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關係 相關文章

• 2020-09-2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的「傾聽」、「身體診察」遠比「開藥」、「高科技檢查」令病人安心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討論醫師「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重要。這幾年來台灣全民健保普及、醫療企業化、民眾迷信於高科技檢查，而導致醫師「病史詢問」以及「身體診察」逐漸不被重視，結果是醫療品質沒有改善，卻嚴重濫用醫療資源。我們藉由一位病人分享她的親身體驗，說出「醫師的傾聽、身體檢察遠比開藥、高科技檢查令病人安心」；一位資深醫師分享自己生病以後，感慨當年醫學生時代老師如何注重「問病史與做身體診察」，而今他所看的醫師竟然都不注重這些「基本功」，只是安排他做各種高科技檢查，最後還是透過一位醫師的身體診察才得到診斷與治療。我們利用這機會，由醫學教育立場除了探討physical examination 的重要性，並建議過去沿用多年的中文翻譯「理學檢查」全面改為更達義的「身體診察」，並呼籲社會大眾能更瞭解看醫師並不是一定要做高科技昂貴的「檢查」，更重要的是能夠對醫師陳述自己的病史以及耐心接受身體診察。希望政府與醫院思考，到底健保給付制度與醫院經營者扭曲了多少醫者的行為，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約莫三年前，我患了不知名的頭痛，當時曾經找遍中西醫，從各式儀器的檢查到事後的作息調養，雖沒有完全痊癒，但有得到稍緩的紓解。直至今年初，我又因情緒關係，頭痛再啟，痛到痛不欲生，失眠，焦躁不安……所有負面情緒全湧上來，一向排斥服用藥物的我，雖然痛楚仍堅持這個原則。2020年是打我出生以來，遇到最為棘手的疫病，不僅在台灣，全球已大肆漫延的新冠肺炎，不是急的症，儘量不往醫院，我是乳癌的後續追蹤患者，因為疫情之故，原定的就診也全取消了。只是，這頭痛已讓我懐疑自己腦部是否長了不好的東西，才乖乖地掛號就醫。我找了一位從來沒看過他診的醫生，三月初看診這一天，我抱著希望，可以藉由醫院的精密儀器幫我檢查出我頭痛的真正原因。進入診間，醫生笑瞇瞇又親切地問我為何就診？告知狀況後，醫生要我依他的指示做動作，包括蹲下、站起、金雞獨立、左右腳單腳彈跳……等等，我全一一無礙地做到。結果，醫生給我的評論是：「妳很健康，沒有病。」我問須要安排檢查嗎？答案是：「沒必要。」他像是無厘頭地問我：「妳有宗教信仰嗎？有運動習慣嗎？」我回有。最終的醫囑建議：「回去依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功課，每天定期運動，依例每週至少爬山走步道一次，三個月後，再回診。」很奇怪的是，我沒有質疑醫生的看診醫囑，反倒是我的朋友，第一時間生氣的說，哪有這樣的醫生？沒經科學檢測就妄下斷言，沒作相關檢查也罷，竟然連藥都沒開。回來後，我每天進行我的宗教功課，每天健走或瑜珈儘量不中斷，不到一個月，頭痛從劇痛，漸漸緩解到微痛，心情和情緒也漸漸平和和自我脫困。後兩個月，奇蹟似地，頭不痛了，失眠也得到極大的改善。六月初，我原想取消回診的預約，想想，認為自己應該有責任去向這位醫生回報我的況。回到診間，報告我的情況，醫生臉上露出開心的笑容，我們就像朋友一般對談醫病經驗。我是乳房原位癌的追蹤患者，算是常跑醫院的常客，由於我對動不動就吃藥的排斥，除了家族性高血壓，定期服微量血壓藥之外，如果醫生要開藥常會被我要求不要開，我不吃，開了就是浪費醫療資源。他聽到我這席話，像是遇到知音一般，希望我這樣的觀念可以由我以病人的角色來述說，能推廣給普羅大眾。我東拉西扯了這篇心得，不外乎希望藉由我的經驗，可以分享給就醫的民眾，外顯生理的病痛，不是一定非經由藥物才能得到改善，或許先從自己心理層面的自我療癒就可以獲得改善，也讓自己不必服用過多藥物增加肝臟的負擔，更能節省醫療資源，為我們台灣完善的健保制度永續經營盡一點心力。

• 2020-09-0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先生緣，主人福」麻醉科醫師對醫病關係的獨特見解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不同背景醫師的不同看法」。一位深具歷史社會專業背景的家醫科醫師與我們分享他對醫病關係的獨特見解，希望強化原有的醫學教育，讓「民族誌」成為營造「醫生緣，病人福」的重要工具。麻醉科醫師在說出他對各種不同專科醫師的看法之後，歸納出一句頗富哲理的話：「醫病雙方是一體兩面，彼此的態度才是真正決定雙方是否有『緣份』的最重要因素。」精神科醫師對時下似乎最夯的診斷「自律神經失調」做出饒富創意的詮釋，並道出目前尚有某些精神科診斷仍很難讓病人或家屬接受的現實。台灣有一句俗話說：「先生緣，主人福」，「先生」指的是醫師，「主人」指的是來院看病的民眾。原指久治不癒的病碰上對症下藥的醫生而痊癒，現也泛指某些事情，是得力於機緣的巧合而獲成功。基本上的意思是，看病跟醫師如果有緣份，彼此都能在施醫與被治的過程中順利。行醫多年，對這句話頗有感觸，病人求診，真的只能求緣分與福報嗎？還是藉由媒體報導或是親友推薦？該怎麼去結這個「好緣份」呢？我覺得有些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1. 醫師不是萬能的，再厲害的醫師，也是有失手的時候；同樣的，技術再差的醫師，也不是每個案例都一定會失敗。這是機率跟比例的問題。2. 沒有從不犯錯的醫師。甚至往往審視整個醫療過程，完全按照醫療常規，沒有任何瑕疵；但是結果就是不如預期。這也是我所謂的「緣份」。3. 越好的醫病關係，彼此的互信基礎越高；往往醫療的預後與結果會越好。因為您信任了醫療團隊，他們也會更盡心盡力的照顧您。4. 名醫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好醫師。真正的良醫，其實是不需要整天上綜藝節目，談著非親身參與的醫療八卦。您如果迷信於媒體上的名醫，那問題應該是出在您自己，因為您跟「名醫」結了緣份。5. 外科系的醫師，到底誰開的刀比較好，誰開的刀符合醫療常規？建議您問問該醫院的麻醉科醫師。為什麼？因為麻醉科醫師整日在開刀房麻醉病人，哪位醫師出血量特別多，併發症屢見不鮮，問問麻醉科醫師會是比較客觀的。6. 那麻醉科醫師誰麻的比較好？去問問「麻姐」就知道了（這裡的麻姐，指的是麻醉護理師的暱稱，沒有任何的輕視與偏見喔）。哪個醫師根本不會插管？那個醫師打無痛分娩老是失敗？問問麻醉護理師會最清楚。7. 同理，心臟內科，問導管檢查室的技術人員。腸胃內科，問生理檢查室的技術人員。您會發現，結果往往出乎您的預料。8. 對醫師而言，我覺得要學會隨緣；沒有哪個病人是非您不可的。下個病人，說不定會更好；同樣的，對病人而言；也千萬不要糾結於非哪位醫師不可，緣份，真的很重要。9. 身為麻醉醫師中專門研究困難呼吸道處理的我。插了超過10000支的氣管插管，坦白說，每天還是戰戰兢兢，因為做的越多，就會越害怕；失敗的案例也無可避免。除非你不做，不然永遠會遇到失敗的案例。10. 卸了妝之後，才知道原來的自己。「先生緣，主人福」，把有限的時間與經驗，留給值得珍惜的病友。把每一台麻醉做好，是我退休前，給自己最大的期許。醫病雙方是一體兩面，彼此的態度，才是真正決定雙方是否有「緣份」的最重要因素。

• 2020-09-0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尊重文化，敏銳感知：診間的醫療民族誌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不同背景醫師的不同看法」。一位深具歷史社會專業背景的家醫科醫師與我們分享他對醫病關係的獨特見解，希望強化原有的醫學教育，讓「民族誌」成為營造「醫生緣，病人福」的重要工具。麻醉科醫師在說出他對各種不同專科醫師的看法之後，歸納出一句頗富哲理的話：「醫病雙方是一體兩面，彼此的態度才是真正決定雙方是否有『緣份』的最重要因素。」精神科醫師對時下似乎最夯的診斷「自律神經失調」做出饒富創意的詮釋，並道出目前尚有某些精神科診斷仍很難讓病人或家屬接受的現實。我是家醫科專科醫師，但主要在大學服務，只有在收案時到門診，進行教學與研究，這些年下來有些觀察與感觸。這樣說，門診是建立醫師與病人相遇，建立醫病關係的場合，但在機構性醫療的框架下討論不多，或者著重在概念式理解，在現場不見得能充分發揮。雖然醫病關係是醫學的核心課題，但認真說來，對於沒有第一線經驗的一、二年級學生來說，同理病人不容易，要同理面對不同文化與社會背景病人的醫療人員更加困難。對他們來說醫療首重基礎知識與臨床應用，對病人是否全盤接受、不接受時要如何同理與協調，常被認為是非專業問題。老師找不到切入點，學生也學得不起勁。在我當醫學生的時代，醫師往往是在畢業後，在幫老師代診的狀況下匆促上陣，跌跌撞撞學習門診技巧。即便現在有PGY設計，訓練期間有機會到門診學習，但由於病房工作繁重，大多數年輕醫師還是要等到總醫師或者是研究員階段才有機會固定看門診，甚至要到自己出來開業，扛起經營責任後，才慢慢學習建立穩定的醫病關係。事實上，以家醫科來說，醫生需要的不只是迅速找出臨床問題，也要立刻與病人建立信任關係，掌握他們的社會需求，以規劃後續的處置方案。以初診來說，雖說「視病如親」是我們對醫病關係的期許，但從病人角度看，要馬上對如同陌生人的醫師掏心掏肺，講出擔心的病痛或治療考慮（比方說時常出國不方便拿藥，或者工作太忙不想追蹤）其實很難。以上溝通問題並非醫療所獨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時常有進入田野但不得其門而入，受訪者不願受訪或不坦誠以告的狀況，發展出一些因應方式。但相較這些領域的細火慢燉，門診中醫師要在短短時間消化許多病人，本來就沒有太多時間與誘因應付初診，更遑論建立信賴關係，是目前醫病教育的盲點。對此，我認為醫師固然要重視修養，從前輩的經驗中學習，但也可試著用社會學的方式同理病人。務實地說，病人來就診就代表有需求，醫師如果能以「跨文化」的方式，跳出自身的生活經驗去理解他們，會更有效率地掌握其就醫脈絡，提供建議，建立積極的醫病關係。2006年PLoS Medicine的「21世紀的社會醫學」專輯中，任教哈佛大學的凱博文（Arthur Kleinman）醫師與醫療人類學家Peter Benson發表「診間的人類學：文化能力的問題與解方」專文，對建立跨文化的醫病關係頗有啟發之處。對熟悉精神醫學與醫學人文的讀者凱博文不用介紹。他研究漢人社會，長年關注病痛的跨文化呈現與理解，更積極參與醫學人文教育，提倡以病人為中心的「解釋模式」（Explanatory Models Approach），已經成為醫病溝通的經典。這篇文章可說是「解釋模式」的強化版。作者認可醫學院這些年開始重視非西方文化與移民病人，將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y）納入臨床教育，但卻因為缺乏活用，對改善醫病溝通成效有限。對此，一個關鍵因素是對文化差異的刻板認識。醫師往往將看到的身分特徵（外貌、穿著與腔調）投射到某種族群，並以此解釋病人的行為或與其互動，造成治療判斷的誤差。如其所提醒的，「文化預設可能妨礙診間的實務理解」。對於這個現象，凱博文與Benson教授除了強調文化不是標籤，而是過程，也主張「診間的民族誌」（ethnography），讓醫師同理病人的生活。與之前的文化能力相比，民族誌取向更重視醫病動態，裝備醫師對文化與社會的敏銳度，而不是將這些差異死背起來，助長既有的偏見與汙名。他們繼續提出在診間關照文化的具體步驟，從看到族群差異開始，一步步地推敲病情與病人可能的文化考慮與社會支持，反省介入的必要性與妥適性。除了常問「這個治療是否真對病人有效」，他們希望醫師想想就診過程中是否過度簡化文化，或誇大文化差異的重要性。如其所提醒的，貼近文化，了解病人，不代表醫療問題就此迎刃而解。相反的，這些認知能帶出以病人為中心（what Is at stake for the patient），兼顧全人、全家與全社區，更有意義的提問。簡單說，診間民族誌不是讓醫師變成人類學家，曲高和寡地癱瘓繁忙不堪的臨床現場。相反的，作者希望強化原有的醫學教育，讓民族誌成為營造「醫生緣，病人福」的重要工具。有人說身在公門好修行，醫業其實也是，特別是在獨自面對病人，陪伴他面對病痛，理出對策的診間。在這個意義上，民族誌的方法加上人文的敏銳，或許可以為躊躇於績效壓力，徘徊在職場現實的醫療工作者們，指出一條定位病人與自身，承擔生命的道德課題，兼顧專業與世故，健康的醫業之路。

• 2020-09-0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不同世代的護病互動與期待

  【編者按】「醫病平台」非常榮幸能在專攻醫學史的郭文華醫師（陽明大學教授）的策劃下，邀請到三位醫學史學者由歷史的脈絡探討台灣的醫病關係，而張淑卿教授以其特長介紹台灣護理專業人員與病人的關係，更是難得。希望將來有更多醫學史學者加入作者群，使我們這專欄更多元化。「護理」（nursing）是一門照護與關懷他人病痛的專業。自古以來，人類社會存在生老病死等問題，以及撫育、求助、照護的需求，護理工作因此應運而生。現代護理始於佛羅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在克里米亞戰場的救護工作，南丁格爾認為護理是針對個人提出基本需要，提供服務並教導病患及其家屬如何保持及促進健康，因此護理主要功能協助他人免於病痛。也就是說，良好的護理是使健康人不患病，使患病者早日康復，護理的範圍包含滿足病患的基本需求、疾病的預防與健康的促進。無論從清末開港通商時來台的護理宣教士、日治時期的看護婦訓練課程，以及二戰後台灣的護士與護理師教育與臨床實作等，南丁格爾都是一種「典範」，強調以病患為中心的護理模式，長久以來都未曾改變。本文擬從護理人員的自身書寫出發，嘗試探究戰後台灣至今，不同世代的護理人員如何看待護病關係。首先從1950年代中國護理學會（註）的官方期刊——《護士季刊》所刊登的文章來看。1950年代無論是護理人員對自身的期許或一般民眾對護理人員的期待，護士在照護病患時期待呈現以下三種形象：賢妻良母；犧牲奉獻、愛心與同情心；聰明與專業。無論是在日治或民國時期，所謂的賢妻良母是指理想中之新女性被期待扮演賢內助的角色，須接受教育獲得現代知識，協助男性的家庭與事業。若將醫院等同家庭視之，醫師被視同為丈夫，病人如同是家中的孩子或老人，而護理人員則被視同為「媽媽」或「太太」的形象。至於犧牲奉獻、愛心與同情心的形象則是從南丁格爾在戰場服務，半夜提燈巡視病房的畫面所影響。在1953年《護士季刊》所刊登的「護士如何保持其同情心」一文提到「同情心」是護士必備的條件之一，護士應該「下工夫研究病人」，要利用護理病人時，與病患交談，了解病患的內心反應，讓護士可以衷心理解病患的痛苦，並加以溫言安慰。除了研究病患心理與社會背景，還要「尊重病人」，容忍他的暴躁，切忌公開反對病患的意思，應以和顏悅色的態度規勸。隨時保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態度，病患自然感受到同情心。1958年《護士季刊》刊登臺大護校學生，筆名「慧」的投稿文章「怎樣預備做一個好護士」一文中，認為一個好護士要有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是善良的人，在做人方面要誠實可靠，要有責任感與正義感，堅守崗位，不可越權，態度須和藹謙虛有禮；第二條件是須有良好的護理教育與技術訓練；第三是要有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與捨己為人的精神。賢妻良母、犧牲奉獻、愛心、同情心、聰明與專業等特質，不僅是當時護理界倡導的護士形象，護士們對於「好」護士的認同，同時也是一般民眾對護士的期待。隨著戰後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的轉變、個人主義的興起、醫療科學的發展、健保制度的出現，也改變了護病之間的關係。如同社會學者成令方教授所曾談到台灣民眾的「逛醫師的邏輯」，因就醫方便，部分地區醫療設施的可近性高，以致於在某些情況下，病患變成了顧客，此也影響了護病關係，使得社會對護理人員的期待更高。2003年因SARS事件不願回院照顧病患的新聞不斷被傳播，部分民眾要求護理人員要秉持南丁格爾「犧牲奉獻」的精神，但是護理人員不論是否有照顧SARS病患，在情緒上都有極大的壓力。從一些護理人員所撰寫的有關SARS期間照護病患的相關文字，不難看出護理人員在力求工作表現之餘，他們在裝備不足之下執行任務，心中是充滿害怕與恐懼。爰此，學者如傅大為、林芳玫教授重新探討「南丁格爾精神」，發現不是傳統的犧牲奉獻，而是如何掌握「時勢」，召喚女性的社會參與，以及發揮個人影響力，來提升護理的地位。時至今日，若從《護理不設限》這本由資深護理師們書寫自身護理專業發展歷程的文集，發現不論是哪個專科護理，都是呼應「以病人為中心」的全人政策，希望提供具安全性、可近性、持續性、完整性、適切性與參與性的整體照護。一個完整的照護，不是僅遵從醫囑，相當程度之內，需要依賴護理師對病患的觀察，感同身受，知道病患的需求，才能提供最適切的照護。因此當媒體批露「護理師被毆打」之類的新聞，社會大眾與醫療院所應該要思考如何提供護理人員安全的工作環境。因為讓護理人員在安全且制度合理的醫療環境下工作，才可能出現「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品質。註：台灣護理學會成立於1914年，第一屆全國護士大會在上海召開時訂名為「中華護士會」。1932年向政府正式登記為人民團體時奉命以「中華護士學會」名稱立案。1942年更名為「中國護士學會」重新向政府登記立案人民團體。1960年在台北登記為「中華民國護士學會」，1961年更名為「中華民國護理學會」，並於2002年5月更名為「台灣護理學會」沿用至今。

• 2020-09-0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二十世紀初期東亞醫病關係之一隅：《醫師開業術》的源流與內涵

