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21 新聞.杏林．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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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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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7 新聞.杏林．診間
光靠觸診就診斷出白血病！「抓病的柯南」黃富源：病人不是醫師的資產，是醫師的老師
一派瀟灑的黃富源醫師坐在辦公室的小沙發椅上，牆上是以前的學生以其「富、源」之名的藏頭詩題字，乾淨整齊的桌上放著一杯溫熱的高山茶、老花眼鏡。他是兒科界的「黃頭」，是連續七年獲得醫院最佳教師獎的「黃老師」，對於醫界的後生晚輩而言，他堪稱是祖師爺的等級。陪同台大醫學系學生對他的專訪，我在旁聽席中，也觀察到他對學子的殷切期盼與依然熱衷投入的教學熱情。拚命唸書才能分擔家計從小家境不好，黃富源在求學的過程中，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留級」，但擔心的並不是丟不丟臉這檔事，而是若是要再繳一年的學費，那可不得了，年紀輕輕能幫家裡的唯一方法就是「拚命唸書」，殊不知這份單純的孝心，奠定了黃富源日後凡事「拚命」的性格。高中畢業後，果真拚命唸書的結果可以獲得保送入大學化工系，但問題來了。父親說：「你唸完書，一來沒有錢可以供你出國深造，再來也沒有錢可以讓你開工廠……。」父親的話言猶在耳，黃富源心一驚，若是一般大學畢業後無法賺錢還得再當家裡的賠錢貨，那豈不更慘？早年，醫學系仍是大家心中的第一，於是黃富源再度「拚命唸書」，最後，第一成了唯一，考上了台大醫學院醫科。立志成為很會看病的醫師高雄鄉下小孩考上台北的台大醫學院醫科，家人與街坊鄰居無不歡慶祝賀。但窮小子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靠著一位有錢人家的同學支援，找到台北的棲身之處，黃富源說：「我以為不知道台大在哪裡已經很離譜了，但我竟然連他家裡的馬桶都不知道怎麼用！」真是糗了。台大醫科果真名不虛傳，各方武林高手齊聚，黃富源看到同學臥虎藏龍，教授更是一派威風凜凜，只有繼續拚命的努力。求知若渴的他，只要有任何學習的機會都不放過，並為自己立下「我要成為一個很會看病的醫師」的心願。自己立下的約定，成為自己持續拚命的目標！更難得的是得過一次「書卷獎」，讓黃富源欣喜若狂。只要比別人更加倍努力就對了但要怎麼樣達到自己預設的目標？怎麼樣才能變成一位很會看病的醫師？黃富源一句「只要比別人更加倍努力就對了」，為這個問題做了最好的詮譯。黃富源努力到連同學都看不下去了，偶爾會問起：「緊張大師，你到底有沒有出去玩啊？」在實習階段，黃富源的「拚命」還多了一個項目，就是「值班」。每天都去偷偷瞄一下病房有沒有新住院的病人，然後跟在那位主治醫師身邊，偷聽就是多學，只要多爭取到值班的機會，就是加深自己的功力。黃富源回憶：「有個功課很好也很會彈琴的同學，他只要去俱樂部彈琴打工，就請我替他值班，而且，他回來還會給我50塊錢，比起我一個月才拿到70元的月薪來說，根本是天價。你瞧，他開心彈琴打工，我開心值班練功，我還可以多掙點錢，豈不皆大歡喜！」語畢，哈哈大笑起來。觸診是最基本的診斷工具眾所周知，黃富源醫師十分強調不要依賴醫療儀器。他主張，看病是看病人，不是只看電腦螢幕上的數據，而他強調的「身體診察」基本功就是在台大醫院當醫師時學到的功夫。一位血液科的教授劉禎輝摸到病人肚皮上的一塊圓圓的腫塊，語出驚人的說，裡頭是水！當時在一旁的另一位實習醫師一開始還不相信，等到教授用針頭抽出水後，才啞口無言。在第一年住院醫師時，有一位6歲高燒不退好多天的孩子住院，李慶雲教授來查房，摸一下腹部，就診斷為傷寒。我們問他何以摸肚子可以診斷為傷寒？他說摸的感覺是doughy，有這種doughy的感覺是傷寒的特徵。我永遠記得那一幕。黃富源說：「時代再進步，都有儀器無法取代的事。」看病不是只看數字，身體診察(觸診、聽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檢查。但他也不諱言，在健保的體制下，醫師診察費太低了，導致愈來愈少醫師願意多花時間多看病人一眼、多聽診、多觸診病人一下，猶記得5年前，有一位護理師的姊姊住國外，她的2歲兒子右眼眼皮深紫色浮腫，看過眼科、家醫科，仍然無法治癒。這位護理師碰到我問我可以看看嗎？當然可以。」第二天黃富源的門診果然看到這位小病人。黃富源對這個個案印象深刻，憶道：「當時第一個看他眼睛，覺得很奇怪。當我看不懂時，會把病人從頭摸到腳，結果發現小孩肝脾非常腫大，斷定是白血病(Leukemia)，就安排馬上住院由血液科專家治療。」 這個診斷方式是從年輕時就養成的，可見身體診察是無法用儀器取代的。期待健保署能看到身體診察的重要性，提高醫師診察費，讓醫師能好好的「看病人」，而不是看電腦螢幕。黃富源說：「醫院是為了病人而存在！身為臨床醫師，要加強自己的專業、減輕病人的痛苦、提供病人最有效益的醫療，才是醫師的最終目標。」在醫界，黃富源以其身教帶領了一群徒子徒孫，開枝散葉在各處為醫療致力奉獻，不但對症下藥，並且不過度用藥，減少病人痛苦；特別在兒科，面對的是「不會說痛與不會道謝」的小病人，一本初衷與良心，更是醫師本質最好的體現。影響最深的二位前輩談到黃富源這輩子最感謝的二位醫師，背後也有一段動人的故事。不諱言早年紅包時代下，就連自己住院開刀，老婆都還是不免禮俗將「禮數」給準備好，深怕不周到會被拿來「開刀」，還是送上比較心安；黃富源當時還笑說：「我請我的老師杜詩綿教授幫我開刀(扁桃腺割除)，怎麼可能會收？」沒想到，老師還真的收下紅包。術後，黃富源恢復得很好，住院7天左右已可出院，臨出院前，老師把紅包退了回來，黃富源用右手手掌拍打了額頭，我怎麼可以誤會我的老師，整整7天，真的是學生的不是！這件事，給了黃富源很深的影響，行醫50年，儘管時代改變但收到的紅包還是不少，能退的就退，不能退的就捐給社服室基金，做為急難救助之用。影響黃富源的還有鄭仁澤醫師。鄭醫師是一位以病人為中心的醫師，絕不以研究病人為樂，不把病人當成研究的白老鼠，不會只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讓病人受痛苦。黃富源在衛生署副署長任內，也看到了器官捐贈的亂象，陸續設立了器官捐贈登錄中心、醫學倫理委員會、醫師懲戒委員會，要求徹底扭轉醫匠現象，致力推動台灣醫界，需要的是真正良心為善的醫師。病人是醫師的老師在黃富源眼中，「在困難的病人身上，診斷出疾病，並且將病人醫治好，是一件十分美好的感受。」把孩子醫好、把學生教好，並且得到來自於病人家長及學生真心的感謝，這種成就感支持著他持續至今。而他也語重心長的說道，以台灣目前的情況，真的不必再設醫學系，而應將醫學教育深耕並著重於醫學倫理的養成，將行醫這條路，當作是上帝賜下的恩典，可以在一生中幫助人，並在助人中獲得安慰與滿足。「病人不是醫師的資產，病人永遠是醫師的老師。」在「富及杏林滿門桃李、源盈寰宇遍地福音」的字畫前，黃富源醫師為醫病關係下了一個很好的註解。