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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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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ingimage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讓我們聆聽初入醫院接觸到病人的醫學生的感受。」一位高齡癌末病人「用身體的行動寫出一章未完的詩:一個人如何在信仰中站穩腳步,不畏死亡,不懼衰老,只是繼續前行。」一位最後自己說出不想治療的癌症末期病人引起學生的震撼,但也學會了老師如何讓病人知道我們了解他的想法,但也婉轉地讓病人了解他們的決定,但更重要的是「被你留下的家人,以後會很想念你。我會答應你,所以我們需要你說出來,讓你的家人們認同你的決定」。一位學生在發現病人家屬在沒有與醫療團隊告知的情形下,在門診錄影而引起醫學生困擾,說出:「在未來的醫病關係中,我們應當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可以討論是否錄音』的文化氛圍,將它視為一種協商過程,而不是對抗的起點。當病人願意先開口說:『醫師,我可以錄一下嗎?』醫師也能回應:『我可以幫你把重點講清楚錄下來。』這樣的互信,才有機會讓錄音真正成為促進理解、增進醫病關係的工具,而不是彼此防備的武器。」

「醫生,我不知道這次還要不要繼續治療,我覺得好累。」在遇到H先生前,這句話是他在急診室親口對老師說的。

癌症令人聞風喪膽,可怕的不僅僅是晚期發現時,疾病惡化之迅速讓人難以預料。在抗癌的過程中,當我們以為擺脫了癌症的糾纏,卻時常收到命運莫名降下的審判,一次次的復發讓人心力交瘁。會有結束的一天嗎?那時候又是誰向誰舉了雙手投降。

「每次我以為沒事的時候,它就又復發了,20年來都這樣。」從H先生在2004年被診斷出肝癌後,直到我第一次遇到他之間,總共經歷了近12次的癌症復發。H先生賣力地向前跑,而肝癌卻用意想不到的速度追上他。1個月前開始,H先生逐漸出現黃疸、雙下肢無力的症狀,直至某天早上跌下床後,他發現自己再也站不起來,趕緊被帶到我們醫院的急診就醫。或許他心裡也有準備,這樣的情況可能又是癌症玩的把戲,H先生經歷過部分肝臟切除手術,也接受過栓塞治療、放射治療、射頻灼燒術、免疫治療、標靶治療,又因幾年前有脊椎遠端轉移造成病理性骨折,接受了脊椎融合手術。當我回顧他的抗癌病程,就像是看著肝癌在過去幾十年的治療演進,能做的H先生都嘗試了。

只是這次他做了不一樣的選擇。而初步的抽血結果也顯示:H先生這次的選擇可能真的不多了……

當我在病房第一次見到H先生時,他講話的方式非常有條理,很冷靜,可以清楚的向我描述這次出現症狀的整個過程,也能夠配合我的指令進行神經學檢查,只是我感覺的出來他好像不太開心,當時的我沒有進一步詢問他不開心的理由。我心想,或許他需要一點時間調適,面對自己新的身體變化。但要是能重來一次,我會鼓勵當時的自己:就隨口問一句吧!也許你不能夠幫他立即改變現況,但你的關心他會知道的。

在H先生住院時,我們召開了家庭會議,參加的人包括了H先生的妻子、女兒、兒子、弟弟、女婿。在家庭會議中,H先生的家人們對於他20年來的抗癌生活有了更近一步的認識。記得有一次我到病房探視H先生時,剛好看到H先生在和兒子說話,我好奇他們在說什麼,H先生的兒子說:「就跟平常一樣,愛碎碎念啦!」H先生說:「我唸你是為了你好,再唸也沒幾次了。」那時候的氣氛很微妙,我們三個都知道對方有聽到,但沒有人接住這句話。

在小孩的眼中,H先生是個嚴父,不願家人操心,因為子女皆忙於學業及工作,抗癌期間H先生經常獨自前往醫院就診,偶有幾次由妻子陪同。H先生的家人們大多透過H先生的轉述得知病情,H先生的女兒在家庭會議中說:「我爸他就是比較堅強跟倔強,他每次都說不用擔心,他也是說癌症還在控制當中,中間有過幾次復發,也是他跟醫師講好之後,才跟我們說要治療。」

其實我不知道H先生人明明醒著,卻不願意參加家庭會議的真正原因是什麼。曾經的H先生為了家人們重新站起來了許多次,但這次他一樣愛他的家人,只是沒有力氣再繼續和癌症戰鬥了。我猜,或許是擔心自己在看到家人後,原本的決心又動搖了吧。

老師解釋了肝癌的併發症,表示H先生可能因爲這些併發症離開我們,尤其是肝腦病變,而H先生也有一點跡象出現,不過如果是肝腦病變,H先生不太會因此感到痛苦和不適,往往是意識和認知時常變化,直到最後像是在睡夢中睡著而離開。

「醫生,我想問。我爸爸他真的不想治療了嗎?如果是這樣,那他剩下多少時間。」家庭會議中,女兒問了這個問題,但也認同其他家人想讓H先生舒適的決定,只是在會議當中,我們都感受到,當H先生的其他家人嘗試放開一半的手時,H先生的女兒還是想要盡可能的抓著他。

我們知道她還沒有準備好跟H先生道別,在不違反H先生的意願下,我們嘗試針對H先生的症狀給予治療,希望減緩他在疾病末期時的不適,也想藉此爭取更多時間讓H先生的女兒做好準備。住院期間,H先生慢慢地對人、時、地出現混亂,漸漸聽不懂我們問他的問題,半夜時也常出現躁動、想下床的舉動。但有一天早上我去看H先生時,他的意識狀態變得跟往常不同,反而有禮貌地向我打招呼問好。

「老師!H先生今天意外的清醒,他又可以正常跟我們說話了」

那一天早上,我們連忙找了H先生的家人到醫院,因為我們知道,有些話必須讓H先生親口告訴他的家人。H先生哭著說:「我覺得我自己現在真的很沒有尊嚴,上廁所都要人家協助。醫師,你還記得我之前說不要再治療了對不對,因為我真的好累。」聽完他說的話,H先生的女兒也哭了。

「有,我知道你跟我說過你不想再治療了,我有聽你的。所以在你之前住院,人意識不清楚時,我都有跟你的家人們說。你今天再說一次,他們就又知道一次了。」老師認同H先生,鼓勵著他。

「所以他們都知道了吧,這次我們就不要治療了,好不好」H先生哽咽著,再次跟老師確認。做出這個決定非常困難,當下的我們都很無助,原來醫生要答應病患的承諾,竟會如此沈重。

老師牽起病人的手,握著他說:「我知道你累了,不想治療,想離開了。但他們是被你留下的人,以後會很想念你。我會答應你,所以我們需要你說出來,讓你的家人們認同你的決定。」

走出病房後,大家都很沈重,但心中彷彿有一個結被解開了的感覺。從那早上開始,H先生又開始進入了昏沈的意識狀態,而最後H先生在某個週末離開了。只是那天的情景依舊讓我印象深刻,能夠認識H先生和他的家人讓我覺得很感激,謝謝H先生願意跟我們分享他的想法,表達自己的感受,謝謝他們教會我「放手」是一個說起來多麽瀟灑,但做起來如此掙扎、糾結的決定。

最後我想跟H先生說:「儘管中間被癌症打倒了很多次,但你都很堅強的站了起來,最後也很勇敢的做出了艱難的決定,你沒有投降,是打了一場漂亮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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