  【編者按】「醫病平台」非常榮幸能在專攻醫學史的郭文華醫師（陽明大學教授）的策劃下，邀請到三位醫學史學者由歷史的脈絡探討台灣的醫病關係，而張淑卿教授以其特長介紹台灣護理專業人員與病人的關係，更是難得。希望將來有更多醫學史學者加入作者群，使我們這專欄更多元化。醫病之互動與關係，乃開業醫師在執業過程中天天都會面臨的真實情境，但卻是醫學專業教科書較少著墨的部分。醫病關係牽涉層面廣泛，不少專著從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等角度來切入，本文則從歷史學的視角切入，為讀者介紹一本有趣的專著《醫師開業術》，並梳理其源頭與內容大要給現今讀者參考，俾使讀者對二十世紀初期的醫病關係有所瞭解，也能設身處地反思自身的情況。緣於筆者之前曾以胡安邦於1933年8月出版的《國醫開業術》，來論述當時中醫師開業的困境(註一)。後來在一次查訪中，於上海圖書館印回丁福保譯介之《醫師開業術》。經過對比，發現《國醫開業術》雖以中醫開業為主，但醫師所面臨之醫病關係與開業時的種種問題，其撰寫脈絡卻是跟著丁福保的譯作而設計的。這就引發了筆者的好奇，丁福保譯介的這本書主要內容為何？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祐，號疇隱居士。江蘇無錫人，是民國時期著名的醫生、宗教家、古錢幣、古籍收藏家。丁氏從小精通經史，長於算術、詞章、考據。28歲東吳大學肄業後，來到上海江南製造局工藝學堂學習化學，再進入洋務派著名人物盛懷宣(1844-1916)所設之東文學堂修習日文與醫學，並和西醫趙元益(1840-1902)學習醫學。後於1909年取得西醫開業證書，隨後又赴日考察醫學。1911年成立「中西醫學研究會」，發行《中西醫學報》，並在上海行醫，創辦醫學書局，以出版和譯介日本醫學叢書為主，此舉乃透過編譯大量日本醫書，為中國引進日式現代化的西醫知識，而有「近代中日醫學交流的第一人」的稱譽。一般研究丁福保譯書事業的學者，多未注意到這本內容獨特的《醫師開業術》，該書由上海醫學書局於1930年出版，乃透過商務印書館經銷與販賣，同時納入他的「丁氏醫學叢書」中。全書並無丁氏的序言或書介，只有說明是無錫萬鈞譯述，也未說明日本的原作者身分，此為該書大略之出版形式(註二)。該書雖然是以西醫為主，但在當時醫業競爭激烈的上海，應該同時受到中醫界的重視，故才有後來《國醫開業術》的問世。丁福保所譯介的《醫師開業術》，原書作者為日本人立神正夫，該書於1913年(大正2年)由東京吐鳳堂書店出版，經查閱資料庫，發現杜聰明（1893-1986）先生也曾購入此書，他購入的是1917年的第4版。原書作者立神正夫於書中謙虛地指出，他的見解雖然很淺薄，但他發現開業醫要取得成功甚為困難，而且他原本和同伴一起組成一個蒐集病理資料的學會(モルブス)，後來學會成員四散各處開業，有不少成功或失敗的例子，他發現市面上沒有相關的參考著作可供學習，所以想要用自己微不足道的經驗與見聞，寫成專書，給開業的醫師參考，以協助他們邁向成功，可見該書也部分反映了二十世紀初期日本醫界的真實情況(註三)。該書內容豐富，本文僅就醫病關係之重點，加以梳理，以饗讀者。該書首先就開宗明義給年輕醫師「打預防針」，說明病患其實都是患病後有求於醫者，才會找醫師看病，一般人對醫師並無抱持太多的尊敬，甚至把醫師看成「死人製造者」。而醫師苦心經營醫業，賺取利潤本，為合理之事，但當積累一定財富後，又被社會人士以「醫乃仁術」的大帽子扣上，而被視為貪財之人。其他困境還包括：病患大多會以其一知半解之醫學知識，評論或謾罵醫者的治療，於是醫者整日內心惶惶不安，深怕被告發或被威脅，還要忍受有錢人的頤指氣使，所以作者呼籲年輕醫者要多加留意。此外，該書指出，雖然醫患之間應該有一定的信任存在，但顯然「被換醫」是非常常見的情況，他提出患者親戚的教唆、治療過程太久、醫師態度冷漠、儀容、動作、言語等足以刺激病患等行為，皆會導致「被換醫」。最有意思的是，該書認為具有歇斯底里、神經敏感的婦人，最喜歡不斷更換醫師，還會謾罵或用酸言酸語來譏諷主治醫師，這些人情應對之細微處，開業醫師都應該加以注意，因為醫病關係常常是人的情緒與主觀感受所營造，而非依事實的合理性來發展。除了提醒醫師可以自己控制、努力的事項，包括修養品格、培養雅量、充實學識等等，還提醒醫者：替患者親切而仔細的診察，是開業醫成功的秘訣，一來可避免誤診，還可以增加患者對醫者之信任與口碑。該書提醒，年輕醫者最初的熱情，往往因為執業日久或自以為經驗充足後，而喪失原有的熱情與審慎檢查的態度，這將造成不少誤診或病患之不信任，乃開業醫之大忌，最要注意。在實際診察方面，該書則是提醒作者各種對待病患的小技巧，大多是訴求醫者的仔細與貼心，並指出「熱誠」之態度為開業成功之母。例如原作者就指出，在日本每遇天氣寒冷之時，他的醫師朋友就會親自帶著取暖的懷爐前往病患之家，在與病患身體接觸前，必用懷爐溫暖自己的手部，再對病患進行觸診，作者認為，自己的朋友就是一位體貼病人的好醫師。在看診與病患的互動問題上，富貴患者往往對醫者頤指氣使，看診往往不遵守秩序，喜歡插隊和講特權，甚至視醫師為奴隸，這時醫師所受的精神侮辱是相當嚴重的；反觀較為貧窮之患者，往往尊重醫師，那將誘發醫者的同情心，看診過程反而非常順利與順心。所以作者呼籲醫者，不要看不起貧窮的病患，更不要因為富貴患者的權勢和金錢誘惑，而失去了自己的醫德，也委屈了醫者的權威和良心。對於「誤診」一事，作者也有獨到見解，他認為誤診為醫者所不能避免，因為病症千變萬化，學校所教與實習所學，必定不足，所以診斷一定要慎之又慎，若覺得能力不足或無法確診，一定要尋求其他醫師的「會診」，這是對患者的道德，也是保護自己、分散發生誤診風險之方式。最後在與病患的溝通上，談論疾病之「預後」，相當重要。一方面這是患者想聽到醫師的經驗之談，一方面也是醫者展現其功力、取得病患信任、贏得好口碑的關鍵。作者立神正夫在原書內就指出，漢醫只需要熟讀《傷寒論》，就可以對患者的症狀和豫後進行精準的推測，老練的醫師，往往憑藉經驗，可以精準判斷「豫後」，可取得患者極大的信任；反觀年輕醫者，經驗不足，血氣方剛又喜歡亂下結論，喜歡用教科書的理論，卻不解釋病患想要聽到的人情事理，總之「預後」往往不準，病人也不愛聽，故難以取得病患之信任。最好的方法，就是仔細參酌病患前後的紀錄，小心判斷，解說時要顧及病患之心理與期待，不要過度推論，也不要完全不說，只要合情合理，言語剴切真誠，經驗自然就可以日漸增強，對病患之應對也能得心應手。在開藥方面，原書叫做「開業處方術」，大抵說明病患大多持藥品至上主義，有些疾病若只是囑咐患者注意日常運動、飲食(營養療法)，而不予開藥，患者必起疑心，而且容易興起換醫念頭。該書作者認為，為了開業成功，有時不但要適度開藥，還要能適時變換處方，以免患者對治療過程心煩或起疑。丁福保翻譯的這本《醫師開業術》，除了刪除少數附錄文字，大體譯文頗能忠於原著。二十世紀初的西醫，逐步在東亞國家的醫療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但其醫療權威尚未完全建立，私人開業之風氣盛行，競爭激烈，故醫師的處境較為艱難，這是一個大的時代背景。30年代上海有中西醫界的爭論，不僅在學說上論長短，其實也是在說服他們的病患，在激烈的醫療市場競爭中能正確「擇醫」。該書道出醫病關係現實的一面，可以說全書是站在醫者的立場來書寫。不過，原作者並非要醫者善用欺騙、偽詐的方法博取醫名，而是應該在合情合理的範圍內，兼顧患者的立場與想法，做出最合適的應對方式。原作者認為，在法律和道德之外，還有很多隱藏在醫病關係中的人情世故，一般醫學校並沒有相關課程，故為該書必須闡明的道理。從丁福保《醫師開業術》與後來《國醫開業術》在中國的出版，與日本原著之問世差了將近20年。其間意義在於，對照中國和日本，西醫和現代化的科學技術皆逐步影響了整個社會的發展與認知，新醫師身處其中，不得不審時度勢，求得醫病關係之正向發展。日本西化的步調比中國更快，西醫面臨社會與人情挑戰之問題，更早於中國，於是先有此書之誕生；而中國上海則於1930年代前後，翻譯、重新出版了該書，胡定安再出版《國醫開業術》來闡明中醫的狀況。可對照、證實，當時中國沿海的大城市，無論西醫還是中醫，同樣面對一個現代化社會內醫病關係的全新挑戰。這本小書之內涵，或許對現代台灣的醫師也有所啟發，醫者必須不斷思索自己為社會醫者，不但肩負高貴的使命，還受到社會風尚、政治、法律與人性、情感等各方面的影響，面對各種醫病關係，必須仔細體會、感知，尋找合宜的應對之道，這對自己、對病患乃至對整個醫界的良性發展，相信都能產生正面的助益。註一：皮國立，〈民國時期上海中醫的開業與營生技術〉，《科技、醫療與社會》30期(2020)，頁113-161。註二：無錫萬鈞譯述，《醫師開業術》(上海：醫學書局，民國19年)，頁1與封底。註三：立神正夫，《醫師開業術》(東京：吐鳳堂書店，大正2年)，頁7-8。

• 2020-08-3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從殖民時期台南小鎮醫師吳新榮的故事，探討「不討賬就是最大的仁術」

  【編者按】「醫病平台」非常榮幸能在專攻醫學史的郭文華醫師（陽明大學教授）的策劃下，邀請到三位醫學史學者由歷史的脈絡探討台灣的醫病關係，而張淑卿教授以其特長介紹台灣護理專業人員與病人的關係，更是難得。希望將來有更多醫學史學者加入作者群，使我們這專欄更多元化。1935年1月底，一位年輕的南部開業醫在日記裡寫道：「因為舊曆年尾，命令蟬兄（家裡長工）去討賬。」隔天，他又寫道：「今日討賬討無半鮮錢（半毛錢），白白了（浪費）車仔錢而已……」在習於健保的今日，很多人都忘了醫師曾經也跟其它生意的經營者一樣，必須直接面對消費者，也會有患者欠費的問題。收費問題曾是醫病關係的核心，不少論及台灣過往醫師的撰述中，都會強調「不討欠費」的仁醫形象。以知名的醫師文人賴和為例，王詩琅曾道：「懶雲（賴和）執壺以來，對窮人相當的照顧。例如他在每年年底，便將病患者所欠的舊帳焚毀。」 然而，除了彰顯個別醫師的仁心仁術之外，我們還能從欠費看到怎樣的醫病關係？有人可能會說，因為總督府重視西醫並壓制市場上的密醫與中醫，殖民時期台灣醫師普遍收入穩定豐厚，因此較能承受欠費。然而，這個論點又涉及到醫師收入有多高，固定開銷有多少等醫業細節。此外，早期台灣病患欠費的比例有多少？如果欠費比例高，難道不會影響醫師收入，進而影響其家人的生活？殖民時期台南小鎮醫師吳新榮的故事或許能提供我們一深入思考的資源。許多人可能知道吳新榮是台南鹽分地帶的重要文學家，卻不清楚他也是佳里的重要開業醫（就像大家比較熟悉蔣渭水的社會政治面及賴和的文學面，但不大清楚他們是怎樣的醫師一樣）。吳新榮生於1907年，1932年起在佳里開業，一直持續到1967年因病驟逝為止。除了勤於寫作之外，他也積極參與醫師社群，長期擔任臺南縣醫師公會及台灣省醫師公會的幹部。吳新榮留下相當完整的日記及豐富的隨筆，讓我們得以一窺殖民時期開業醫的醫業人生。早期小鎮醫師的醫業如何？一般來說，一天只要超過50名患者，吳新榮就覺得生意不錯，到了60至70名時就會相當忙碌。在2020年的今天，或許我們很難想像一天只看60至70名患者的醫師會有多忙碌，但殖民時期醫師普遍需要到病人家中往診，草地醫師的往診需求尤高且病家四散路途遙遠，看診人數有限。開業初期(註)，吳新榮醫業基礎尚未穩固，曾有「北風狂來，飛沙扇面，征馬不進，收入足無」的日子。平均來說，草創時期平均一天患者數約為20名。開業三至四年後，吳新榮醫業地盤日趨穩定，便曾有一天看診逾百名患者，連五分鐘休息時間都沒有的忙碌日子，讓他感嘆自己「全日的生活都看患者及往診以外都無什麼變化。總言是生活的無色化、單純化，換言是生活無趣味化、非文化化了。」吳新榮1937年6月總收入為1,361圓，與同時期其它行業相較，的確相當可觀，也符合殖民開業醫收入豐厚的印象。如1938年吳新榮於日記中記載，其弟若進入保險業月薪為70圓，便可獨立生活。但1,361圓是總收入，尚未扣除其成本開銷。從整體收支來看，吳新榮醫業最重要的支出是藥品費，約占總收入兩成至四成。以1937年吳醫業高峰期來看，平均月收入為1012圓，扣除藥品費後約為687圓，這便是殖民小鎮醫師的醫業穩定時的好收入。除藥費外，另一值得考量的是僱傭成本，包括固定支薪的藥局生1至2名及長工1名，當中又以藥局生的角色較為吃重。藥局生主要工作為管理醫院藥局並調配藥品，有時也會代為進行部分醫療業務。以1940年為例，其醫療人力開支約為總收入2.4%，人事成本不高。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醫師會就住在病院樓上，醫務與家務間的界線並不明顯，因此女性家族成員也會協助醫院工作。如吳新榮的太太及妹妹都必須在醫務繁忙時，放下自己的工作或學業來支援藥局工作。這些「不支薪」的女性醫療人力付出難以量化，卻也是我們思考早期醫業經營時不可忽略的隱形成本。對吳新榮的醫業有了概要的瞭解後，我們再來看他如何應對欠費問題。自行開業前，吳新榮懷抱社會醫學的理想，認為疾病有其社會及經濟基礎，因此應以預防醫學為主，並廣設「大眾病院」來免費治療無產者。他主張「醫業國營」，認為醫業是非營利事業，應由國家主導分配醫療資源。自行開業後，在缺乏體制支援下，身為家族支柱的吳新榮必須負擔家人的生活開銷及弟妹留學日本的費用，開始為病家欠金所苦。1933年日記中記載：「欠藥錢的患者未免太久，今日已見三分之二，為之實收入不上十圓。」他在同年的一篇隨筆「一個村醫的紀錄」中，紀錄了欠費的兩種類型，一種是有能力卻故意欠費的無良者，另一種則是因貧困而無力負擔者。對前者年輕氣盛的吳新榮不會客氣，開業初期曾有三位日本官僚帶小孩來求診，事後不但沒有付費且在外抱怨其醫術不高明、設備不周全。吳便帶記者找上門去，取回應得的費用。至於後者，吳新榮有時受到家屬心意的感動會不計報酬盡力醫治，最後得到「二籠美柑」的回報。但有時吳也會考量病家的經濟狀況來調整治療方針，因為「最好的治療未必是最善的治療，時常開（台語的花費）到破產也買不得生命……」換言之，如果只因想要治好患者而讓病家傾家蕩產，且最終也不見得能治好，這對患者及病家來說真的是最好的嗎？開業初期飽受欠費所苦的吳新榮曾於1935年1月農曆年前，派長工向病家收取欠費，即本文開頭所引的日記所示。然而，即使派人催討亦無功而返，他自此決心不再追討欠賬：「自舊年至今年總被欠有2千圓，自今以後我們決不用討賬的方法，若有錢的人或是有良心的人自然他都來入賬，不用討賬這已是我們最大的仁術了。」對比前述吳新榮醫業高峰平均月入為687圓，「自舊年至今年總被欠有2千圓」則相當於三個月醫業興旺的收入，對新手醫來說實為不小的壓力。隨著吳新榮醫業逐漸穩定，日記中關於欠金的記載漸少，似乎收入已可承受欠費的壓力。但1939年2月舊曆年前，面對自己即將到期的種種欠款，他仍不免感慨「舊曆年末，習慣上要還清欠款，而累積這麼多病人的醫藥費，要全部回收看來也無望了」，甚至考慮要參加民間標會來渡過自己家庭的經濟難關。然而，或許也正因欠費問題嚴重，早期醫師無論是往診或宅診（在診間看病）時，都得仔細留意病人及病家的言行舉止及生活環境的蛛絲馬跡，設法看見疾病背後的家庭與社會及經濟條件，來綜合評斷什麼是「最善」的治療。這種對病患及病家的整體考量，是吳新榮經營醫業及醫病關係時的重要元素。而早期開業醫也正是透過對經濟無虞患者的穩定收費，來補貼因無力負擔藥費而可能欠費的貧困病家，並努力維持自身家族的正常生活，從而在地方上扮演資源統合分配的重要角色。在健保的支持下，今日台灣醫師們再也無須面對病患隨時可能欠費的壓力，以及後續是否追討（惡意/無心）欠費的（經濟/道德）難題，可以專注思考什麼是（健保支持下）對病人「最好」的治療，這定會讓青年吳新榮欣羨不已。但這是否也意味著現今以醫院為核心的診療方式已有某種「醫病不醫人」的傾向，不再如過往關注患者與病家的處境，間接導致了醫病關係的疏離與互不理解？當醫師的視線只看著螢幕上的處方，不再注視患者與病家的焦急神情時，是否在患者與病家的心中也失去了對醫師辛勞的疼惜與感謝？如何在確保某種「最好」的治療的同時，讓醫師、患者與病家能彼此理解並規劃出「最善」的方針，或許正是懷抱社會醫學的吳新榮所嚮往的理想醫業。註：對早期醫師往診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筆者另一篇短文〈病人絮語：往診與看醫生的場所〉

• 2020-07-3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病平台一周年——介紹「醫生」這幅名畫

  【編者按】今年四月我們曾以「病人與醫師的由衷之言」為主題，刊載一位文字工作者由本身罹患癌症的經驗，娓娓道出病人所受到的委屈，想不到因此引起一位關心這議題的學者霍教授幾個月後的回應，因此我們再度以「醫病關係」為主題，除了刊登這篇回應以外，也登載一位醫學生最近在門診實習後分享他對「醫病溝通」的深度反思，同時也轉載醫病平台一周年時，於「民報」所發表的「介紹『醫生』這幅名畫」。希望這星期透過這三篇由不同角度探討醫病關係，可以使大家對這重要的議題有更深入的認識。「醫病平台」從去年六月一日開始，除了農曆過年休假一週以外，一直都按時出刊，每星期二刊載醫界人士撰寫有關他們行醫的經驗與想法，而每星期五社會人士抒發他們生病就醫的心得，希望透過這些作者表達醫病各方的感情、意見，雙方能更深入的彼此瞭解，而達到醫病和諧的「美麗新世界」。在這「醫病平台」一週年的日子，我們除了感謝「民報」開闢這園地，使醫病雙方能因為了解、溝通而減少誤會，並期待以互相尊重、信任而改善台灣的醫病關係。我們由衷感激作者們百忙中為我們撰稿，讀者們給我們鼓勵，並希望大家能幫忙這園地有更豐富的稿源與讀者，而繼續蓬勃發展。〈醫生〉名畫的醫病關懷今天我想在這醫病平台「周歲」的特別時刻，介紹一幅名為「醫生」(The Doctor)的名畫，與大家分享醫病之間的感人畫面 。這張圖是英國盧克·菲爾德斯爵士(Sir Luke Fildes)畫於1891年。 這張圖呈現的是一個非常破舊的貧窮人家裡，一位衣冠楚楚的醫生坐在椅子上，焦慮、專注地看著一位躺在兩張椅子拼揍成床的奄奄一息的小孩，而由旁邊的燈光依稀可以看出藥物以及備藥的碗缽，顯示出醫生可能剛做了診斷，讓小孩服了藥，而正殷切地看著小孩，期待他會慢慢醒來。由畫面的燈火可以看出這發生在夜間，但是從窗邊射進來的光顯示出可能是快要黎明，在黑暗的背影中，可以看出小孩的母親已經受不了壓力，而趴倒在桌上，而小孩的父親將左手搭在太太的肩膀，關懷之情不言而喻，但他的臉卻朝向醫生，迫切地希望由醫生的表情看出小孩有所起色。這幅畫生動地勾畫出醫生全神貫注關懷病人以及家屬殷切盼望奇蹟出現的感人鏡頭，而更讓人感受到清晰對比的，是醫生的西裝筆挺與窮苦人家的家徒四壁，刻劃一位高貴醫生深夜造訪貧苦人家，而不知東方之既白。人文醫學大師史丹福大學醫學院內科教授亞伯拉罕‧佛吉思醫師(Dr. Abraham Verghese)曾經在其演講中，點出這畫最不尋常的地方是，在這畫裡，醫生根本沒有與小孩有直接的接觸，而是全神貫注地看著他正在照顧的小孩的「整個身體」，而沒有畫出利用聽診器或任何儀器，檢查病人的某一部分，而這正是我們今日所說的「全人照顧」的最高境界。透過佛吉思教授畫龍點睛的註解，使我對這張圖的瞭解更上一層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畫家盧克·菲爾德斯的背景以及這幅畫的由來。他童年由祖母扶養長大，而她長年關懷社會貧富差距的不平，深深影響這位畫家對這方面的敏感度。他經常描繪飢寒交迫、流落倫敦街頭的窮苦人家，而引起當時社會的注意。這張圖是應一位在加勒比亞經營糖業致富的亨利·泰特(Henry Tate)的委託而做。泰特本身非常喜好藝術品，他對這位畫家過去所畫的種種民間疾苦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他筆下畫出的窮人、寡婦，深深打動了泰特的心。由文獻所呈現的資料看來，當他委託菲爾德斯作畫時，並沒有特別指明他所希望的畫作內容，只希望他能以畫來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而菲爾德斯因其長子得病以後，受到醫生的諸多關懷照顧，後來雖然兒子無法戰勝病魔，但他對醫生一直心存感激，因此就利用這機會，在畫布上宣洩出深藏心中多年的誠摯感恩。蘊含醫學人文精神的佳作這張圖自從蒐集到倫敦「泰特博物館」以來，歷經博物館館藏藝術品多次的輪換，但「醫生」這張圖卻一直到目前還都沒有被換過。1996年當我還執教於美國大學醫學院時，曾到倫敦半年的教授進修，也曾到過這博物館（當時稱「泰特畫廊」），但很遺憾地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名畫，而錯過了機會。兩年前我利用訪問劍橋大學之便，離英之前專誠到倫敦泰晤士河畔的Tate Britain（目前這博物館的正式英文名稱是「英國泰特」），以朝聖之心親睹這幅名畫時，心中有說不出的震撼。還有值得一提的是，這幅名畫對台灣熱心於醫學人文教育的老師並不陌生，因為當2008年我們台灣12所醫學院校各推薦2位老師共同組成「醫學人文教育核心團隊」(Medical Educators for Humanities, MEH)時，我們想送給每位團員一個保溫杯做紀念品，當時我們想找一張最能代表醫學人文關懷的圖片來包裝這保溫杯，而MEH的靈魂人物張燕娣醫師及時地找到了「醫生」這張圖，而贏得大家的激賞。對我而言，這張圖最重要的意義是「醫生的存在帶給病人與家屬最大的希望」，而這也正是「醫病平台」的願景，希望有一天我們的醫生都可以在台灣的社會朔造出這樣的形象。（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7/6/6）

