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本報記者梁玉芳】
因為一封匿名檢舉信，被指稱染了愛滋的國小老師，終在千夫所指的壓力之下，做了愛滋篩檢。但是，接下來呢？當篩檢結果出爐，這社會因對愛滋無知而起的歧視與恐慌，只怕又再度上演強迫公布結果的戲碼，如同規勸老師進行愛滋篩檢以「自清」一樣嗎？
如果照著眾多以「保護學生」為名者的期待，這名教師幸運地身體健康、未染愛滋，算是最好的結局；我們該要修補的，僅僅就是廿年來原地踏步的愛滋權益教育。自從校園出現第一個愛滋學生之後，校園對愛滋的恐懼，不見稍減；一封匿名信，就足以危及一名教師的工作權與尊嚴。
若是不幸，教師果真是感染愛滋，那勢必是另一場人權與愛滋恐慌的再一次交戰。考驗台灣社會真能接受第一位愛滋感染教師嗎？如同前不久台北市錦安里居民對癌症兒童之家的排拒一樣，即使眾多的醫學知識、專家解說，理性指陳癌症不會在社區傳染，愛滋在校園傳染的機率也是微乎其微，但恐懼仍舊勝過理智。
如今真相未明，卻已有家長要求老師先調離第一線，以消減壓力。這樣的建議未免邏輯不通。即使教師真的感染愛滋，只能證明他是病人卻不是罪人，在沒有傳染之虞，為何不能保有原有的工作權利？
一封匿名檢舉信，就能使人必須「自清」、承受工作權遭剝奪的恐慌。「愛滋恐懼症」才是這社會該擔心的病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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