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13 新聞.杏林．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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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2 性愛.性病防治
愛滋除罪連署達標 提案者：推倒歧視高牆避免獵巫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20年前成立至今爭議多，民團日前認為U=U「測不到等於不具傳染力」已是國際共識，愛滋條例恐淪為恐嚇病患籌碼；日前有提案者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議愛滋除罪化，在近兩個月連署、及聯合報記者一個月前專題報導下，此提案於五天前達標。對此，提案者對連署達標表示感動，除靜待疾管署正式回應外，並希望推倒歧視高牆、感染者人權獲得保障，避免獵巫。該提案於昨日截止時，通過5000份門檻，共獲得5220份民眾附議，相關機關得於9月7日前回應。疾管署日前初步表示，在7月已行文向法務及司法單位人員宣達說明「感染者維持病毒量測不到可預防透過性行為傳染HIV」內涵。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表示，希望法官了解病毒測不到即不會透過性行為傳播，非蓄意傳染行為，應納為其審查或裁量愛滋相關案件參考。記者專訪該連署的提案者，愛滋工作網絡社群經營者、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研究員葉柏岑，他表示，不論何種疾病，汙名、獵巫是造就疾病治療與防疫不易的重要因素，而愛滋傳染條例第21條部分條文：「明知自己為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行為，致傳染於人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未遂犯罰之。」其中未遂而罰之就是一個汙名疾病、獵巫病人的典型，沒有造成任何傷害，證據不足的狀況，就可將人定罪，更是侵害人權。葉柏岑說，只要有人出面說自己曾跟感染者交往或發生過性行為，訴訟就會成案、罪刑就會推定，法律成為脅迫病患的工具，其所造成的冰山效應，加深隱匿病情與不願就診，因爲未確診者不在「第21條」的規範範圍內，只要不去確診就能避免法律規範，如此恐導致延誤治療、錯失治療與照護機會、更造成疾病防治的困難。他說，透過這次公共連署，也向社會大眾傳答愛滋醫療現況，隨著治療技術的進步、雞尾酒療法的誕生、單顆藥物的普及，現今研究已指出：測不到等於不具傳染力，病患穩定服藥將有效防堵疾病擴散。而從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來看，也讓民眾知道疾病回歸一般、去除污名的重要性。唯有眾人齊心，推倒歧視高牆，讓病患願意積極接受治療，對於疾病治療與防治才有真正幫助、對整體社會才是最大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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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17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小明」逾半年無法返台 爸媽指揮中心前揮淚陳情
國內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趨緩，從6月7日開始境內已經解禁，然而滯留在中國大陸的「小明」至今仍無法返台。今天台灣滯陸孩童父母自救會30多位成員到疫情指揮中心陳情，希望政府除了優異的防疫表現外，不要忽略還有一群被遺忘的台灣未成年子女，至今遲遲無法返台，不僅無法與家人團聚，就學權也被剝奪，甚至學籍被取消。希望政府「高抬貴手」，讓孩子盡快回家。陸配郭媽媽跪在地上哭喊「讓我的女兒回家吧」！郭媽媽陳情說，前夫因意外身故，改嫁後女兒從三歲半就跟著改嫁到台灣，拿著專案拘留身分，一路讀書到國三。今年過年隨媽媽回海南島探望外公外婆，原本2月7日跟媽媽一起返台時，卻在抵達國門時遭到阻擋，直接遣返。由於孩子一直都在台灣生活，且無大陸學籍，因此這半年學業完全荒廢，且無法參加會考。而郭媽媽本身也罹患乳癌第三期，她哭說，女兒不在身邊，讓他天天以淚洗面，病情更加惡化。陳爸爸則是長期在中國經商，娶妻生子後，等到孩子小學畢業於去年七月舉家返台。但因為小孩超過12歲，就算是台灣人的孩子，也必須以專案居留身分待滿兩年，才能轉為台灣戶籍，從而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這次剛好過年一起到中國大陸探親，兒子卻因為身分問題無法一起返台。陳爸爸說，已大半年沒見到兒子，雖然可以視訊，還是非常想念。且兒子已經半年沒有上學，非常想念同學和家裡寵物，但只能視訊和家裡寵物對話，表達思念之情。他無奈表示，政府對許多沒有血緣的境外人士都放寬限制了，但有血緣關係的親人卻被阻擋在外。自救會父母今天表示，「團聚權是基本人權」，希望政府在疫情趨緩，對國際逐漸解封之際，能基於未成年兒童福利與人權、親情、家庭、人道等因素考量，重視被忽視的「小明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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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14 性愛.性病防治
感染者權益／U=U不具傳染力 民團網路平台提連署修法
愛滋感染者權益條例，是保障？還是歧視？愛滋工作網絡社群經營者、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研究員葉柏岑，從事HIV服藥順從性研究，接觸逾千名感染者，並協助申訴與醫療諮詢。他表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簡稱愛滋條例），至今爭議越來越多，恐淪為恐嚇病患之籌碼，如U=U「測不到等於不具傳染力」已是國際共識，愛滋入罪化將影響防治與病患權益。因此，他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議「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應修正符合法源與醫學實證之提案」，期望對於感染者的法條條例與保障，應與社會現況共時俱進。葉柏岑說，「愛滋病」曾經無藥可救，但自1995年「雞尾酒療法」出世後，愛滋病的風貌翻開新頁，已變成一種可控制的「慢性病」。而台灣從2016年疾病管制署開始推動感染者立即服藥，單顆藥物納入第一線處方，感染者服藥從以前的一天多次多顆，到現在的一天一顆，提高服藥與回診的順從性，感染者的生活品質也越來越有保障。而根據2019年8月30日美國疾病管制署公布文件指出，抗病毒藥物、預防性投藥、保險套，已是預防愛滋病毒傳染的三大重要策略。且經過國際大型的研究發現，愛滋感染者接受治療，血液中測不到病毒量且穩定長達6個月以上時，能100％預防，不會透過性行為的途徑傳染給他人。也就是「測不到等於不具傳染力」，U=U（undetectable= untransmittable），此為國際共識，讓台灣愛滋治療與防治有新的發展與詮釋。但至今愛滋條例第21條卻是未遂之刑法。葉柏岑說，近年來司法與社會工作實務上，已陸續出現許多爭議法律案例與服務案件，相對人不是真正以21條提訴，而是作為恐嚇感染者、控制感染者的籌碼，逼迫對方金錢之妥協，或以達到其他目的，讓感染者恐備受許多身心煎熬，侵害個人權益。現今刑法已於2019年5月10日刪除285條回歸277條（修法理由：本罪之行為人主觀上明知自己罹患花柳病，仍刻意隱瞞與他人為猥褻或姦淫等行為，而造成傳染花柳病予他人之結果，已構成修正條文第277條傷害罪，為避免法律適用之爭議，爰刪除本條規定。）故保留愛滋條例21條明顯是過時的，修母法而漏子法，顯得我國法治缺漏，用21條為特別法來加重處罰，是把落實污名為刑罰手段化的可怕結果。因此，他希望透過提案，結合自己服務、經營的社群，希望可以讓愛滋人權議題被重視，推行連署開端除了帶出核心的價值，在連署的過程中，更希望也把愛滋相關知識與除罪理念傳達給每個人。該提案從5月8日至今，已突破2000人附議，希望在未來的一個月期間，能達到5000人次，促使政府正視此事並作出回應。附議連署短網站： https://bit.ly/364N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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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12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人道救援5／跟莉娜走一趟醫院 改寫TaiwanCanHelp定義
今年23歲的莉娜在2018年初次來台中當看護，她全年無休，即便單獨外出採買，最多20分鐘就回到雇主家。莉娜工作一年多不曾生病，直到去年10月因「再生性不良性貧血」發病，才初次就醫，過程驚嚇不安，差點以負債和遣返收場。所幸「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伸出援手。莉娜治療雖棘手，但就醫時有通譯陪伴，又遇到暖心為她設想的北榮小兒血液腫瘤科醫師顏秀如，莉娜才開始有安心就醫的感覺。莉娜說，發病當時是仲介陪同就醫，在加護病房三天是最害怕的時光，因為不能下床，聽不懂醫護人員的話，不了解為什麼要接受許多醫療處置，也不知道自己得什麼病。即便什麼都不清楚，乖巧的莉娜還是相信仲介，回雇主家收拾行李，準備回印尼。直到仲介拿出一張空白借據要她簽名，莉娜才產生疑慮，進而透過朋友，找到TIWA協助。TIWA工作人員吳靜如說，當時莉娜已被仲介帶到勞工局，進入遣返前最後驗證流程，但還不知道她到底生了什麼病，診斷尚未確定。TIWA向勞工單位提議召開協調會，為莉娜爭取確診的機會及轉換雇主因病暫停的時間，接受治療，後續回診也有吳靜如和TIWA的印尼語通譯莉莉陪同，醫師和莉娜間的溝通，及時建立了一座橋樑。每次回診，從抽血、門診、輸血，莉娜等三人都要在醫院裡跑好幾站，連看得懂標示的台灣人吳靜如都快迷路了，不懂中文的莉娜，竟然從不迷路。莉娜說，因為所有標示文字對她都是無字天書，所以她在心裡默默記下，醫院不同空間的牆壁顏色、擺飾、窗外景像，作為自己心裡的路標。TIWA透過關切外籍看護的醫學生社團「Rumaku志工團」，找到台北榮總小兒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顏秀如，是莉娜這段治療之旅的關鍵人物。莉娜說，先前在台中就醫的時候，醫師只叫她回去休養，但顏醫師卻跟她說：「妳先治療好，再看看是要留下來，還是要回去。」這樣對於病人自主的尊重，是每個病人就醫基本權益，身為外籍移工的莉娜，卻第一次感受到。Rumaku志工團的劉姓實習醫師表示，莉娜相對幸運，因為有更多人被「漏接」，移工一旦有影響工作的疾病，就會被「踢」回去，負傷回國又賠掉仲介費。即便他們和台灣人一樣有健保身份，也是「同卡不同命」，第一線醫療現場屢屢看到，移工連「被當作一般人看待」，都很困難。「如果健康是基本人權，移工的健康不能仰賴雇主或民間團體的善心。」劉醫師說，移工隻身來台，沒有家庭支持，醫療體系沒有完整考量移工健康需求、通譯嚴重不足，就醫困難重重，這是政府、醫療體系、醫學教育、職業安全及勞動主管機關，都應該共同面對並且積極處理的，「這才是真正的Taiwan can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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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9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插健保卡前醫院就知出國史？ 民眾盼政府落實個資保護