• 2020-07-2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新手談「醫病溝通」藉由醫病關係的建立 幫助病人更省力達到理想生活

  【編者按】今年四月我們曾以「病人與醫師的由衷之言」為主題，刊載一位文字工作者由本身罹患癌症的經驗，娓娓道出病人所受到的委屈，想不到因此引起一位關心這議題的學者霍教授幾個月後的回應，因此我們再度以「醫病關係」為主題，除了刊登這篇回應以外，也登載一位醫學生最近在門診實習後分享他對「醫病溝通」的深度反思，同時也轉載醫病平台一周年時，於「民報」所發表的「介紹『醫生』這幅名畫」。希望這星期透過這三篇由不同角度探討醫病關係，可以使大家對這重要的議題有更深入的認識。臨床實習有個重要的環節就是跟著醫師看門診，在門診中可以看到許多疾病初期的表現，以及學習醫師如何跟病人解釋病情及討論治療計畫。在跟過不少老師的門診之後我自己也開始思考，有一天我會有自己的門診，我應該要怎麼樣面對病人？這其實真的是一門藝術，有些醫生對病人非常兇，非常專斷，但是他可以很有效率的幫病人作決定，降低病人做出對自己不利決策的可能，但是這種「父權主義」（paternalism）」在現今強調病人自主及共享決策的社會已經漸漸不受到認同，但是在門診那樣短短的時間要如何在體諒病人情緒的同時，盡可能地將重要的醫學資訊傳達，然後幫助病人做出最好的決策，這是非常困難的。這讓我想到Eric Fromm非常有名的一本書「逃避自由」，裡面提到：「因為個體相信透過權威的秩序或是經由權威管理，可以取消自由選擇的內心衝突，以減緩本體上的焦慮不安。個體透過納入自動性機械模仿的團體規範，以減除自由選擇的焦慮，或生成群眾服從的新權威主義代理人模式，以逃避自由的不確定感，或是透過自我貶抑的低度自尊與自我詆毀的方式來逃避自由。」在我們不斷強調「自由」跟「病人自主」的同時，我們很有可能創造出新的恐懼，那個恐懼就是「自由」本身，我們藉由提供了病人「自由」反而更加創造了他們轉而依賴權威的驅力。醫生都自認為已經完整的解釋了各項方案的利弊，但是病人真的了解嗎？病人真的有辦法作決定嗎？我們要怎麼消除病人忍不住想要把這個選擇權交給權威的衝動（不管是神、懂醫學的親戚或是醫生）？我自己的答案是在給予任何所謂的「自由」之前，非常關鍵的一步是要先營造出一個沒有顯著權力落差的溝通環境，醫生的確擁有較多專業知識，但病人擁有自己身體至高的自主權，在這樣的關係之下最理想的互動應該像是同事或夥伴一樣，彼此協助完成一個目標。要創造出這樣的氛圍（ambience）可以從兩個方向著手，第一個是「賦權」（empowerment），這件事在東方社會尤其困難，我們的文化崇尚團體，崇尚「為了家奉獻」，我們把個人權益擺在很後面，在這樣的文化框架下面病人看似自己做的決定，真的是對病人自己好嗎？在我們沒有完全的讓病人覺得被賦予決定自己生活的權力之前，我自己覺得交付任何選擇給他們都是不負責任的。但是這樣的賦權非常困難，我們要怎麼樣真的讓病人知道他道德跟實務上都有責任、有權力作一個完全對自己著想的決定呢？我自己也沒有很好的答案。第二個方向是「資訊的不平等」，只要有任何的未知就會創造出不確定感，而人類最討厭不確定與未知的事物，因此人們常常會想要保持現狀，因為現狀對我們來說是最熟悉的。我常常覺得醫生花了非常多時間解釋疾病跟治療的利弊，但是很少很少有醫生問病人一個簡單的問題：「您能不能跟我重述一遍我剛剛跟您講的話？」或是「您可不可以跟我說說看，如果您回去要轉達我剛剛講的給您的家人聽，您要怎麼說？」我自己在跟幾個病人解釋過以後都試著問了這個問題，結局是我發現病人真的能夠理解的頂多就是五六成（而我們往往以為病人說他們聽懂了就是八九成懂了）。對於學習來說，真正理解一個觀念的判準並不是選擇題會選或是老師問有沒有問題說沒有，而是能夠用自己的話轉達給別人聽，或是把另外一個人教懂。我們太習慣跟醫學專業，或是學測指考非常高分的人相處，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的語言跟一般人相去多遠，不過當我真的聽到病人重述了自己的理解之後，我就比較能知道他們的理解與背景知識，讓我能夠進一步的補充，或是根據他的回應想一個比較能夠契合他們生活的例子。坦白說以上這兩點真正能夠構築出有意義的醫病互動關係的要件在門診的條件之下非常困難，醫生可能也沒有足夠的誘因與時間去訓練自己怎麼樣把一個困難的疾病解釋到一個小學生都能聽得懂，如果成為一個獨立的醫師之後，我自覺可以勉力做到的就只有一小部分的賦權了，我希望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向病人傳達出我是來幫忙的，而病人握有他生命、身體、及生活的最終決定權，我的職責就是當個顧問，建議他如果要達成這樣的目標，站在我的角度我覺得怎麼作比較好。曾經我覺得醫生是個「修復者(fixer) 」，藉由權威跟專業知識將病人「推向正軌」，後來我覺得醫生是個「療傷者(healer) 」，藉由醫病關係的建立，療癒病人，但漸漸的我覺得醫生可能就只是個「推進者 (facilitator) 」，藉由我們的幫忙，讓病人能夠更舒服、更省力的到達他理想的生活，僅此而已，而光把這件事情做好我認為就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了。

• 2020-07-2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病關係的異化 能否多一點點的同理心

  本篇回應醫病平台／希望日記——能否多一點點的同理心【編者按】今年四月我們曾以「病人與醫師的由衷之言」為主題，刊載一位文字工作者由本身罹患癌症的經驗，娓娓道出病人所受到的委屈，想不到因此引起一位關心這議題的學者霍教授幾個月後的回應，因此我們再度以「醫病關係」為主題，除了刊登這篇回應以外，也登載一位醫學生最近在門診實習後分享他對「醫病溝通」的深度反思，同時也轉載醫病平台一周年時，於「民報」所發表的「介紹『醫生』這幅名畫」。希望這星期透過這三篇由不同角度探討醫病關係，可以使大家對這重要的議題有更深入的認識。「異化勞動」（alienated labour），在哪個工作上的位置都可能發生但面對的是一個人，而非「一塊肉」的醫護人員的勞動異化所產生的殺傷力，在「勞動現場」上特別原始、赤裸和殘酷。每個人，理論上，都該對自己的勞動狀態及因勞動而產生影響的社會關係有所警覺。但警覺之後又如何？通向哪裡？尤其西方國家的醫療人員常見的罷工，在戰後的台灣社會簡直如鳳毛鱗角般地太罕見。忽然想起在法國的尋常看診經驗一般人最常看的是一般科醫師（médecin généraliste）的診所；應該就是台灣的家醫科。進入診所時，通常室內會有一個獨立的候診區，裡面有書報雜誌或兒童玩具，大家安靜等待，印象中從未看過有發出嘈雜聲音的電視設備。待輪到的患者進入診療室時，醫生的桌上常會擺著一缽或一罐使醫病關係輕鬆些的糖果。在醫生聽完患者敘述病情後，展開診療過程，之後在開藥寫藥單時，醫生就會一邊解說為何開這個藥，對治什麼問題，怎麼服用（所以時間累積下來，普通患者也累積了不少醫藥常識）。待診療結束，患者起身時，醫生也同時會起身，將患者送到診療室門口，打開門前，醫生會親切地和患者握手道別，有時也會講幾句安慰、勉勵的話。整個過程，不急不徐地，互為主體地「有—人—性」。但這種勞動狀態，在法國似乎也不只是在醫療現場。現在回想起來，舉凡從買高鐵車票、辦理居留證、上超市排隊結帳、電信公司或郵局排隊辦事、上銀行等等，只要事先已約好的工作約會，就算等候的人再多，輪到你時，通常都不會以「為了快速消化眼前個案以讓下一個個案快速繼續被消化」的方式進行，而是以「辦好這件事」的正常速度，讓剛剛可能等了很久的人得到滿意的對待。法國最被詬病的缺乏效率的官僚行政文化，可能也因非以營利為首的市場化，而較少發生囫圇吞棗、氣急敗壞、草率行事的狀況。但過猶不及，法國的問題是在另一種極端上，這裡就先不說了。台灣的健保制度美意，建立在醫療人員的血汗上。雖然去年住院醫師已被納入勞基法，一週連續工作時數不能超過28小時，但台灣沉痾已久的血汗醫療文化非經立法即可收立竿見影之效，還需要在整個勞動結構上做出大調整，路猶長。當一個醫護人員壓力大到連一句尋常問候或安慰病患的話都完全擠不出來，或已忘記患者跟自己一樣也是「一個人」，而把躺在病床上的對象看作「一塊肉」、「一件工作對象物」時，台灣醫療很「進步」這種讚譽，恐怕得跳開來，好好想想什麼是「進步」吧！

• 2020-07-0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病人說了些什麼，醫師聽到些什麼？」讀後心得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者的自省」，由三位資深醫師誠懇道出行醫過程對某些特別個案的反思。婦產科醫師對癌症病人的延遲診斷、麻醉科醫師在生死關頭需作瞬間的抉擇、放射科醫師在醫院定期討論會主動提出自己認為需要檢討的錯誤。透過他們坦然追述專業的困難抉擇，希望社會大眾能更了解醫者的內心世界。身為一位男性的婦產科醫師，與病人溝通的細膩度和複雜性要較其他科別大。溝通技巧的學習更是不能到進入臨床時才開始。曾自認在診間總能耐心傾聽病人的主訴，正確的診斷與治療，建立互信的病醫關係。而在醫學系畢業的第27年，因由這個案例讓我深刻反省，也悟出「 病醫溝通」真是一門永無止盡的學問。這是一位40歲個性開朗未婚女性，在美國完成大學至博士學位，未曾有性行為。回台灣後，和家人都是本院門診固定諮詢及健檢的病人。她在2018年8月因為不規則的月經週期及健檢婦癌腫瘤指數CA125偏高而求診，當時經期間隔為2至4個月，且通常超過10天才結束，但經血總量不多。CA125值升高到500多，正常值要低於35。安排骨盆腔超音波檢查，發現子宮內膜厚度稍微増加至12毫米，而建議病人在麻醉下經陰道行子宮內膜搔刮切片手術。執行此手術的目的是要確立子宮內膜是否病變，必須經過處女膜才能取得內膜組織。她也了解處女膜只存在於少數人舊觀念的象徵意義，而同意接受此一手術。不過隔天由母親陪同再回診間討論，希望先嘗試中藥調經，然後密集超音波及腫瘤指數追蹤。神奇的服用中藥後，一個月後超音波檢查及CA125指數是正常值28。於是她持續服用中藥且規律的間隔3至6個月回診，討論月經週期及症狀，也以超音波和CA125檢查追蹤。一直到2019年11月健檢，另外有二項腫瘤指數（CEA及CA199)也升高，進而安排胃鏡、大腸鏡及全身電腦斷層，懷疑子宮內膜及右側卵巢囊腫。此時再與病人和母親討論內膜切片的必要性，她們仍堅持先將中藥停止服用後再追蹤。當然疾病的徵兆並未再次改善，在2020年5月終於行診斷性子宮內膜切片手術，確診為子宮內膜癌。接著執行完整分期手術摘除子宮及兩側卵巢輸卵管，骨盆腔及主動脈淋巴腺清除術。目前術後化學治療中。假如在一開始看診能說服病人及母親接受切片診斷，就能及早開始治療得到最佳的結果。回顧這近兩年診治病人過程中，病醫溝通和互信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讀起最近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與天下文化合作出版，由丹妮爾·歐芙莉醫師著作的「病人說了些什麼，醫師聽到些什麼？」(What Patients Say, What Doctors Hear)一書，重新思考如何讓診間出現有意義又清楚易懂的病醫對話。歐芙莉醫師為紐約大學醫學院教授級臨床教師，行醫已二十多年。當她著手寫書時，曾徵求到許多病醫之間的故事，但她很快發覺這樣只是敍事，應從文獻研究尋找。紐西蘭學者莫根的研究是先錄下門診影像，之後立即對醫師及病人做個別訪談，並分別錄下訪談過程。審視三份影片後，最令人吃驚的結果是：醫師和病人不就是面對面坐著講話，怎麼一直以來，兩個人都不在同一空間？也就是說每個人的知識和經驗各是一片背幕，彼此交談時，都是織進自己那一片背幕，透過這片背幕過濾訊息。在整本書的十六個章節中，作者用活潑動人的筆觸，清楚說明乍看之下平凡又微不足道的「溝通」，才是行醫之道應有的核心。她在第五章「出於滿腔善意」，描述醫師常使出渾身解數，一心一意要讓病人配合醫囑。有些醫師會説之以理，動之以情，「推銷」配合服藥的好處；有些醫師對病人念念叨叨，曉以大義；有些會恐嚇，搬出一表串可怕的病症，要他們等著瞧；更極端的是，醫生告訴病人如果不聽話，就去找別的醫師算了。但正如大家所知（當過父母的人也都知道！），重複碎念一樣的事情，很少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不過眾醫師似乎還是講了一次又一次，無視沒什麼好結果的事實。在第十二章「醫學術語何其多」，提到醫療場域中有太多行話，醫師必須彈性使用語言，並思索自己話語的效果，太多焦慮可能會令人難以招架。但適度的焦慮，得以協助病人更有效面對嚴重的疾病。英國心理學家奧頓説道：大家用詞習慣並不一致，童年、文化、家庭背景、所處情境各不相同。醫師了解的專業知識與用語，病人可能如鴨子聽雷；至於病人的症狀，醫師未曾經歷且每個人對於病痛的反應不一。另一方面，目前愈來愈多醫護人員傾向使病人感到滿意，部分原因是注重病醫關係中的人性層面，這是好事，但部分原因也是醫療業愈來愈關注商業層面，致力讓病人滿意，在候診區設置高檔咖啡店成了一線要務，這樣是否會帶來負面後果？醫師必須找到最佳撃球點，協助病人釐清事態的嚴重性，但不把他們硬逼到絕路。書中對於醫學生教育的部分，我也很有感觸。在醫學院裡，通常不會學到溝通、同理心、建立關係這類技巧。它通常被視為附加課程，被病理學、生物化學、外科、心臟科、產科及小兒科等主角，擠壓到邊邊角角，精確直接的科學才是醫師必須熟習鞏固的領域，而這些比較軟性的技巧嘛，就很理所當然被忽略。但是在醫學領域裡，傾耳聆聽是個永無止盡的過程。陪伴病人經歷這些艱苦萬分的時期，正是醫學最真實的原貌。作者歐芙莉醫師最後要強調的是儘管現代醫學著迷於尖端科技，唯一有力的診斷利器，仍是病醫之間的對話，透過對話，醫師才能知曉疾病大概的面貌。然而病人説的話與醫師聽到的話，通常是迥異的兩回事。病人總是很焦急的描述症狀，亟欲告訴醫師自己到底怎麼了；另一方面，醫師在時間壓力下，必須展現效率，在病人說話時，得同時處理不少事，通常就因此錯失關鍵。有統計提到醫師通常會在12秒內打斷病人說話，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她在這本「病人說了什麼，醫師聽到什麼？」書中，深入探討這個高風險的領域，並佐以最新的研究，訪問了學者、醫師、病人，藉此闡明重新把注意力放在對話上，將有助於提升健康照護品質。不論你是醫護的菜鳥或是資深如我，這本書內容都值得細細咀嚼，推薦給所有的醫師、未來的醫師、以及想了解行醫之道的人。

• 2020-07-0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生就像是鎖匠 解開病人深鎖的心防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學生的臨床學習心得」，由三位剛走入醫院接觸病人與家屬不到半年的醫學生，由不同角度寫出他們的學習心得：一位關心病人而竭盡所能勸服病人與家屬接受進一步的檢查找出病因，但卻因為發現是無法治癒的病而引起了自己內心的不安；一位因為病人抱怨別的醫師一時不知如何應對，之後學到的應對之道；一位分享他如何透過自己的觀察，而找到與病人溝通的「鑰匙」，打開與病人溝通之門。希望這些赤子之心的描述，可以感動社會大眾願意讓學生參與照護，使他們早日成為良醫。「他又來了喔，好麻煩！」護理師們聽到張先生又來住院低聲抱怨著，二十三歲的張先生有著先天性的腎臟疾病，腎臟的缺損導致身體蛋白質不斷的流失，每一兩個月就會因為下肢水腫進來住院打白蛋白。血氣方剛的他很不喜歡與醫護人員合作，常常造成病房不少困擾，一聽到剛來的我跟學姐要去接這個病人，護理師們紛紛搖頭要我們多注意。到了床邊，只見張先生穿著黑衣黑褲，手腳佈滿刺青，一邊抖腳一邊玩著手機，頭也不抬，聽到我們的自我介紹何解釋來由後，就冷冷了落下一句「我常來啦你們不要管我」，我們問了什麼問題張先生都故意講得顛三倒四，甚至對學姐講出近乎不恰當的語句。沒辦法詳細的詢問病史，他也不願意掀開衣服讓我們作身體檢查，喪氣的學姐悄悄的嘆了口氣，向我使了個眼神，暗示著就這樣吧我們也作不了什麼。無數次的住院裡，他的病歷幾乎沒什麼改變，一方面可能反映著他的症狀沒有改善，一方面也透出醫護人員在與他建立關係時的挫折。每個人的身心外圍都上著一把鎖，裡面藏著不明就理的疼痛、藏著不願傾訴的哀愁，做為醫生的我們就像是鎖匠一般，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認識這把鎖，並且制定精準的策略，解開疾病的枷鎖，探查身體最深處的異常 ; 更重要的是解開病人深鎖的心防，試圖溫暖他們負傷的靈魂。這世間的每把鎖都截然不同，做為鎖匠的我們需要熟稔與人相關的所有知識，從生物、心理到社會，由內而外地、透徹地了解何以為人，才有可能推敲出一把精良的鑰匙。「所以你是刺半胛嗎？」看著他手臂的刺青，我靈機一動，冷不防地丟出這句話。從他的衣著與刺青，不難推測出他應該在社會上有些經驗，而許多這樣背景的人是很喜歡談論自己的刺青的，雖然對於刺青文化只有基於好奇非常粗淺的認識，我心想這可能是個切入點，半胛是亞洲一帶較為特殊的紋身方式，通常是從手肘以上刺到前胸，也許可以藉由討論他的刺青讓他至少把衣服掀起來。只見他第一次放下手機抬起頭來打量了我們，剽悍的臉上透出不願被人發現的得意。「當然是半胛啊！」他酷酷地應道，我笑著說哇這麼帥，那胸前的借我看一下，他才有點難為情的掀開來，原來胸前的刺青還在畫線的階段，可能是因為愛面子才不太願意讓我們看。一邊迅速的做身體檢查，我一邊繼續跟他聊著，才知道原來張先生之前在酒店當幹部，因為腎臟疾病實在無法負荷這樣的生活方式最近丟了工作，他自己也不知道還能怎樣生活下去，張先生難得透出了淡淡的憂傷與無奈。「啊隨便啦，我要下去抽煙，欸醫生抽煙嗎要不要一起？」我笑了笑，說抽煙對身體很不好，少抽一點，隱約間聽到了鎖頭漸漸鬆開的聲響。

