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02 新聞.長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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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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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2 新聞.長期照護
弟患思覺失調症，家人考驗的開始！ 照護長路築起最強後盾
邁入高齡化社會，我們思考著如何擁有尊嚴又快活的熟年生活。對於身障者、精神障礙者來說，「老有所依」似乎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對家人而言，更是拋卸不下的甜蜜負荷。台北市心生活協會總幹事金林陪伴弟弟共度思覺失調的低谷，創立協會幫助更多家庭受益，漫漫照護長路，成為彼此的親密後盾。身型精瘦的金林，說起話來聲如洪鐘，侃侃而談創立協會的機緣，是因為弟弟罹患了思覺失調症。「我的家庭很普通，父母親不太喜歡拓展社交生活，日子平淡卻很平實，五個小孩的成績都很好，不用操心。」金林娓娓道來，以往平靜生活卻在一夕間變調，20多年前，正值當兵的弟弟突然性情大變，被送進國軍818，接著就被告知有精神障礙，提前停役回家，家中氣氛從此丕變。【延伸閱讀：沒有人知道如何當個照顧者... 金林笑成立心生活協會，為病友老後鋪路！】弟思覺失調 家人考驗的開始回憶弟弟的發病過程，金林認為身心困頓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似乎在高中時期就有跡可循，當時一些怪異舉止被家人解讀為「抗壓性太差」，出社會就可以被調整，從沒想過一切與精神疾病有關。弟弟上大學後，到外縣市求學，金林任職會計師事務所偶爾出差到新竹查帳，抽空去探視他，已感覺出弟弟明顯的情緒起伏，心中隱隱不安。直至入伍，弟弟在制式化高壓環境下終於爆發，軍醫示意病情嚴重，確診為「重度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出院回家是一段彼此磨合的過程。精神分裂症於2014年更名「思覺失調症」，最主要的症狀是幻聽、幻覺、被害妄想、思考障礙、認知功能障礙等，金林的弟弟原本是才華洋溢的文藝青年，發病之後，情緒極度不穩定、個性敏感多疑。病情時好時壞，給家庭增添了許多負擔，金林身為同住的家人，每天都有衝突，面對的是無止盡的焦慮和恐懼。一輩子服藥 親情支持是關鍵與弟弟的相處過程，金林坦言一開始並不順利，「病人狀況不好的時候，想法固執、行為古怪，幾乎無法溝通，有時候脾氣一來，難免會用肢體動作表達想法和不滿，我曾氣到束手無策。」金林待心情稍微平復，靜下心來研究思覺失調症，也詢問任職台大醫院的高中同窗，這種精神疾病接下來還會怎麼樣？得到的結果令人難過，雖然經過治療，病情可以獲得緩解，但很可能需要一輩子服藥，與疾病共處。陪伴弟弟服藥控制的過程中，金林發現，思覺失調症的病徵出現時，家人的支持是關鍵，但因患者的幻覺、怪異妄想和失序行為讓人害怕，反而斷開關懷的距離。「家屬是以理性思維講道理，患者則是被害思維產生溝通障礙，往往處於恐懼狀態，陷在負面泥淖中。」金林轉念思考，這是大腦出問題的生理疾病，患者受病情所苦，思想架構不同於一般人，在生活的安排上也發生問題，他們的老後與餘生該怎麼辦？心生活協會 助病友生活自理看著弟弟多次進出醫院、後來轉入慢性病房，前後共3年多，家人每周都去探望。陪病治療的過程，金林感受到患者與精障家屬的無奈、無助，「人人生而平等，沒有人應該被放棄！」這個想法縈繞在心頭，加上想要改變社會對精神病的汙名，2003年7月成立「台北市心生活協會」，從關懷精神疾患家庭的原動力出發，為精神障礙者提供獨立生活能力訓練、心理復健、家庭支持、資源連結等服務。「因為無助，所以我們想要自助！」金林體會到，不能以一般人狀況來衡量患者的言行對錯。她多年來努力奔走促進病友權益、爭取平等發聲權和工作權，串聯各縣市康復之友協會和康復之友聯盟等單位，倡議精神病康復需要一系列治療配套，包括訓練生活技能和自理能力，最終目的是因為：彼此都會變老。除了努力不與社會斷線、得到基本照顧與醫療協助，還要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好好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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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19 新聞.長期照護