我國本土新冠肺炎疫情趨緩，許多人好奇這段時間以來行政機關蒐集的個人資料被如何保存、是否已銷毀。有曾經配合居家檢疫的民眾表示，以她在機場、區公所、醫院以及公家場館被蒐集個資的經驗來說，這簡直是「實名制之亂」，盼政府於蒐集個資的同時明確告知個資保護策略，且須針對蒐集個資的單位明訂罰則。謝小姐3月間自歐洲歸國，配合居家檢疫，先是在機場寫健康聲明書，填具姓名、病史與旅遊史等資訊。乘車返鄉後，再填區公所開立的居家檢疫通知書，須寫姓名、個人電話、身分證字號等資訊。但這些單位都未告知所蒐集的個資會如何被保護、何時銷毀。謝小姐說，最誇張的經驗是，政府宣布在健保雲端資料庫註記出國史、方便醫師辨識風險，實情卻不只如此，她因病回診就醫，在插健保卡之前，院方就知道她幾月幾日從哪裡回國，「簡直是實名制之亂！」謝小姐在公家場館工作，民眾入館前都要先掃描身分證，「蒐集民眾的身分證字號到底要幹嘛？」該單位明載個資將於一個月內銷毀，不過她說，主管機關若沒有法令規範，資料很可能一直被存放於硬碟，「政府應於蒐集個資的同時告知個資保護策略，且必須明訂罰則」。在居家檢疫個資蒐集方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表示，公務機關有妥善保管個人資料檔案的義務，違反妥善保管義務侵害他人權利，依個資法須負損害賠償責任。當個資蒐集目的消失、期限屆滿，應主動或依當事人請求刪除或停止利用，不過個資法對公務機關無罰則，違法則回到行政懲處機制。至於健保雲端資料庫註記個資方面，衛福部健保署副署長蔡淑鈴說，指揮中心上周核定「防疫新生活運動：實聯制措施指引」，指導公務或非公務機關所蒐集的個資僅可保存28天，健保署隨即配合執行進行逾期資料的銷毀工作。針對有民眾反映未插健保卡、醫院就掌握其出國史，蔡淑鈴說，詳情可能要回到該家醫院了解。一種可能是，部分民眾就醫會採預約掛號，健保署同意醫療院所先自健保雲端資料庫下載病人個資以強化看診效率，但也規範須於病人離開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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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8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台灣無緣WHA！陳時中坦言沒有機會 要向WHO提抗議函
世界衛生大會（WHA）將在今天下午6時以視訊方式舉行。衛福部長陳時中坦言，目前都沒有收到邀請函，「我們已經努力到最後一刻，但目前看似沒有機會了。」他表示，將表達遺憾和不滿，已向WHO提出抗議函。陳時中強調，希望WHO可以堅守中立立場，不受政治干擾，全球健康權應該是平等的，台灣很願意提出協助，願意關注全球人的健康，這次沒辦法參與大會，和大家分享新冠肺炎防疫，相當遺憾。外交部長吳釗燮也表示，非常遺憾，沒有收到邀情函，WHO因為中國大陸政府的壓力，漠視台灣人權，也將等待今天線上會議上，將會如何處理友邦的提案。吳釗燮接著提到，目前有29個國家的行政部門，以多元方式向WHO表達支持台灣參與，其中日本首相、加拿大總理和紐西蘭副總理都已經公開表態，更有43個國家政要一起支持台灣，這麼多國力挺台灣，是史上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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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7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官員回顧歷史 健保署早想調部分負擔但很難通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確定留任衛福部長，他昨天接受聯合報專訪談時表示，留任之後的重大任務就是調整健保費率，以及在有公平機制的前提下調高部分負擔，例如排除重大傷病、中低收入戶等弱勢，在超過平均就醫次數開始拉高部分負擔。健保署副署長蔡淑鈴今表示，高診次部分負擔過去曾經實施但後來取消，兩三年前也曾討論過慢箋藥品部分負擔，但健保會沒有通過。蔡淑鈴表示，目前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是免藥品部分負擔，過去曾經提案到健保會，討論慢箋也要使用者付費，比照非慢箋收取藥品部分負擔。但當時健保會付費者代表認為，慢性病病人是長期都要吃藥的高齡者，如果每次都要部分負擔，會不會付的太重，所以當時就緩議。另有關高診次部分負擔，原先也有這樣制度，但後來因為部分負擔很複雜，還包括檢驗、藥品等，後來在簡化制度之下，就取消了高診次部分負擔，並到定額部分負擔裡面。蔡淑鈴表示，目前健保安全準備金還有1000多億，如果明年沒有調，明年年底就會低於5、600億，也就是低於1.5個月的法定安全準備存糧，後年就會幾乎用完。健保要永續，財務健全是關鍵，要解決簡健保健保財務問題，一種方向是增加收入，一種方向是減少支出、減少浪費，解方需要多元考慮。目前不論哪個方向，都還沒討論到細節，只是一個概念，需要更多大數據分析的資料，會再跟部長討論。蔡淑鈴分析，尤其部分負擔有很多內容可以討論，如果有搭配部分負擔保費，保費的調整幅度或許就就不會那麼高，但還是要明白，這兩者的概念是不同的。調整保費是每個人每個月多出一點，調整部分負擔是每次看病的時候才會付到，影響的對象不太一樣，這也是要衡量的所在，需要更多社會溝通和對話，畢竟牽涉到每個人權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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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6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日媒：歐美日應在各領域與台灣加強合作
日本產經新聞今天社論指出，20日是總統蔡英文連任就職的日子，蔡政府這次在因應武漢肺炎方面防疫有成，日本和歐美等民主國家應在各種領域與台灣加強合作。產經社論指出，今年1月台灣舉行總統大選，蔡總統以超過57%的得票率連任。台灣經由自由選舉選出領導人，民主也更加成熟。蔡政府在這次2019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的因應上超前布署，防疫成果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台灣約2400萬人，人口密度高，但至今累計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包含境外移入的確診病例不到500起。中國自認是世界上最早平息新冠肺炎疫情的國家，大力宣傳共產黨獨裁政治的優越性，但是中國的防疫對策是採取漠視人權的強權手法，資訊未充分公開。產經社論指出，與中國比鄰的台灣在民主主義之下，成功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具有極大的價值。台灣受到中國的打壓無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被迫孤立於國際社會。獲得高支持率連任的蔡總統可藉由防疫有成及信奉自由民主，提高在國際社會的存在感。日本、歐美等民主國家在學習台灣防疫對策的同時，應在各種領域與台灣加強合作。社論也指出，要與台灣加強合作，重要的是守護台灣免於受到中國的軍事壓力，這樣才能堅決守護從九州到沖繩（琉球）、台灣、菲律賓、加里曼丹（婆羅洲）島串連成的「第一島鏈」民主主義防線。中國軍方計畫在台灣實效統治的東沙群島進行奪島登陸演習，中國海空軍最近派出航空母艦遼寧號、軍機等到台灣周邊的動作頻頻。對此，美軍派遣以橫須賀（神奈川縣）為母港的神盾艦到台灣海峽航行，以期降低中國的軍事壓力，守護台灣的民主。產經社論最後指出，蔡總統曾呼籲日本與台灣加強安全保障對話，日本應加強與台灣合作實現台日安保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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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6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韓媒刊登陳時中投書 分享台灣防疫經驗
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投書韓國英文報韓國時報，分享台灣應對這次2019冠狀病毒疾病做法，表達台灣對全球衛生安全無法置身事外的立場，期盼各界堅定支持將台灣納入世界衛生組織。陳時中投書連續兩天登上韓國媒體版面，韓國主要英文報之一的「韓國時報」（The Korea Times）今天刊出陳時中投書，題為「全球衛生安全，台灣無法置身事外」，分享台灣對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俗稱新冠肺炎）防疫做法。文中提到，世界衛生組織（WHO）截至5月10日的統計數據顯示，全球確診病例超過400萬名，超過28萬多人死亡；而台灣在去年底確認中國武漢發生不明原因肺炎時，立即啟動武漢直航班機登機檢疫措施，超前部署預防人傳人風險，至今累計確診440例，主要為境外移入，6例死亡，顯示防疫成效顯著。陳時中在文中分享台灣防疫實際做法，包括在第一時間根據國際疫情變化趨勢，滾動式調整登機檢疫、發燒篩檢、健康聲明需求及針對三級流行國家入境者執行14天居家檢疫等邊境檢疫措施，並建置入境檢疫電子系統，與社區關懷及生活支持管理資訊系統串接，也將旅遊史註記在健保IC卡，方便醫生及早發現可能個案。在檢驗部分，除依疫情變化逐步擴大監測採檢範圍，也回溯性採檢流感重症病人、社區上呼吸道監測個案及上呼吸道等群聚事件個案檢體檢驗結果為陰性者等高風險對象，在初期阻斷社區感染可能。文中也提及防疫必需品口罩的相關措施，台灣在1月24日就開始管制醫療用口罩出口，並徵用、擴充口罩產能，以健保卡實名制配發購買，確保醫療、防疫、民生與產業所需。陳時中強調，維護全球衛生安全亟需全體人類共同努力，台灣雖不是WHO會員，但無法置身事外，除主動通報確診案例，也積極與各國交流相關資訊，避免全球衛生安全因缺乏溝通及透明度產生致命盲點。陳時中也籲請WHO及相關各方關注台灣長期以來對全球公共衛生防疫及健康人權的貢獻，堅定支持將台灣納入WHO，讓台灣完整參與WHO各項會議、機制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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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5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學術研究是最愛」陳建仁：防疫成功 最好卸任禮物