• 2020-06-09 養生.樂活人生

  面對死亡，我們該學會什麼？ICU重症醫師陳志金：想做的事別等到以後

  編按：家人過世了，心裡總是有懊悔和自責？早知道勸他別太累，早知道那天別出門，早知道多盡孝……太多的「早知道」，常拖著人的一生。被粉絲暱稱為「阿金醫師」的台南奇美醫學中心ICU（加護病房）主治醫師陳志金，投入重症醫療、看過無數生命消逝的經驗給的勸告是：「救病人，也要救家屬。」「讓醫師生氣，就是在跟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過不去。就像車子開在高速公路上，乘客會想跟司機吵架嗎？」「喜歡關說、走後門的VIP，不只干擾醫療人員、浪費醫療資源，而且對自己幾乎沒有任何好處。」「護理師愛喝珍奶，不是上班太閒還可以訂飲料，而是忙到沒時間好好吃正餐。」這些幽默、犀利卻又不失溫暖的文字，都出自在奇美醫院加護病房（ICU）擔任主治醫師的陳志金之手。投入重症醫學領域18年，他不只在醫療現場搶救病危患者，更像一個傳教士，致力於促進醫病溝通、宣導正確醫療觀念，也為醫護人員的權益發聲。「醫病、醫人更醫心」，是許多同業對他的評價。走過SARS，決心投入重症醫療2003年SARS爆發時，陳志金是台大醫院胸腔內科的總醫師。因為SARS重症的肺部感染、呼吸道症狀等大多屬於胸腔科範疇，當台大醫院因為收治SARS病人一度關閉急診、非緊急手術暫停時，院內只剩胸腔科和感染科留守維持運作。一個人要活著，呼吸和心跳是最重要的。在搶救生命、和死神拔河的重症醫療領域中，不少ICU醫師都是出身胸腔內科背景，陳志金在SARS期間，親眼目睹病患甚至是醫護人員隨時面臨生死交關的無常，也讓他萌生了投入重症醫學的想法。「重症醫療就像是鬼門關前的守門員，是醫療手段的最後一道防線。」除了休假日之外，必須24小時on call（即使在假日，也可能因為緊急狀況而被call回醫院）的重症醫師，多年來陳志金的口袋裡隨時放著一張摺得小小的A4紙，上面記載著ICU病房裡所有病人目前的病況、注意事項，以備不時之需。醫病共享決策，減少後悔的可能投入重症醫療至今已有18年，陳志金說，在加護病房，無論再如何努力，平均10個病人裡會有2個人救不回來，「但這個20%的機率，對於失去親人的家屬來說，就是全部。」面對失去至親的痛，如何盡可能減輕家屬的遺憾和悲傷？陳志金多年來提倡「醫病共享決策」的觀念，從病人送入加護病房開始，病患、醫護人員和家屬，就是在同一條船上一起努力的夥伴。「過去醫生會問你『要不要做』某治療，你的選擇只有Yes or No；現在我們列出可能的幾種治療選項、明確告知不同方案可能會有的優缺點，並且先了解患者的『MVP』：What Matters（在乎什麼）、Value（價值觀）、Preference（喜好），這都有助醫師和家屬作出決定。」陳志金說。此外，在ICU加護病房，最常遇見的抉擇之一，就是是否要做氣切、插管維持生命徵象，或是要拔管放手。「這時候如果患者本人已經臥床昏迷無法表達，家屬之間就可能產生衝突。」陳志金觀察到，在家屬當中常會有一位個性特別強勢，習慣代表其他人主導意見，或是擔任和醫師溝通的「發言人」。陳志金的作法是：透過匿名線上問卷調查，了解每個家屬內心真正的想法，「如果講話比較沒分量的，醫師就會適時地幫他『代言』一下，盡可能在每個人（包括患者）的意願當中取得平衡點。」當生命無法挽回時，就不要再去想原因了當盡一切努力，仍然無法挽回病人生命的艱難時刻，陳志金的一句名言是：「救病人，也要救家屬。」陳志金的母親在他17歲時就因病離世，讓他對家屬失去至親的傷痛，更能感同身受。小時他家境困苦，體弱多病的母親等了2年，還是晚了一步，在手術前一天病逝。當時陳志金因為參加重要考試，想著隔天再去看媽媽，卻就這樣錯過了最後一面，始終是他心裡最大的遺憾。「當年我想找出母親離開的原因才立志從醫，直到我真正投入醫療領域，才知道很多時候，有些病人不是想救就能救得了。」陳志金感慨地說。他說，很多原本身體健康，卻一夕間突然倒下的病人，家人第一時間心情上無法接受，總想要歸結一個原因：是不是因為昨天吃了什麼？／是不是因為早上跟他吵了一架？／早知道我今天就應該去看他……面對陷入自責和悔恨的家屬，陳志金看在眼裡，說明病情時便特別補上一句：「很多心血管或腦損傷的疾病，事前都沒有預兆，也很難預防，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們就不要再想是什麼原因。」有一次他把這個觀念在臉書上分享，一個粉絲就私訊他說：「醫師謝謝你，因為這番話，讓我藏在心裡幾十年的糾結終於解開了，不再覺得是我害死了爸爸。」「追究責任對於病情沒有幫助，只會讓一個人更難受，甚至可能一輩子走不出來。」陳志金更鼓勵家屬們在親人臨終時，盡量完成他的心願，並完成「四道」：道謝、道愛、道歉和道別。「很多大半輩子形同陌路、甚至像仇人的家人，最後是在病榻前和解的。」陳志金說。團隊之間，也需互信與尊重不只是醫病關係，朝夕相處的醫護同仁，同樣需要團隊合作的信任和默契。陳志金在2005年來到南部重症醫療最具規模的奇美醫院，習慣了台大醫院的豐富資源和人力，他也曾經歷一段適應磨合期。「最初我出於求好心切的壓力，對於醫院裡很多事情都看不慣，然後會用自己的標準去要求別人。」當時陳志金經常會在員工留言板上批評院內事務，他開玩笑形容，自己以前就是「機車行老闆」，甚至有護理師因為覺得他太「難搞」，刻意排開出勤時段，避免接觸。後來陳志金參與「醫療資源團隊合作」（TRM）的種子教師培訓，才讓他學習到如何團隊合作的溝通技巧。「就像是在飛機上，氧氣罩一定要自己先戴好，才可以去幫忙別人。工作氣氛如果不好，那也會影響到團隊的工作狀況。」愛要及時！想說的話、想做的事別等到以後即使是身經百戰的重症專科醫師，多年來看遍無數來到加護病房的重症病患，有人幸運康復、也有人就此告別人世。面對生命的脆弱和渺小，陳志金如何調適自己的心情？「對於沒能救回來的病人，當然也是會難過啊。以前我會用吃來抒發壓力，但這就對身體不太好（笑），現在我除了盡量空出時間運動，另一個方式就是在臉書上寫文章。」除了抒發自己的心情，也因為想分享更多正向的醫病溝通和醫療觀念。近年陳志金在臉書寫下自己和ICU醫療現場的的點點滴滴，如今已經是擁有16萬粉絲的「網紅」醫師。「其實說穿了，就是一個轉念。寫下這些故事，若是有同樣遭遇的人看到了，或許就是可以幫助他們走出來的契機。」親人離世固然椎心，但在人生終點，如果可以盡量滿足當事人的最後願望，甚至讓家人因此重新凝聚感情，往後回憶起來也許就不會只有傷心，也可以有歡笑。「還是那句老話：愛要及時。想說的話、想做的事別再等到以後，現在就可以完成。」在生死懸於一線的重症醫療現場，「愛」仍然是最有效的處方。原文：面對死亡，我們該學會什麼？ICU重症醫師陳志金：想做的事別等到以後

• 2020-05-31 新聞.私房新聞

  生病執著谷歌大神 小心因小失大

  谷歌大神已經成為許多人生活的一部分，透過網路查詢地圖、附近人氣美食、旅遊景點，就連身體不適，也要先上網查查，看看自己可能是什麼疾病？該至哪家醫院就診？看哪一個醫師？早在幾年前，許多醫美診所就開始購買網路關鍵字，只要鍵入「微整形」、「肉毒桿菌」等字，頁面上就會跳出特定幾間醫美診所，現在民眾都學聰明了，知道這就是廣告，但對於谷歌搜尋結果仍堅信不疑。愈來愈多民眾在掛號前，習慣先以手機查看該名醫師的評價，如果負評不斷，態度不佳，就會改選其他醫師，免得病還沒治好，就先一肚子氣。確實如此，就有網友抱怨，某個皮膚科醫師很懶，他進到診間，坐在椅子上，撩起了上衣，想讓醫師看看前胸的紅疹，但醫師翻了病歷，問「還是濕疹？」，根本就不看病灶，就低頭開藥。事實上，網路普及，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傳統醫病關係的不平等樣態，不再跟以前一樣，直接傾向醫師這一端。網友貼文，可以讚許醫師仁心仁術，當然也能批評某些醫師言行失禮，沒有同理心。不過，如果執著於谷歌大神的指示，未必是好事，除了可能連結至花錢買關鍵字的醫療院所，也可能因小失大。就有網友回應，這讓人聯想到睡眠品質App，很多人寧可相信App的數值，卻不相信自己身體的感覺，被數字綁架了情緒。

• 2020-05-2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學妹，不要跟病人說謝謝！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習醫之路」。兩位剛踏入醫院開始接觸病人的醫學生寫出他們對病人與家屬之感受的敏感度：由病人的眼神看出他的焦慮，但卻因為經驗的不足而感到惶恐；由家屬出自對病人的愛所提出的要求，引發他對過去所學的醫學倫理更進一步的深思。最後是一位已經畢業，並完成臨床訓練的總醫師回顧自己如何從學生時代的習醫過程，摸索出讓自己能成為一個「易感、有溫度、讓人暖心的醫者」的心得。記得我當實習醫師的時候，第一位照顧的病人是二十多歲的年輕少婦。剛結婚，短期內流產過兩次，因為婦產科抽血ANA等數值有異常，被轉介到醫學中心，診斷為全身性紅斑狼瘡，因合併急性腎炎及懷疑中樞神經紅斑狼瘡，住院接受洗腎及神經精神檢查。我跟另外兩位實習醫師，都是第一週被分到內科組的風濕免疫科，我們都十分戰戰兢兢。也因為是我臨床第一位照顧的病人，加上年紀相仿，床側的先生及家人也很注意她疾病的變化，我非常用心也很細心地為她做神經學檢查，詳問病史及每天疾病的進展。因為疾病的複雜性加上初診斷的個案，這位病人被選為當週床邊教學示範的對象。教學總醫師那天一大早，在例行病房巡診之前約略一小時，很唐突地、可以說是很不經意地，跟病人及她先生說明:「今天有床邊教學，請你們等一下當示範病人。」語畢，就離開了。我跟病人及她先生面面相覷，我看得出來他們對於教學總醫師的「醫囑」抑或是「指令」顯得有點不自在，但還是勉強接受了。教學總醫師臨時授意由我來報告她的整個病史。報告過程很順利，我流暢地做完神經學檢查，學生們、住院醫師和病房巡診的教授簡短地討論一下她的病情，一夥人就離開病房。我跟病人和她的先生，點了頭、眼神交會、說了聲謝謝，拉上床簾，也跟著大家快步離開。巡房結束，教學總醫師把我叫到護理站旁的走廊上，用不小的聲量告訴我：「學妹，不要跟病人說謝謝！ 不然他們會以為我們是不是做了什麼不對的事情，才要這麼客氣！」這段話對我的衝擊，在我心裡，濺起陣陣水花……如今，我也當了總醫師，雖然事過境遷，當帶學弟妹時，碰到一樣的場景，還是會吹起陣陣漣漪。我很感謝那位總醫師是離開了病房才跟我說，至少我不會在病人面前面紅耳赤。事後，病人跟我說，她知道在醫學中心，病人有義務要成為教學對象，但為什麼診療團隊裡的醫師，有些總是一副高高在上地問診檢查，她說了一句讓我難以忘懷的話：「我生病了，難道是我的錯嗎？是我做錯了什麼嗎？難道是我願意讓自己變得那麼慘嗎？我知道要醫師同理病人不是簡單的事，但也不希望醫師把病人的問題當作簡單的事，也不要以為每一個病人都是願意赤裸裸地站在別人(即使是醫師們)的檢視之下，被重複問一樣的問題、被反覆地做理學檢查。我只是希望有醫師願意花時間把我複雜的病情說給我聽，讓我聽懂，不然這麼多(見習、實習、住院、主治等)醫師的問診及理學、神經學檢查，只讓我覺得是種打擾！」經濟學家Colin Camerer在1989年提出一個概念稱為「知識的詛咒」（The curse of knowledge），也可以叫做「專家盲點」、「認知偏差」。意思是說，已經學會一件事的人(比如醫師)，無法想像不會的人(比如病人)是什麼感受。因此很容易用一些對方聽不懂的方式來解釋，溝通不良的時候又會下意識地去怪罪別人怎麼都聽不懂、怎麼都沒在聽！人與人的互動，要習慣換位思考，但其實不是那麼容易。不曾經歷過的經驗(比如生病)，就難以想像。閱讀醫學書籍與學習臨床經驗雖然可以縮短這段差距，但是仍然有限。我自己也很常犯這樣的錯誤，所以每次解釋病情的時候，我會刻意緩慢步調，儘量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解釋疾病期別、治療選項及伴隨的合併症。隨時意識到「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到什麼程度」這件事雖然真的不容易，但值得刻意訓練、時時警惕。身為總醫師因為需要帶學弟妹看病人，我總是會先請示病人，是否介意實習醫學生的問診及檢查？是否願意讓多一點人來關心您？最後我會跟病人說：「我很欣賞你對疾病的態度，也很謝謝你讓我們有機會更了解你的處境、你的疾病、你的選擇。我們希望我們能有機會知道你對你目前疾病的認知和期望，讓我們醫護團隊陪伴您及您的家人一起走過對抗疾病的過程。」醫師的培訓計畫中，專業上要求醫師「必須以理性凌駕感性」。因為唯有這樣近乎絕對理性訓練出的一致性，在面對緊急狀況的時候，才能讓自己可以即刻反應、精準判斷、立下適切的醫囑，挽救病人的生命，以及與同儕之間的交接。但我的個性易感，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醫師的養成不只是深厚醫學知識的累積，職稱、年資和臨床經驗會與日漸長，但醫者的心態卻常常掉入一個不輕易覺察到的陷阱：做得越久、愈資深就愈權威。病情解釋容易習慣性單向地以上對下教條式的說明，尊重病人的初衷會被身分地位的虛榮取代。我要求自己看病之前，先看病人，了解他的身家背景、教育程度，再看過去病史，再來評估目前的病況。問診的時候，我會問病人什麼事情、症狀是最困擾的，以及病人對疾病的了解。如果是生命末期的病人，我會組織一個家庭會議，探究病人和家人對生命的期望。花時間去思考，這個人的本體與疾病的關係，試著去同理眼前的病人，釐清病人真正需要什麼樣子的醫療。我期許自己心量更大，醫病關係的經營可以是溫情的流動。每一個決定，更是道德操守的考驗。我習慣在日暮之後、工作之餘，捫心自問：「有沒有什麼事可以做的更有效率？有沒有什麼事是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有沒有什麼事是羞於讓別人知道的？」在往後行醫的日子裡，我希冀自己當個易感、有溫度、讓人暖心的醫者。

• 2020-05-2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我們能對病人說謊嗎？習醫過程的反思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習醫之路」。兩位剛踏入醫院開始接觸病人的醫學生寫出他們對病人與家屬之感受的敏感度：由病人的眼神看出他的焦慮，但卻因為經驗的不足而感到惶恐；由家屬出自對病人的愛所提出的要求，引發他對過去所學的醫學倫理更進一步的深思。最後是一位已經畢業，並完成臨床訓練的總醫師回顧自己如何從學生時代的習醫過程，摸索出讓自己能成為一個「易感、有溫度、讓人暖心的醫者」的心得。「醫生，你們可不可以把止痛藥的劑量直接調高，然後不要跟我太太說？」查完房後，陳先生隨著我們走出病室，有點難為情的說出了這句話。眼睛佈滿血絲的他，已經好幾天沒有睡好了，緩緩吐出這句話的他語氣充滿著躊躇，可以想見這對陳先生來說是個充滿掙扎的請求。56歲的陳小姐患有進展迅速的乳癌，已經轉移到骨頭和肝臟，這次住院是為了疼痛控制與治療腎臟的急性損傷。陳小姐是一位非常有活力且幽默風趣的女士，對健康及調養很有一套自己的理論，再加上身體對藥物非常敏感，因此對於門診或住院的治療計畫都會積極的與醫療團隊討論。身為主要照顧者的先生總是隨伴在側，很細心的照顧陳小姐，半夜陳小姐因疼痛痛醒時他總會替她按摩，直到能夠再次入睡，但幾個禮拜下來對體力也是不小的耗損。醫療團隊協助緩解陳小姐的疼痛的策略起初是以嗎啡為主，我們從較低的劑量開始，每天觀察她的副作用及疼痛減輕的程度，再進一步的調整。對藥物敏感的陳小姐剛開始使用嗎啡時有很大的副作用，再加上對於嗎啡的一些擔憂（成癮性、副作用等等）有一些反彈，不過仍然很配合醫療團隊的決策。我們曾與陳小姐提過只要還會痛，就要與護理師反應，這樣我們才能確定目前的劑量是否足夠，但可能是基於上述的擔憂，陳小姐總是要等到完全無法忍受的時候才會跟護理師說。連日的疲憊，加上對於太太如此疼痛的心疼，陳先生最後才對我們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希望我們自行調高止痛藥的劑量，並且不要特別跟陳小姐說明。這句請求對我造成蠻大的衝擊，每天的觀察下來陳小姐的疼痛不只造成她自己的不適，其實也造成先生的負擔，但在討論的過程中「照顧者」往往沒有太多的主控權，我相信陳先生是在了解妻子的個性、身體狀況，再加上自己的身心俱疲之下才提出這樣的請求。那我們可以就真的默默的調整嗎啡的劑量嗎？甚至在陳小姐問起的時候可以不要清楚而完整的說明我們做的處置嗎？經過一段時間醫學倫理訓練的我們可能會反射性地認為這種問題根本連思考的必要都沒有，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是現代醫療的價值核心，再加上越來越被重視的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任何醫療決策最理想的情況都應該是醫療人員完整的提供病人及家屬資訊之後，兩方以對等的權力高度做出具有共識的決策。但現實世界中不可能總是可以有如此高品質的決策。當醫療人員深知一個醫療決策會對病人（以及照顧者）帶來顯著的好處（例如稍微調整嗎啡劑量），但病人卻沒有完全同意的情況下，我們要完全順應著病人的決定嗎？還是我們可以經過審慎的考量，確定這樣做可以增進病人與家屬的福祉(well-being)，然後違逆病人的意願，或是用某種較為含糊的說法告知病人後執行醫囑？幾經思考過後，我並沒有一個好的答案，因此在醫院為醫學生教育定期舉辦的「醫學人文討論會」中提出這個疑問。討論會中有醫學生、病人的主治醫師與對於醫學倫理經驗豐富的教授醫師，短短一個半小時的討論中有許多具有啟發性的討論與碰撞。有部分的醫學生認為病人的自主權應該具有最高的優先順序，在我們完整且全面的溝通之後，病人如果仍然這樣決定，那我們應當尊重，因為只有病人知道什麼對他是最好的、最重要的。但是另一部分的醫學生認為醫學說到底仍然是門專業，醫療團隊有其專業的判斷，如果我們有足夠的信心這樣的醫療處置能達到好的效果，某種程度上是需要介入的。主治醫師也有類似的想法，他認為在充足的溝通及良好的醫病關係的前提下，我們也需要保有我們的專業判斷與處置，有些原則是必須要比較堅定的。兩位教授醫師的意見進一步拓展了思考此問題的縱深，他們認為病人在一個時間切點的決策並不是一個斷面，而是一個長時間個人生命經驗的總合，當我們在溝通的時候必須考量這件事，病人抗拒嗎啡真的是因為她陳述的那些原因嗎？有沒有可能她之前有過什麼不好的經驗？或是其他的事讓她最後得出這個結論？當我們回溯病人的生命經驗，是有可能伴著他們一起梳理出問題的癥結，並且針對那些擔憂作進一步的說明或是調整我們的治療策略的。至於要不要對病人有任何形式的說謊？大家一致的共識都是除非迫不得已，我們應該堅守對病人的誠信與坦承，這樣的互信是良好的醫病關係中最重要的基礎，不應該被輕易的撼動，就算我們說謊是為了病人好，這在道德層面上就是不該被鼓勵的。不過這時就會觸及到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那醫生可以給予安慰劑（placebo）嗎？所謂的安慰劑就是治療效果主要是仰賴病人的信念，而非藥物本身的生理藥理作用，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指出安慰劑的功用，包括神經痛、憂鬱症、甚至免疫功能都會有影響，安慰劑的作用不只是心理性的，更是生理性的。那在諸多證據及臨床試驗都顯示安慰劑有某種療效，醫生可以提供病人安慰劑嗎（同時說謊是無可避免的）？經過討論後大家仍持保留立場，如果有更好的選擇那安慰劑可能不是首選，但某些特殊的情況時經過審慎考慮可能還是可以嘗試。根據這個問題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 BMJ）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臨床指引：一、醫生在給予安慰劑時的立意必須是良善的，而且在作決定時唯一的考量須為病人的福祉，該決定不能被經濟、專業或情緒上的利益左右。二、給予安慰劑須懷著緩和病人受苦的精神，而非單純地平息病人、使病人不再抱怨或藉此不積極的處理病人的痛苦。三、當安慰劑被證明無效時須立即停止，因為這時安慰劑不僅無用，還可能影響病人對於之後治療的期待與反應。四、當醫生認為有另外一種更有效用的藥物存在時，不應該給予安慰劑。只有在病人對於標準治療無用、無法忍受其副作用或是標準治療不存在時可以考慮安慰劑。五、當病人問起安慰劑的性質及預期會有的效應時，醫生應該誠實的回答。六、如果安慰劑能幫助到病人，在沒有更有效用的治療下，停止安慰劑是不道德的。這指引的安慰劑其實可以代換成任何對於病人的資訊保留或是修飾（甚至是不告知全盤真相），也許在真的沒有更好的選擇下，這麼做是道德上容許的。隨著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我們越來越了解心理與生理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許多研究都顯示安慰劑、甚至醫師充滿同理的話語等等都會造成顯著的生理影響，其效用甚至不亞於藥物治療，而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們更應該思考在藥物、手術之外，我們要如何真正的用「心」照顧病人。

