持有者,十九萬七千八百人為S准證持有者,「政府每年賺取多少外籍員工人頭稅?又有多少被用來促進移工的住宿與工作環境?為什麼有這筆錢還需要團體籌款來幫助移工?」政府帶頭暗示,移工是「你們」不是「我們」病毒感染人類,只要環境與生理條件適合,基本上是一視同仁。新加坡當地社會對外籍移工的不理解與排斥心態,早就鋪陳了新加坡確診案例一舉破萬的基礎環境。宿舍負責人黃先生在談到新加坡人的心態時指出,部分新加坡人向來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對外籍人士缺乏同理心。「我們委任一個中國工人去屋主家鋪地磚,工作期間工人不幸被地磚割傷手腕流血,隱約可看見骨頭。可是屋主一點都不關心工人的傷勢,他們在意的是他們家的地板哪裡被血沾到,有沒有病毒,要趕快清潔消毒,想要我們快點把工人帶走。」陳宇翰說:「很少新加坡人會關心這些移工生活過得好嗎?快樂嗎?舒服嗎?這顯示新加坡人對移工的態度有問題,這也因此反映在政府政策上。新加坡政府治理方式像管理一家商業機構, 而不像是國家。制定政策的傾向以獲得多少利益為主,只要有利於機構的政策,政府就會嚴格執行,忽略從人性化的角度去同理移工的處境。」 也許新加坡政府追求效率的經營方式,忽略了幽微的人性層面。舉例來說,總理李顯龍在四月十日的電視談話中更呈現出「新加坡是好雇主,讓外籍移工們可以把賺到的錢寄回家」的「資方對勞方」態度,而不認為這些為新加坡基礎建設打拚的移工們,也是新加坡社會中值得被同理心對待的一員。他在宣布第二次阻斷措施時也強調,疫情大爆發多集中在移工宿舍,但社區感染未擴大,再加上新加坡政府自四月十六日開始,每日疫情報告會將移工宿舍的確診案例與其他本土案例分開,無形中更坐實了新加坡社會對移工的「你們」概念。排斥化為歧視,新加坡付出慘痛代價吳惠恩認為,新加坡政府刻意劃分移工感染和社區感染,會造成更多社會歧視,歧視多為語言暴力,普見於社交媒體。他歸納,社交媒體上普遍的批評包括:他們來自落後國家,公共衛生意識低落,個人衛生習慣差,造成病疫快速在宿舍群爆發;比起母國,新加坡給這些移工充裕生活條件和照顧,他們應該感恩,不是要求更多;患病人數倍增,使政府不得已落實阻斷措施,影響經濟;移工病例增加,給醫療體系造成壓力︙︙等。他坦言,「歧視從語言暴力延伸,到身體力行是環環相扣,疫情過去,生活回歸正常,移工或更難融入新加坡社會。」 截至二○一九年底,新加坡境內總共有將近百萬的外籍移工,不僅包括營建業移工,還有家庭移工。四月下旬,社交軟體WhatsApp 上,一度流傳著「十七名確診的家庭移工是被營建業移工所傳染」的錯誤訊息,但事實上這些家庭移工大多都是被雇主所感染。新加坡整體人口五百七十萬人,包含家庭與營建業移工,這些算是外籍工作者中最低階、從事勞力技術型的工作者們,大概占了一八%,而這次住在宿舍裡的營建業移工們大概僅是五%人口, 卻是新加坡社會持續運作、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助力之一,試想:這些人不在,誰來駕駛新加坡當地的巴士?誰來蓋出一棟又一棟的摩天大樓?移工不能融入當地、為整體社會所接受的代價,新加坡在二○一二年的百名中國籍巴士司機罷工抗議、二○一三年的小印度暴動已經見證過。這一次,新加坡為其隱身於全體社會裡的「你們、我們」心態,再次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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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生過病的醫生會是更好的醫生!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當醫師變成病人時」,我們收集了三位醫師的生病經驗。一位老醫師因為不小心摔倒而肩部受傷,才有機會由病人的立場體會醫師的同理心是多麼重要,是醫病之間的尊重與信任的基石;一位西醫醫師在受傷之後,發現「中西合璧」的治療有時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而希望自己的經驗能促進西醫的專業人員重視中醫,彼此合作,並尊重病人選擇中醫治療的決定,但她也不忘提醒讀者,要謹慎挑選中醫從業人員,不為江湖郎中所騙;一位中年醫師分享自己年輕時為「重症肌無力」所苦,中年以後又因兩側髖關節骨折的延誤診斷,經歷了一段痛苦的煎熬。相信由這些文章間也可以感受到「生過病的醫生可能會是更好的醫生」。兩年多前在書房不小心被堆積的書本絆倒,撞傷了右肩,發生「肩旋轉袖斷裂」。在醫師照顧下漸漸恢復到可以游泳,每次游罷全身舒暢時,都會打從心內感激當初照顧自己的骨科醫師。此時常自問,這位醫師可曾想過,對他說來可能是一個骨科常見的「小病」,但卻有病人過了這麼久,還念念不忘感激他。