「學術研究是我這輩子的最愛，我想回去做研究的心情相當迫切，對學術研究的熱愛就像柯南在困難的凶殺案後找到答案的興奮…。」副總統陳建仁昨天邀媒體茶敘，感性告別政壇，但他也說，未來國家需要時，他會出來幫忙，責無旁貸。陳建仁說，他Ｂ肝、Ｃ肝等研究對全世界有貢獻，在台灣這塊土地以台灣人民健康問題做研究，也可對全世界有貢獻，像這次防疫，「當台灣研究做得越來越好，全世界都會跟我們合作。」陳建仁表示，二○○三年ＳＡＲＳ疫情時他出任衛生署長，二○○六年中部科學園區建立時他擔任國科會主委，他人生主流路程是學術研究，但常會有美麗的岔路，每次走出去後都發現會對台灣有些幫助。「我要像一根蠟燭，燃燒自己、點亮台灣。今天台灣能夠閃亮，就是二三七○萬人民、二三七○萬根蠟燭所閃爍出來的光輝；武漢肺炎防疫成功是台灣人送給我最好的卸任禮物。」陳建仁說，台灣歷經ＳＡＲＳ疫情後，衛生防疫體系浴火重生，全民養成良好衛生習慣，願意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能犧牲小我、成全大我，政府、民間與防疫紓困國家隊是防疫成功關鍵。他認為，全世界受到新冠肺炎影響，台灣能把疫情控制得很好，最重要的原因是公開透明，最近疫情又在中國開始，祝福他們盡早控制好，不要再有疫情大爆發，「全世界任何國家有病例就是對台灣的威脅」。對於台灣今年是否可能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相關會議，陳建仁說，關鍵在於世衛組織秘書長和同仁是否能夠尊重專業、中立性及尊重全世界人類健康人權，「如果過度考慮政治問題，機會就不大。」讓台灣參加世衛組織和世衛大會，不只台灣贏了，世界衛生組織贏了，全世界也贏了，這是最好的三贏策略。陳建仁也提及任內歷經的年金改革、婚姻平權、人權保障等工作，蔡總統下定決心完成軍公教年改，政府也完成婚姻平權工作，並成立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讓人權立國的理想向前邁進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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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社會民眾的期待與「司法精神醫學 」專業判斷之間的落差
【編者按】最近嘉義鐵路殺警案的一審宣判，引起台灣社會的震撼以及各方人士的異議紛紛，也凸顯了司法精神醫學的專業判斷要讓社會大眾了解，仍有很長的艱辛路要走。我們即時登載三位精神科醫師發表他們的看法：一位精神科醫師第一時間來稿，表達他對這事件可能加深社會對精神病人誤解的隱憂，而指出矯正錯誤的觀念、歧視、汙名化是台灣社會應該努力的方向。我們接著邀請兩位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一位資深精神科醫師介紹早期如何發展台灣精神鑑定工作的拓荒史，並語重心長地呼籲，提升精神醫療的門診、住院及社區醫療的完整性，可以降低此傷害；一位中生代參與司法精神鑑定工作多年的精神科醫師提出其呼籲：要達到社會安全網之理想，需要多層次與多部門之防制觀點，而不是只有精神醫療系統之努力就可以做到。希望我們的共同努力，可以提升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認識，消除因不了解引起的恐懼與偏見，也幫忙台灣社會大眾以及非專長於這方面的醫護人員更了解這錯綜複雜的專業問題。最近嘉義鐵路殺警案一審宣判，引起軒然大波。社會輿論對承審法官及精神鑑定醫師大加撻伐。顯然，社會及民眾的期待與專業判斷之間有很大的落差。 我於1970年進入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接受專業訓練，有幸跟隨林憲教授學習司法精神醫學的理論與實務。到2004年退休為止，司法精神醫學仍一直是我關心的領域。值得欣慰的是2017年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正式成立，成為精神醫學領域裡的一門次專科。精神鑑定是司法精神醫學最早的一項實務工作。台大醫院精神部五十週年出書「五十載浮沉」，根據該書林吉崇教授所寫「日據時代精神病學史」（pp 48-61），台大醫學院前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於1917年首度由精神科專科醫師中村讓講授精神醫學。當時台灣並無精神病患可供實習，中村讓只好以自己經手的鑑定報告作為教材。當時法院訴訟事件中，有關精神病的鑑定皆由中村讓執行，一個病例的鑑定約需一到三個月的時間，並須以二十頁到五十頁的書面報告呈送法院。近日來嘉義鐵路殺警案鑑定醫師沈正哲受到極大的壓力，讓我感觸良深。台大醫院長期接受司法單位委託的精神鑑定工作，也一樣會有來自外界的壓力。 有過一個兒子用領帶勒死父親的鑑定案例。弒父被認為大逆不道，更何況被害者是大學教授，整個社會氛圍認為應重罰逆子。承審法官接受精神鑑定書對加害者犯案當時精神狀態的報告，判決加害者免刑責，並令入適當場所治療。判決結果引來輿論譁然乃意料中之事。另一個鑑定案也是用領帶殺人的案件，這次是父親以領帶勒死子女，案發當天就安排住院精神鑑定。因加害者是知名教授，社會氛圍期待鑑定結果有利於加害者。有些單位甚至動員「學者(非精神科)」在鑑定仍在進行期間，透過媒體表達意見，認為加害者犯案當時的精神狀態已達「心神喪失（當時的法律用語）」，應與免除刑責。承審法官根據鑑定報告書判決可減輕其刑而非免其刑責。結果引來鑑定醫師專業不足的批評。上面所舉兩個例子都是台大醫院的鑑定經驗。經過這麼多年（約有半世紀了），故事仍舊一再重演。司法精神醫學的專業判斷要讓社會大眾了解，仍有很長的艱辛路要走。 其實在早期，連司法單位也常對精神鑑定報告的專業判斷提出質疑。經過溝通解釋，雙方都獲得顯著互信了解。以現行制度來看，精神病患涉及刑事案件送精神鑑定時，法官須等看過鑑定報告書再參酌做判決。這在實務工作上會帶來一些困擾。鑑定工時若拉長，會拖延法院的判決時程。而要縮短鑑定時程，就會給鑑定單位帶來工作壓力。此外，以現行鑑定費用給付來看，精神鑑定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如何減輕鑑定時程壓力，以及給付合理的鑑定費用，都是應再加以改善的實務工作。台灣的現況是精神鑑定由法院指定委託醫療單位執行。有的國家對刑事案件的精神鑑定，除了司法單位公設的鑑定醫師外，被告也可再自行找精神科醫師鑑定，其費用就由被告與醫師視案件的複雜度商量敲定。在減輕鑑定時程及工作壓力方面，特別是考量被告的醫療人權上，若有司法與醫療兼顧的司法精神病監，一方面被告住進該場所可獲的該有的精神醫療，另一方面同時進行精神鑑定。住院精神鑑定可以做得比門診精神鑑定更周詳，也可解決鑑定期間被告的治療空窗期問題。遇複雜困難的個案，可視需要延長鑑定時程。 精神病患的暴力事件，不論是對內傷害自己，或對外傷及別人，比較多是發生在治療空窗期。提升精神醫療的門診、住院及社區醫療的完整性，可降低此傷害。更重要的是要提升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認識，消除因不了解引起的恐懼與偏見。台灣的玉里鎮以及以社區精神醫療聞名世界的比利時基爾鎮（Geel，又叫Gheel故又譯赫爾），其居民中將近半數為精神病患，且多數診斷屬思覺失調症。鎮民之間因彼此認識瞭解而能長期和睦相處，此情形在玉里鎮已超過半世紀，在比利時基爾鎮已超過七百年。有機會可去走訪，旅遊兼增廣社區精神醫療見聞，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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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0 醫聲.慢病防治
思覺失調／精神病強制治療法源模糊、案量低 醫盼修法取消審查會
鐵路警察殉職案讓我國精神醫療照護網被重新檢視，強制治療法源問題再度被討論。我國精神衛生法2007年修訂，顧及人權拉高強制治療門檻，卻同時遭批審查機制法源不明，使臨床醫師怯於提出申請，目前年度強制治療人數已降至修法前的五分之一。有精神醫學界人士表示應重新修訂法令，才能讓需要者即時接受適當治療。思覺失調症患者阿強（化名）酗酒，酒瘋與被害妄想症狀同時發作時，會拿起刀械揚言傷人。阿正老師（化名）一度在化學實驗室點燃酒精釀災，經評估疑似有思覺失調症、但沒有病識感而不曾就醫。醫師認為他們需要強制治療，但有審查委員考量人權，認為「酒醒後應改善」、「過去不曾就醫，就不該約束他的人身自由」等，最終兩案均遭否決。上述審查機制源於我國2007年修訂的精神衛生法，臨床上兩名專科醫師判定個案需強制治療，填具申請文件送至衛福部相關審查會，且須經多數決同意。不過，台灣精神醫學會副秘書長、草屯療養院院長藍祚鴻表示，該審查會並非法庭，其決定常受質疑，且有違我國簽署的人權兩公約之虞的見解；經審查同意的個案若依提審法提出抗告，法院判決可能立即使審查會結論失效。不少醫師考量法源模糊，或者認為手上案件送審難過關，因此降低送件意願。台灣精神醫學會統計，2005年我國強制住院的精神疾病患者有3565人，新法實施至今持續走低，2019年僅剩683人；在強制社區治療方面，過去十年來年均件數僅約50件。而根據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整理資料，以澳洲維多利亞省為例，其人口約台灣的四分之一，但一年強制住院為2502件，強制社區治療為3423件。長庚醫院復健及社區精神科主任張家銘表示，在澳洲維多利亞省，28天以下的強制治療審查者為指定精神科醫師，28天以上的審查者則為精神健康法庭，法庭參與者為三人、低於台灣的七人，不過比起台灣審查會多以視訊電話與醫療機構對話，澳洲法庭則直接到院面對面評估，其審查機制更具彈性。藍祚鴻表示，我國針對強制治療審查未過的嚴重病人個案，依法會由地方衞生主管機關立案列管，可採包括關懷、協助就醫等非強制性作為，不過各縣市衛生局作法與強度不一。我國應修訂精神衛生法，取消疊床架屋的審查會設計，改將臨床醫師判定需強制治療的案件直接送交法院審理，以簡化程序且使法源明確化，讓嚴重個案即時接受適當治療。※ 提醒您：禁止酒駕 飲酒過量有礙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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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5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陳時中：台灣目前還沒收到WHA邀請函
台灣在新冠肺炎防疫成績亮眼，今年台灣是否可以參與WHA會議邀備受關注，但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衛福部部長陳時中表示，目前未收到邀請函，今年確定採線上會議，總時間縮短，發言從五分鐘縮短到兩分鐘，也不是所有團體都可以發言，受邀團體不見得可以發言。世界衛生組織（WHO）昨天開記者會時，現場有媒體提問有關讓台灣加入WHO，秘書處回應，49年前就決定了中國是唯一合法代表，而且台灣能否必須由所有會員國決議，不是秘書處說了算。對此，陳時中表示，這是一個官僚式的回答，當然以秘書室的位置沒有權限去決定，但WHO有責任去處理。「49年前的決定，不要說49年了，7年2年都可以改」根據世界衛生人權的需求，有錯或未完全的，當然應該要改。這個回答其來有自，但是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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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1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外交部次長：台灣願和國際社會共同面對公衛挑戰