• 2020-05-26 新聞.健康知識+

  急診就醫3重點 醫病溝通更順暢！

  急診室是搶救生命的第一現場，24小時提供民眾緊急需要的醫療照護。不過急診一直以來常有病人多、壅塞的現象，不只造成醫療人員沉重的工作負荷和壓力，也可能讓醫病關係變得緊張，藥害救濟基金會特別訪談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醫學科楊坤仁醫師，整理出三大重點，希望讓民眾對急診多一層認識，讓醫病溝通更順暢。1.自我症狀評估 非必要不去急診急診處理的是緊急的醫療需求，如果不是緊急需求，楊坤仁醫師建議病人盡量不要到急診，以免讓自己暴露在感染風險下。不過每個人對「緊急」的感受都不同，楊坤仁醫師建議可先自我評估當下身體不適的狀態，若症狀出現的「頻率」和「嚴重度」，與平日有明顯差異，或出現呼吸困難、意識不清或疼痛難以忍受的情況，就要考慮到急診就醫。舉例來說：長期慢性咳嗽之病人，可在門診就醫，但若突發與平日狀態不同的劇烈咳嗽(頻率)與呼吸困難(嚴重度)，就要考慮到急診及時處置。有些民眾去急診的目的是「吊大筒」（或稱打點滴），誤以為可幫助病情較快緩解，楊坤仁醫師也解釋，點滴通常是生理食鹽水成分，除非是休克病人需要大量輸液之外，並沒有特別療效；也有部分民眾誤以為急診較容易排到住院病床，楊坤仁醫師說明，除非病情急迫，否則急診安排病床並不會比較快，而且病人需要一直留在急診室等待，除了環境擁擠不舒適，也會使病人暴露在更多疾病風險之下。2.配合檢傷分級 耐心等候相對於門診依掛號順序看診，急診是依「檢傷分類」級數來決定看診的優先順序。檢傷分類依病情危急程度分為五級，第一級是病況危急或生命或肢體的病人，需要立即處置，而第五級症狀相對輕微，則需等候較久。楊坤仁醫師說，一般來說，急診掛號後會先由檢傷護理師量測血壓、呼吸、心跳及血氧濃度等生命徵象，填寫檢傷分類表，再由醫師評估病人看診順序，優先處置病況危及生命者。楊坤仁醫師提到，讓病人留在急診觀察對於病情的判斷也很重要，有些病人看起來症狀輕微，像是一般的腸胃炎或感冒，但可能是重大急症的前兆；有些頭部外傷病人，當下看起來可能沒事，卻可能在數小時後出現「遲發性」的出血，這些都是急診的挑戰，在檢傷時也會納入考量，讓醫療團隊特別注意。不過，等候時間太久除了病人本身病情危急程度或當時病人多等原因，有時也可能是因為等候治療用藥、檢查結果尚未出來或其他原因，民眾除了耐心、體諒以外，建議也可適時主動詢問治療進度，絕對不要以暴力、恐嚇等方式妨礙醫療業務執行，可能因觸法而受到刑事處罰。3.說清當下病況 以利即時診療在急診的醫病溝通方面，楊坤仁醫師說明，急診醫師最在意的是病人「當下病況」，建議民眾可直接說清楚此次至急診最主要的原因，並配合醫師問診，提供相關資訊。不過，有時會遇到病人或親友一問三不知或不耐煩的情形，要醫師看病歷紀錄或轉診單即可，但是過往紀錄無法呈現「當下病況」，會影響醫師診斷和即時治療的方向，建議病人或親友應該耐心回應。部分病人會要求急診安排各項檢查，楊坤仁醫師指出，急診進行的檢驗、檢查，都是對當下的診斷和治療有意義且必須的，醫師會依據病人狀況及臨床經驗來決定，不必要的檢查除了增加等候時間，對於病情也沒有幫助，建議尊重醫師判斷，避免不合理的要求。肩負使命的暗夜燈塔--急診專科在急診已服務12年多的楊坤仁醫師說，急診專科就像是把各醫學專科最精采的五分鐘濃縮在一起，充滿各種「緊急」的挑戰。執業生涯中，他曾在高雄氣爆現場搶救生命，也曾經親手接生急產的新生兒，對他來說，夜間的急診室就像是燈塔，病人像是黑夜中迷航的船，燈塔肩負著在黑暗中導引船隻平安返航的任務，就像24小時運作的急診，讓緊急的病人均能及時得到醫療協助，平安健康的返家。正是這份助人的使命感，讓他有動力堅持在急診服務。在病情需要時能享有寶貴的急診資源，是非常幸福的事，藥害救濟基金會提醒民眾，急診資源寶貴，需要大家共同珍惜和維護，急診就醫前請自我評估必要性，就醫時記得說清楚當下病況，耐心等候醫師診斷治療，不做無謂要求，讓急診發揮最大的效益。本文經授權摘自《藥害救濟基金會》原文請點此

• 2020-05-2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病人的眼神使我們感到不安 學習做個有溫度的醫生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習醫之路」。兩位剛踏入醫院開始接觸病人的醫學生寫出他們對病人與家屬之感受的敏感度：由病人的眼神看出他的焦慮，但卻因為經驗的不足而感到惶恐；由家屬出自對病人的愛所提出的要求，引發他對過去所學的醫學倫理更進一步的深思。最後是一位已經畢業，並完成臨床訓練的總醫師回顧自己如何從學生時代的習醫過程，摸索出讓自己能成為一個「易感、有溫度、讓人暖心的醫者」的心得。身為剛進入臨床實習的醫學生，經常會遇到尷尬困窘的情境，病人或家屬的一個眼神或是提問，就讓我們感到不安。我們努力透過模仿，學習如何擔任一位能夠安撫人心的醫師，但很多時候，因為害怕能力不足而產生的恐懼，使得我們在面對病人時不自主地選擇逃避。然而逃避過後，帶來的是更多的自責與愧疚……上個月跟診時，遇到一位初診的大學生，主治醫師讓我和同學先到隔壁診間練習問診。從病人一踏進診間，我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焦慮。他急躁地說著這次發現腫塊的經過、曾經去過哪些醫院、做過哪些檢查。談話過程中他語速偏快、有點坐立難安，也不時望向電腦螢幕，似乎想看我們究竟打了些甚麼。問完病史後，我們點開外院的電腦斷層影像，病人立刻湊到螢幕前問說：「所以這個看起來怎樣？」影像上明顯的腫塊使我稍稍震驚，但我也不敢對疾病有任何說明，只好指著螢幕告訴他一些基本構造：「這是你的心臟、肺、血管、淋巴結……詳細診斷我們不太會看，等等醫師會和你解釋。」在等主治醫師幫病人看診的空檔，我們看他很緊張，就開始跟他聊天。我們聊到他的學校、興趣、最近上課有沒有受疫情影響，他也好奇地問我們醫學生在醫院都做些甚麼、要實習多久等等。一來一往的問答中，他原本不安的情緒有稍稍平緩，而或許是因為年紀相仿較有話題，感覺和一般病人相比，我們和他之間又更熟悉了些。回到主治醫師的診間，醫師看過電腦斷層後，告訴病人這是腫瘤，需要進一步做切片化驗。當病人聽到「腫瘤」兩個字的時候整個臉都垮了下來、大口吸氣，隔了幾秒後終於吐出一個字：「好……」他不斷搓揉著雙手，我似乎可以感覺到他的手心正快速冒汗。等醫師解釋完正在打病歷時，病人眼睛睜得好大，轉而盯向坐在醫師身後的我們。他明顯正在發出求救訊號，似乎很希望我們說些什麼，但我當下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當時我有個感受，原本在隔壁問診時，我們好像和病人離得很近，但當病人得到「這是腫瘤」的診斷後，我彷彿可以聽到原先建立好的連結應聲斷裂，雙方站在湍流兩岸，病人聲嘶力竭朝對岸吶喊，而我們只是無情地在對岸看著他。我並不想成為無情的人，但我無法克制地迴避病人的眼神，他的求救令我感到不安。等他看診過後，不巧當天我又在走廊上碰見他，他依舊睜大眼睛從遠方就持續望向我，我和他點頭示意後隨即快速低頭離開，原因之一是我為自己在診間的不回應感到羞愧，另一原因是我害怕他問出我無法回答的問題。那次在診間發生的事一直令我耿耿於懷，腦海中不時會閃過那位病人的眼神，我為當時無法給他任何幫助感到非常自責。或許是出於愧疚的心態，當我後續追蹤病歷系統，發現他轉到腫瘤科即將開始進行化療時，很想在他住院期間去病房關心他後來心情還好嗎。但我同時也擔心：「會不會經過上次看診後，他覺得我們很無情，不想再看到我們了?」兩周後的醫學人文討論課堂上，我把這件事提出來和同學及老師們分享。我原本以為這只是我內心的小劇場，很難在同儕間引起共鳴，但沒想到討論過程意外熱絡。很感謝我的同學和老師們給予我不少建議，也鼓勵我在經過告知病人腫瘤科主治醫師後，到病房關心他。病人住院的第一天，我便和當初一起幫他問診的同學，一同到病房去找他。在推開病房門前，我有點忐忑不安，畢竟內心還是懷抱著愧疚的心情，不知道病人會怎麼看待我們。令我訝異的是，他看到我們後的第一個反應竟是開心地說「欸是妳們!我當初在門診遇到的兩位實習醫師!」聽到他這麼一說我鬆了一口氣，我們坐到病床旁的沙發，聽他說起這陣子的就醫經過。我們問他關於主修相關的專業問題，而他依舊對於我們在醫院的實習生活很感興趣。原本我們剛進病房時他依然很緊張，但聊著聊著他也就變得自在放鬆了。最後離開病房時，他對我們來陪他聊天表示感謝，還開心地說我們有空可以多去找他。在習醫的路上我們還有好多要學，學習如何診斷、如何治療，還有學習如何在病人有需要的時候自然地給予溫暖。我們醫學生僅是在醫療體系中最不起眼的一顆小螺絲，很多時候我們覺得自己能力不足、替自己各方面的表現感到灰心喪氣。很感謝在這些惶恐不安的時刻，有些醫病互動的經驗不時提醒著我們「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 2020-05-24 新聞.私房新聞

  比醫師還神？這位「醫師」讓許多醫師在診間翻白眼

  全宇宙哪個醫師最強？懂得最多？答案應該是谷歌（Google）醫師，愈來愈多病人在就醫前，先上網搜尋資訊，做好功課，但這也可能讓許多醫師在診間翻白眼，甚至氣到內傷。上網搜尋 自我診斷一名復健科醫師說，最近一兩年來，診間愈來愈像是考場，而醫師就像是考生，參加一場一場考試。不少病人先在家裡做好功課、蒐集資料，一進入診間，架式十足，殺氣逼人，坐下來後，逕自從包包拿出一疊影印資料，一副「已做好準備，別呼弄我」態勢，看診期間，不斷發問、質疑，引經據典，就想考倒醫師。谷歌（Google）醫師影響深遠，對於年輕世代更是如此，堅信不已，就有16歲高中生上網搜尋資料，自覺膝蓋痛，就是髕骨軟化，進了診間，摸著膝蓋，自己就當起醫師，講了病因，及致病原因，要求接受核磁共振等高階檢查。醫師氣到翻白眼「到底誰才是醫師？」盡管有點氣，但醫師還是忍住性子，問診、觸診，講解分析可能病因，但小男生卻跳針式地重複說，「在網路搜尋關鍵字，看過文章，一定不會錯。」最後醫師使出絕招，如果真的想做核磁共振，那就得自費，要8000元。一聽到這個數字，小男生從椅子跳了起來，質問「為何要自費？我爸幫我繳了健保費，為何還要我出錢？」類似場景在診間不斷上演，傳統醫病關係也是失衡，醫師總高高在上，心情好時，就跟病人多聊兩句，要是心情不好，就懶得多說，直接開藥，病人多問幾句，就不耐煩。少部分醫師更是誇張，病人問了些問題，他頭也不抬，一手指著診間櫃上的書本說，「別問那麼多，想知道答案，就去買我的書」。有醫師則講話更酸，「你出門都不帶耳朵？」年輕世代 迷信網路隨著網路爆料管道眾多，不耐煩的醫師收斂許多，情勢彼長我消，由谷歌大神養大的網路世代們，只要在搜尋引擎打上關鍵字，就能蒐集許多資料，自己當起了醫師，到了診間，就order一些高規檢驗，指定要做哪些治療。例如，肩膀痠痛，手臂無法抬高，就說是這應該是鈣化肌腱炎，必須做「超音波導引的震波治療」，還說已經打聽好了，健保已有給付，要求醫師就這樣處理。有些病人則屬於對號入座、疑心生暗鬼類型，例如，頭痛、胸悶，上網查關鍵字，就看到「猝死」、「心肌梗塞」等新聞，心生恐懼，直覺自己快死了，得了急重症，到了診間，要求醫師安排磁震造影等高階影像檢查。醫師自嘲 快沒工作就有醫師自嘲說，谷歌醫師如此神奇，自己應該快沒工作了。患者就醫前，作好功課，擬好問題，這是一個好病人應所具備的基本條件，但請不要拿網路新聞、訊息來考醫師，要求做哪些檢查、做哪些治療。

• 2020-05-2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療的浪漫？病人的福祉？ 三個懷舊醫療行為的現代反思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生怎麼想」。一位畢業將近二十年的醫師道出「女醫師」在職場鮮為人知的諸多感觸；一位稍長幾年的男醫師對三個「懷舊醫療行為」提出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一位畢業將近四十年定居美國，中間曾經回國服務一段時間，而又回美服務的女醫師仍然心繫台灣的醫療問題，提出發人深省的對台灣護理工作環境的建議。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醫生對事情的看法，也增加社會對醫師的了解。從踏入臨床習醫開始，心中總有個「良醫」的典型，作為自己努力的目標：抽絲剝繭地病史詢問、鉅細靡遺地理學檢查、不計名利地走入偏鄉。我的生涯規劃選擇了神經科，理由是浪漫的，據聞神經科是當醫院停電時，還可以繼續看病的專科，因為憑藉病史、觀察、聽診器、叩診錘，十之八九可以達成合理的診斷。從實習以來的二十年行醫也都是在花東，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自己朝向「良醫典型」的追求。二十年來，醫學知識累進的速度驚人，疾病的診斷與治療科技一日千里，無論醫學教育再怎麼強調一般醫學的重要，所有專科其實都更為次專科化，甚至一般醫學的本身，都成了一門專科。猶記當年老一輩的醫生還批評我們這一代的訓練不夠紮實，因為他們以前都自己做抹片染色看血球；到了今日，現代化的檢驗項目何其繁雜，即使是站在第一線看病的醫生，也不可能熟悉所有原理，更何況動手自己做。我不禁對自己曾經憧憬的那種「從頭到尾靠自己」的、個人英雄式的「良醫典型」感到懷疑，以下我想用三個事例來重新思考，究竟我們看重的，是醫生個人的浪漫情懷，還是病人的健康福祉？一、一次性的義診：我們經常聽聞，某某醫院團隊又到了某某偏鄉進行義診，醫生護士熱情地為在地的居民看診，醫學生也都親臨現場，一整天下來，大家帶著滿滿的感動，居民也十分感謝醫療團隊的造訪，最後圓滿結束。事實上，這樣的一次性義診到底幫忙解決了多少醫療問題呢？首先，義診醫療成員的背景，多數是長年在大型醫院高度分工的專科醫師，而非熟悉基層文化的家庭醫學科醫師，有些甚至長年不在第一線檢查病人，其實並不適合處理一般性醫學問題；再者，義診當下遇到的病人主訴，也許不見得要動用貴重的儀器設備，但經常需要一段時間追蹤才能判斷，就算這位義診的醫生經驗非常豐富，病人的治療也需要一段時間追蹤，以確保診斷正確以及治療成功。在醫院的看診系統裡，可以查詢病患過去的檢查與用藥紀錄的情況下，我們還是需要相當時間的觀察，才有一些把握，因此我實在很難想像，要如何在一次性的義診中，就能做出令人放心的診斷；第三，義診的誤診該如何究責呢？正常的醫院體系下，同時有醫師、藥師、護理師、醫檢師、放射師等等層層把關，也都難免發生錯誤，醫療行為總是暗藏不確定性，但是至少在現行體系下，病人方有機會獲得救濟，醫療方也能從中檢討避免再次發生，也就是符合「當責」(accountability)的實踐。但是一次性的義診，並沒有系統性蒐集當中醫療行為的細節，結果無論是好是壞，都難以究責，我們甚至可以說，一次性的義診為病人帶來的是更多醫療風險。二、數十年如一日的老醫生：新聞報導，年過九十的小鎮醫師，仍不忘初衷，在地方上為病患服務，數十年如一日的溫馨故事。情感上，我們會因為老醫生的堅持而感佩，我們也相信，對病患有自小到大的了解、家族特性的了解、以及生活環境的了解，都有助於病情判斷。雖然現代高齡又活躍的老人越來越多，但是過了八十歲、八十五甚至九十的年齡，獨自一人，沒有電腦化的病歷管理，沒有清楚的藥物配給系統，沒有充足醫技護理人員後援，這樣的行醫模式，真的是年輕醫生應該學習的典範嗎？且不論他個人健康是否能夠駕馭，這樣的行醫模式，真的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嗎？這讓我回憶起在教學醫院裡，也有非常年邁資深的醫師，幾乎是我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即使拄著拐杖，甚至需要助理陪同上下電梯照顧安全，也堅持要看診。這樣的堅持，在我看來，已經不再是以病人福祉為優先的堅持了。體力上與腦力上我們都有極限，從老人的觀點看，一直維持正常的工作習慣的確有益身心，但是從病人的觀點看，我不確定這樣的行醫模式是令人放心的。今年一月的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就有耶魯大學發表的一篇短文，為141位七十歲以上仍在執業的醫師作認知篩檢，發現13%已有明顯的認知障礙，不適合繼續行醫，卻從未發覺。以台灣的民情，我想沒有人敢驚動這樣敏感的神經，因為能夠做出這樣決策的人，通常是醫療體系最高管理者，卻也同樣是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對於這樣的老醫生們，我們不忍苛責，但是這種懷舊式的醫療行為，也應該受到醫療同儕的監督，才能保障病人的安全。三、單靠徒手的理學檢查：記得以前聽過一位南部的基層醫師，精熟徒手的理學檢查，他曾自述巧妙地叩診，測度肝臟有幾個指幅長，並且聽音辨位，找到肝膿瘍的位置，一針見膿，有如神技。剛進入臨床時，資深的老師教導，不論病人是甚麼主訴，都要做好完整的理學檢查，也一定要包括肛門指診。我當時抱著DeGowin’s Diagnostic Examination一書，自我期許要好好練就這個基本功。如今我對於照顧神經科疾患，已有相當的年資，也處理過合併有心臟、肝臟或腸胃的問題，但是我到了病床前，若不是腸胃的問題住院，肛門指診實在難以啟齒；而對於叩診肝臟找到肝膿瘍、聽細微的心雜音、用手電筒觀察頸靜脈的起伏波型等，我依然沒有甚麼信心。當然我也不認為磨練徒手檢查就能超越超音波，換句話說，現在超音波的角色，其實就是過去的聽診器罷了，有更好卻不昂貴的工具，我們就應該更快適應新的工具，讓病患在更舒適的狀況下得到正確診斷，而不需要把自己高強的技藝建立在病人誤診的風險上。過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內科教授Philip Tumulty，於1970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一篇文章「What is a clinician and what does he do?」寫道：「去爭論病史詢問比理學檢查重要，或是理學檢查比影像掃描重要，是一件愚蠢的事。有關病情關鍵的資料，可以用任何方式呈現，真正的好醫生是為求事實，而不放棄任何可能的線索。」過去那些神乎其技，其實是不得已的存在，如果醫生真正在乎病人的福祉，他會在身旁有限的資源裡選擇一個對病人最好的，而不是選可以讓別人覺得他最厲害的。不可諱言，我對於能夠不計功名、數十年如一日、雖千萬人吾往矣、俠骨柔情式的「良醫典型」，依舊心生孺慕與崇敬，但是孺慕與崇敬之餘，我也很清楚自己的偏見，過去醫生個人的浪漫行醫，其實潛藏許多必然會發生的錯誤，但是受限於我們後人能夠追溯的視角與材料，現在所知道的，都是篩選後的成功事蹟罷了。我們其實不曉得，那次的義診做了多少錯誤的診斷，老醫生開錯了多少次藥，那位妙手神醫又扎錯了幾次肝膿瘍而造成致命的意外。時空背景已經不同，醫生個人的浪漫情懷，不該高過對於病人健康福祉的維護，畢竟現代的社會裡，早就沒有什麼是屬於一個人的成功了。