在馬偕兒童醫院裡，明年將滿80歲的黃富源，還在臨床工作上繼續扮演「抓病的柯南」角色，也是所有醫學生最崇敬，混身是寶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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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生過病的醫生會是更好的醫生！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當醫師變成病人時」，我們收集了三位醫師的生病經驗。一位老醫師因為不小心摔倒而肩部受傷，才有機會由病人的立場體會醫師的同理心是多麼重要，是醫病之間的尊重與信任的基石；一位西醫醫師在受傷之後，發現「中西合璧」的治療有時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而希望自己的經驗能促進西醫的專業人員重視中醫，彼此合作，並尊重病人選擇中醫治療的決定，但她也不忘提醒讀者，要謹慎挑選中醫從業人員，不為江湖郎中所騙；一位中年醫師分享自己年輕時為「重症肌無力」所苦，中年以後又因兩側髖關節骨折的延誤診斷，經歷了一段痛苦的煎熬。相信由這些文章間也可以感受到「生過病的醫生可能會是更好的醫生」。兩年多前在書房不小心被堆積的書本絆倒，撞傷了右肩，發生「肩旋轉袖斷裂」。在醫師照顧下漸漸恢復到可以游泳，每次游罷全身舒暢時，都會打從心內感激當初照顧自己的骨科醫師。此時常自問，這位醫師可曾想過，對他說來可能是一個骨科常見的「小病」，但卻有病人過了這麼久，還念念不忘感激他。我想在此以醫師變成病人時的切身感受，以「野人獻曝」之心，探討這位醫生怎麼贏得我這位病人的尊敬與信任。當時肩痛加劇，又擔心傷勢將影響兩天後即將出國開會的既定行程，情急之下打電話給我的骨科同事，想不到他正在休假。轉而請教相知甚深的他院外科醫師朋友推薦，到他所服務的醫院急診處，而有幸見到這位骨科良醫。他在仔細的問診與身體診察之後，認為應該不是嚴重的問題，建議先做個肩膀的 X光檢查，證實沒有骨折的話，就很可能是「肩旋轉袖斷裂」，隔天早上再做超音波檢查，確認肌腱是否斷裂。他特別問了我一句話，「你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 我實在有點不好意思地實說，因為自己兩天後要出國開會，勢必要提行李，不知道這肩痛將如何以對。 他當場很簡單扼要地指導我，避免某些動作、姿勢，並切忌右手提重物，可能就會慢慢康復。這幾句話就有如定心丸， 肩膀的 X光檢查證實沒有骨折，他開了消炎止痛藥，並告訴我應該可以照原計畫出國開會。回到家才發現自己的心情與要去看醫師時判若兩人。也是醫生的內人與我才領會到，急診病人與家屬多半因突發的變化，以為事態嚴重，需要醫療人員的緊急診治，而一旦了解診斷與治療的方向，尤其是知道以後可能的發展（醫學上稱之為「預後」），雖然肩痛還是難耐，但我與內人不再疑惑而豁然開朗。隔天的超音波檢查，發現一條肌腱完全斷裂，另一條部分斷裂。醫師確認我可以照原定計畫出國開會，回國後再回診，以決定是否需要開刀。碰到度假歸來的骨科同事，認為我隔天要出國一星期，還是在肩關節打一針類固醇比較放心。當時擔心肩痛又擔心類固醇的可能副作用，加上前晚醫師並沒建議關節注射類固醇，我一開始遲疑不決，最後仍為追求「速效」的心情下，一針下去，痛感幾乎完全消失，在國外期間也都不再劇痛。幾個星期後我接受追蹤檢查、核磁共振。這位骨科醫師告訴我，由復原的程度看來可以不須考慮開刀。這兩年來，除了偶而因為忘了「避免用右手提重物」的醫囑，而感到不適以外，已經很久沒有肩部劇痛。今天「痛定思痛」，決定在這「醫病平台」寫出我的「病人心得」，也由衷希望能因此促成醫病雙方更多了解。一、 如何做好醫師與好病人：這是我在寫作、演講、上課經常討論的話題，但透過這次的就醫經驗，才親身體會，真正的「好醫師」是能在病人求診時，看得出病人擔心的關鍵問題，而及時地以其專業經驗贏取病人的信任。同時我也深知做個「好病人」，一定要老實告訴醫師自己所接受的一切治療，這樣醫師才能提供最適合他的醫療照護。因此儘管很難啟齒，我向骨科醫師坦承自己因為擔心肩痛影響出國開會，隔天接受同事建議的類固醇關節注射;而做個「好醫師」，像這位醫師一樣，了解病人病痛纏身的心情，而有那雅量告訴我，這注射的確是可以達到速效，但當時他不認爲我痛的程度需要用到那種程度的治療，但看來這治療也的確帶給我在國外平安無痛的一星期。二、病人所關心的問題：在急診時，才發現自己以病人的身分想問的問題，許多是不好意思出口的「笨問題」。當我問他「我可以開始游泳嗎?」，這位醫師仍一本正經地回答我，「你要自己衡量，慢慢開始恢復運動，如果痛了，就不要再游下去，慢慢地，可以找到自己能做多少。要有耐心，不要太勉強。」他誠懇回答的態度，突然使我意識到自己還想問下去的問題，幾乎都是以一般常識就可以回答的「笨問題」。我才意識到當自己披上白袍，聽病人與家屬問我類似的「笨問題」時，我更能夠瞭解他們的心情。也使我想起，1975年初到美國接受訓練時，印象深刻的一句話，主治醫師鼓勵病人、家屬或醫學生發問時，常說：「沒有所謂的『笨問題』，只有所謂的『笨回答』」。但話說回來，這些出自醫師的「笨回答」雖說很多是「一般常識」，但出自醫師之口，卻帶給病人與家屬莫大的慰藉與安心。這使我深感醫師的話語帶來的權威性，並由此更體會其責任的重大。同時更提醒自己，只要是病人關心的問題就是醫師應該好好用心回答的「好問題」。三、病人與家屬還有「生病」以外的考量: 與骨科醫師第一次見面，他問我「你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相信醫師沒有意料到我的回答竟是我即將出國開會的「時間點」。這使我想到過去自己有時為病人努力找時間、找同事幫忙他們，卻碰到病人或家屬因為工作或其他因素無法配合，而感到失望。但在自己受傷時才深深體會，沒有一個人會在自己的時間表，預留「可能生病需要看醫生」的時程，也因此醫師也需要體恤，有時病人或家屬無法配合醫療團隊所安排的時間。一場小病使我發現醫病之間尚需努力的空間，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才能建立彼此的尊重與信任，而得到理想的醫療效果。也難怪有人說，「生過病的醫生會是更好的醫生。」（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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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獻身兒童醫療的黃富源教授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再度以「醫界典範」的主題，介紹另外三位傑出的台灣醫師：台灣小兒外科的老前輩陳秋江教授、小兒科大老黃富源教授、公共衛生賴美淑教授。巧合的是，介紹陳秋江教授的文章是黃富源教授追憶當年馬偕醫院還沒有小兒外科的時代如何受到陳教授的幫忙，而接受醫學生採訪的黃富源教授與賴美淑教授都曾做過衛生署副署長，替台灣醫療環境樹立許多重要的制度。這「醫界典範」的主題又讓我們有機會透過這幾篇文章，體會學醫之路可以是如此的多采多姿，希望台灣能有更多有理想、有熱情、有愛心的年輕人願意投入醫學的領域。那是個溫暖的早晨，年近八十的黃富源教授親切地招呼我們進入他的辦公室。明亮的陽光從窗戶灑落，一旁的書櫃擺滿了醫學教科書與醫院書籍。我們和黃富源教授相向而坐，談話從黃教授的學生時期展開。黃教授是個「庄腳囝仔」，就讀於當時的高雄縣大樹鄉九曲國小，每天無憂無慮，並未真正專注於書本。黃教授在小學當時排名全校第十一名，在考初中時，從未料想到會考上高雄中學初中部。