只有硬體還不夠！ 特殊家庭更要有資源配套
相較於老人或身體障礙者，心智障礙者較沒有機會表達意志、做出選擇，包括居住形式、選擇同居人、參與什麼活動等等。要讓他們在社區生活，除了硬體上必須做到無障礙，文化上要友善、包容與接納外，還需要教育、就業、復健、健康照顧等多種資源配搭，若非刻意投入資源、長時間的努力是很難達成的。台灣第一個在社會住宅內辦「雙老家園」的是伊甸基金會。2012年，伊甸在台南大林國宅設立雙老家園，提供心智障礙者35歲以上，主要照顧者65歲以上的家庭入住。伊甸基金會台南區區長張盟宜表示，當初就是看見高齡社會中特殊家庭的「雙老」困境而設立。執行幾年後發現，對於心智障礙者來說，無論是人際的友善、環境的熟悉感，原來的居住社區都比家園更適合居住，因此許多心智障礙家庭幾經考慮都沒有申請，反而後來開放身障家庭申請後，目前入住家庭以身障及精神障礙者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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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16 名人.精華區
陳景寧／別讓疫情壓垮家庭照顧者
一場瘟疫，帶來疾病、恐懼，也可能是壓垮長期照顧失能、失智、身心障礙者的「家庭照顧者」的最後一根稻草。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近來接到許多求助電話，有的家庭因疫情中斷長照服務、外籍看護無法入境，原本上班的晚輩被迫在家照顧，但多數不熟悉照顧技巧，尤其面對因封鎖政策而更躁動的失智症長輩，全家生活秩序大亂，關係緊張、磨擦增加，照顧者日夜不得安眠，彷如「照顧煉獄」。這也是為何我們大力倡議日照、失智據點相關人員施打疫苗、優先解封，因為恐怕「疾病未倒，悲劇先至」。Covid-19疫情因變種病毒反覆不定，各國封鎖政策開開關關，必須做長期抗戰準，國外也有相關研究發現，值得借鏡。疫情讓照顧者健康惡化首先，家庭照顧者因疫情更累、健康惡化。防疫封鎖政策阻絕親友提供協助或中斷長照服務。英國研究發現，八成照顧者照顧時間增加，平均每周增加25小時、72%完全沒有休息時間、64%健康狀態變差，尤其是照顧失智者、精神障礙者。逾四分之三家庭照顧者感到精疲力竭。近來苗栗、桃園亦發生照顧失智症者加害或虐待案件。其次，家庭照顧者心理壓力增加。65%覺得孤立，71%感到焦慮，近九成擔憂自己染疫後無人照顧。逾三分之一表示，「再也撐不下去」。再則，工作與經濟加重照顧者壓力。香港調查發現，約一半的家庭照顧者需要工作維持生計，蠟燭兩頭燒。但因疫情失去工作者更令人擔憂。在英國，一成七的照顧者因疫情而失業，近四成照顧者憂慮財務狀況。有八成照顧者表示因封鎖政策增加暖氣費、水電費、上網費用等日常支出。關懷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家庭照顧者是長照家庭的樑柱，他們的身心健康、照顧士氣，在疫情下更需要政府關注。國際家庭照顧者組織聯盟（IOCA）提醒，各國政府應加強線上關懷，提供物資關懷包、協助購物、經濟扶助等措施，也應對快撐不住的「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優先提供長照服務、緊急喘息服務等。筆者建議，長照服務應全面清查受服務中斷所影響的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優先評估提供「緊急喘息服務」，例如「沒有照顧替手」、「老老照顧」、「不只照顧一人以上」、「照顧失智症或精神障礙者」等高風險對象，結合鄰里力量加強關懷。在政府和民間團體積極努力下，目前全國563家日照中心解封率已逾九成，但508處失智據點仍有待政府積極引導解封。