• 2020-05-1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生怎麼想？「女醫師」在職場鮮為人知的感觸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生怎麼想」。一位畢業將近二十年的醫師道出「女醫師」在職場鮮為人知的諸多感觸；一位稍長幾年的男醫師對三個「懷舊醫療行為」提出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一位畢業將近四十年定居美國，中間曾經回國服務一段時間，而又回美服務的女醫師仍然心繫台灣的醫療問題，提出發人深省的對台灣護理工作環境的建議。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醫生對事情的看法，也增加社會對醫師的了解。　　今年初有幸收到「醫病平台」一書，細細閱讀，感動於這群有心人長年致力於提升台灣醫學教育品質與改善醫病關係，書中由病患、家屬及其他醫療人員從不同觀點陳述故事，使我得到新的啟發與省思，但整本書最令我驚喜的部分，是它的封面——圖畫裡的女病人托著腮，似有滿腹苦惱不知從何啟齒，而手持筆、頸項上掛聽診器、著白袍而神情專注的醫生，也是位女性。　　當我進入醫學系就讀時，班上女生佔了三分之一，因此並不覺得有太大的性別困擾。畢業後選擇家庭醫學科，面試當天三位考官都是女醫師，而在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期間，科主任也一直是女性；科內醫師約男女各半，各司其職，氣氛融洽。獨當一面看門診時，或許來看診的病患都習慣家醫科有不少女醫師，我除了遇過一次，病患進來後愣了一下說：「看名字我還以為是男醫生呢！」其餘反倒有不少女病人告訴我說，她們喜歡給女醫師看診，因為女醫師通常溫柔有耐心，並且許多女性難以啟齒的隱私問題，或是女性在社會與家庭角色裡與男性的不平等導致的身心症狀，往往令女病人在面對男醫師時隱忍避談。　　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我以為「女醫師」的形象已普遍植入人心，就像學校裡有男老師、女老師一樣自然，然而在我前幾年投稿報紙副刊的經驗裡，發現無論我的文章有多麼明顯的線索告訴讀者說我是女性，副刊的插畫家幾乎無例外地替我配上男醫師的插圖。　　至少可喜的是，我身處的時代，「女醫師」已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高中時曾在報上讀過女醫師投書，她在急診室急救病患數十分鐘、忙得滿頭大汗，忽然聽見暴走的家屬怒吼：「醫生怎麼到現在還沒來！」我在小兒科跟診時，聽資深的女醫師說起她們當住院醫師值班時跟男醫師共用值班室，覺得十分不可思議。家醫科在住院醫師的訓練期間，必須安排數個月的內科病房與急診輪班，科內已婚的女醫師們安排年度計劃時都儘量避開與孕產期重疊的可能，主任曾與我們分享她自己挺著大肚子值內科班時，接到病房呼叫卻因子宮收縮疼痛而完全無法起身處理的經驗，因而她能同理且支持晚輩，但內科的女性住院醫師如果想在受訓期間成為母親，便得咬著牙熬過，有些還會受到男同事的言語奚落，我聽過男醫師抱怨他同梯的女同事：「這麼厲害，來三年生兩個，專挑農曆年請產假，真是用盡心機！」去年從一位剛畢業的學妹口中聽說，現在女醫師懷孕期間受到更進一步的保障，值班到晚間十點後便可下班休息，看學妹撫著微凸的腹部，真替這一代的女醫師及他們的孩子感到高興。　　欣喜於法規對女醫師愈來愈完善的保障，但事實上，一旦女醫師成為母親，無論是心中所牽掛的，或是實質上對家庭的付出，多半還是更甚於男醫師。這幾個月來在新冠肺炎的威脅之下，世界的運轉劇變，我們有幸身在台灣，學生們還能正常到校上課，但家有應屆考生的父母，莫不戒慎恐懼。兩位在診所服務的女醫師朋友，不約而同的停診一個月，請其他醫生代診，為的是確保孩子在大考前不會被母親職場上的風險波及。　　母親節剛過，在社會營造的氛圍下，許多人在這天都記得謝謝自己的媽媽——或言語感恩，或實質贈禮，或愛在心底。願大家也能推己及人，以更大的包容心尊重女醫師在職場與家庭間尋求平衡所作的努力。

• 2020-05-0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面對疾病帶來的種種挑戰 用「此身」活出「此生」！

  【編者按】 這星期我們邀請醫療團隊介紹他們的專業與對工作的自我期許。非常高興有三位資深的醫療團隊成員，一位放射科醫師回顧自己在其工作崗位上如何用心精進，希望能對病人做更高品質的服務，並對同行後進給予更好的指導；一位物理治療師細述自己如何在三十年前投入當時鮮為人知的癌症病人復健治療的心路歷程，並在目前的「新冠肺炎」人心惶惶之際，寫出病人應該重視自主健康管理、個人衛生習慣與防護作為，以強化身體功能；一位照護癌症病人的臨床心理師則娓娓道來她如何鼓勵癌症病人走出疾病的陰影，發現自己的潛力，而學習培養身心健康的新習慣。「醫病平台」希望能透過這園地增加醫病之間的互相了解而改善台灣的醫病關係，我們衷心希望不久也能有三篇由病人或家屬執筆的文章，讓我們醫病之間可以有更多的了解，而共同改善台灣的醫病關係。「生病之前，我本來是……，生病後我就……。」罹癌後的病人，無論在哪個階段，都仍記得疾病為自己生活所帶來的轉變。像是本來預期好的故事篇章，突然有了戲劇性的轉折，那切點總是特別地讓人難以忘懷。事實上，被記住得不只是震驚，不只是不知所措的情緒。更多的時候，是行走時突然陷落的無以言說感，是話語怎麼也無法抵達的虛無。但話語給不出的，身體依然記得。與癌症相遇的情節有千百萬種。有時候疾病這個陌生人會客氣地輕敲你的生活，讓你有時間思索著該不該開門？但更多時候他就是直直地撞進了你的生活，在你還來不及認清來訪的是誰前，身體就被迫得給出回應。罹癌後，熟悉的生活不同了，有一段時間，世界的主角就是「疾病」。生活圍著他轉，耳朵聽的、眼睛看的都與疾病相關，慢慢地癌症與癌症治療改變了身體，改變了我們對「自己」的認識，也改變了我們與「他人」甚至是「世界」的關係。面對疾病，我們的身體正經驗著一連串的改變。面對這一切的不熟悉，我們有時逃跑，有時奮力拼搏；有時兵荒馬亂地找不著節奏；有時依循著疾病地圖，追隨他人經驗與醫療建言逐步前行，偶爾也還能向著世界優雅地探頭、招呼、說笑。面對疾病帶來的種種挑戰，我們仍舊努力著，用「此身」活出「此生」。「是疾病和治療改變了身體反應。不是你不夠勇敢，更不是你不夠堅強。」從事癌症心理照護的這些年，我明白了治療並不只是處理「病灶」這麼地簡單，而「活著」也不僅僅只是為了與「疾病」對抗的存在。癌症心理照護與其說是疾病適應的工作，更多時候是讓病人與家屬在疾病的不同階段都能持續地活出「希望」與「生活」。所謂的「希望」，是對世界好奇的探尋，是對生命下一秒的期待，接受癌症化學治療中的病人即便是想再嚐一口生魚片的滋味，都是一種對生活隱而未顯的期盼；而所謂的「生活」，更是包含了日常中身體五感的豐富體驗、人我關係中愛怒怨瞋的相伴、關係與社會角色的現身，及那生命意義與價值的探尋。面對癌症治療中常見的食慾不佳、情緒波動、失眠、疲憊、性慾低落等身體反應，怎麼讓病人與家屬對這些身體現象有正確的認識與詮釋，知道怎麼與身體的新經驗相處，避免再次經驗因習性附加而來的自我苛責與無能感，真的好重要，好重要。讓有著自己生命故事的病人，能夠在疾病之後認出自己的模樣，看見自己與疾病的關係，清楚疾病給自己帶來的影響，帶領病人慢慢認識、熟悉自己新的身體反應，學習與改變後的身體共處，全是癌症心理照護的工作。與病人在治療的不同階段，循著價值與想望，依著當下的身體，設定生活新的希望目標；討論可用的策略，修正調整可能的方法；梳理疾病發生後的各種情緒，學習在生活中給予自己與他人一份關照與相伴，這些亦是讓病人在治療中持續生活的證明。前幾天，一位癌症治療已近五年的病人問我：「我到底要不要認為自己是癌症病人？」 「我這麼努力地調整生活，疾病是不是就不會復發？」 在好不容易結束治療的日子裡，這樣的擔心，並不會就此消失。身為從事癌症照護的臨床心理師，事實上這些病人口中常見的問題，我一個都無法回答。生命給出的考驗，回應的終是生命本身。而我們能與病人及家屬一起努力的，是選擇怎麼擺放這些問題與生活的關係，是在這些擔心下，面對身體、關係與生活的種種要求時，一起探尋每個決定與行動背後的考量與價值。像是「我要不要結婚」、「我要不要回去原來的工作」的提問，重要的不僅是答案，而是每個「要」與「不要」之間我們想傳遞的訊息與想活出的模樣。面對生命的不同階段，我們都有著想守護的對象或目標。活在疾病之中，還是活在疾病之後？要依病而活，還是要帶病而生？這些全是我們面對生命的姿態，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替自己與所愛的人帶來身心的安適。 我常與病人分享，罹癌後的心理照護不僅只是失落後的情緒宣洩與陪伴，更是一起努力讓生命由「破」而「立」的過程。癌症心理照護是在疾病日常中，與病人「腦」、「心」工作，在每次對身體、情緒與生活新經驗的覺察與回應中，學習培養身心健康的新習慣。那天年輕的病人告訴我：「生病後我拍的照片都變美了！鏡頭裡看出去的世界角度都不同了！」是的，我們的身體受傷過，但面對生活，我們仍保有愛與被愛的能力，我們依舊柔軟、依舊環抱希望，依舊認真地，用「此身」活出「此生」，創造屬於自己的生命樂章。

• 2020-04-2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希望日記——能否多一點點的同理心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是以「病人與醫師的由衷之言」為主題。一位文字工作者由本身罹患癌症的經驗，說出病人的心願：「如果藥師、醫檢師、醫護人員能多一點點同理，多幾句的問候或安慰、說明，也許病人也不會有那麼多的煎熬。」另一位癲癇病人則坦然向醫師道出她內心的矛盾，一方面自己仍然無法跨越這疾病所帶來的心理障礙，但另一方面卻希望：「有人主動與我分享周遭病友的經驗，會讓我覺得溫暖而不孤單。」精神科醫師分享自己習醫的心路歷程，透過不斷自我省思與同儕間互相的分享提醒，希望回到「怎麼做對病人最好」的習醫初衷。在醫院來來去去，從抽血到各樣的檢驗、篩檢、領藥、繳費無數次，身為已有不少經驗的病人，有時甚至可從醫護團隊的表情、說話態度，察覺接下來可能會遇到的各樣體驗。大醫院的抽血及領藥，醫檢師及藥師都得在一天內面對上百位病人，得有高度的效率，甚至以秒計算的速度完成任務，那長列的抽血櫃台、或藥局背後無數取藥、包裝、給藥的白袍手臂，像極了工廠生產線的快手，佩服他們透過無數時日的訓練，感謝他們多年學習以減少病人疼痛，正確地提供藥物及說明，有時也會好奇這些每天的例行是不是容易讓他們工作疲乏。醫檢師在每個櫃台前詢問病人姓名、出生日，下一秒就迅速拿針前往我的手臂血管，汩汩的紅色血液輸往好幾個小管，迅速用棉花要我按壓那抽出針的小孔，再貼個OK蹦或貼上棉片，不到一分鐘的時間，沒有什麼其他對話，那種飛速的氛圍下，我也習慣身為一個快速離去的病人。有次我才「上繳」八小管的血，迅速要拿著包包、外套離去，醫檢師例行的要病人「按壓十分鐘」，卻只給我棉花按壓，拎著我的行李，在慌忙中棉花掉在桌上，她卻毫不在意地喊下一號，要我盡速讓位。我才發現，原來之前在棉花上貼的ok蹦等固定物，是多麼重要，後來慌亂地坐到等候區，雖不怎麼疼，但出血情形比過往經驗多，隔天也還有點腫。每次回診後領藥，藥師拿出我的標靶藥物時，總是要我簽名，附上「因為你的藥比較貴喔」，我也非常配合的迅速簽名、讓位給下一位領藥者。有天遇到一個藥師，她只是說「需要你的簽名喔」，而我還筆給她時，她抬頭看著我的眼睛，溫柔說「要好好保重喔」，頓時溫馨了起來，我才發現，為什麼每當領藥時被提醒「比較貴」時，實在沒有很開心。最近一次切片，被指示不同院區報到、檢查，再住院。本來預定的電腦斷層切片，因為排不上時間，建議住院到後天做超音波切片。額外的住院讓我難以入眠，主要是臨床的病友因譫妄，全日喊叫。終於等到切片，檢查台上被六、七個醫護盯著，要我翻身定位，超音波找出切片位置後，負責醫師拿著穿刺針，像揮著指揮棒說：「要穿五、六次喔，姿勢不能動。」看到像筷子長的針，我已不由自主地打冷顫，沒想到才刺了前三針，醫師們不小聲地說「空的」，我忍不住問沒有找到腫瘤嘛？醫護們在我上方低聲討論：「要再深一些、小心出血。」甚至最後要結束時，才確認我切片目的，輕鬆的說：「得多刺幾針……」在檢查台上無法動彈、因為疼痛哀叫的我，突然覺得自己像被視作沒有感覺、情緒的生物。我多少能同理醫護們的忙碌，例行工作下的龐大壓力，每天面臨即時的任務或風險，但在病痛下的病人，如果能被多一點點同理，多幾句的問候或安慰、說明，也許病人也不會有那麼多的煎熬。

• 2020-03-02 名人.陳亮恭

  陳亮恭／需醫師再三保證的安全感

  82歲的陳奶奶總笑嘻嘻地由兒子陪同就診，主要是高血壓、糖尿病等問題，控制狀況良好，用藥也不複雜，理應是可以快速看診的病人，但每次總需花些時間說著幾年間重複多次的話。陳奶奶總是拿出血壓與血糖紀錄，用嚴正的口吻說：「我這三個月很不好，血壓好高喔！血糖也很高！」，然而，嚴正語氣述說的數字紀錄與實際狀況不太相符。接過紀錄一看，其實血壓、血糖數字都在控制目標，血液檢查也反應出她穩定的狀況。獨居老人 缺安全感我不解的問她，控制很差的意思是甚麼？她便再三強調那個三個月只出現一次的收縮壓145、空腹血糖142的數字，但這其實都在控制範圍，完全談不上控制不良。雖然我心中已經有點感覺，這時候就該問問家庭狀況。果不其然，陳奶奶獨居，兒子時常噓寒問暖，但終究不住一起，平時也沒甚麼朋友或活動，多半就在家裡附近散步、運動。陳奶奶堅持她過得很快樂，無需考慮她身體以外的問題，小孩很孝順而她也生活無虞，唯一擔心的就是自己身體不好。然而，在我所有門診病人中，陳奶奶實在稱不上是健康不好的人。但陳奶奶是個相當缺乏安全感的獨居長輩，雖然她用笑容與其他言語訴說自己一切都很好，但談到健康就會用超越一般的口氣，再三強調自己身體很不好，所以她才會常常打電話給兒子，不是要打擾小孩，而是她真的身體不好。討論醫病關係的書上說，面對這樣的患者，並需要持續的提供「再保證（re-assurance）」，進而建立病患的信心。連續幾年看診下來，我在她每次就診時再三保證，而每次回診，她依然用著相同的口氣述說她那「高得不像話」的血壓與血糖。欠缺生活安全感或持續擔心很多事的長輩並非少數，尤其獨居或子女白天不在家，長輩個性又較欠缺社交性，人際關係常高度仰賴配偶與子女。缺陪伴 需要醫師「保證」健康雖然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其實不差，但總是無法不擔心，畢竟一整天很長的時間都是自己一個人，如果有突發事件怎麼辦？或中風拖累小孩怎麼辦？甚或失智不認得家人怎麼辦？種種擔心讓陳奶奶的日子其實過得不輕鬆，而「陪伴」在現代社會偏又極度困難。對於永不停止擔心的陳奶奶，除了醫師的「再保證」與子女的「陪伴」，似乎也沒有更好的方法。幾年看診中，我不知道已提供過幾次各種社會資源，但從未獲得青睞。所以，看診時都說同樣的話、做同樣的保證，兒子也同樣地拍拍媽媽肩膀鼓勵，年復一年。安全感與孤單是每個人晚年的挑戰，從中年起就要有所體認，創造個人生活多元的可能性，強化每個人對晚年生活的自信。（作者陳亮恭為台北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主任）●健康名人堂邀請國內外醫藥公共衛生專家分享健康觀點與視野，每周一刊出。