當時校長指派第1、2、3名和第11、12名去考高雄中學初中部。然而誰也沒想到，作為第11名的黃教授在省中考試竟能一舉考上雄中初中部，完全在意料之外，黃教授至今仍感到相當驚奇。黃教授出身平凡，個性樸實憨厚，甚至沒有穿鞋就前往第一次報到，看到其他都市小孩穿著布鞋，真實感受到城鄉差距。也是從這時開始，因為怕被留級而造成家中經濟負擔，所以黃教授發憤讀書。這樣的習慣持續到高中，但即使模擬考試曾經得到全校第一，黃教授卻不敢去考大學聯考，選擇保送到東海大學化工系。暑假回到家時，父親說私立學校學費貴，將來家裡也無法供應他出國深造，鼓勵他去考較實際的醫科。黃教授天天到樹蔭下讀書，持續一個月後，沒想到竟考上當時甲組第一志願——台大醫科。醫學生時期，黃教授仍相當用功，天天在宿舍及圖書館念書，無暇參加社團，勉強擠出時間做家教貼補生活費。進入臨床後，黃教授更是努力抓緊每個學習的機會，學習身體診察和病史詢問。當黃教授沒聽清楚教授查房時的教學時，甚至會在晚上回去找病人請求再學習。因為一心想成為很會看病的醫生，黃教授還幫許多同學值班，藉此精進。其中一個請求幫忙的同學晚上在酒吧彈琴，每晚數百元的薪資也分紅50元(在當時已經是相當大的數字)給黃教授，成為日後趣事。幾年下來，由於黃教授的認真及經驗磨練出百般武藝，在住院醫師時就受到多位指導教授們的欣賞。黃教授的同儕除了臨床工作和學習，也會做研究，但由於當時論文寫作「me too文章」較多，黃教授並不喜歡，因此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臨床技能上。黃教授在馬偕小兒科的四十八年中，著重於訓練後輩醫生確實的做好身體診察和病史詢問。黃教授勉勵年輕的住院醫師及醫學生，應該將這些基本功夫學好，對於志不在研究、為看病而存在的醫師，若願意下苦功學習，將會是病人偌大的福音。縱使現代科技發達，基本的診察功夫仍有不可取代性。行醫過程中，黃教授看過許多病人因為之前未做好身體診察，而被誤診。黃教授也感嘆，因為健保的診察費偏低，導致醫師寧願只盯著電腦螢幕，很少做身體診察，也讓病人多了許多不必要的儀器檢查，而這樣的趨勢逐漸上升中。在健保制度下，黃教授認為私立財團醫院的管理模式大都以利益為導向，醫生已逐漸淪為醫院的勞工，這種現象逐漸在擴大中。醫院應該是為了看病而存在，而非為了賺錢或論文寫作而存在。黃教授曾在某家藥廠門口看到一副對聯，很受感動：「我們的藥廠是為了病人的福祉而存在，如果為了病人的福祉而努力，利潤將會隨之而來。」雖然在健保制度下，要成為真正的「良醫」具有挑戰性，黃教授仍對後輩有很深的期待。對於全民健保，黃教授很認同《2030健保大限》一書中，張鴻仁前總經理的觀點。健保實行貶低醫師的專業，壓低醫師的診察費，使醫師淪為財團醫院的勞工。在制度底下，好醫師很難生存，而會取巧的醫生仍然會利用各種方法去攫取自身的利益，這樣的結果，會導致台灣醫療品質越來越差，最後的受害者是病人和那些辛苦奉獻的醫師。訪談中，黃教授特別提及兩位影響他至深的良醫：鄭仁澤教授與杜詩綿教授。1971年黃教授還在台大急診處住院醫師值班時，被病人傳染扁桃腺炎，引發急性腎絲球腎炎（ 是鏈球菌感染引起的併發症），當時有其他老師建議應該要做腎臟切片以確定真正的病因。然而切片有風險，黃教授在猶豫之際，鄭仁澤教授來查房，告訴黃教授，依照他的臨床經驗，他認為是鏈球菌感染引起的腎絲球腎炎，不必做切片檢查去確定診斷。黃教授從中體會到了鄭教授的同理心，至今仍感謝鄭教授。黃教授病癒後，為防復發而接受新引進的扁桃腺冷凍手術，結果手術失敗，還須找杜詩棉教授開刀。黃教授住進病房時，師母因為怕失禮而事先隨俗送了紅包，而杜教授也收了，讓黃教授大感訝異，當下甚至對於杜教授收受紅包一事感到失望。沒想到，手術後杜教授將紅包原封不動歸還，原來他是怕黃教授與師母不安心才暫時收了紅包。受到杜教授的啟發，黃教授日後行醫從不收紅包，如果病人堅持，就將錢送至社會服務部作為醫院急難救濟金，有一年馬偕社會服務部的基金中，最高的就是黃教授的存款。在臨床工作之外，黃教授還曾擔任衛生署副署長。民國89年，李明亮教授在總統大選後被發布為新任衛生署長，就任前，他四處打聽，最後致電給黃教授，期盼黃教授能成為他的副手。由於接任在即，黃教授和夫人談妥後，相信這是上天的安排，便同意了與李明亮教授一同任職於衛生署。在擔任副署長的兩年中，黃教授因知曉有醫師違反醫學倫理的事件，而成立國家級醫學倫理委員會，帶動醫界對醫學倫理議題的重視。此外，黃教授也參與全國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的成立，讓器官捐贈制度化，讓民眾公平地得到器官的捐贈。雖然黃教授後來未接任署長，但是他在職期間所為，卻為國家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曾有衛生署內部的人員說，衛生署最受懷念的長官就是李明亮和黃富源，黃教授認為是由於李署長與他當時用心帶人，凡事溝通，不用權力指使下屬行事。如今回首當時的經歷，黃教授仍然感到上帝安排的驚奇與可貴，並且以自身的經驗鼓勵我們後輩不要排斥擔任政府公職的機會，反而應勇於承擔，貢獻一己之力於國家社會。因為住院醫師時期的那場大病，黃教授與師母一同信仰基督教。聊談過程中，黃教授常謙虛地將自己求學時期的幸運、一路走來的成就歸功於上帝的恩典；也因為曾經罹患重病，黃教授對於病人深具同理心，言談中盡是真誠與謙卑。對於還是學生身分的我們而言，黃教授面對疾病、面對病人、面對晚輩時，舉手投足間所展現恫瘝在抱的氣度，是我們後輩在醫學領域上的極佳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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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如何解釋醫療資訊的不確定性——重點在未來而非過去，在病人的需要而非家人的擔憂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學生在想什麼？」三位非常優秀好學的五年級醫學生在結束臨床實習的第一年各自說出他們關心的議題。一位同學很高興這一年學到了許多非常有用的「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基本功，但他也擔心將來的工作環境是否能讓他執行在學期間學到的「對的醫術」，這也回應了上週「醫病平台」兩位病人提到時下醫師很少能花時間聆聽、詢問、檢查病人，以及關心醫學教育的老師對當前的健保政策與醫院管理的隱憂；一位同學深入地討論醫學生照護病人對醫學教育的重要，以及臨床老師、醫學生都應該要有的戒慎態度；一位同學從一位特殊病例，學習到如何解釋醫療資訊的不確定性，才能使病人與家屬更心安。我們誠懇地希望這幾位醫學生的心得能感動大家，而在自己或家人生病時，願意接受醫學生參與照護，將來才有更多有經驗的年輕醫師可以照顧我們的子女。走入病房，準備解釋最新的影像檢查結果，病房內有病人本人與病人的母親。我：「您好，我們在昨天做的核磁共振影像上看到之前手術的地方有一個腫瘤。」病人母親：「這麼快就長出新的腫瘤，開完刀才一個月，這樣怎麼辦？」我：「不是新的腫瘤，是我們在同一個位置上看到一個腫瘤。」病人母親：「不是在XX醫院說已經都切除了嗎，怎麼還有腫瘤！」我：「是的，我們在開刀的位置上，也就是胸椎第X節到第X節，看到腫瘤。」病人母親陷入沉思五秒鐘後……...病人母親：「嗯，了解，還是有腫瘤，那怎麼辦？」聽到病人母親說了解後我便放心，接著開始解釋，並說明治療計畫。