華府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TI）30日舉行視訊會議，討論台灣在全球治理的角色。外交部次長徐斯儉透過預錄影片分享對抗新冠肺炎的經驗，他表示，在新冠肺炎爆發期間，中共政權發起在全世界發起大規模宣傳活動，宣揚獨裁政權在危機管理比民主國家更優越和有效；台灣模式證明了透明度和問責制度，有利於建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信任，台灣透過公民社會共同參與，迅速對抗疫情。徐斯儉表示，新冠肺炎再次顯示迫切需要將台灣納入世界衛生組織（WHO）之類的全球應對系統。在北京以政治為由反對台灣參與的狀況下，越來越多的理念相近國家台灣參與WHO，且眾所周知，傳染病無國界，政治不應凌駕人權和全球民眾的健康。徐斯儉表示，感謝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均支持台灣參與WHO，台灣一直都是國際社會中主動負責的一員，特別是在公共衛生領域，台灣很樂意與國際社會共享經驗和技術，克服挑戰。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TI）資深研究員馬明漢（Michael Mazza）表示，這幾月以來，美國開始將台灣被排除在重要國際組織之外，作為國家安全考慮的議題，他認為，台北法案具有象徵意義，因此，美國應投入更多人員與資源，確保台灣有意義的國際參與；他說，美國幫助台灣鞏固對外關係，是積極正向的。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暨公共政策計畫國內政策研究主任陳仁宜（Lanhee Chen）表示，中國大陸政府正在拓展對國際組織的影響力，且此事與捐款多寡無關；現在可以看到，美國開始回應，消除特定國家對這些組織的負面影響力。另外，陳仁宜也談到，美國此時檢討資助WHO正是時候，接下來的一年，美國可能面臨不同的緊急狀況與全球情勢，現在不檢討，難道要等到下次疫情大流行再開始？他說，川普總統並沒有說完全停止資助，而是花60天到90天去弄清楚WHO是怎麼應對新冠肺炎大流行，美國再決定是否繼續資助，這是完全合理的。我駐美代表處組長趙怡翔表示，若WHO真的這麼擔心資金中斷，就不應拒絕台灣有關伊波拉病毒的捐助。趙怡翔說，當WHO公開要求國際社會捐助支持打擊伊波拉病毒的計畫時，台灣表示願捐100萬美元，但WHO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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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痛失怙恃有感 陪家人渡過難關的矛盾與掙扎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喪親之痛」。一位老醫師分享自己如何在父母過世時，以文章宣洩心中鬱積的回憶與遺憾，而走出憂傷深谷；一位安寧照護的資深護理師細數年輕的女兒過世前，自己在護理師和母親的角色中「拔河」的心路歷程；長期旅居國外的學者則在經歷一年之間父母雙亡的打擊，寫出他的心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作者係台灣精神醫學先驅葉英堃教授之子。葉英堃教授曾為台北市立療養院創院院長(後改制為台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並在他領導下，使得該院成為全台最先進、最有影響力的精神醫療機構之一。葉英堃教授專業生涯中走過的足跡，正是台灣精神醫學發展的縮影；他對「人」的尊重與關懷，守護精神病患的人權，更是台灣精神醫學的人文典範。收到父親學生的兩封來信，經過幾天的沉澱，我心情終於平靜一些，開始寫信或打電話向特地來參加我母親告別式的親友道謝。但我每天看他寫的兩篇文章，卻不知要如何來表達我的感動與感謝。因為他許多話都直接說中了我的心情。父親與母親過逝，都是同樣的悲痛，但心情卻不同。對父親，我充滿崇敬之心，對母親則永遠是個小孩。但父親離開後，母親還在，心靈還有所寄託，而且一直有一種「必須代替父親來保護母親」的責任感，因此不會覺得那麼空虛。母親繼之走後，這種心情的寄託，以及用以自我安慰的「責任感」也沒有了，茫然不知所措，那種感覺真是難以形容。我父親並不迷信宗教，但晚年很注重祭拜祖先。他曾說：「醫生學的是生命科學，人死後什麼都沒有，一切都是空的，這是『知識』；但人死後有天國，有上帝，有西方世界等等，這是『智慧』，醫生照顧病人要能兩者並用。」或許祭拜祖先就是他運用他的所謂「智慧」來照顧他自己心靈的一部分吧！所以，在我父親還未做「對年」與「合爐」這段期間 (就在不久前)，我每天早上起來，也點一柱香來祭拜他。默禱時，都是請他要保佑母親，渡過難關。這幾天，我每天點香，祭拜的卻換成我的母親，覺得難以置信，有時忘了，竟還繼續祈求祖先保佑我的母親。其實我自己心裡很明白，這種祈求既違反「知識」，也沒有「智慧」。因為父親氣切後，母親的身體狀況也跟著變化，已經沉寂很久的兩個腫瘤又開始蠢動，阿滋海默症也日亦明顯。腫瘤科醫師已告知，以母親的年紀與身體狀況，電療，化療和手術都已不能再進行，唯有希望復發的速度能因年紀而進行緩慢，並盡可能減少她可能的痛苦。至於阿滋海默症，現在的醫藥也只能減緩，而無法治癒。既然如此，我所謂「渡過難關」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自己也不知道。而我母親最大的痛苦，並不是身體的問題，而是每天望穿秋水，等不到和她相處近七十年，說好要長相廝守、相互照顧的夫婿來到她的病床邊探視她、安慰她。她所希望的就是趕快再到他的身旁照顧他，也向他訴說這些日子的思念之苦。所以，我對祖先的祈禱，到底是為了我的母親，還是為我自己？這其中的「智慧」是什麼呢？母親終究還是離開了，「知識」告訴我，現在只能運用「智慧」，我也盡量如此。但最難過的是，當為她做完「尾七」後，法師說：「你母親已經功德圓滿，前往西方世界，從此不再受輪迴之苦。」我忽然想到，那是不是說，我們母子在世之緣也就此結束了？不禁悲痛淚下。我更不明白的是，明明我的人生已經缺了一大塊，為何叫做「圓滿」呢？我知道我的想法是不理智的，這應該不是我父親所說的「智慧」，但人到底還是感情的動物，母子親情是很難用理智來理解。賴其萬醫師在「父親的老，病，死」文中提到，醫師們詢問要不要為他父親「施行心肺復甦術」時，他心中的矛盾與掙扎。這種心情，我完全可以了解。對我父親的氣切，簽署我母親「不急救」的文件，我都經過同樣的掙扎。我的結論是，不論是「切或不切」、「簽或不簽」，最後都一定有後悔。我也瞭解到，每人每家的情況都不一樣，我無法把我自己的經驗轉移給他人，更沒有能力能用我自己的經驗來來替別人做「正確的選擇」。每個人都只有一對父母，所以也都只有一次這種生死的經驗，這種經驗又無法完全承傳或學習，我想，人道與醫學人文的探討，應該還有很大的空間吧！或許，隨著醫學技術不斷的發展，這種探討的空間，也像宇宙一樣，不斷的擴張，永無止境。看到別人從父母過世中走出所寫的文章，不但對我有極大的安慰，也讓我知道，不能整日心神不寧，應該向他人學習，為父母寫下一些紀念的文章，希望也能成為別人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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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0 名人.精華區
閻雲／台美防疫兩樣情 對醫界的一次大考
一場新冠疫情，凸顯美、台醫療環境差異。疫情在美國延燒之初，西雅圖一名確診老太太治癒後，被收取30萬美元鉅額醫藥費，令全美譁然，以致當時不少美國人，尤其是老年人，唯恐龐大醫藥費拖垮家計，債留子女，寧願病死也不就醫。無獨有偶，同樣在美國，鳳凰城有一對老夫婦，聽信瘧疾藥羥氯喹（hydroxychloroquine）可治療新冠肺炎，竟自行服下含相似成分的魚缸清潔劑，不幸釀成一死一命危。買不起醫保 美國釀悲劇忌諱就醫、亂用偏方，這些看來不明智的作為，背後其實隱藏一個辛酸原因，許多美國人沒有足夠，甚至買不起醫療保險。在美國，保險公司將醫療給付極度細分成急症、住加護病房、影像學檢查、藥費、復健等項目。未買足保險的民眾就醫得提心吊膽，深怕多出一大筆開銷。疫情爆發後，付不起篩檢費、醫藥費的民眾只能自己反鎖在家以免染病。而美國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統計皆為醫院收治病人，無法計入在家中病故的黑數。其次，醫療商品化成為民眾就醫障礙。30多年前由醫師主導建立的三級轉診、家庭醫師、健康維持組織HMO等立意良善的制度，如今時過境遷，醫師被規定每15分鐘看一個病人，醫院經營方針與國民健康保障漸行漸遠，看病成昂貴消費。疫情爆發，醫療網關診，民眾到保險公司指定院所就醫無門，醫療稀缺的小鎮更不在話下，助長疫情蔓延。戴口罩偏見 導致疫情擴大此外，西方人將強制戴口罩、公共場所量體溫視為侵犯人權，僅接受保持社交距離的建議，隔離效果有限。再加上一般民眾無財力做篩檢、老人院欠缺有效隔離等原因，皆導致疫情擴大。讓醫護過勞 台健保隱憂此次疫情中，台灣第一線醫護人員展現高度防疫專業。反觀美國因防護不足，光是加州就有一成以上第一線醫護不幸染病。台灣健保成為防疫堅強後盾，但也不免令人擔憂，疫情過後財務更加吃緊，醫療體系恐成為最被壓榨的族群。醫護站在第一線暴露在感染風險中，理應如同警察、消防員等享有特別保障，在台灣卻只是勞基法底下的勞工，加上健保制度使得醫護過勞、失去尊嚴，讓越來越多醫學生畢業後不願投入救人行列，醫院鬧醫護荒。經歷此番疫情衝擊，美國醫界必然痛定思痛有所改善。反觀台灣，國人卻吝於增加一些部分負擔來維持健保永續，令人遺憾。何不趁此疫情結束之後，對健保現況做一番改革，以慰站在第一線奉獻的醫護人員。●健康名人堂邀請國內外醫藥公共衛生專家分享健康觀點與視野，每周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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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16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影／重申欲參與WHO與WHA 外交部:未納台灣是全人類損失