• 2020-01-1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抗血癌經驗談美國醫療現況

  【編者按】這一星期收集的三篇文章都是針對在國外的醫療經驗。一位年輕醫師從西非布吉納法索的台灣醫療團回到馬偕醫院，三年來在台灣急診處看到各種各類的病人所呈現的對待醫療人員的態度，發出令人擔心的感想：「國內怎麼會變成這樣緊張的醫病關係？」另外兩篇是在美國的觀察，一篇是醫師在其工作中對制度與團隊合作的甘苦談，而另一篇是在美國家屬照顧病人所引起的各種省思。希望這三篇文章帶給國人更深入的思考，我們不只要能關心我們的病人，但也要合理的對待我們的醫療團隊以及珍惜我們的健保制度。筆者在美國照顧患血癌的太太超過五年，前兩年因幹細胞移植成功，狀況比較少，第三年因血癌復發，狀況比較多。面對兩個醫生團隊，血癌醫生負責實施化療、控制血癌達成緩解 (remission)，幹細胞醫生負責幹細胞移植及移植後恢復的追蹤，醫生團隊的一言一行對病人和其家屬動見觀瞻，尤其是癌症等重病病人。血癌醫生的團隊，醫生是系主任，非常忙，門診他一定會到，面對病人常是給病人感覺他有信心對付癌症。但他的高級護理師是病人主要聯絡對象，病人有狀況，第一個連絡的是高級護理師，他常常很慢才回電話或電郵，讓病人多受等待的折磨。診所裡的護士對病人也沒那麼親切，和我們碰到的幹細胞移植醫生的團隊差很多。我們不知道是否是醫生的要求的不夠還是其他原因。幹細胞移植醫生的團隊，醫生也是系主任，也非常忙，門診他也一定會到，他的高級護理師對病人的問題或請求，回應多非常迅速，不會讓病人面對未知，一顆心吊在半空中，診所的護士態度也很親切。有時候，醫生也會親自打電話給病人，告訴病人最新的檢驗報告，當然這通常是不好的結果，醫生非常慎重親自告知病人，不假他人，病人雖知情況不好，但至少是面對醫生，可以直接詢問病情，減少一層焦慮。我們對這團隊非常感謝。第一次移植成功後，沒有GVHD「移植物宿主排斥疾病 」(graft-versus-hostdisease)，很順利。但兩年後，不幸血癌復發，兩個團隊合作，使用一個副作用且劑量都很低的新藥，加上注射原幹細胞捐贈者再度捐贈的淋巴球 (Lymphocyte infusion，mini-stem-cell-transplant)一同對付癌細胞，取得很好的成效，有效地壓制癌細胞的成長，太太的生活品質也很好，我們慶幸醫生團隊找到一個低劑量低副作用的新藥，即使終生需如此，就當成是慢性病，長期注射藥即可，我們的生活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可惜好景不常，她盲腸炎發作，因在化療中，所以不能開刀，還好現在盲腸炎可以用抗生素治療，醫生成功的控制了盲腸炎，不用開刀，我們鬆了一口氣。不過過了七、八個月，盲腸炎再度發作，醫生判斷必須動刀，所以化療必須停止三個月，三個月後，盲腸開刀摘除後再繼續化療。這時第一次發生GVHD，是攻擊皮膚，她的全身皮膚到處脫皮，不過醫生成功治療。原來輕度的化療可以抑制GVHD，當化療被停止，GVHD乘勢而發。當皮膚性的GVHD被成功的控制，我們深感慶幸，因為控制後的皮膚脫色，只是美觀的問題，不是我們須煩惱的事。她的化療繼續，一切似乎順利，哪知肺部的GVHD悄悄在進行中，這種GVHD很難提前早期診斷出。她有一兩次在洗完溫水澡後，碰到冷空氣後，上氣不接下氣，呼吸困難，不知是何原因，我們察覺事情不妙，趕快去就診，被轉診到肺專門部醫生，終於診斷出是肺部的GVHD。她的肺部細胞只剩下正常時的40%左右，幸好醫生用藥成功控制，沒有讓肺部GVHD繼續惡化，保持住那僅存的40%肺活量，他的日常生活除了上二樓走樓梯時稍微會喘，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我們甚至在化療的空檔做了一次回台之旅，距上次回台已五年了。 這位肺部專科醫生 (pulmonary specialist) 是我們在這醫院碰到最好的一位醫師，每次都很詳細的解釋病情病因，非常有耐心，不厭其煩地畫肺部構造以 解釋肺部細胞功能，讓病人能夠了解來龍去脈。後來再兩年多的化療，最終仍無法控制來勢洶洶的血癌復發，雖再以高劑量化療成功暫時控制血癌，讓第二次幹細胞移植得以順利進行。移植後的九十天，一切似乎正常，我們想又幸運會成功， 但血液檢查結果似乎透露不祥的預兆。在接下來的骨髓檢驗結果出來後，確定血癌細胞已經充滿骨髓，而且情況比以前嚴重，接下來的重劑量化療已無法控制。由於免疫力幾乎已全喪失，此時併發的黴菌性肺炎無法僅靠藥物治癒，病情不樂觀。 此時兩個在外地大學就學的女兒正好春假回來看望媽媽 ，醫生首次對我們夫妻宣布他已無能為力，要我們趁女兒在時，考慮回家裡做安寧治療。但求生意志強的太太，決定繼續和病魔奮鬥，我必須做決定把女兒留下或叫他們回校園，我只好告訴他們回校園但要有心理準備，隨時得回來。五年多來，我首次心裡覺得太太命在旦夕，她又不願認輸，要堅強戰勝血癌。不過她變得比以前沉默寡言，不願交代身後事，我又得面對這將到來無法避免的問題，我告訴她，我會遵守她的心願為她治療到最後。但我可能必須在她無法做決定時，為她做最後的決定。在她走前十三天，她的遺囑才在兩位朋友見證下簽名完成。那時她的情況已是每天有幾小時的清醒時光，那天朋友來時她非常清醒，還跟我們很愉快地聊天，朋友看不出她可能即將走的病況。隔天醫生來巡房時，她的呼吸已困難，再度問她是否還要繼續治療，她的語氣非常堅定，決定繼續奮戰，醫生宣布她必須進入加護病房插管，靠呼吸輔助器維生。最後幾天，醫生認為他們已無法治癒她的肺炎，要求我們出院轉到別的重症醫院維生，我稍微上網看了一下他們院方提供的醫療單位，決定不讓她受轉院的折磨，和加護病房的主治醫師討論，要求他讓我太太留在醫院，他也同意。在召回兩個女兒見太太最後一面後，她終於在最後一戰後，我為決定停止所有治療，停掉呼吸輔助器，在這期間曾面對親人的反對，讓她多受兩小時的痛苦。終於我說服親人，讓她安詳離我們而去。在她與血癌奮鬥的五年多，我是她的全職看護。無論住普通病房 (總住院天數超過九個月)、 急診病房或加護病房，我幾乎每天24小時陪她，但不必做任何護理工作，一位醫院皆由護士完成照顧病人。出院在家，我才是她的護士，出院前接受訓練，在家為她換紗布，為她清洗管路，幫她注射藥物。她狀況好的時候，調整我該做的護理工作時間，我則正常去公司上班，女兒偶而幫我代班，我們配合得很好。能夠在兼顧工作的情況下，全職照顧我太太，要感謝我有個好老闆，容許我長期不在辦公室，當然我在之前已取得他的信任，不用擔心我的工作沒法完成。現在的科技也容許我可以在病房內及任何地方將工作做好。五年多來，見證在美國沒有保險，千萬不能生病，否則會破產。健康保險絕對要保，不能僥倖。買保險就是希望永遠不需要用到保險，但當發生急難時，保險的給付可以避免財務上的危機。總計五年多來，接到的醫療和藥物費用超過四百萬美元（折合超過新台幣一億兩千萬）。幸好購買的保險給付大部分的費用。否則以一個靠薪水維生的家庭，怎麼可能負擔得起這麼昂貴的醫療費。保險公司因為有打折，實際付的差不多六到七成。如果病人和家屬在面對重症時還須為醫藥費煩惱，壓力之大很難想像。在醫院裡，醫生決定的醫療措施及用什麼藥，護士進進出出，注射藥物，提供口服藥，病人或照顧病人的家屬實在無法詳細記下到底接受哪些醫療服務，醫療費用清單都是一兩個月後才接到，怎麼可能記得那些醫療服務。每一項醫療項目又得保險公司同意，不然可能會發生保險公司不給付的情況，還好這些細節都不必病人煩惱。美國的醫療費用實在高得嚇人，需要改革，但如何改革還是爭論不休。台灣的健保便宜又好用，實在值得國人珍惜，好好經營以保永續經營，造福全民。醫生和病人也要為對方設想，保持良好的溝通，保持良好的醫病關係也維護醫療品質。（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7/8/18）

• 2020-01-0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白衣天使

  【編者按】這一星期收集的三篇文章都是針對在國外的醫療經驗。一位年輕醫師從西非布吉納法索的台灣醫療團回到馬偕醫院，三年來在台灣急診處看到各種各類的病人所呈現的對待醫療人員的態度，發出令人擔心的感想：「國內怎麼會變成這樣緊張的醫病關係？」另外兩篇是在美國的觀察，一篇是醫師在其工作中對制度與團隊合作的甘苦談，而另一篇是在美國家屬照顧病人所引起的各種省思。希望這三篇文章帶給國人更深入的思考，我們不只要能關心我們的病人，但也要合理的對待我們的醫療團隊以及珍惜我們的健保制度。每個星期一早上，我們的辦公室有一個小時的交班會議。週末值班的同事報告住院病人的狀況及與任何有問題的病人電話通訊。之後，主任醫師及護理長提報與照顧病人相關的議題。仙倫護理長前一週沒有出席晨會，但是提出兩週前發生在我的一個病人身上的意外事件。故事是這樣發生的。華特先生診斷嚴重的攝護腺癌骨轉移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他每三個月來看診一次接受Lupron皮下注射抑制睪脂酮，以及Zometa靜脈注射減少骨折及疼痛的機率。他已經相繼接受過兩個攝護腺癌口服藥Enzalutamide及Abiraterone，一開始有很好的療效，但是在大約半年前漸漸出現藥物已經失效的癥兆。八月中，華特來接受Lupron及Zometa治療時，我建議他將口服藥改做化學治療。他答應我會做考慮，但是希望等幾個月後再說。這段時間，華特和他太太與我透過電話及 email 保持聯繫幫助我追蹤他的病情進展。華特的髖疼痛愈來愈劇烈，我幾次建議他提早回診開始接受化療，但是他都婉拒了，寧願等到十一月的定期回診。我總是很高興看到華特。他身高過六尺，衣著簡潔，敘事清晰，遣辭用句典雅，即使承受嚴重的病痛，仍然不減他平常演說家一般的風采。他這樣描述他的右髖骨劇痛。「好幾個午夜，難忍的嚴重疼痛令我無法入眠。我『 搬出』所有我能想到的天主教聖徒的名字，出聲詛咒，好像這樣的咒罵能稍微舒緩我的疼痛；但是我必需去坐在客廳，因為我不願意我太太聽到我一反平常地罵粗話。」「噢！」我苦笑地回應。雖然華特的用意是以幽默淡化他的疼痛報怨，卻更加令我為他所受的苦感到心痛。華特在這個時候已經情緒上接受了必需要改做化療的決定。我在三個月前已經在病歷裡記載改做化療的可能性。我們詳細地討論化療藥名，療程及常見的副作用之後，我跟華特和他太太一起走到化療區。我總是例行的在看診結束後跟病人一起走去化療區，簡短地跟治療的護士說明病人的近況、治療的計畫、以及可能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那天，治療華特的護士並不是他平常的護理師。護理師艾琳以為華特只是照常的做Lupron和Zometa。她立刻「禮貌」地轉面向坐在她旁邊的仙倫護理長抗議：「噢，所以這是teach and treat？」仙倫也立刻面露驚訝與反對地說：「Wait, what is this about?」我當下愣了幾秒鐘，但是很快地站住我的陣腳，告訴她們這個決定在三個月前就提出了；華特不需要太多化療資訊教育，因為該說的我已經大致都說了。我仍然照常例地告訴艾琳華特先生的病況、改變治療方案的原因，但是不給她及仙倫有進一步質疑當天就做化療的恰當性。「treat after teach」或是「no teach no treat」並不是寫在腫瘤教科書裡給病人做化療的必要程序，也不是所有腫瘤治療中心都納入的常規。「Teach then treat」的確有它的價值，特別是複雜的化療處方，包括需要裝置靜脈插管（port-a-cath）的狀況，護理人員事先的解說對病人會有很大的幫忙。然而，規範太多也常常造成實際病人照顧的障礙。有時候，為了化療解說，病人要多跑一趟門診，甚至因而延遲治療好幾天。華特因為髖骨疼痛，右腿無力，行動不便；無論護理人員怎麼不高興，我覺得沒有讓步的理由，堅持當天給華特做化療。華特被安頓在化療室後，我繼續去看其他的門診病人。大約兩個小時後，艾琳緊急地敲診間的門，告知我華特的化療藥滲漏。我趕緊走去查看。華特的手臂腫成平常的兩倍大，估計大概至少一半以上的化療藥歐洲紫杉醇都漏到皮下去了；而那個罪魁禍首的靜脈針很弔詭地跟手臂骨呈60度角，顯然不是適合給化療藥的血管。艾琳及仙倫忙中有序地給華特冰敷及施打化療滲漏解藥。華特的手臂除了腫脹之外，並沒有變色或疼痛。當天是週五，我將我的手機號碼給華特太太，請她每天給華特的手臂拍照傳給我看，並且保持聯絡讓我知道他的進展。當仙倫護理長在晨會提出這個「違規」事件時，事件已經過兩個多禮拜。她強調同天teach and treat必需避免，因為容意出問題。她接著報告了化療漏針意外，並且說：「My poor nurse spent the entire weekend worrying about the patient!」我的醫師同事們立刻指出 teach and treat與化療漏針是兩回事；也就是說即使病人有另一次門診做化療資訊教育，仍然有可能發生漏針的情況。雖然仙倫護理長沒有指名道姓，我舉手自首是那個犯規的人，說明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我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並且忍不住反擊：「Your poor nurse spent the entire weekend worrying about the patient, but my poor patient suffers the consequences!（妳可憐的護士擔心了一整個週末；我可憐的病人卻要承擔所有的後果！）」華特的手臂雖然很快消腫了，但是一週後開始發麻，並且出現一些紅疹。我在一個週末到他家去訪視他，給他做一些照護上的建議。令人辛慰的是華特髖骨疼痛改善很多，已經很少服用止痛藥。最令我反感的是，在這兩個多禮拜的期間，艾琳及仙倫從沒有來詢問我華特的狀況，更別提打電話關照華特！她們從頭到尾所關心的，似乎只是自己！我在會議上也指出有些護理人員在工作前一天會「做功課」看她要治療的病人的病歷資料，並且如果對治療計畫有不明白處會事先跟我討論。我希望所有的護理人員都能這樣做，而不要臨陣顯得無知或受冤枉的樣子。今天美國的護理人員有許多不同的身分與職稱。許多傳統上護理人員做的事，例如量血壓、脈搏、體溫；換床單、給病人擦澡、餵食、清理便盆；抽血；都已經轉移給醫生助理（medical assistant）、護理助理（nurse assistant）、抽血技術員（phlebotomist）。這些演變是良性的發展，除去傳統上女傭般的護理職責，讓護理人員能完全地專注在醫療護理上。此外，護理的專業角色也有所擴充，從傳統護理衍生的新醫事人員身分包括專科護理師（nurse practitioner）：在醫師監督下獨立看診；個案管理師（case manager）：協助病人從住院到出院居家照護上的安排；醫療導航員（navigator）：給癌症病人（特別在初發現腫瘤時）指導診斷步驟及就醫的途徑。這些不停演變創新的護理角色與職責，不僅旨在讓護理師仕有專攻，更重要的是改善病人照顧的品質。然而分工過細的後果往往讓病人落入三不管的地帶，得不到即時的照顧。在美國工作二十多年，看了太多這樣的例子。虛弱的病人無助地躺在病床上，只為了需要協助下床去上廁所，按了半天的護士鈴都沒有人來；因為護士忙著寫報告，而且幫助病人如廁不是護士的職責。我的婆婆心臟冠狀動脈手術（摘取腿的靜脈接種改道阻塞的冠狀動脈）後第一個晚上，因為按護士鈴有求無應，自己下床上廁所，導致腿的皮下組織嚴重出血，形成二十公分大的血腫，一個月後又動了一次手術清除血腫，身心的復原因此開倒車好幾個月。當然，不是所有護理人員都只是照本宣科、沒有人情味或同理心的。安瑪莉是一個資深癌症護理師，做事謹慎負責，常常是每天傍晚最後離開我們辦公室的護士。有一天晚上七點左右，我的一個病人打電話來報告他的化療注射幫浦（pump）警鈴一直做響。他已經照著幫浦機上的指示，打電話給幫浦出租公司值班人員，並且依照值班人員的指導調整幫浦，警鈴仍然持續做響；出租公司值班人員建議到急診室去處理，我的病人打電話求助。剛好安瑪莉是當天治療這位病人的護士，而且她在晚上七點仍然在辦公室整理病歷。我對幫浦的操作一無所知，但是慶幸安瑪莉還未下班；我將將電話轉給她，因為急診室的醫護人員也不會知道該如何處理。隔天我得知安瑪莉當晚驅車前往病人家裡幫他處理好幫浦的問題，感到敬佩與辛慰這樣逐漸失傳的護理精神。沒想到幾週後，安瑪莉的「義舉」居然「贏得」人事室的調查！原來安瑪莉向護理主任報告事件的原由，並且申請加班費。但是，不只她沒拿到加班費，因為她沒有居家訪視病人的「執照」，安瑪莉被處分；基於她的行動是出於善意，護理部說是從輕處分，只對她記過警告。不久之後，安瑪莉另找了一個離家近的腫瘤診所，離開了我們的機構。這件事讓我對醫療體係極度的失望。醫療機構各式各樣的框框與規範，舉保護病人安全之名，本質上卻是防衛式醫療（defense medicine），想保護的是醫療機構，而不是病人。時代的進展讓我們不能沉迷在遙想當年白衣天使的護士印象。過去將護士當傭人看待的惡習是絕對要棄置的，但是在從新思考護理人員的專業角色與職責時，希望我們總是回歸到所有醫療人員都應有的時時以病人為念的精神與作為。

• 2020-01-0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非洲人眼中的台灣怪醫

  【編者按】這一星期收集的三篇文章都是針對在國外的醫療經驗。一位年輕醫師從西非布吉納法索的台灣醫療團回到馬偕醫院，三年來在台灣急診處看到各種各類的病人所呈現的對待醫療人員的態度，發出令人擔心的感想：「國內怎麼會變成這樣緊張的醫病關係？」另外兩篇是在美國的觀察，一篇是醫師在其工作中對制度與團隊合作的甘苦談，而另一篇是在美國家屬照顧病人所引起的各種省思。希望這三篇文章帶給國人更深入的思考，我們不只要能關心我們的病人，但也要合理的對待我們的醫療團隊以及珍惜我們的健保制度。「你當醫生怎麼可以態度不好！」小病人的舅舅高分貝大喊，並作勢往前衝向我。起因就在於我的一句話：「把小朋友固定好，看喉嚨才不會受傷。」前面沒有加一個「請」字，口氣也不夠「溫柔」。在這個充滿發燒與嘔吐的週日急診，眼前的小病人正奮力抗拒作檢查，死命咬著壓舌板。媽媽在一旁跟著啜泣起來，舅舅不爽地說：「你怎麼可以沒有同理心？我從剛剛進來到現在已經忍很久了，我要客訴你！」病人的舅舅劈頭開罵了五分鐘。病人舅媽不斷跟舅舅說：「你不要這麼兇。」我只能等舅舅罵完，並無奈地看著虛弱的病人。從西非布吉納法索的台灣醫療團回到馬偕醫院，這三年來在急診看盡各式的病人，幸運的是，目前還沒被打，只接到公關室說：「OOO的家屬投訴你沒有開他指定的藥」。我想每位醫者跟家屬一樣，都希望患者健康快樂，所以每次我看到醫護人員被告、被打，或是被投訴態度差勁，我都深深覺得難過。這也讓我想起西非那遙遠又悶熱的急診室裡發生的故事。某天，在友誼醫院（台灣醫療團所在地）急診室來了一位年輕女性，不斷在病床上翻來覆去、滿臉痛苦，正用盡全力地在呼吸著空氣。「氣喘發作吧……」我猜想。在台灣遇到這樣的患者，我們會快速提供氧氣，以及連續性吸入型的支氣管擴張劑，注射類固醇針劑快速抑制發炎反應。但在布國的急診室，我左看右望才盼到當地護士慢吞吞地翻查著病人，十幾分鐘過去了，卻只完成一個動作──量體溫。接著，當地醫生便放任病人繼續躺在床上扭動掙扎。所幸十幾分鐘後，一位家屬急忙跑來，將一小瓶「支氣管擴張噴劑」塞到病患口中。接下來的二十分鐘，病人靠著僅有的一小瓶噴劑努力「活著」。布國的急診室如此「不急」是有原因的，當地實行徹底的醫藥分業，醫師診查完只會開立處方箋。接下來，端看家屬能用多快的時間、有多少錢買到藥物回來，就決定什麼時候開始治療。更誇張的是常聽聞開刀的時候，傷口的縫線不夠，醫師只能開到一半再趕緊請病人家屬買線回來繼續縫。台灣與非洲，不只是醫療模式不同，連醫病關係也是迥異。某天，十一歲的娜娜（Nana）和媽媽來到我的門診。兩人一坐下，我就問門診助理：「她們是來看癲癇的嗎？」一語中的，嚇得助理以為我是專治癲癇的神醫，直問我怎麼看出來的。「看小女孩的眼神啊，有點不一樣。」因為娜娜的癲癇從來沒治療過，我詢問媽媽：「我們先吃藥控制看看好嗎？」 「當然，你是醫生。我相信你啊！」 「好吧，那我來決定怎麼治療。」我替娜娜開了基本的抗癲癇藥物，並請她過一陣子回診。其實無論在台灣或是布吉納法索，病人都期待生病的時候遇見未卜先知的「神醫」，最好用看、或用聽的就知道病人出了什麼問題；如果什麼檢查都不必做，甚至什麼藥都不用吃、病就會好，那就是神醫中的神醫了。可惜現實總是事與願違，在台灣，當病人認知現代醫學沒有那麼厲害，各式檢查與藥物都有其極限，期待出現了落差，醫病關係也因此惡化。我們常在醫院裡聽到：「醫生都不知道我生什麼病」、「都檢查不出個所以然」、「吃什麼藥都不會好」、「住院住很久也沒有治好」……之類的抱怨。不同的是，我在布吉納法索大部分的患者，對於醫生都是畢恭畢敬的，醫病關係充滿「包容」與「信任」。他們會放手讓我決定所有醫療行為，更是完全信任醫護人員、坦然接受目前醫療的極限。在台灣，醫師說什麼病患就信什麼的「父權模式」的醫病關係已經過時，轉為提倡「以病人為中心」的新醫療模式，醫師和病人對疾病衍生出的身心靈問題綜合討論，再決定治療的方式。帶著「台式醫療想法」的我，反倒像個格格不入的「外人」。我常以尊重患者的角度詢問：「你希望我怎麼幫你？」 「你希望什麼時候回來門診追蹤？」 「我建議做這個檢查，你同意嗎？」這些都是我在台灣絕對不能省略的話，但用在布國病人的身上，他們反而覺得我是奇怪的醫生、為什麼總問那麼多問題。娜娜首次回診當天，母女倆汗流浹背地出現了。原來，她們住在離醫院四十公里外的村子，前一天下午就開始騎腳踏車，晚上借住途中親戚家，門診當天早上繼續賣命騎來醫院。看著那一大一小的身影騎在紅土路上，我的眼眶不知不覺溼了起來。雖然處在50度C的豔陽高照下，但那母愛彷彿陣陣微風吹散了赤土上的炙熱，並為娜娜辛苦的人生帶來希望。我想，上帝讓我來非洲當醫生，就是為了幫助這些住在沒水沒電的西非荒漠中，忍受著病苦交迫的生命吧。行醫五十載的黃富源醫師曾說：「從事兒科診療，傷心的時候真的很多，碰過的困難當然也不少，也會有失望和膽怯。這個時候，我只告訴自己，不是每個病人都那麼無理、多數的病人對醫師仍是充滿感謝的，我們只要多去想那些正面的回應，不要受少數案例的影響。」在台灣，我們擁有很多：便利的醫療、優質的健保，然而這些原為美意的事物，不知什麼時候變成隨手的服務，甚至漸漸地被視為理所當然，也慢慢地流逝掉原本的尊重與關懷。我想唯有找回像非洲那種人跟人之間最真誠的情感，或許才能找回醫師與病人之間最基礎的信任，才能修補現在緊張又破裂的醫病關係，並讓診間再次充滿溫暖與希望。（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7/5/16）