我：「脊椎是一節一節疊起來的，就像蓋房子，不可能把某兩層的磚頭掏空，這樣房子就倒了，脊椎也是，不可能把胸椎第X到第X節連同全部的腫瘤整個拿掉，所以說還會有留下腫瘤，不過現在的重點是我們要怎麼處理在影像上看到的這個問題……」病人母親：「了解了，嗯嗯，重點是我們要怎麼處理？」我：「我們有幫您照會了放射腫瘤科，下午他們會來評估，如果可行的話會開始對腫瘤進行電療。」這個病人是四十多歲的男性，身強體壯，少說有八十公斤，平時喜愛運動，工作是電子業上班族，一個月前蹲下來撿東西時，突然發現下肢癱軟，無力爬起，被送至附近的XX醫院，檢查發現是脊椎內腫瘤，兩天後進行手術脊椎減壓術，然而下肢無力仍未恢復，後來便轉院來。我見到他的時候，他躺在床上、不大講話，問病史時都是母親在講，過程急忙拿出厚厚一疊出院病摘、手術同意書、藥單、影像等急著跟我們解釋。回到護理站，想起病人母親剛剛說做了腫瘤切除手術，但影像上看起來怎麼都不像切除？這是我實習中碰到解釋病情的困難案例，原因是病人與家人對於在前一家醫院所做的處置有理解上的誤差，他們覺得的與我們影像上看到的是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要如何為前一家醫院做的醫療處置做解釋，要全盤一字不差的講給病人聽嗎？還是保留點以避免誤會？我們先請病人去申請手術紀錄，目的不是要告訴病人手術紀錄內容，而是要幫助我們擬定治療計畫，唯有完全了解病人在前一家醫院作的醫療處置我們才能選擇接下來的治療方法。我們也想過致電前一位醫師求證我們的想法的可能性，但換個角度想，如果我是接到電話的一方，不免會為這突如其來的質問，而有防備之心，如此問不到事實，也是枉然。手術紀錄看起來是脊椎減壓術，但脊椎減壓術目的並不是切除腫瘤，貿然與家屬解釋將可能會偏離事實，帶來不必要的惶恐。再者以上解釋影像上的發現會彷彿一直跳針的說「我們在同一個位置上看到一個腫瘤」的原因，便是要病人與家人自己沉思後來了解，自己來接受這個事實。誠然，病人的生活要繼續過下去，要接受事實才能繼續過下去，病人本人及其家人不糾結於過去的醫療處置，才能對於未來抱有希望。身為醫療人員，重點是解決病人的問題，也就是確認病人的需要，而不是加深家人的不安，是訂定未來的治療計畫，而不是釐清過去發生的。所以，在會診社工後，我也去問病人的目標是什麼，他說想要趕快回到工作上，並能自行移動。認定了這個目標，過幾天病人開始電療，也進行了第一次化療與免疫療法。在往後的查房，主治也時時提醒目標，像是：「能做今天目標是坐起來到50度，可以坐起來才能換到輪椅上，才能出去走走，才能用電腦工作，今天目標是做到50度，可以嗎？」這個案例，我們以病人的主要照顧者，也就是病人母親切入，曾有老師提過要跟主要照顧者成為戰友，而非敵人，這樣才會營造醫院各人員都跟站在病人同一陣線的氣氛，不僅可以安撫到病人及家人的不安，也能為他們帶來希望面對疾病。隔週病人買了甜點送醫療團隊以表達感謝，從病人與家人的反應，我想我們在解釋前一家醫院的醫療處置這方面做不錯，未來也要以此為戒，在日後行醫的過程中，重點放在病人的需要，放在未來而非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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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3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醫生，手術結果如何？全程都是主治醫師幫我開刀的吧？」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學生在想什麼？」三位非常優秀好學的五年級醫學生在結束臨床實習的第一年各自說出他們關心的議題。一位同學很高興這一年學到了許多非常有用的「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基本功，但他也擔心將來的工作環境是否能讓他執行在學期間學到的「對的醫術」，這也回應了上週「醫病平台」兩位病人提到時下醫師很少能花時間聆聽、詢問、檢查病人，以及關心醫學教育的老師對當前的健保政策與醫院管理的隱憂；一位同學深入地討論醫學生照護病人對醫學教育的重要，以及臨床老師、醫學生都應該要有的戒慎態度； 一位同學從一位特殊病例，學習到如何解釋醫療資訊的不確定性，才能使病人與家屬更心安。我們誠懇地希望這幾位醫學生的心得能感動大家，而在自己或家人生病時，願意接受醫學生參與照護，將來才有更多有經驗的年輕醫師可以照顧我們的子女。邱小姐得了罕見的皮膚癌，術後她看著環繞的住院醫師、實習醫學生和護理師，緊張地問道。她是名單親媽媽，遠從新竹跑來台北求醫，就為了還在讀高中的女兒。她還記得手術前的傍晚，實習醫學生來幫她打針，找血管找了好久好久，最後還是失敗了，她痛得說不出話來。作為照顧她的實習醫學生，我一時困窘地不知該如何回應。我可以理解邱小姐的焦慮，她甚至還沒四十歲，從沒想過自己會生這個病，聽到癌症的當下簡直嚇壞了，更沒想到住院過程中會遇到這麼多「主治醫師以外的人」，素昧平生，一進門就詢問她的隱私、接觸的她的身體。她前晚被我問了一堆問題、做了許多檢查，甚至白白多挨一針，現在才剛從手術的麻醉中醒來，昏昏沉沉、虛弱得很，心中肯定充滿焦慮與不安。但在醫院裡，主治醫師會視學生的學習狀況，允許我們在監督下進行醫療行為，包括詢問病情、身體檢查、開藥，甚至參與手術。醫學生就像在米其林餐廳學習的小弟，從打掃廚房開始做起，練習洗菜、切菜，如果表現得好，就有機會晉身副手，協助主廚、參與料理的一部份。不同的是，料理失敗了可以自己吃掉，治療失敗了卻不一定能夠彌補；偏偏又沒有模具可以完美替代人體，我們必須從病人身上學習，才有機會成為獨當一面的醫師。回到邱小姐的疑問，手術最重要的部分當然由主治醫師負責，但手術準備、消毒、鋪單、止血、縫合等等，在老師的監督之下，我們都參與了部份過程，要說「全程」都由主治醫師開刀，似乎有些不符實情。病人尋求醫療專業與服務，難道就不能拒絕這樣的教學行為嗎？即便主治醫師再三保證會負責病人安全，但醫學生還沒有醫師執照，也不能為自己的醫療行為負責，怎麼能不令人擔心？這些年輕的大學生，就算披著白袍，也難掩青澀與徬徨，實在叫人很難安心把性命安全交付出去。別說是病人，我自己在實習時也總是膽怯而不安。即便翻了再多書、複習過再多次流程，都沒有把握遇到狀況該如何應對、自己的醫療處置是否正確、做錯事了該怎麼向病人道歉、怎麼面對老師？甚至連主治醫師都會擔心，倘若醫學生把事情搞砸了，該如何收拾、怎麼給病人一個交代？這些錯誤有機會挽回嗎？會不會對病人帶來永久性的傷害？有沒有可能帶個學生，從此就把自己的招牌砸了？臨床教學這件事，對病人、醫學生、主治醫師三方，都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因此我們不免要問，這一切又是何苦呢？從病人的角度來看，沒有人願意當白老鼠，成為醫學生練習的一部分；但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這些練習的經驗，醫學生頂多紙上談兵，永遠沒辦法成為有經驗的醫師。就像砍樹的同時也要種樹，森林資源才不至於浩劫；醫療專業也需要傳承，否則總有一天，資深的醫師們都退休了，毫無經驗的年輕醫師才盲目摸索上陣，只會造成更多問題。既然醫學生進入醫院學習有其必要，究竟要如何在「臨床教學」與「治療病人」間找到完美的平衡呢？我自己也沒有很好的答案，甚至時常為自己存在醫院感到抱歉──我雖然被賦予接觸病人的權利，侵探他們的隱私、參與他們的照顧，但其實多數時候幫不上忙，頂多陪他們聊聊天、關心他們的狀況、轉達他們的焦慮與問題給主治醫師。