台灣防疫經驗獲世界各國讚許，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今天(16日)上午重申，台灣參與WHO的方向不變，強調仍會積極地來爭取以觀察員身分，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歐江安表示從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角度上來看，顯見台灣參與世衛會議的迫切性與必要性，歐江安說沒有納入台灣參與，「其實是WHO的損失，是全世界人類的損失」，她呼籲WHO作為一個國際醫衛領域領導組織，應該要秉持中立專業的立場，展現應有的風範及擔當，不要淪為打壓台灣2300萬人民健康人權的幫兇。防疫成績斐然，台灣成為國際熱門話題，正名問題也再度被搬上檯面討論，華航和護照改名公決案可能於明天立法院院會上討論，外交部表示台灣在憲法架構上有正式的國名，且護照是國人出國旅遊唯一的國籍證明，且被世界各國採納，歐江安強調社會各界更名的心聲，外交部都尊重，而外交部做為行政機關，若立法院與社會有更名的共識，外交部自然會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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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14 科別.精神．身心
面對N號房事件 除了憤怒你還應該做3件事
【常春月刊／編輯部整理】日前韓國爆出「N號房事件」，有人在社群平台上販賣性行為影片，包含未成年、性侵、性暴力內容，而有二十六萬人付費參與其中。台灣也有許多報導和評論在談論此事，其中不乏針對韓國社會文化的剖析、性別平等議題的討論以及性平理念的推廣。諮商心理師馮彥翔表示，他開始注意到身邊有些朋友，在看到相關新聞後會有較多的情緒反應，如何因應面對以及自我照顧，諮商心理師提出三點方法。諮商心理師馮彥翔指出，由於N號房事件涉及大量性暴力的訊息，光是許多對女性的性虐待描述就可能會讓人有煩躁、憤怒、憎惡、悲傷、恐懼等情緒反應；也可能有人會對此類犯罪事件的參與者、（意圖）觀看者產生反感，覺得怎麼可以有人如此惡意傷害別人，只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使人對於世界與社會的基本信賴產生懷疑。而如果不只是單純接受相關資訊，而是過去有遭受性騷擾、性侵害、性暴力的人，看到這類新聞可能也會勾起自身經歷，引起或加劇一些創傷反應。除了上述的情緒外，也有可能會造成相關負面回憶不斷湧現、高度敏感緊張焦慮害怕、情感麻木，反而感受不到任何情感。網路上會看到各種相關的新聞報導，也看到有些人在轉貼一些報導或者評論。這個議題涉及人權與性別，是個值得持續發聲與注意的議題，但在過程中也不要忘記保護自己和他人的情緒。以下有幾點是大家可以做的：1. 留意轉貼的文章內容轉貼與討論的重點應該是在事件本身，而非以驚悚的內容吸引注意力。因此在轉貼相關內容前，可以注意一下其中有沒有過度露骨或聳動的內容，並選取合適的資訊做討論，就不會引起過多負面感受。2. 落實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平等N號房事件的背景脈絡，其實是社會整體的性別結構，而非單純加害者的行為有多脫序。因此如果關注這個議題，長期而言可以將注意力放在平常生活中努力落實性別平等、尊重、友善的態度。特別是男性而言，可以注意自己也會有性別刻板印象甚至性別歧視、性騷擾的言語或行為，覺得「只是開玩笑而已沒什麼」；或者在網路上瘋傳ＯＯＯ外流影片時也會「想上車」；是否有時會為了凸顯男子氣概而刻意貶抑女性。先從自身做起，若有餘裕，也可以試圖影響身邊的人。3. 持續關注相關議題如果真的很關心這類新聞，可以試著開始關注一些平常便在談論性別議題的團體或個人，也許你會看見台灣仍然有很多值得改善、進步的地方，以及可以如何思考、討論，讓社會更好。藉由實際行動的投入，可以從行動中感受控制感與價值感，而這些感受正好能成為我們面對N號房事件中讓人感受到的無力、挫折、懷疑等負面情緒時最好的心靈支柱。（文授權提供／健康醫療網）延伸閱讀： 無聲的霸凌！  你也在無形中變成鍵盤殺手嗎？ 心情差愛吃這3食物紓壓？ 研究說再不改掉只會更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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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1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旅外國人健保爭議之我思我見
【編者按】非常高興因為一個多月前陳榮基教授提出，醫界應該正視濫用高科技檢查、浪費醫療資源的現象，而引起一共三篇有關健保政策的「使用者付費」、「定率制」、「部分負擔」的改革構想。想不到，這竟然引發另ㄧ位讀者來信，指出健保應進一步重新審核長期定居國外，但享用健保的種種偏頗常理之現象。我們非常慶幸能得到一位從醫學院畢業五十年來一直定居美國的退休醫師以客觀明理的立場，給予正面的回應。更難得的是目前正為「武漢肺炎」人仰馬翻的健保署李署長居然親自撰文給予各種寶貴的數據，而提出可行的漸進修法。這是「醫病平台」自從2016年開辦以來，最讓編輯團隊感到成就感的片刻。希望這呼籲能得到國人更深入積極地探討，讓台灣引以為傲的健保政策得以開源節流、永續發展。近來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引發不少國人對於長期旅居國外之保險對象，一生病便返台接受健保醫療的批評聲浪，特別是有人出國便辦理停保，平時無需繳納保險費，遇有傷病短期返國就可復保，接受健保醫療照顧，對國內持續繳保險費的民眾，實在有失公平，因此有立法委員主張修改《全民健保法》，盼能防止台灣的健保資源被濫用，也有委員認為不該一竿子打翻所有台商。行政院蘇貞昌院長也在答覆立委質詢時強調，健保必須依照「永久存續、公平處理」的原則來處理。停復保制度所衍生爭議已久，原先期待於二代健保修法，主張廢除停保，待二代健保修法通過後，採取刪除健保法施行細則內相關規定，即可廢除出國停保制度，但由於各方主張及立場不一，最後仍維持既有的停保制度，使得旅外國人申請停、復保的相關爭議延宕至今。目前，旅外國人申請投保、停保、復保各有不同樣態，有出國停保對象復保後，一年內再次出國停保的「短期復停保」（指同一年度曾有復保後再停保紀錄)，以投保於戶籍地公所者占多數，其次為民營事業機構受僱者，且多數於返國後半年內再次辦理出國停保。另外則是出國除籍而退保，返國後重新設籍加保，這種樣態身分也以投保於戶籍地公所者占多數，有三分之二保險對象恢復戶籍後立即重新參加健保，但這些人有近四成返台設籍取得健保資格後，又以出國辦理停保方式暫停繳納保費，顯然有鑽健保制度漏洞之虞。根據健保大數據分析顯示，以107年為例，利用「除籍退保後再返國加保」有25,220人，使用健保資源有12,022人，約47.7%的就醫率，保費總收入1.16億元，平均每人繳納保費4,589元，但醫療總支出1.73億元，平均每人醫療支出6,869元，這些旅外國人對健保而言，確實呈現支出大於收入狀況，105年、106年亦是如此。另就「短期復停保」而言，同年有87,990人，其中有使用健保資源有58,904人，有高達66.94%的就醫率，保費收入4.39億元，平均每人繳納保費4,928元，醫療支出3.97億元，平均每人醫療支出4,507元，這類保險對象則是保費收入大於醫療支出。其就醫情況多為牙科或感冒等輕症疾病，「短期復停保」集中於返國1個月內就醫之情形，比「除籍退保後再返國加保」就醫情況顯著。許多評論者所持論點，旅外國人的經濟能力普遍相對較好，在台灣有沒有置產、是否繳稅也未知，但每月僅需繳749元的健保費用，比起其他受薪階級所繳保費要低，顯然不甚公平。旅外國人之健保議題，惟有修健保法才能解決。個人認為，無論停保或退保制度，已呈現逐步侵蝕按月繳納保險費之基礎理念的趨勢，因此制度檢討改革確實有其必要性。根據統計，每年保險對象因出國申請停保約有23萬餘人，平均暫停繳納8個月保費，如果取消保險對象申請停保並暫停繳納健保費之選擇權，估計一年將增加約25億元之保費收入。另外，若戶籍遷出國外退保者，返國戶籍遷入一律須有6個月等待期，預估受影響人數平均每年約1.2萬人，整體財務收支將增加約2千萬元。從歷次修改健保法均有正反歧異意見，難免引發對整體健保制度改革的期待與爭議，但藉由修法過程的討論，可凝聚社會大眾對旅外國人納保議題的關注。健保永續發展在於財務平衡，隨醫療科技日新月異及新藥療法等發展，勢必加重健保財務赤字之缺口。就醫權為人權一部分之觀念已深植台灣人心，健保制度未來就保費結構與醫療支付，甚至保險對象之就醫習慣皆需做為調整，以達世代公平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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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8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手機定位漏洞多 隔離監控難落實
電子圍籬監控隔離者，能保萬無一失？針對居家檢疫隔離人員，電子圍籬系統雖能智慧監控手機位置，但少了身分辨識這個關鍵步驟，不能防止隔離者擅自外出，甚至找人代接衛生所查勤電話。另外，衛生所配發的防疫手機具備智慧功能，卻沒利用到指紋、瞳孔辨識，在隔離者身分核實上容易有疏漏。電子圍籬誤報頻傳居家檢疫、隔離民眾日漸增多，政府透過手機確保檢疫對象不會違規趴趴走，但近期卻頻傳手機定位錯誤回報，致使警力疲於奔命。從事科技業的賴小姐剛從土耳其出差返台，居家檢疫期間誤報狀況層出不窮，還曾發生1天誤報5次，她建議改用家中電話、輸入手機密碼，拍照回傳確認等方式，避免消耗無謂人力。電信業者表示，目前系統是用手機和基地台的距離定位，在家中不同位置，就會去抓不同基地台，本身就有誤差，數百公尺內都是正常。其實這種定位技術只是輔助，系統每 10分鐘定位1次，連續2次偵測到不在範圍內就會通報。電子圍籬系統是藉由手機訊號與鄰近基地台的位置進行三角測量，掌握居家隔離個人的位置。行政院資安處處長簡宏偉表示，「只有大約1%的警報是假警報。」不精確的位置參數是因為手機位於農村或高層建築物中，信號接收點參差不齊。辨識科技未利用如果隔離者帶防疫手機出門，電子圍籬應該能抓到，這與1%的誤報率是兩回事。但據親身經歷隔離者的觀察，衛生局人員上門辦理隔離手續後，大約進行1天1~2次的致電確認，如果有心人想鑽居家隔離的漏洞，找人代接衛生所查勤電話，或者在通過電話後的空檔外出，現行制度其實難以確實防範。開始隔離時有核實身分的手續，如果防疫手機都具備智慧功能，其實可以當場輸入隔離者指紋、瞳孔資料，隔離者必須本人用身分辨識開機，這樣就能確保不假冒身分。否則，主管單位若無聲紋或面部辨識系統，僅憑通電話未必能確認隔離者本人是否在家，若有指紋、瞳孔等辨識功能，就能在有疑義時即時要求身分再識別。坦白說，全台的居家檢疫、隔離要落實，最主要還是靠民眾的自律。若要不侵犯人權，又能有效管控隔離者，恐怕要提升辨識科技層次，才能超前部署。中國大陸的「健康碼」雖可有效管理群眾，但有人認為形同移動監獄、電子腳鐐，有侵犯人權的疑慮。（photo by Piqsels）【更多精采內容，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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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31 性愛.性別議題
國際跨性別現身日 伴侶盟調查：近6成遭原生家庭不友善對待