• 2019-12-0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貧病交迫的他們，幸好有這群照服員！

  【編者按】這一星期我們將以三篇動人的文章介紹「非醫護專業人員照顧病人」的主題，一位失智症病人的先生如何努力幫忙她心愛的老伴「退化得慢一點」，一位由師生戀而結為夫妻的太太分享她如何全程照顧重病纏身的先生住院將近一年而後康復，以及一位參加「社區醫學訓練」的年輕醫師報導他所看到的居家照護員如何幫忙家屬照顧病人的記實。我是一名剛從醫學院畢業，正接受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ost-graduate year training；簡稱PGY訓練）的醫師。在花蓮接受社區醫學訓練期間，我們常有機會隨門諾基金會的社工督導前往受服務個案的住家訪視。這次的個案患有糖尿病多年，雙眼視力有限，僅能看見人模糊的形影。前幾個月發現右腳腳趾有潰瘍傷口，因而住院四十多日，接受治療。在住院期間又逢喪偶。訪視時個案剛出院返家，右腳傷口包紮，並由居家護理師與家屬每日三次換藥，不便於行。個案居住在花蓮市郊，目前與長子、孫子、公婆同住。長子於十多年前因車禍成為植物人，並與妻子離異，在家臥床由居家服務員照護。公婆屆齡九十，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協助。孫子尚在就讀高中。家庭為中低收入戶，主要收入來源為政府補助。古人說的「貧病交迫」，著實顯現在這家人身上。這家人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又有許多需要被照顧的人。貧困可能導致人們不易維持自身的健康，例如：飲食的選擇較少，外食居多，缺乏時間運動等；或是必須從事較危險、易產生職業傷害、勞動條件較差的工作。而嚴重的疾病可能使人失能，降低家戶的生產力與經濟來源，並使得家戶必須撥出人力照顧失能者，又再減少了可能的收入。花蓮縣低收入戶（8,465人）與中低收入戶（4,256人）人數占縣市人口比例約是台北市的1.7倍。花蓮縣醫師（820人）對人口比例居全國第三高，但根據最新公布的資料，花蓮縣平均壽命為76.59歲，足足少台北市七年。除了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均，貧窮是否也影響了人們的健康乃至壽命？過幾日，我們又跟著門諾基金會的督導，來到位於吉安鄉臥床的羅老先生家進行到宅沐浴服務。只見二位服務員阿姨一下車立刻快手快腳地從車上搬下行動浴槽、水桶、水管、灑水噴頭、抽水馬達、推車等器具，進入屋裡與老先生的兒子和看護打個招呼，便迅速架設起設備，加入溫水，還親手摸摸水溫。她們從浴室牽起水線與汙水管拉到老先生的臥房，將浴槽放在床上，然後跟外籍看護一起把老先生脫去衣物、擺進浴槽裡。一位服務員在老先生身上灑水，另一位則開始抹上肥皂、洗髮精。看護也沒閒著，幫忙老先生洗腳。過程中服務員們與看護有說有笑，就像老朋友一樣，也很細心地為老先生搓洗，還特別注意不要拉扯到鼻胃管。不一會兒工夫，老先生已經被洗得乾乾淨淨，連腋下、鼠蹊也沒漏掉。她們三人合力將老先生擦乾並換上乾淨的衣物。洗完的水則順著浴槽的汙水管直接排到浴室的排水孔，完全沒有打溼床鋪。老先生的兒子在旁邊看了整個服務的過程，稱讚她們服務周到，把老先生洗得清潔溜溜，滿意得讚不絕口，笑稱下次要換自己躺上去給她們洗澡。服務員也說道她們每星期來幫老先生洗澡，跟這名外籍看護也很熟識，偶爾看護中午也會燒菜請她們一起享用午餐。看到她們跨越國籍、雇傭關係、服務與被服務者的藩籬而和樂融融，我想到賴醫師著作《當醫生遇見Siki》提到的Siki。這是美國印地安人的特殊用語，意思是「我關心你，你也關心我」，賴醫師特別在文中提出「醫病關係可以是──醫生可以關心他的病人，而病人也可以關心他們的醫生」地互相關懷。衷心期許自己未來也能在行醫路上如此。

• 2019-11-1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活出淋灕盡致的生命

  【編者按】當初創辦「醫病平台」時，我們就憧憬有一天，我們可以利用這平台，讓醫病看到彼此的想法，而雙方因為了解，使醫病關係更上一層樓。這星期我們有三篇非常動人的好文章，可以看到這幾位醫師因為病人的遭遇，寫出他們對病痛的聯想，讓我們有機會一窺白袍底下的「醫者之心」。如果台灣有更多的醫師願意與我們分享他們的內心世界，也有更多病人與家屬願意在這平台，分享他們對醫護人員的想法……當我們看到更多醫病雙方「將心比心」所展現的「同理心」，那不就是台灣終於成了醫療的烏托邦嗎？活出淋灕盡致的生命（讀吳品瑜女士文章有感）傑森是一個三十一歲四肢癱瘓的年輕人。他的家庭醫師在三個月前轉介他來看血液病科會診。會診的診斷是靜脈血栓病史，會診的特定問題是可不可以將他長期服用、需要常常測驗凝血值的抗凝血藥 warfarin 改成不需要血液測驗的 xarelto。三個月來，傑森兩次失約（分別是我的兩個同事的門診時間），沒有赴診。這樣的情況叫做「不遵守醫囑 non-compliant」；不僅醫師前一天白做功課，秘書要重新給他排診，那個空出來的診間時段無法臨時填補其他急需要看診的病人。傑森這次準時赴診。走進診間，傑森半躺在他的電動輪椅裡，他的個人看護則是坐在離他一尺外的椅子上。雖然他只有保留頭頸部的肌肉運作能力，傑森顯然是得到很好的照顧，儀容與衣物很整潔。我很快地觀察到我完全沒有意料到的一個四肢全癱的人所能展現的自立能力，以及對人生的期望與計畫。傑森在十三歲時因為一塲病併發脊髓炎導致四肢全癱。隨著四肢癱瘓而來的各種併發症包括尿道感染，褥瘡，敗血治，以及在十六歲時右腿嚴重的靜脈血栓。他在波士頓兒童醫院有一個龐大的醫護團隊，給他一流的醫療照顧。所幸他的健康狀況在過去六年穩定下來，他也順利地轉到一般內科（成人）追蹤照顧。傑森有個一週七天、一天十二個小時個人看護。他說他的父親也常常參與他的日常照料需求。他的例行照顧，除了衣食之外，一天有四次導尿，一週有四次灌腸。在看診當中，傑森不時地轉動他的頭（碰觸輪椅控制鈕），他的輪椅也隨著變換不同的角度（顯然是避免壓瘡的重要策略）。他的談吐溫文，思慮有序，對醫學有深度的了解。事實上，因為他主動的要求，他的家庭醫師才開始考慮將warfarin改為xarelto的可能性。我也非常贊同這樣的決定，只做了劑量上的修訂建議。看診結束，傑森自立地「開著」他的電動輪椅離開了，留下尾隨在輪椅後的看護，以及滿滿受感動的我。那天晚上，我在寫做傑森的會診報告時，查看了他的社會家庭史。傑森的父母已經離婚。他和他的弟弟跟爸爸住；看來是一般的美國小康家庭。傑森在社區大學主修英文，他的願望是有一天能成為一個「即席滑稽演說家（standup comedian）」。傑森跟我的大女兒同年紀。他年輕的生命不知道已經經歷過多少次生死關頭。這樣的長期的病痛苦難對任何人都是極大的考驗，更別提一個青綠少年以及疼愛他的父母及家人。想像多少次他們面對生死決擇，十八年前大約沒有四肢全癱的人能獨立操作的電動輪椅，人生該如何「走」下去？回想我自己在台灣長大的經驗，一個四肢癱瘓的孩子大多數可能淪於菜市塲邊乞討的命運。十八年後，傑森的生命是生動、有希望的；也許有朝一日幹細胞移植能成就他做為一個「 standup」 即席滑稽演說家的美國夢。衷心期望這樣的孩子在今天有全民健保的台灣，也能像傑森一樣築夢。兩週前，有個攝護腺癌病人的會診。這個病人因為攝護腺特殊抗原（PSA）異常上升，剛剛診斷初期攝護腺癌。他已經在教學醫院看了泌尿科醫師及放射腫瘤科醫師，兩位醫師讓他在手術或放射線治療之間做選擇；但是他有許多他的家庭醫師回答不來的問題，於是家庭醫師轉介他來腫瘤內科會診。我心想這個病人很焦慮，特別安排他在下班前最後看的病人，所以我能無後顧之憂地回答他所有的問題。曾先生七十五歲，是一個退休的小學校長，健康狀況良好；他的攝護腺癌屬於中度風險型，如果不治療，可能在十年內會威脅生命。曾先生帶來一張問題清單，總計八大問題，包括醫師如何根據他的切片病理報告及PSA數值判斷攝護腺癌的風險程度（risk stratification），不同治療方式的優缺點，選擇追蹤而不治療是否明智？攝護腺癌病人的死亡相較於其他癌症，是怎樣的過程？治療與不治療對一個七十五歲的人餘命（life expectation）影響為何？目前「協助自殺 assisted suicide」的法律規範為何？診間窗外的秋日夕陽陪襯著哲學多過醫學的談話。曾先生不是我原先預想的「極度焦慮的病人」，而是思慮周延的智者。他的多數問題想必是谷歌蒐羅的知識，但是他知道他需要進一步從腫瘤專家求證。很少病人像他這樣列舉提問這些看似悲觀、沉重的問題；很多病人卻是因為這些問不出口的問題而失眠、悲觀。那天晚上，在寫作曾先生的會診報告時，讀他的社會家庭史，知道他離婚，唯一的女兒被男友謀殺身亡⋯⋯。曾先生在我們談話結束前，表示他會選擇放射線治療。死亡是我每天面對與思考的功課。致命的疾病可能發生在年輕及年老的人身上。人的動物本能在遭遇生命威脅時的直覺反應是「要活下去」，傑森因為醫護人員「無所不用其極」地照顧而活下來，而且活得有夢想。癌症卻常常是即使醫護人員「無所不用其極」地照顧也活不下來的。畢竟不是每個病人都能像曾先生那樣冷靜周延，他們要求醫護人員「無所不用其極」地照顧是情有可原、情何以堪的請求。但願醫護人員能有足夠的空間與時間為他們指引明路。

• 2019-10-2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我不只是想捐贈大體而已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思考如何面對生命的終點」：一位作家在親人過世後痛定思痛，寫出「當一個人走向終點，最後的價值不應侷限於珍貴的器官與大體捐贈，因為最後一哩路的生命自主，才是全人的具體展現，對於家人、醫護人員與全社會，都是利人利己且最難得的生命教育。」兩位安寧照護醫師分別發表他們的看法：「疾病獲得治療控制，以及生命延長，是現代科技醫療的進步，然而醫療總會有極限的時候，如何讓生命歷程符合每個人的價值觀及意義，並融入現代醫療高科技，值得醫病共同思考努力。」 「只有病人、家屬與醫療人員，都能正視死亡，才能從善終這個起點，真正啟航。善終是只有見證過的人才能懂得的平靜，是只有參與過的人才能體會的成長，是每一生命終點本該擁有的美麗，是死亡送給每一個生命難以名狀的寶藏。」人生，是場大圓滿的道途，非線性發展的圈繞，讓「起點」與「終點」在歸零瞬間相遇。死亡，是肉體的終點，卻是靈魂永生的起點，於是「終點的起點」，就在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病榻邊翻轉與啟動。然而，就在病榻旁的生死臨界，不管是身為病者或是家屬，難道我們真的只能失衡地完全倚賴醫護人員的「救生」嗎？當我們只希望醫護人員「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醫療搶救，甚至最後只不過剩氣若游絲地讓肉體被「防腐保鮮」處理時，這場漫長看不到死亡「終點」的最後一哩路，不僅浪費醫藥資源、整垮健保、累死家人，也拖磨了永生「起點」的開始，以及將醫護人員推入凌遲的共犯結構，甚至惡化原本就脆弱的醫病關係。當善終與好死的隱性需求，開始因《病主法》的推行被慢慢重視，我們如何透過實踐，將人生最後的願望實現，而不是流於空談。醫護人員與病者、家屬，能不能在病榻旁成為彼此的神隊友，協力展開「送死」的愛的起點？2014年春天我回德國居家安寧照顧癌末的婆婆直到往生，暑假回到台灣便在成大醫院簽下DNR、器官與大體捐贈，在做好個人善終的外在安排之後，更展開了內在善終進行式。長達五年半多方搜尋臨終安寧醫療資訊與自我省思，在書寫《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這本書之後，我決定自己不只是想捐贈大體而已，卻是在生命走向終點的這一段歷程，以更深切的覺察與人生探照，自我負責地承擔生命最後的重量，特別是肉體與靈魂告別的工作，毋須讓醫護人員孤軍奮戰地僅局限於「救生」，而是有我的應允與家人的合作，一起展開「送死」的美好善終工程。人生最後一哩路的生命自主，病人等於捐出對人生總結的「意識切片」，提供醫護人員探照生命超越局部器官的無限向度，以及在「救生」與「送死」臨界抉擇的最佳時機點。至於善終從我當下開始的死亡心理建設，以及時時與家人溝通，就能在病榻旁打開相互合作與信任的醫病關係，幫助醫護人員從心所欲地「實驗」更貼近人性的照護與善終模式，嘉惠日後所有病人與親屬。記得就在婆婆往生一年半後，再次翻閱當時臨終居家照顧的日記，訝異地發現，正是在被「冷面」的德國醫生勸解放棄無效醫療，拒絕做任何插管維生輔助後，病榻邊的我才有了關鍵的轉化。「無法」可施、徹底「失能」的我，當下唯一的「做」僅剩相隨性存在，老實地心推手、手傳心地做柔適膚慰，僅僅是握著漸次冰冷的手，都有難以言喻的貼近；而醫生不願在婆婆身體上採取任何插管，我才能在「管」不了的無路之下，真正去尋找睜眼世界之外，自己真正願意且可以給婆婆的愛，並向內探尋管道，以此連結婆婆的心靈，直至婆婆往生的那一刻。幡然領悟，對於臨終病人的凌遲般插管，或許那只是在世之人執迷在睜眼世界中，以為這是唯一給出愛的方式，藉此掩蓋為時已晚的焦躁，以及逃避探索自身情感脈流竄溢，卻一時找不到出口的驚恐。於是，強灌進去的食物、輸進去的點滴，都彷彿鉛重，承載了家屬的無明與負疚，讓臨終者的身體與靈魂一起陷溺在苦海裡。插管，以愛為名的維生醫療手段，或許是在世者的取巧，怠惰向內探索愛的管道的可能。為此我反省面對婆婆臨終時，自己張惶地轉向醫生尋求唯一的協助，彷彿這回春之手，該拯救的不僅是婆婆的性命，更是我慌亂無助的心。然而，當民眾長期聚焦在醫生對疾病的治療(cure)能力，豈能苛求醫生在乎與照顧(care)我們的恐懼，甚至「療癒」我們對「生命」的存在疑惑，以及對「人生」的諸多不解呢？當健康保險以人頭論件、症狀逐項計價，讓身體某器官的運作成為唯一「可見」的成果評估，如何額外要求醫生免費提供「不可見」的情緒安撫，以及「無形」的生命陪伴？說不出口的需要，更迫切期待被滿足。身為病人與家屬該如何意識到自身對照護的「隱性」需求，也創造出醫護市場良性供需的可能呢？這些生命本質的思索與面對的智慧，並非健保所能定額給付，更不是外在的某位醫療人員得義務付出，相反的，我們自己得在當下每一刻，開始用直面去真正修練。善終不是肉體死亡與斷氣那一刻天時、地利、人和的隨機運氣，卻是在存在的分秒即刻開始，不斷累積面對死亡的智慧與勇氣。試想，當病人在身體敗壞的進程中，漸次安然接受死亡，而家人也能以尊重與祝福學會放手，等於幫助醫護人員清楚現代醫療的極限、掌握逐步讓醫技「退場」的時機，並讓更多人文關懷與存在膚慰即刻被開啟。這項生命自主的「活體教材」與善終動態學習，重要性並不亞於大體捐贈，因為這不僅豐厚醫護人員的生死學素養，與臨終陪伴的深度療癒省思，更能護持所有人於生死交關的邊緣中，不怖、不畏、不懼，至於真正的和諧醫病關係，也能從向來避免醫療糾紛，或是預先防範、自保與善後處置，進化到主動相互成全善終，與社會全面免於死亡的焦慮。當一個人走向終點，最後的價值不應侷限於珍貴的器官與大體捐贈，因為最後一哩路的生命自主，才是全人的具體展現，對於家人、醫護人員與全社會，都是利人利己且最難得的生命教育。我不只想捐出大體而已，而是帶著覺察思維死亡選項的自己，期盼喚起更多人的自覺，承擔正向醫病關係的責任。

• 2019-10-21 癌症.乳癌

  當聰明病人 認識乳癌必備醫藥詞彙

  罹患乳癌，該如何當個聰明病人？罹癌時的慌亂，再聽著陌生醫學名詞，許多病患就醫過程充滿挫折。醫師建議，學會幾個必備詞彙，客觀地描述自己症狀、討論資料時，務必要讓醫師知道完整來源、選擇一個可信的醫療代理人、謹記醫師和你在同一條船上，而不是站在對立面。健康識能是指個人獲得、處理以及了解基本健康訊息，並以此進行健康決策的能力。如果健康識能不足，較無法跟醫療人員進行溝通與互相理解，信任感也較不足，導致重複就醫、誤解藥方、用藥錯誤、反覆入院、增加急診、住院的機會，甚至有較高的死亡率。亞東醫院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謝佩穎建議，身為女性，至少應該學會幾個關於乳癌的關鍵字，包括乳房攝影、乳房超音波、荷爾蒙接受體陽性╱陰性、三陰性乳癌、預防性治療、抗荷爾蒙治療、標靶治療、化學治療、放射治療（電療），這些字句關乎檢查、治療、預防復發的重大關鍵。描述病情時，盡量以客觀字眼形容，例如頭痛、嘔吐、發燒等，避免主觀字眼，可將想問的問題或碰到的困難，條列式寫在筆記本上，以免看到醫師時太緊張，無法完整陳述。行有餘力，可以閱讀相關書籍，謝佩穎通常會推薦病患看乳癌醫學會出版的「如何看懂病理報告」，除了正確訊息之外，上面也有可作記錄的欄位，如此與醫師溝通才能一來一往，不至於雞同鴨講。對於三姑六婆、坊間電台的各項偏方傳說，如果想要詢問醫師，謝佩穎建議，可以把資料來源印下來交給醫師，內容愈完整愈好，醫師才好判斷該訊息是否可信，診間出現「我聽說」、「我朋友的醫師給她」、「我鄰居說」、「電視上說的那種」，這些模糊不清的訊息，醫師無從判斷訊息的正確性，更難給出建議。現代醫病關係緊張，不少醫師私下表示，乳癌病患的焦慮程度通常特別高，謝佩穎說，要謹記，你的醫師和你在同一條船上，而不是站在對面邊，請相信你的醫師，記不住醫師說的話，可以抄筆記本，拿出手機錄音只會讓彼此防備心增加，更切忌偷錄音。此外，謝佩穎建議，平常就可以準備好一位可信的親人或朋友，擔任醫療指定代理人，確認這個人可以理解你的意願，在必要時，可以為你執行你的意志。謝佩穎呼籲，精準的問題可以帶來好的醫病關係，讓醫師成為你的好朋友，一同走過癌後的路途。擁抱粉紅希望論壇主講：台北榮總乳醫中心主治醫師蔡宜芳、長庚醫院乳房外科主治醫師郭玟伶、亞東醫院血腫科主治醫師謝佩穎時間：10月26日（六）下午2時30分至5時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85號B1）電話報名：02-8692-5588轉2698．2974（周一至周五，上午9時30分至下午6時） 網路報名：http://bit.ly/2lGOf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