我們都曾經鄭重宣示「病人的健康與福祉將為我的首要顧念」，然而，將自己不夠成熟的技術用在病人身上，顯然稱不上「病人的福祉」。一名醫學生能做的最大努力，似乎就只是好好努力，讓自己的能力盡早配得上這身白袍；至於這過程中遇到的每個病人，我們是既愧對又感激。我們將這個兩難的問題提出，在「醫學人文討論會」上進行討論。其中幾名資深主治醫師分享了他們的心路歷程，大大顛覆了我的想法。某位老師說，剛開始帶醫學生時，也很徬徨這樣是不是害了病人，總是壓力很大，花更多的精力關心、照顧這些病人，深怕學生做錯了什麼。另一方面，他也擔心自己的言行舉止和治療處置有所不妥，時常要額外讀書、檢討反省，深怕傳遞了錯誤的訊息給學生，不僅害了眼前的病人，還害到未來千千萬萬學生們的病人。醫學生為了學習，時常提出各種問題，也幫大家再一次檢視了有沒有醫療錯誤。這樣一來，雖然醫學生還是時不時犯下一些小錯誤，但整體而言，病人卻受到了更好的照顧。其中一位老師是這樣告訴病人的：「看在我的份上，可以讓我的學生一起照顧你嗎？我會緊盯著他，讓他皮繃緊一點，不敢犯錯、勇於改過。如此一來，你會受到更好的照顧，你的孩子和孫子也會獲得一名好醫生，這樣不是很棒嗎？」我這才知道，「好老師」和「好醫生」不一定是對立的兩種身分，而實習醫學生也可以更正面看待自己在醫院的身分，為病人的安全更積極努力。最後，邱小姐手術後恢復的不錯，順利出院了。病理報告顯示腫瘤有切乾淨，她聽到時鬆了口氣、露出燦爛的笑容，我也不免替她感到開心。雖然至今我仍很抱歉害她多挨了一針，但也深深感謝她包容了還不成熟的我，提供了我寶貴的經驗，也讓我有了更明確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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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台灣的醫療環境能容許我們將來行醫時，用對的方法診察病人嗎？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學生在想什麼？」三位非常優秀好學的五年級醫學生在結束臨床實習的第一年各自說出他們關心的議題。一位同學很高興這一年學到了許多非常有用的「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基本功，但他也擔心將來的工作環境是否能讓他執行在學期間學到的「對的醫術」，這也回應了上週「醫病平台」兩位病人提到時下醫師很少能花時間聆聽、詢問、檢查病人，以及關心醫學教育的老師對當前的健保政策與醫院管理的隱憂；一位同學深入地討論醫學生照護病人對醫學教育的重要，以及臨床老師、醫學生都應該要有的戒慎態度；一位同學從一位特殊病例，學習到如何解釋醫療資訊的不確定性，才能使病人與家屬更心安。我們誠懇地希望這幾位醫學生的心得能感動大家，而在自己或家人生病時，願意接受醫學生參與照護，將來才有更多有經驗的年輕醫師可以照顧我們的子女。很幸運的在剛進入臨床領域就碰到幾位強調「病史詢問」（History taking）與「身體診察」（Physical examination）的老師，他們認為這兩項技能是不管任何時代、不管儀器如何進步，作為醫生都需要具備的核心技能。經過了數個月的訓練與老師們的示範與教導，我們漸漸的能了解身體診察跟病史詢問的重要與強大之處，正如一位老教授曾經說過身體診察跟病史詢問做完應該要可以診斷八成的疾病，在用心的花時間跟病人相處、交談跟檢查之後同學們也慢慢的可以形成自己初步的診斷，並擬訂往後的診斷與治療計畫。除了實務上不需耗費多餘資源，而且可以頻繁的運用之外，我對於身體診察和病史詢問一直有著很浪漫的想像——這是一名醫師用心跟身體去理解一個正在受苦的人的過程，機器再精密再準確，唯一無法取代的就是那樣的直接性。我直接地看著你的眼睛，聽著你的故事，然後用我的手，用我的所有感官去直接地探查、去體驗你的苦痛，然後好好記在心上。每次我到床邊看病人時這幾句話都會在腦海迴響，這是一種交付、一種對於病人的承諾。這樣的直接性多少會將醫生暴露在一個比較脆弱的狀態之下，我們大可以不要去聽病人傾訴他多麼痛苦然後承擔那些情緒，只要看看護理紀錄或急診紀錄就能做出鑑別診斷或寫出病歷，我們大可以開立一堆檢查然後對著螢幕治療數字，但是當我決定跨過那些保護傘，直接坦然地到床邊面對這個正在受難的靈魂，對我來說醫生的信任與權威並不是靠我們的專業或多少年的訓練贏得的，而是我們做出了這樣的承諾：我們宣誓將自己的一部分交出，以換得病人最深層的秘密與最隱私的資訊，而親自面對病人做身體診察與病史詢問就是這個承諾最基本的宣示。如果我沒有某種意義上跟著病人一起受苦，或是直接面對他的痛苦，那我憑什麼切割他的身體？憑什麼開立一堆影響他的身體的藥物呢？雖說如此，很遺憾的現今的醫療體制並沒有太多空間讓醫師們好好詢問病史與診察身體，看著很多學長姐或老師因為臨床事務太過繁重，每天只有時間對著螢幕上的不正常數字或檢查做直覺性的反應，而也只有這些數字、儀器的檢查才會得到健保的計算，彷彿只有那些事情是醫療，那我們在病床旁邊聽著病人的生命故事，聽他們的心音肺音就不是嗎？在這龐雜的體制之下即將式微的不只是病史詢問與身體診察，更是以人、以心為本，那種蘊藏著溫暖與療癒能力的醫療，會不會有天我們再也不被鼓勵、再也沒有時間與精力到床邊仔細的跟病人交談詢問，然後很全面的做身體診察呢？即將踏入大醫院變成另外一個小螺絲的我不免感到徬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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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身體診察」必也正名乎？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討論醫師「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重要。這幾年來台灣全民健保普及、醫療企業化、民眾迷信於高科技檢查，而導致醫師「病史詢問」以及「身體診察」逐漸不被重視，結果是醫療品質沒有改善，卻嚴重濫用醫療資源。我們藉由一位病人分享她的親身體驗，說出「醫師的傾聽、身體檢察遠比開藥、高科技檢查令病人安心」；一位資深醫師分享自己生病以後，感慨當年醫學生時代老師如何注重「問病史與做身體診察」，而今他所看的醫師竟然都不注重這些「基本功」，只是安排他做各種高科技檢查，最後還是透過一位醫師的身體診察才得到診斷與治療。我們利用這機會，由醫學教育立場除了探討physical examination 的重要性，並建議過去沿用多年的中文翻譯「理學檢查」全面改為更達義的「身體診察」，並呼籲社會大眾能更瞭解看醫師並不是一定要做高科技昂貴的「檢查」，更重要的是能夠對醫師陳述自己的病史以及耐心接受身體診察。希望政府與醫院思考，到底健保給付制度與醫院經營者扭曲了多少醫者的行為，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賴：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建議將醫學教育非常重要的「physical examination」翻譯成「身體診察」是來自韓良誠醫師。我非常高興今天能得到韓醫師的首肯，兩人一起合作把這中文譯名的始末做一番清楚地交代，並希望能藉著這星期的兩篇由病人以及生病的醫生不約而同寄給「醫病平台」的文章，來談「身體診察」的正名運動。