今天是國際跨性別現身日，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公布「跨性別人權現況問卷調查」結果，有近6成跨性別者曾遭原生家庭不友善對待，近7成4跨性別者在國中階段遭受騷擾、霸凌等，超過5成在日常生活中「不敢去上廁所」。伴侶盟呼籲政府政策應看見跨性別群體多樣性、國小課程應納入性別認同知識。伴侶盟今天公布「跨性別人權現況問卷調查」，這份調查從3月14日上線到3月25日，共592人填答，留存576份有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近6到8成的跨性別者在國中前摸索並建立自我性別認同，但也是在這個關鍵階段，有高達47.68%受訪者曾在校園遭不友善對待， 其中國中階段情況最為嚴重，佔74.09%，而當跨性別學生遭霸凌時，則有高達75.30%選擇不處理，尋求官方管道協助不到1成。調查也指出，59.65%的跨性別者遭受到原生家庭的不友善對待，其中言語暴力高達94.82%、情緒暴力也有48.48%，家人強行矯正輔導、就醫者也高達48.78%。生活日常經驗裡，55.41%跨性別者曾「不敢去上廁所」，另有24.32%延遲或不願就醫，22.01%在買服飾、配件時遭到店家或顧客刁難，18.53%曾在公共空間被騷擾或攻擊達18.53%；職場上，約有近4成跨性別曾因性別因素在職場上遭受歧視或罷凌，其中有41.88%因跨性別身份不予錄用。跨性別者Alice說，跨性別者在工作、就學、就醫、甚至上街光街都相當困難，有人因不敢在外上廁所，整天憋尿憋到生病，也有人為了存到性別重置手術的高額費用，到八大行業上班，更有人被家人趕出家門，也有人曾被公司要求到一樓大廳上公廁。伴侶盟秘書長簡至潔表示，問卷結果顯示，有52%填答者選擇單一性別認同，僅填答男或女性，另有48%填答非二元性別、既是男也是女、性別流動、跨性別、或無性別者，顯示其實跨性別群體在自我性別認同上有多樣面貌、差異，只採「男變女」或「女變男」二元化分類，無法充分理解跨性別者的生命經驗，因此國家曾拋出的第三性別政策，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彈，建議跨性別政策應更細緻與社群溝通。為改善跨性別人權處境，伴盟提出7項訴求，包括取消強制手術、性別重置手術納入健保給付、性別登記與變更政策廣納跨性別群體意見、看見跨性別群體多樣性、政府性別統計應納入跨性別、停止區分異性婚同性婚、國小課程就應納入性別認同相關知識。伴盟監事、國小老師劉芳良表示，問卷裡有高達7成跨性別學生遭不友善對待時，選擇不處理，代表這群孩子為了生存，在最壞的處境選擇吞忍，教育的責任應該是讓所有孩子在認同上得到安適，而不是帶著困境一路長大，大家都說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也沒有一個孩子應該在性別認同輸在起跑點上，跨性別也是美好的孩子， 期許每一個老師都能成為跨性別孩子的重要支柱，讓每個孩子都能健康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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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6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文化部所屬場館進場控制百人内 主辦室内表演全取消
針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日宣布，公眾集會活動「室內超過100人、室外超過500人」建議停辦，文化部考量藝文活動參與人數眾多，為免長時間近距離接觸，降低可能的傳播風險，針對文化部所屬機關（構）及行政法人之表演、展覽型場館提出因應原則。文化部所屬場館主辦室内演出活動皆暫停，展館内觀眾同時間進場控制百人内。文化部表示，所屬機關（構）、行政法人表演型場館主辦、合辦及所屬劇團、樂團室內演出活動自即日起暫停；場館外租辦理之室內演出活動，觀眾人數超過100人以上，建議取消或延期；觀眾人數100人以下之演出，文化部了解其演出之困難，將請場館主動協助演出單位延後演出相關事宜，若決定延後或取消演出，場租將全額退回，並協助觀眾辦理全額退票。同時，因應暫停演出或延期，將視團隊需要，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協調場館提供表演廳或其他空間，讓團隊得以進行排練、訓練等利用。文化部所屬機關（構）、行政法人表演型場館外租節目，若屬100人以下之室內演出活動仍規劃演出者、500人以下之戶外演出活動仍規劃演出者，必須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COVID-19（新冠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提供之6項風險評估指標進行評估，若經評估具有較高風險，建議應延期或取消，或改以其他方式辦理；倘評估決定辦理，並應訂定防疫應變計畫，落實相關防疫準備與措施。此外，文化部所屬機關（構）展覽型場館應重新計算同一時段容留人數，展場內觀眾人數不得超過100人，且參與者之間需保持一公尺以上距離為原則。文化部旗下展館包括台博館、台史博、國父紀念館、台文館、台東史前館等。其中史博館因整修閉館，人權館因應新北市博物館閉館14天政策，上周已閉館。表演場所則有兩廳院、台中歌劇院、衛武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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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從SARS到新冠肺炎的聯想
【編者按】這幾個月來世界各地籠罩在「新冠肺炎」的陰影下，台灣因為地理位置，更是飽受驚惶。非常感謝政府及時成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各種防疫與安定人心的措施使社會大眾受益匪淺。醫病平台本週也以這主題邀請三位醫師寫出他們的看法：一位剛退休的資深醫師回憶2003年台灣經歷SARS的洗練，並對目前如火如荼的疫情寫出他的看法；一位在美國行醫多年的癌症專科醫師分享目前美國的疫情以及社會大眾的反應；一位資深身心科醫師分享「疫情中的身心安頓之道」。我們更期待可以接到更多的社會大眾與我們分享他們心得。從今年初開始沸沸揚揚的武漢肺炎、疫情在1月23號武漢封城開始，益發顯得不可收拾。雖然每年秋天開始都會有流行性感冒，而身為醫務人員，為了照顧病人的需求，我們也都會習於接受疫苗的預防注射。從一開始叫做「不明、嚴重呼吸道疾病」，我們就心裡有譜；等到世界衛生組織的公告冠上了「新型冠狀病毒」，就表示這是全新的，和十七年前的SARS一樣，是大家過去從來沒有經驗的新型病毒感染。這次，不但我們還摸不清它的路數，所以沒有疫苗、不清楚什麼藥可用。中國的掩蓋疫情、「資訊不透明」始終一致；而WHO成了中國的附隨組織，完全無法讓人信賴，都得靠各國自己判斷！強烈的不信任、讓台灣提高警覺，做了正確的準備跟決擇！2003年4月24日，我們正在研究SARS究竟是何種疫症？晴天霹靂，傳來和平醫院封院的訊息！我服務於癌症醫院，病人的免疫力比較需要被保護，因此防疫團隊立即啟動，成員每天聚會一次、商討疫情與對策，直到8月31日疫情宣佈結束為止。我身為放診科的主管，發燒篩檢站的設立，人員的調派與組訓自然責無旁貸。在醫學院的時代我們對於細菌跟抗生素耳熟能詳，但是對濾過性病毒的疾病跟防治則是相對陌生；SARS讓我們吃盡苦頭！除了飛沫之外，接觸傳染是全新的概念。如何防護、避免污染變得十分重要！為了未雨綢繆，所有人員必須演練，光是穿著防護裝就得十五分鐘，進入負壓隔離室、發燒篩檢站的動線熟悉又要十五分鐘；只要錯了一步，就有可能讓防疫破功，後果就是讓自己跟伙伴被隔離，甚至罹病！因此每一位同事都是戒慎恐懼、戰戰兢兢！SARS的鑑別症候是發燒、肺炎，因此發燒篩檢站成為進入醫院的重要關口，診斷確立必需靠X-ray。所幸半自動、數位化X-ray機剛開始普及，但是更換片匣還是必不可免的步驟；為了片匣的進出、更換，還是傷了不少腦筋！因此每個輪班得有兩位放射師搭配，同時為了減少人員消耗，每一位放射師得不吃不喝待在篩檢站工作半天。一向被認為是二線單位的放診科，此時成了防疫急先鋒。身為全部四十多位成員的主管，朝夕掛在心頭的事，除了隨時接收疫情最新的訊息外、還要牽掛著同事的安危，並且定期把感染控制的新知跟新規定，傳達給所有同仁；後者是相當重要且能穩定人心的必要功課！四個多月的期間，所有人員同心協力、共渡難關；最難得的是全部團隊安然而退；對同事宣佈任務結束後，我心中的一塊石頭才放下來，其中的激盪、只有自己知道……如今回想、心中依舊澎湃不已！退休不到一年，又遇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流行，這次疫情似乎更為嚴峻。醫院，除了原先的病人，還要兼顧防疫，這是全面的戰役，所謂的前線與後方，界線再次模糊！將心比心，我完全可以體會醫務人員的壓力，看到所有行政團隊及疫情管制中心的努力，我再次以身為醫業為傲！這期間，聽聞有被隔離者到處趴趴走、有醫護同業的孩子在校被排擠、有人拒送便當給醫療院所的同業；這些都是少數、一時的現象，我覺得原因是：大家忽略了「同理心」。如果社會大眾肯定這些「被隔離者」是為了疫情及早被控制而做的「自由限縮」，他們能「乖乖地待在檢疫所或家裡」是值得敬佩的，或許趴趴走的人會比較少！「主動自律」勝過「被動他律」，也讓人覺得情操提升，是應該被鼓勵的！醫務人員長期以來都忙於工作，極少主動提及這份工作的辛勞面，SARS發生時曾有學生家長到教育部、衛生署抗議：「我們送孩子學醫，不是為了冒險犯難的！」當時，也有很多醫學生主動到醫院繼續工作、學習；後來教育部醫學教育室還為此舉辦了一個研討會、出了專書。這份工作，其實不是只有社會大眾所簡化認為的「只有好的」，其實「也有很高的風險得承擔的」，只有疫情發生時，才會突顯這些事實！事實上，我們是訓練來承擔風險、保護社會安全的一支專業團隊；過去，由醫師、護理師概括承受，如今擴及藥師、放射師、醫檢師、心理師、社工師，甚至還有正在研議中的「公衛師」……這次CDC要求的一線醫事人員在六月底前，若無重大必要暫時停止出國，也是一個很值得敬重的犧牲，目的是為了保全醫護照顧能量，與個人權益無涉，它也是一種「博愛」！醫業真的很特別，平時要求倫理、道德，危難時必須自我限縮「自由、平等」，不說，還真的很多人不知道！您說，這些人能不好好珍惜嗎？他們的家人能不尊重、愛惜嗎？防疫，是全民運動！也是公民素質的體現。我已退休，如今能做的是：做為傳譯者的角色、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給大家，及早讓社會回復安定、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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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3 名人.黃達夫
黃達夫／非必要的醫療值得嗎？