我想在此以醫師變成病人時的切身感受,以「野人獻曝」之心,探討這位醫生怎麼贏得我這位病人的尊敬與信任。當時肩痛加劇,又擔心傷勢將影響兩天後即將出國開會的既定行程,情急之下打電話給我的骨科同事,想不到他正在休假。轉而請教相知甚深的他院外科醫師朋友推薦,到他所服務的醫院急診處,而有幸見到這位骨科良醫。他在仔細的問診與身體診察之後,認為應該不是嚴重的問題,建議先做個肩膀的 X光檢查,證實沒有骨折的話,就很可能是「肩旋轉袖斷裂」,隔天早上再做超音波檢查,確認肌腱是否斷裂。他特別問了我一句話,「你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 我實在有點不好意思地實說,因為自己兩天後要出國開會,勢必要提行李,不知道這肩痛將如何以對。 他當場很簡單扼要地指導我,避免某些動作、姿勢,並切忌右手提重物,可能就會慢慢康復。這幾句話就有如定心丸, 肩膀的 X光檢查證實沒有骨折,他開了消炎止痛藥,並告訴我應該可以照原計畫出國開會。回到家才發現自己的心情與要去看醫師時判若兩人。也是醫生的內人與我才領會到,急診病人與家屬多半因突發的變化,以為事態嚴重,需要醫療人員的緊急診治,而一旦了解診斷與治療的方向,尤其是知道以後可能的發展(醫學上稱之為「預後」),雖然肩痛還是難耐,但我與內人不再疑惑而豁然開朗。隔天的超音波檢查,發現一條肌腱完全斷裂,另一條部分斷裂。醫師確認我可以照原定計畫出國開會,回國後再回診,以決定是否需要開刀。碰到度假歸來的骨科同事,認為我隔天要出國一星期,還是在肩關節打一針類固醇比較放心。當時擔心肩痛又擔心類固醇的可能副作用,加上前晚醫師並沒建議關節注射類固醇,我一開始遲疑不決,最後仍為追求「速效」的心情下,一針下去,痛感幾乎完全消失,在國外期間也都不再劇痛。幾個星期後我接受追蹤檢查、核磁共振。這位骨科醫師告訴我,由復原的程度看來可以不須考慮開刀。這兩年來,除了偶而因為忘了「避免用右手提重物」的醫囑,而感到不適以外,已經很久沒有肩部劇痛。今天「痛定思痛」,決定在這「醫病平台」寫出我的「病人心得」,也由衷希望能因此促成醫病雙方更多了解。一、 如何做好醫師與好病人:這是我在寫作、演講、上課經常討論的話題,但透過這次的就醫經驗,才親身體會,真正的「好醫師」是能在病人求診時,看得出病人擔心的關鍵問題,而及時地以其專業經驗贏取病人的信任。同時我也深知做個「好病人」,一定要老實告訴醫師自己所接受的一切治療,這樣醫師才能提供最適合他的醫療照護。因此儘管很難啟齒,我向骨科醫師坦承自己因為擔心肩痛影響出國開會,隔天接受同事建議的類固醇關節注射;而做個「好醫師」,像這位醫師一樣,了解病人病痛纏身的心情,而有那雅量告訴我,這注射的確是可以達到速效,但當時他不認爲我痛的程度需要用到那種程度的治療,但看來這治療也的確帶給我在國外平安無痛的一星期。二、病人所關心的問題:在急診時,才發現自己以病人的身分想問的問題,許多是不好意思出口的「笨問題」。當我問他「我可以開始游泳嗎?」,這位醫師仍一本正經地回答我,「你要自己衡量,慢慢開始恢復運動,如果痛了,就不要再游下去,慢慢地,可以找到自己能做多少。要有耐心,不要太勉強。」他誠懇回答的態度,突然使我意識到自己還想問下去的問題,幾乎都是以一般常識就可以回答的「笨問題」。我才意識到當自己披上白袍,聽病人與家屬問我類似的「笨問題」時,我更能夠瞭解他們的心情。也使我想起,1975年初到美國接受訓練時,印象深刻的一句話,主治醫師鼓勵病人、家屬或醫學生發問時,常說:「沒有所謂的『笨問題』,只有所謂的『笨回答』」。但話說回來,這些出自醫師的「笨回答」雖說很多是「一般常識」,但出自醫師之口,卻帶給病人與家屬莫大的慰藉與安心。這使我深感醫師的話語帶來的權威性,並由此更體會其責任的重大。同時更提醒自己,只要是病人關心的問題就是醫師應該好好用心回答的「好問題」。三、病人與家屬還有「生病」以外的考量: 與骨科醫師第一次見面,他問我「你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相信醫師沒有意料到我的回答竟是我即將出國開會的「時間點」。這使我想到過去自己有時為病人努力找時間、找同事幫忙他們,卻碰到病人或家屬因為工作或其他因素無法配合,而感到失望。但在自己受傷時才深深體會,沒有一個人會在自己的時間表,預留「可能生病需要看醫生」的時程,也因此醫師也需要體恤,有時病人或家屬無法配合醫療團隊所安排的時間。一場小病使我發現醫病之間尚需努力的空間,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才能建立彼此的尊重與信任,而得到理想的醫療效果。也難怪有人說,「生過病的醫生會是更好的醫生。」(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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