韓：我是在2011 年在成大白袍典禮時，強調醫師的任務是要能好好詢問病史，以及做好對病人的身體檢查。當時我第一次使用了「身體診察」這字眼，這是靠視診、聽診、叩診、觸診來對病人的身體不同部位做詳細檢查，如果發現在身體的特定部位有某些不正常「徵象」，再參考病人的病史所呈現的「症狀」而得到可能的疾病診斷，然後再安排各種實驗室生化檢驗或放射線科等的進一步檢查，來確證病人的診斷，決定有效的內科或外科治療。我以為「理學檢查」這術語並不正確，因為字面上這個詞很少人能夠看出它的意思。我實在查不出當年如何開始使用這中文的術語。我認為如果用「身體檢查」反而能夠讓大家明白，但是今天台灣的社會大眾「檢查」這個字都會聯想到實驗室檢查，如抽血、照X光等，而我記得先父韓石泉醫師在他的診所就有一間「診察室」，在那裡他可以要求病人寬衣解帶，做視診、聽診、叩診、觸診等身體不同部位的詳細檢查，而由此做出「診斷」，先父認為在診間，醫師透過「檢查」得到「診斷」，所以他將診間稱之「診察室」是非常有道理的。因此我建議我們應該把physical examination 在中文方面譯為「身體診察」，以別於一般人所說的「身體檢查」或台灣教科書所用的「理學檢查」。記得在美國聖路易斯大學醫學院小兒科朱真一教授是第一位響應我使用「身體診察」的學者，而後陳定信教授、賴其萬教授以及林其和教授也都表示贊同，開始於他們的寫作或演講中使用這術語。賴：當我第一次聽到學長韓良誠醫師使用「身體診察」這名詞時，我覺得他的說法非常正確，同時我也很想知道當年我們為什麼都使用「理學檢查」，因而就教於當時同在和信治癌中心工作的老師宋瑞樓教授。想不到醫學教育無所不知的宋教授居然笑說，他也不知道，但好像也沒有人問過他這問題。我問他這是不是日文使用「漢字」時，physical examination 就是用「理學檢查」，他說不是。我再請教他，是不是因為我們在看完病人以後，安排他們再去做的實驗室抽血檢驗都是「化學檢查」，而physical是源自於「物理（physics）」，所以相對地，我們就以「理學檢查」稱之，想不到宋教授微笑搖頭，充分展現「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學者風度。我對宋教授說，既然「理學檢察」確知並非來自日本，而且我們也不清楚這是因為「物理」「化學」的對照，我說其實最有可能的是，英文physical 事實上就是「身體」，如physical education 就是我們所說的「體育」，physical well-being就是「身體健康」，所以physical examination指的就是「身體檢查」。既然「身體檢查」這詞已經廣用於時下一般人接受定期的包括一大堆實驗室檢查的「健康檢察」、而且「檢查」又使人聯想到抽血等實驗室檢查，我們應該不要把physical examination 扯到「檢查」。所以我深深覺得韓良誠醫師所提議的「身體診察」最為恰當，因為我們做physical examination時，事實上，我們一邊檢查，一邊思考如何得到「診斷」，所以「診察」一詞最是恰當，而宋教授也非常同意。從那以後，我除了在自己的演講與寫作都持恆地使用「身體診察」，而不再使用「理學檢查」，同時也在我所主編的「醫病平台」除了韓明榮醫師原文題目就使用「注重詢問病史、身體診察和專業知識」以外，我都在作者的同意下，一律將「理學檢查」改為「身體診察」。最近我因為與韓良誠院長討論到共同撰寫這篇呼籲時，他提及曾當過衛生署副署長的小兒感染科的大老黃富源醫師也是對這議題很有熱誠的人。黃教授早我一屆是與我非常佩服的學長，今早與他聯絡上，他還是「對做對的事總是古道熱腸」的老樣子，我非常欣慰地聽他在電話中興奮地告訴我，他每次參加衛福部的開會時，一有機會就要求他們將「理學檢查」一詞都改為「身體診察」，他相信衛服部應該已經沒有人還使用「理學檢查」的字了。我也告訴他，我們也會與台灣醫學教育的夥伴好好努力做好這「正名」的運動。為慎重起見，我也與幾位熱心醫學教育的朋友分別探究亞洲幾個使用中文或夾雜使用「漢字」的國家，他們對physical examination 的翻譯是什麼，我們所發現的答案如下：中國「體格檢查」（簡稱「體檢」），少數人稱之「物理檢查」；新加坡「身體檢查」，沒有使用「理學檢查」一詞；日本一直就是用漢字「身體診察」（日文旁註為 しんたいしんさつ）。韓國這幾十年來已很少用漢字，過去有使用「理學的檢查」或「理學的診察」，但多數使用「診察」。最後我們想針對本週的兩篇文章，說幾句話。在醫學上，自古以來醫師就是要透過詢問病史，為病人做身體的檢查，才能做出正確的診斷。中醫所注重的望、聞、問、切也同樣地標示這方面的重要，但曾幾何時，現在竟有不少醫師已經不再重視這醫師的「基本功」，而淪為篩檢病人需要做哪種昂貴的高科技檢查的守門人，這實在令人感傷。希望政府與醫院也應該反省，到底健保給付制度與醫院經營者扭曲了多少醫者的行為，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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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對病人做「身體診察」的重要性！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討論醫師「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重要。這幾年來台灣全民健保普及、醫療企業化、民眾迷信於高科技檢查，而導致醫師「病史詢問」以及「身體診察」逐漸不被重視，結果是醫療品質沒有改善，卻嚴重濫用醫療資源。我們藉由一位病人分享她的親身體驗，說出「醫師的傾聽、身體檢察遠比開藥、高科技檢查令病人安心」；一位資深醫師分享自己生病以後，感慨當年醫學生時代老師如何注重「問病史與做身體診察」，而今他所看的醫師竟然都不注重這些「基本功」，只是安排他做各種高科技檢查，最後還是透過一位醫師的身體診察才得到診斷與治療。我們利用這機會，由醫學教育立場除了探討physical examination 的重要性，並建議過去沿用多年的中文翻譯「理學檢查」全面改為更達義的「身體診察」，並呼籲社會大眾能更瞭解看醫師並不是一定要做高科技昂貴的「檢查」，更重要的是能夠對醫師陳述自己的病史以及耐心接受身體診察。希望政府與醫院思考，到底健保給付制度與醫院經營者扭曲了多少醫者的行為，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我很慶幸活到八十二歲，只患過敗血症住院一次，但是中年時期就開始患有三高症(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膽固醇)。這些毛病照常服藥，也都在掌控之中。四年前有一天去羅東夜市買潤餅，走路回家途中，突然雙腳無力，僅僅二公里路程休息了三次才走回家。抵家門後馬上告訴內人，她要我隔天去看醫生。我隔天去醫院掛號，看復健科的朋友，他摸模我的膝蓋，開了一張醫囑要我去放射科照射膝蓋，報告出來的診斷是退化性關節炎。要我做復健，也替我打二次玻尿酸，六個月過後一點也沒改善。那時剛好內人和我要回美國休假，我請放射科醫師，複製我膝蓋的影像拿回去美國給兒子看，他是放射科醫師。兒子看完我的膝蓋的影像，跟我說我絕對沒有退化性關節炎。隨後，我打電話給一位在美國開業的同班同學，他在美東開業內科。我沒時間去看他給他檢查，在電話中他問了我不少問題，他要我用手機照我走路的姿態寄給他看，看完後給我三個鑑別診斷：吃降膽固醇(Statin) 藥引起的肌肉發炎(myositis)、脊椎神經被壓迫、早期的巴金森氏症(Early Parkinson’s disease)。