美國有一個政治中立（nonpartisan）倡議醫療正義，致力建構關心病人的醫療體系的公益智庫（Lown lnstitute），主張醫療志業是為病人解除痛苦的工作。在一個優良的醫療體系中，病人應該獲得所有對他有益的照護，亦不會被給予不必要的醫療。在這樣的良性互動中，醫療從業者就會產生幸福感（Satisfaction）。過度醫療 病人反而更痛苦有鑑於醫療商品化，把醫院利潤擺在病人之先，導致當今的醫療體系，不但可能失去療癒功能，還添加了病人更多的痛苦。這個智庫成立宗旨，就是要重建正確的醫療價值觀，促進互信的病醫關係。智庫的工作包括醫療相關問題的研究，召開專家論壇，啟發公眾的辯論，以修補醫療政策的缺失，為病人爭取利益。該智庫在全美年度論壇提出的議題，包括「過度醫療」、「非必要的醫療」、「打破『高價格、低價値』的惡性循環──重建美國未來的醫療體系」等。其中有一則評論「病人有要求質子治療的權利嗎？（Do patients have the “right” to proton therapy？）」，論點非常值得國內醫療決策者、醫界、病人一齊來思考、討論。質子治療 部分癌症不適用質子治療發展於1950年代，一直到1990年，都只用於極少數腦幹、眼底、脊椎等罕見疾病，以及一些小兒癌症的治療上。但有一些醫界人士，想要擴大質子治療的功用來處理常見的癌症。自2000年後，在全球各地，質子治療中心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地冒出，如今在美國約有30家，全球約80家。儘管質子治療經歷了超過50年的發展與進化，不斷地嘗試於不同癌症的治療，可是，目前被學術界公認對於病人有助益的治療，仍然只是前述少數的罕見疾病以及小兒的癌症。對於一般常見的癌症，如攝護腺癌、肺癌、乳癌等的治療，所有對照組臨床試驗，無法證實質子治療優於近年來新發展的光子治療。所以，美國的健康保險公司就沒有理由去為病人支付質子治療。不少質子中心就面臨病人數太少而無法回收當初投資的成本，有些中心已經宣告破産。保險拒付 無關病人醫療權這些質子中心的設立固然有少數是用納稅人的錢，但是，絶大多數都是廠商與投資人追逐利潤，所設計出來的商業模式。為了求生存，廠商與投資人就去把被保險公司拒絕的病人組織起來，提出訴願，宣稱質子治療是癌症病人的基本人權，保險公司拒絕支付質子治療，是剝奪了病人獲得最佳醫療的機會。事實是，直到今天，完全沒有證據告訴你我，質子治療的結果優於先進的光子治療。所以，保險公司並沒有剝奪病人獲得最佳醫療的權利。保險公司拒絕的只不過是高價格、低價值的醫療而已。如今，台灣已有多部質子治療儀器，病人必須思考，動輒花百萬元去接受沒有更好療效的質子治療，是否值得。（作者黃達夫為和信醫院院長）●健康名人堂邀請國內外醫藥公共衛生專家分享健康觀點與視野，每周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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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0 新聞.長期照護
醫病平台／2003年SARS 帶給台灣醫學教育的省思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挑戰權威、勇於發問在醫師養成教育的重要性」。隨著人權的抬頭，醫療與教育開始重視病人的安全與福祉以及學生的尊重與鼓勵。第一篇文章是來自一位醫師看到一位醫學生勇於挑戰權威而寫出的反思，促成我們邀請一位國外研究所剛完成學業、回國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年輕醫師，就如何打造安全的醫療環境提出看法。最後也回顧2003 年SARS對台灣醫學教育的影響，呼籲台灣醫學教育應該用心營造「安全的環境」，讓醫學生勇於發問質疑，才能培養出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良醫。2003年SARS在台灣蔓延時，我正在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醫教會）任職。當時因為有兩位年輕醫師照顧SARS病人而遭受感染，以致身亡，引起許多醫學生家長向教育部要求，醫學生應該離開醫院以免染病。我們為了這棘手問題在教育部開了一場非常嚴肅的醫學教育危機處理的會議。由高教司司長主持，邀請所有十一所公私立醫學院（當時馬偕與義守醫學院還沒成立）校院長出席，當時醫教會由已故的黃崑巖教授（常委兼召集人）及我（執行秘書）代表出席。主席提出醫學生家長對教育部所提的要求，徵詢各校院長的意見。幾位國立大學醫學院院長率先提出他們的看法，認為醫師這職業本來就具有比常人更容易遭受到疾病感染的風險，而選擇醫療照護的志業，就應該要有這種心理準備，而這也是醫師這行業之所以受到社會一般人尊重的原因之一。當時台灣的醫學教育還是傳統的七年制，五年級開始就到教學醫院學習臨床醫學，五、六年級稱之「見習醫學生」（Clerk），而「七年級」稱之「實習醫師」(Intern)。大家都同意五、六年級的學生在這危險關頭，讓他們留在醫學院上課學習，避免到醫院接觸病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七年級的「實習醫師」身上所穿的白袍繡的名字就是「xxx醫師」，他們需要負起臨床工作與責任，所以要求這些「醫師」離開職場以避免被感染，站在醫學教育的立場的確是相當難以接受。我還記得當時教育部有位官員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話：「只要醫院充分防護，而且讓實習醫師只處理非SARS病例，實習醫師就應該留在醫院，否則這一屆的醫師將被看成是『太平醫師』。」大家也都同意，「如果我們今天因為SARS 每個醫學院就從大學醫院召回實習醫師，那我們訓練出來的醫生怎麼能夠在緊急時刻應付社會的需求呢？」在座好幾位醫學院院長也都發出類似的看法，而我們醫教會也認為這種時刻正是讓醫學生見證醫師這工作之所以受人尊敬的地方，這是醫學教育不應該逃避的重要經驗。這時突然有一位私立醫學院院長舉手發言，他說昨天有一位來勢洶洶的家長要求馬上讓他的孩子離開醫院，因為他不願意看到他兒子遭遇到幾天前不幸過世的林重威醫師一樣的不幸。他在院長辦公室當著大家面前，大聲斥責醫學院同仁：「你現在不讓我還活著的小孩回家，你難道要我等到他在醫院受感染而過世之後，才讓我帶他的骨灰甕回家嗎？」我還記得這位院長很激動地說：「你們不用面對這種家長，你們可以在這裡說些冠冕堂皇正義凜然的話，但如果你要面對一群這樣的家長向你怒吼、哭訴，你想你們剛剛所說的話能說服他們嗎？」接著，也有些醫學院院長也發表類似的經驗，而經過很長的討論，最後我們在教育部的決定是讓我感到不無遺憾的「妥協」:「因為當時台大、陽明與成大三所公立大學醫學院院長都堅決表示這是我們醫學教育不容退縮的關頭，我們一定要讓我們的教學醫院負責讓『實習醫師』做好應做的防護，同時臨床指導的主治醫師、住院醫師一定要負起責任，好好教導他們做好防護工作，當他們執行可能導致感染的檢查時，一定要有謹慎的防護消毒，住院醫師學長姐或資深護理人員也要從旁協助。至於私立醫學院校，則由各校自行規定，而學校對有疑義的家長一定要能詳細說明。」記得在這幾個月SARS 肆虐期間，雖然前後一共有十一名醫療工作人員犧牲，包括兩名醫師、五位護理師（兩位主任、一位副主任、兩位護理師）、一位消防局救護隊員、一位病房書記、一位醫檢師。但沒有醫學生罹難。我想在此與大家分享一位醫學生鮮為人知的故事。她當時是某私立醫學院的七年級學生（實習醫師），她打電話到教育部告訴我，她的學校要求實習醫師全部由醫院撤退，但她對校方這種決定深不以為然，而跑去校長室與校長爭辯。學校解釋他們的立場，最後說如果她有她家長的同意書，學校才有可能考慮讓她繼續在醫院實習，並講了一句：「我們這樣做是應學生家長的要求，應該沒有哪一位醫學生家長會贊成自己的子女冒這種生命危險吧！」這位同學告訴我，他當場對校長說：「我已經是成年人，這種事怎麼還需要我的父母替我決定？」於是她堅持繼續留在醫院實習。想不到隔天早上清掃醫院值班室的歐巴桑大聲地打開值班室而把她吵醒。歐巴桑向她道歉說：「對不起，我以為現在我們都沒有學生到醫院實習，你怎麼還來呢？」她反問這位歐巴桑：「那你自己怎麼還來醫院工作呢？」歐巴桑很無奈地說：「我為了賺錢養家，拿了人家的錢，我再危險也得幹呀！」這學生也義正辭嚴地回應歐巴桑：「我也拿了實習醫師的薪水，哪有碰到危險，就不幹我的工作呢？」她說，這幾天留在醫院工作，許多護理人員也都與她有類似的對話，而他們都對她的決定表十分示讚賞，也鼓舞了護理人員的士氣。她說這幾天她有機會見證了許多令她感動的故事，使她體會到做醫師是非常有意義的志業。同時，讓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最後學校也沒有給這學生任何處分。這位學生目前已經是某大學醫院的外科主治醫師，正在美國名大學醫學院進行短期進修，而她因為關心台灣「武漢肺炎」的疫情與我又連絡上，這也才使我想起她的這段故事。SARS以後這十七年來台灣社會不管在民智的提高、社會的安定、法律制度、公共衛生以及醫療水準，都有成足的進步。醫學教育制度也已經改成六年制，過去七年級的「實習醫師」(Intern) 已經改為「畢業後醫師」（post-graduate year, PGY），與國外的醫學教育制度一致，也因此不會再有「學生」還是「醫師」的混淆，我相信現代年輕一代的醫師會有更多像這位有主見與勇氣的年輕醫師一樣，能以自己的行為掙得白袍所應得的尊敬。現在回想這位在醫學生時代敢於發表「我不同意」，在畢業後又選擇當時非常冷門、對女性尤其艱苦的外科，但因為她的堅持走自己認為對的路，終於讓她找到了樂此不疲，充滿意義的生涯。台灣的醫學教育應該要努力營造「安全環境」，讓學生勇於表達「我不同意」，這樣才有辦法訓練出具有獨立思考、批判能力的好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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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9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出國到疫區玩對台灣傷害有多大？ 醫曝龐大花費勸別心存僥倖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升溫，台灣境外移入確診病例更是連日暴增，對此胸腔重症醫師蘇一峰分析出國到疫區遊玩，會對台灣造成多大的社會負擔，也呼籲民眾醫療資源有限、防疫資源也有限，「不要再存僥倖心態出國旅遊了」。昨（17）日胸腔重症醫師蘇一峰在臉書發文表示，這幾天新冠肺炎的案例快速增加，且大多是境外移入的案例，這讓他呼籲民眾，「第一線醫護人員拜託每一位國民，不要再存僥倖心態出國旅遊了」。另外蘇一峰提到，如果是工作原因必須到國外出差，大家都可以體諒，但如果出國只是為了出去玩，請務必要三思，他也提到，醫療資源有限、防疫資源也有限，一但爆發社區感染後果難以收拾，他更特別製作了表格讓大家了解「一個人出國到疫區後，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超乎你的想像！」表格中顯示，許多人現在還選擇出國遊玩的理由不外乎都是「想出去玩，我有人權出去玩，生病在台灣醫療有健保，相信自己的運氣沒那麼差！」蘇一峰指出，回國若疑似感染但檢查後沒問題，防疫耗損為2次採檢陰性、4到5天隔離病房、20套隔離服裝備，每人約花掉國家2到5萬元。蘇一峰進一步分析，一旦確診就算沒有傳染給任何人，仍要進行多次採檢、3到4周隔離、用掉上百套隔離服，還要動員人力查接觸史，約花費國家20到50萬元，而且就算治癒仍可能會影響肺功能，若重症還有死亡風險。然而最壞的情況是確診並傳染給其他人，會造成社區感染、防疫資源大量耗用、醫護人員過勞，對台灣的影響難以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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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8 新聞.長期照護
