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家庭的祕密,譚蕙芸很有壓力,即便事先跟哥哥解釋寫書計畫並獲同意,「但身心障礙人士的書寫不能只是他說『我願意』。」譚蕙芸做過各種身心障礙人士的報導,深知倫理問題,因此她不用「我寫我家的」故事,而是藉記者手法呈現哥哥的世界。
她採訪哥哥的老同學、老師,也請藝術家解讀哥哥畫作,透過不同視角讓哥哥的生命得以更立體。解讀訪談資料與書寫時,她將哥哥回歸為一個有中心思想、喜怒哀樂「完整的人」,而非只是「思覺失調病患」。
書寫不僅是記錄,更成為促進兄妹連結與家庭和解的契機。譚蕙芸因為書寫看到了哥哥的創作、找藝術家解讀哥哥的創作,因而促成了作品展出並獲獎。這件事讓父母感到驕傲,某個程度撫慰了長子生病的遺憾。
書出版後,譚蕙芸持續聯繫哥哥,分享作品收到的反饋,也持續將哥哥創作放在咖啡廳或小書店展出,並協助哥哥為畫作命名。
透過書寫,譚蕙芸將「家庭禁忌」公諸於眾,打破家庭封閉系統,對她來說,做這件事更深層價值是,她認為哥哥應該被視為一個完整、有價值的人;哥哥的病情被隱瞞卅年,是對他作為人的不尊重和價值否定。
譚蕙芸的哥哥廿歲發病,廿二歲時被大學退學,廿三歲時譚家移民加拿大,從此哥哥的病是房間裡的大象,不可為外人道的家庭祕密。與此同時,譚蕙芸正值十六到十九歲,剛移民加拿大,在異鄉高中需要求生存階段,急於融入截然不同文化及人際。
沒有人跟她說明哥哥的為何有那些異常行為,當哥哥在家莫名生氣、吼叫,或出現難以理解行為時,她只有恐懼。後來她大學畢業,回香港當記者、大學教師,一直到寫書前,兄妹是長期「失聯」的——缺乏合理的理解,也未有過情感的連結。
譚蕙芸說,現在是人生來到最好的時刻,成年後就因家中有個必須藏起來哥哥,未曾開心過的她,因為書寫為家解鎖,也整理了自我思緒,放下多年的重擔和委屈,和每個家人都創造了新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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