建議我回台後做脊椎核磁共振(MRI)。最簡單而容易的事是把降膽因醇藥停掉，休假完畢回台再去做MRI。回台後我馬上去看神經科醫師。讓我驚訝的是，我告訴他在美國同學的建議，他檢查也省了，就讓我去做MRI。在MRI申請單上的診斷竟然寫「遺傳性痙攣性截癱」 (Hereditary spastic paraplegia)，回診時我問他為什麽檢查也沒做，為何下那樣「新奇的診斷」。他說那樣寫才不會被健保删掉。我有點生氣就走出診間。好在我可以去放射科，請放射科醫師朋友告訴我檢查的結果。「好家在」，檢查結果正常。話說回來，降膽固醇藥也停三、四個月了，二腿肌肉的毛病依然存在，我想應該不是吃降膽固醇藥(statin) 引起的，我又去看醫院另外一位神經科醫師，問診時我告訴他我得糖尿病已四十多年了，他也是不做一般的神經檢查，直接做神經傳導速度檢查，不出乎意料，他鐵口直斷我神經傳導速度比正常慢，說我肌肉無力是糖尿病引起的，開了一個月的維他命B12，說長期服用維他命B12，慢慢會有改善。三個月後，二腳無力依舊存在，走路似乎會狼狽摔倒下去，所以走路時就常要拿拐扙。那時聽說醫院新聘一位神經內科醫師，是美國受訓回來的，我就掛號去看他。我告訴他我的問題是雙腳無力，看過兩位醫師，症狀沒改善， 脊柱MRI正常，神經傳導有點慢。他捨不得用放在桌上的錘子做肌腱反射， 就要我做肌電圖(EMG)，結果也是正常。他就下了一個診斷：慢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發性神經病變(Chronic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olyneuropaty, 簡稱CIDP)，對我來講又是一個奇特的名詞。我上網去尋找CIDP是什麼東東？結果才知道它是自身免疫病的一種( autoimmune disease)。 這種病如果用錘子做反射檢查，膝蓋及腳跟的反射應該都會消失，還要抽血及抽脊椎液作好幾種檢查，才能確定診斷，但這位醫師這些檢查都沒做，就下了這樣的診斷，真是匪夷所思。我自己的醫院，三位神經科醫生有三種不同的診斷，內人就建議我去找舊同事看看，我就掛號去看他。初診時除問些病史外，單做神經方面的檢查大概就花了三十分鐘。譬如：來回走路給他看、用左手畫圓圈，再用右手畫圓圈等等很多項的檢查。做完了檢查，他說我醫院神經科醫師的三種診斷都不像。他要我做小腦的核磁共振，看結果後再討論可能的診斷。做完小腦核磁共振後再去看他，他第一件事告訴我小腦核磁共振檢查結果正常。我問他到底我患了什麼毛病？他的回答很老實，他說他不知道。他又補充說，檢查結果要說是早期巴金森氏症，又不完全符合它的準則(criteria)。他建議做核子醫學(nuclear medicine)的多巴胺掃描（Trodat）以確診，或開始使用抗巴金森藥物治療。我同意後者，他就給我開Carbidop/levodopa(25mg/100mg)，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一顆。三個月後回診。他警告我要注意姿勢性低血壓(orthostatic hypotension)的可能副作用。三個月主觀上覺得雙腳沒那麼緊，走路有點進步，沒有副作用發生。回診時他又花了將近三十分鐘，做神經檢查，也叫我來回走路給他看，又不預警推我，測試我的平衡感。檢查結果，他很滿意，確定我是早期巴金森疾病，建議我增加藥量，每天四顆。兩天後每天早上血壓升高至200mmHg/80mmHg，白天也都在170-180mmHg/70-80mmHg之間，兩、三個星期心臟科醫師換藥，調劑量都無效。老實說，我沒告訴他我在服用Carbidopa/levodopa，好在我記得levodopa在人體內分解為dopamine，是治療低血壓的藥。我把Carbidopa/levodopa停止服用，一星期內血壓恢復正常，我才慢慢恢復Carbidopa/levodopa 每日三顆，現在己不影響我的血壓了。記得學生時代，老師上身體診察(Physical Examination)第一堂課時說，「做詳細的體檢及病史的詢問」，幾乎70%已經知道病人得什麼病了。難道「身體診察」隨科技的進步已被淘汰了嗎？我醫院的神經科醫師似乎不用醫學最基本的身體檢查就可能做出奇特的診斷，眞是天才！我的老朋友每次花三十分鐘，最後做出正確的診斷是食古不化？我知道多花時間做身體診查，就少看病人，不知少賺多少錢？我寫這篇文章的用意，是要提醒醫生們身體診察的重要性。另外一點是「醫生當病人的錯誤」，我沒告訴心臟科醫師我服用levodopa，讓我的心臟科醫師不知所措。其實也可怪我的老朋友神經科醫師。我告訴他此事，他也自責有經驗(seasoned)的醫師有時也會忘記提醒病人藥品的交互作用(drug interaction) 。 最後我要向在美國東岸開業的同學致敬，他從我寄給他的錄影帶，看我走路的姿態，就把早期巴金森氏病考慮為鑑別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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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的「傾聽」、「身體診察」遠比「開藥」、「高科技檢查」令病人安心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討論醫師「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重要。這幾年來台灣全民健保普及、醫療企業化、民眾迷信於高科技檢查，而導致醫師「病史詢問」以及「身體診察」逐漸不被重視，結果是醫療品質沒有改善，卻嚴重濫用醫療資源。我們藉由一位病人分享她的親身體驗，說出「醫師的傾聽、身體檢察遠比開藥、高科技檢查令病人安心」；一位資深醫師分享自己生病以後，感慨當年醫學生時代老師如何注重「問病史與做身體診察」，而今他所看的醫師竟然都不注重這些「基本功」，只是安排他做各種高科技檢查，最後還是透過一位醫師的身體診察才得到診斷與治療。我們利用這機會，由醫學教育立場除了探討physical examination 的重要性，並建議過去沿用多年的中文翻譯「理學檢查」全面改為更達義的「身體診察」，並呼籲社會大眾能更瞭解看醫師並不是一定要做高科技昂貴的「檢查」，更重要的是能夠對醫師陳述自己的病史以及耐心接受身體診察。希望政府與醫院思考，到底健保給付制度與醫院經營者扭曲了多少醫者的行為，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約莫三年前，我患了不知名的頭痛，當時曾經找遍中西醫，從各式儀器的檢查到事後的作息調養，雖沒有完全痊癒，但有得到稍緩的紓解。直至今年初，我又因情緒關係，頭痛再啟，痛到痛不欲生，失眠，焦躁不安……所有負面情緒全湧上來，一向排斥服用藥物的我，雖然痛楚仍堅持這個原則。2020年是打我出生以來，遇到最為棘手的疫病，不僅在台灣，全球已大肆漫延的新冠肺炎，不是急的症，儘量不往醫院，我是乳癌的後續追蹤患者，因為疫情之故，原定的就診也全取消了。只是，這頭痛已讓我懐疑自己腦部是否長了不好的東西，才乖乖地掛號就醫。我找了一位從來沒看過他診的醫生，三月初看診這一天，我抱著希望，可以藉由醫院的精密儀器幫我檢查出我頭痛的真正原因。進入診間，醫生笑瞇瞇又親切地問我為何就診？告知狀況後，醫生要我依他的指示做動作，包括蹲下、站起、金雞獨立、左右腳單腳彈跳……等等，我全一一無礙地做到。