醫病平台／逐步打造更安全的醫療環境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挑戰權威、勇於發問在醫師養成教育的重要性」。隨著人權的抬頭，醫療與教育開始重視病人的安全與福祉以及學生的尊重與鼓勵。第一篇文章是來自一位醫師看到一位醫學生勇於挑戰權威而寫出的反思，促成我們邀請一位國外研究所剛完成學業、回國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年輕醫師，就如何打造安全的醫療環境提出看法。最後也回顧2003 年SARS對台灣醫學教育的影響，呼籲台灣醫學教育應該用心營造「安全的環境」，讓醫學生勇於發問質疑，才能培養出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良醫。醫療所為何事，儘管各家說法不同，但增進病患福祉，應該是各方都可以同意的最大公約數。而該如何更好地增進病患福祉，正是臨床工作者、研究人員，以及教育者不停探問的問題。舉例而言，透過在醫療的每個環節都留心注意病人安全，能提升醫療品質，進而直接或間接增進病患的福祉。談到病人安全，最容易被想到的是「標準作業程序」（SOP），例如發放藥物前的「三讀五對」，或是手術前的「暫停」（time out）機制等等。然而近年來，大家發現雖然有了SOP，但似乎仍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橫亙於眼前，因而針對醫療品質的研究，也逐漸開始聚焦於如何打造安全的工作環境。其具體內涵，包括良性的組織文化、合理的工時政策，以及支持性的管理階層等等。這讓我想起，從醫學生時期的學習、見習、實習，到畢業後投身醫療工作，總有某些時刻，會讓人不禁捫心自問：「這樣真的好嗎？」記得有次參與一場手術，主刀者是一位脾氣火爆、常讓旁人繃緊神經的醫師，而我則是手術台上地位最低、資歷最淺者。在手術尾聲，即將要縫合體腔之際，我見到似乎有塊紗布還沒有取出，然而該醫師已經開始進行縫合，當下的我卻一聲也不敢吭。直到護理師一面清點紗布時發現數量不對，及時提醒，主刀醫師才回過頭去取出那塊迷航的紗布。幸好事後並沒有什麼不良的結果產生。套一句卡通《飛天小女警》的台詞，一天又平安的過去了。時至今日，我還是時常想起當時的情景，懊惱著、也思考著當下為何沒有辦法做出即時的提醒。事後回想起來，或許有幾個原因：我是最低階者，不敢質疑師長；我的經驗最淺，其實也不太確定是不是真的看到了，經驗資深的師長應該不太會犯錯吧！是工作太勞累，讓手術台上的成員一時都閃神，沒能留心到眼前的狀況。多虧有SOP，才能順利避免錯誤的發生。然而差點發生錯誤，代表一定還有可以進步的空間與可能。其實，這樣的案例絕非偶然。知名醫療人類學家與精神科醫師凱博文（Arthur Kleinman）在他的名著《道德的重量》（What Really Matters）一書中，曾經寫過自己的故事。在1967年，他在耶魯大學教學醫院實習，當時負責照顧一位罕見肝臟疾病的少年。那位少年剛過世不久，某位資深教授便立刻要求詢問家屬是否能進行驗屍以供研究，想當然爾，教授的要求遭到拒絕。但教授卻轉而命令凱博文，要他趁家屬不注意，拿針去採樣少年的肝臟樣本。在後續的臨床病理討論會上，教授還大力誇耀凱博文的作為，讓他深感羞愧，即使數十年後依然如此。當然，我要說的並不是可能發生的醫療過失與明明白白罔顧倫理的作為，兩者可以相提並論，而是要提出，醫療現場或許有某些氛圍，讓人不能言，也不敢言。這樣帶來的後果，或許與增進病患福祉的初衷，反而是背道而馳。其實，至少就著名期刊而言，已經開始有了反思。舉例來說，《美國醫學會雜誌：外科學》（JAMA Surgery）2019年6月曾刊登Cooper等人的研究，指出參與研究的外科醫師，若同儕回報有較多不專業行為（unprofessional behavior）者，其患者有較高的內外科併發症風險。該雜誌同期的邀稿評論更以「外科社群變革的時機到了：推動專業素養作為#MeToo 2.0」為標題，指出不良的工作環境，或許就跟#MeToo運動試圖改變的權力結構那樣，需要受到重視與處理。最後，也容許我再分享一個自己的個人經驗。當我剛從美國唸書回來，重返臨床崗位時，其實一開始有著諸多的不習慣。當然，或許對於臨床流程較生疏、知識需要迎頭趕上、環境較陌生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但另外也有一點最大的區別是，我似乎要花比較多的心力在揣摩、猜測與了解各種或明或暗的規則，有時仍難免會擔心自己是不是不小心說錯或做錯了什麼。不過，隨著近年來思潮的轉變，或許人們對於醫療品質的重視，已經到了足以慢慢處理某些更幽微、範圍更廣大的議題的程度。就連在COVID-19疫情蔓延的當下，醫療人員口罩不足、出國限制合理與否等議題都能透過工會或使用臉書等自媒體即時反映，我認為，打造更安全的醫療環境（無論心理上或物理上皆然），以增進病患福祉，不會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是可以逐步落實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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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7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要減少疫國入境者 外國人及未染疫者為何不管？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宣布，針對「明知故犯出國染疫者」，要向社會大眾公布其姓名，此舉引發如何平衡防疫與人權的討論。醫療法學者認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可作為作為法源，應先探討「公布確診者姓名」這個措施的必要性和目的是什麼。如果目的是為了減少自疫區入境者，公布病人姓名的必要性在哪？外國人、未染疫者為何採取雙重標準？醫療法學者說，指揮中心如果認為「公布姓名」符合特別條例第七條所指的「必要性」，但其實在細節措施和目的之間，並無合理邏輯關係。如果公布姓名的目的是要「嚇阻國人去旅遊疫情建議第三級的國家」，為什麼不全面公布非必要旅遊者的姓名，反而只公布返國後確診者姓名？要嚇阻分必要出國，可以針對這個行為去認定，並且重罰金錢、取消補助，這樣不足以達到嚇阻目的嗎？如果嚇阻出境的終極目的，是要「減少從第三級國家入境的人數」，為什麼指揮中心不宣布禁止那些國家的遊客？現在並未禁止，外國人不論入境目的，只要接受14天居家檢疫，如果外國人確診，隔離治療及檢驗費用由台灣政府負擔，本國人同樣要居家檢疫，但如果確診且被判定為非必要出國，就要被公布姓名。兩相對照下，有雙重標準之嫌，公布姓名的處罰，也無法達到減少入境人數的目的。今天基於對人性的了解，指揮中心不可能不知道「公佈病人姓名」就是打開了公審之路，這不可能是檯面上能夠證成必要的目的，卻是無可避免的結果。但即便今天被公布姓名的病人，後續受到肉搜、人權受到損害，他如果要主張自己的權利，必須要自己在司法上去對抗所有的肉搜者。因為直接造成他損害的並不是指揮中心，除非監察院彈劾，或是有權益受損者提起釋憲，耗上數年時間。簡而言之，「要指揮中心負起對應責任，很難。」至於「公布姓名」作為行政罰的一種，目前在特別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公布個人資料的前提是「受隔離或檢疫而有違反隔離或檢疫命令或有違反之虞」，而非「非必要出國且確診」，是否能作為撤回公布姓名新規定的依據？醫療法學者認為不樂觀，因為現在的社會氛圍是，只要指揮中心說有必要，就算講得很不清楚，就是有必要。指揮中心現在就已經是一種高度的權威，在民氣可用之下，甚至已造成了噤聲。醫療法學者表示，指揮中心過去已經有多次執法爭議的記錄，例如很快就要求懲罰浙江台商之父、要求嚴懲辱罵藥師的婦人，再加上這次公布病人姓名的新規定，其實專精於公共衛生及其相關法律的學者專家，都認為有檢討空間。只是現在這個「防疫至上」的社會氛圍，任何人斗膽談到「人權」，都會被獵巫，因此大都不敢輕易的具名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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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教授你講得不對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挑戰權威、勇於發問在醫師養成教育的重要性」。隨著人權的抬頭，醫療與教育開始重視病人的安全與福祉以及學生的尊重與鼓勵。第一篇文章是來自一位醫師看到一位醫學生勇於挑戰權威而寫出的反思，促成我們邀請一位國外研究所剛完成學業、回國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年輕醫師，就如何打造安全的醫療環境提出看法。最後也回顧2003 年SARS對台灣醫學教育的影響，呼籲台灣醫學教育應該用心營造「安全的環境」，讓醫學生勇於發問質疑，才能培養出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良醫。過年前某次科內演講，請來院內公衛領域權威級教授演講「塑化劑對人體的影響」。講畢坐我右後方的五年級醫學生舉手發言，一開頭就說：「你講得不對！我有修過材料學的課，材料因為怎樣怎樣的特性，所以會如何如何……」侃侃而談，頗有自信，一直講不停。我在場冷汗直流，心想：「你這臭小子！你講得對不對我是不知道，但是今天教授我請來的，你不要害我阿！」想到等一下還要送教授離開，一番苦澀的滋味湧上了心頭。想起從實習醫師踏進門到今天，多少年來在病人、家屬與無常中夾縫求生，苟延殘喘、活到了今日，沒想到卻栽在這位學弟手上，真是命運的安排阿！我斜眼偷看教授的臉色，讀不出什麼表情。心想過去幾年來，再壞的場面都撐過來了，冷靜冷靜、先觀察觀察，阿賢不要怕！沒想到教授很有風度，靜靜的聽完後，在場微笑的說：「同學你說的不錯，也是一種理論，有它的道理。不過我認為應該是如何如何，因為學理上怎樣怎樣……」不久台下主任接著發言，面帶微笑用稱讚的語氣說：「這位同學不錯，推論也有道理，我們現在都很鼓勵年輕人……歡迎加入我們O教授的研究室！另外我認為，如果要證實這個因果關係，研究設計應該如何如何……」教授與主任接著開始熱烈討論起研究設計的問題。會後這位醫五學弟似乎還有很多話要說，留下來跟教授與主任又談了一會兒才走。教授等電梯時，還特別跟我說主任跟學弟的想法不錯，給他不少啟發，他回去會調整一下研究設計，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似乎我多慮了。說教授不對，好像不會怎樣！會後本來想提醒學弟：「你發言很不錯，不過請注意一下語氣！」後來轉念一想，其實學弟語氣很正常，只是不像我會一直點頭而已。至於他說的內容我根本不懂，沒資格評論。想想學弟其實很優秀，大智大勇，頗有大將之風，應該好好稱讚他才對，不過稱讚他想想哪邊又怪怪的。最後決定不提醒也不鼓勵，當個佛系總醫師，也就罷了。---武漢病毒隔海大爆發，山雨欲來風滿樓。科內過年後的演講紛紛改期或取消了。在醫院裡處理一些會或不會的問題、做一些常規或非常規的工作，準備支援疫病門診，也重新學習影像插管的新技術。各種新規定一直下來，內科同事們都焦頭爛額。時光飛逝，倒是學弟那天舉手發言的畫面，偶爾就會浮現在我腦海中。自己多活了許多年，不論在知識還是勇氣上，都遠遠比不上那位學弟，當天竟然還想「提醒」人家說話的語氣，內心真是慚愧阿！台大醫院受到日本時代影響，百年多來醫院裡仍然保留了很多尊師重道的傳統。不過尊敬老師，不代表先生(せんせい)永遠是對的，也不代表自己可以沒什麼想法，跟著老師走一輩子。應該要有自己的創見！民主社會了，現今科內的師長多半很開明，自己在科內除了一直點頭，更應該發言參與討論，並且多讀書多思考，才能言之有物。而且就我的觀察了解，在開放的環境中互相討論往往可以激盪出很多創意與想法，比封閉的威權服從體制來得有彈性，也更能應對外在的變化。醫療團隊如此，國家社會想必亦是如此。向那天英勇發言的學弟致敬、也向醫院第一線防疫的師長與同事們致敬。身為一名醫療人員，一直是我覺得很光榮的事、身為一個擁有民主自由的台灣人，我更是感到非常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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