結果，醫生給我的評論是：「妳很健康，沒有病。」我問須要安排檢查嗎？答案是：「沒必要。」他像是無厘頭地問我：「妳有宗教信仰嗎？有運動習慣嗎？」我回有。最終的醫囑建議：「回去依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功課，每天定期運動，依例每週至少爬山走步道一次，三個月後，再回診。」很奇怪的是，我沒有質疑醫生的看診醫囑，反倒是我的朋友，第一時間生氣的說，哪有這樣的醫生？沒經科學檢測就妄下斷言，沒作相關檢查也罷，竟然連藥都沒開。回來後，我每天進行我的宗教功課，每天健走或瑜珈儘量不中斷，不到一個月，頭痛從劇痛，漸漸緩解到微痛，心情和情緒也漸漸平和和自我脫困。後兩個月，奇蹟似地，頭不痛了，失眠也得到極大的改善。六月初，我原想取消回診的預約，想想，認為自己應該有責任去向這位醫生回報我的況。回到診間，報告我的情況，醫生臉上露出開心的笑容，我們就像朋友一般對談醫病經驗。我是乳房原位癌的追蹤患者，算是常跑醫院的常客，由於我對動不動就吃藥的排斥，除了家族性高血壓，定期服微量血壓藥之外，如果醫生要開藥常會被我要求不要開，我不吃，開了就是浪費醫療資源。他聽到我這席話，像是遇到知音一般，希望我這樣的觀念可以由我以病人的角色來述說，能推廣給普羅大眾。我東拉西扯了這篇心得，不外乎希望藉由我的經驗，可以分享給就醫的民眾，外顯生理的病痛，不是一定非經由藥物才能得到改善，或許先從自己心理層面的自我療癒就可以獲得改善，也讓自己不必服用過多藥物增加肝臟的負擔，更能節省醫療資源，為我們台灣完善的健保制度永續經營盡一點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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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學教育需要社會大眾的參與
【編者按】上星期這專欄以醫學生立場寫出由病人身上學習的臨床醫學心得，這星期我們接著以「病人參與醫學教育」的主題，分別由一位負責醫學教育的醫師回憶自己學生時代對病人的感激、一位關心教學教育的老醫師的呼籲、以及過去一位病人與大家分享她生病的心情。衷心希望我們的努力可以鼓勵社會大眾因為了解，而能積極參與醫學教育，幫忙台灣培育更多的好醫師。我在2002年曾以「醫學教育需要大家的參與」為題在自由時報發表我的呼籲。當時是有感於回國後常聽人說「不要到大學醫院看病，因為會被學生把你當實驗品」，這種「先在別人身上學夠了經驗，再來看我」的心理，讓我深深感受到長年在美國行醫教學所接觸到熱心參與的病人對照國內病人與家屬的落差，而擔心如果大家都不願參與醫學教育的話，台灣醫學生臨床醫學的訓練水準恐怕會受到影響。當時我引述了＜紐約時報＞正好有一篇以「醫院裡的醫學生：病人需要參與教學」為題的社論。文中指出就社會大眾的立場而言，民眾應該有權知道他們所面對的，是已經完成學業擁有醫師資格的醫師，或者是還在學習的學生。同時就法律的立場而言，病人也應該有權決定他們是否願意參加教學。然而就醫學教育來看，如果我們在醫學生的養成教育中，不讓他們有直接接觸到病人的機會，他們將永遠無法學到臨床醫學的精髓。作者引述兩位美國資深的醫學院教授如何說服病人與家屬參與教學的故事：一位教授誠懇地對病人與家屬解釋「由於學生參與這病人的照顧，所以我會更細心，因為我絕對不能讓學生學錯」而使病人家屬放了心，更重要的是，學生聽了這席話，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好好照顧他的病人；另外一位教授說，他常對病人解釋，醫學教育就像是種樹一樣，如果我們病人都只要給經驗老到的醫生看，而拒絕任何醫學生的參與，那就像是我們只要砍伐高大的老樹，卻不願意參與造林一樣。常此以往，總有一天，老樹都砍完了，但整個林場卻再也找不到可以建屋造橋的好木頭。同樣的，如果我們社會大眾都不願意讓醫學生參與他們的照顧，等到這些有經驗的醫生都老謝凋零，我們的兒女生病時，就找不到好醫生了。他認為醫學界應該努力教育社會大眾，讓他們能夠接受「大家都有義務參與醫學生的教育」的觀念。回國這二十幾年來，每當我帶著醫學生做病房教學迴診時，就會對學生們強調，一個合作的病人能夠以他自己的病痛與學生分享，肯讓醫學生做病史探問、身體診察，是學生在課堂上、書本上所學不到的最珍貴的教材。而另一方面，我也絕對不忘提醒學生們，病人並沒有一定要參與醫學教育的義務，因此學生們對於病人願意合作參與教學應該心懷感激。每次我到病房迴診時，一定要先徵求病人的同意後才與學生們一起進去病房，透過如此的動作，也讓醫學生感受到我們對病人及家屬應有的尊重，並促成醫學生更多的反思，從而領會醫生應有的謙沖。兩年前我在大學醫院的例行床邊教學，碰到一位讓我十分感動的病人。這位23歲的女病人，罹患一種罕見的「肢端紅痛症」已超過十年。這是我行醫超過半世紀的老醫師連聽都沒聽過的罕見疾病，但這種病在臨床神經學檢查卻無法看出有任何運動、感覺、反射的不正常。突然間，使我想起當我們在看病時，如果例行的神經學檢查都看不出有不正常的「徵兆」時，我們有時會不自覺地懷疑病人是否裝病，但透過用心聆聽病人的描述，才學到問診的重要，而眼前這病人正是這種最好的機會。同時我也想到，醫學生絕大部分都是健康的年輕人，往往無法對這種長年為病痛所苦的病人感同身受。如果今天這位病人願意現身說法與學生分享她的感受，而激發「憐憫」與「同理心」，應當可以喚醒今日醫學教育偏重科技而忽略的人文關懷。於是我帶著兩位照顧這病人的學生，一起去邀請她來與醫學生們談談她的「病痛」。我到病房先自我介紹，並告訴她我們的來意，沒想到這位病人二話不說就答應了。她談話間不時調整她用以紓解腿部紅腫灼痛的強力電風扇的方向，而且不只一次地問我：「這冷風會讓你不舒服嗎？」這種來自病人對醫師的同理心，更是我行醫這麼多年所未曾享受過的「福氣」。到了教室以後，她大方地自我介紹，接著侃侃而談自己的病情，並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回答學生的發問。她也不諱言自己因為這種怪病使她無法享受其他同齡朋友的正常生活。說到傷心處，她忍不住流下淚來，有一位醫學生即時從背包裡掏出衛生紙給她，讓我看了非常感動。在送走病人後，我由同學們的感受，看得出這病人的參與教學，使醫學生對病人的「受苦」有更深的體會。有位女同學說，這位病人的年齡與她非常相近，而不覺自問，如果換為自己，將會如何反應，而深深佩服病人的堅忍。其他同學們也都紛紛提出看法，讓我看到他們透過聆聽病人的機會，更能體會他人的痛苦。這次的經驗使我看到，病人的參與教學成功地激發了醫學生的同理心。最後同學們都同意：「我們不可能治癒所有的疾病，但我們永遠可以關心病人。」他們也將不會忘記在學生時代，曾有這麼一位病人現身說法，給他們上了一堂非常有意義的行醫之道：「唯有跨過醫病之間的籓籬，將心比心地瞭解病人，醫生才能領會病人的苦痛與需要。」離開醫院前，我對她表達我們師生的謝意，並邀請她將她的感受寫出，以便登載於我們這幾年來為了改善醫病雙方的互相了解而開創的「醫病平台」，讓更多的醫療人員可以更瞭解「籬笆另一邊」的感受。這專欄的下一篇文章就是她幾天後寫出的文章。我誠懇的希望，台灣大眾都能體會＜紐約時報＞採訪的那位醫師「伐木與造林」的比喻，而積極參與醫學教育，而醫學生對病人的參與，心存感激與尊重，這樣我們才能培養出更理想的醫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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