此外，全台約25萬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不乏僅有一位移工與一位長輩或一對老夫妻的組合，也應優先打疫苗。強化自助 建立守護網絡公共服務確實恐因疫情中斷或不足，家庭照顧者也可建立自我守護網絡，例如跟親友每天互報平安，家總也推出線上緊急交接計畫等，歡迎撥打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0800507272，讓我們強化自助互助力量，共同挺過疫情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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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13 慢病好日子.更多慢病
慢病主題館【思覺失調】思覺失調怎麼伴4｜輔助宣告助照顧者安排財務 社會對話盼能完善法律保障
過往，社會對思覺失調和法律的討論多集中在懲罰、限制和安全風險控管上，司法精神醫學會表示，法律其實可以提供患者和家屬許多協助。例如民法中的「監護輔助宣告」讓家屬可代理患者處理照護安排、申請福利、協助財務管理等。Q：上網搜尋思覺失調總是查到社會案件，除了刑法，還有哪些法律資源可以幫助照顧者？A：可尋求民法、精神衛生法、社會救助法、長照2.0等法規幫助，讓法律資源成為照顧者的後盾。家有思覺失調患者怎麼辦，8大專家獨家分享三包資源【思覺失調怎麼伴1】三包資源：當你的思覺失調家人老了 照顧者有哪三包資源可準備？【思覺失調怎麼伴2】治療資源：思覺失調藥物治療 長效針劑副作用低 降低發病住院率【思覺失調怎麼伴3】照顧資源：心口司推心衛中心 給思覺失調患者個管式連續照顧「其實我們的法律並沒有落後國外，問題幾乎都出在實務執行上。」談及法律可以提供思覺失調患者及家屬哪些協助與照顧，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常務理事王俸鋼語重心長地點出「徒法不足以自行」的癥結：需要的人不曉得有哪些資源、能幫忙的人不知道需要的人在哪、基層執行缺人缺資源等情況，才是問題所在。雖然我國現有精神衛生法、社會救助法、長照2.0⋯⋯等與精神疾病相關的國家法制，但知道這些法且懂怎麼用的人不多，患者與家屬往往顧生活和醫療就已焦頭爛額。司法精神醫學會表示，民法中的「監護輔助宣告」讓家屬可代理患者處理照護安排、申請福利、協助財務管理等，減少患者發病時因無法妥善處理自身事務，而損失財產、資源，衝擊日後生活。；刑法中的「監護處分」則能透過強制住院，讓患者與家屬免於擔憂醫藥費問題，獲得妥善治療。王俸鋼醫師嘆：照顧者找不到資源 醫師找不到照顧者去年，監察院即因連續發生「精神障礙照顧者不堪壓力自殺，或和被照顧者彼此傷害的悲劇」而對衛福部提出糾正案，要求醫療系統掌握有照顧需求的家庭，「別說監察院，我們醫生也很想知道他們在哪裡。」王俸鋼說。「照顧是整體、連續性的，而不是分割成社政、衛政、勞政，導致使用者在過程中有很多阻礙，有需要的人用不到資源。」康復之友聯盟理事陳仙季說出照顧者的困難；但王俸鋼指出，包括地方資源差異，談到跨部門整合大家都採取「你來做、我來幫」的態度，都是基層執行的卡關處。心口司長諶立中：早期治療很重要 心衛醫療系統應更主動接觸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認為，在患者初次發病就接住他的「早期介入」，和患者出院後延續到家庭、社區的「急性後期照護」，是醫療系統需要推行、翻轉的模式，「醫療團隊太習慣待在院所內等待、照顧病人，我們應該更主動接觸他們。」不過王俸鋼也點出台灣「究責的聖人文化」與「重視CP值」兩大問題，會讓第一線警消、醫療照護者，因為害怕多做多錯、擔不起責任，或提供這些服務CP值沒有給藥高而被檢討，就算有心，也不敢行動。至於具有強制性質的法律，如刑法的監護處分或家庭暴力防治法，雖可協助患者獲得所需醫療資源，但王俸鋼也提出「法律是在限制或保護對方？」的反思。立法本意是想幫助精神病患，卻也被視為社會控制的手段，「這些問題需要靠社會對話來釐清。」【慢病好日子】糖友早上出門太匆忙，不吃早餐會影響血糖控制嗎？為什麼洗腎的人會便秘？有什麼助排便的好方法？提供最接近病友真實疑問的慢病衛教資訊，與您一起好好過慢病日子！ 📍瀏覽專題>>慢病好日子主題圈 📍觀看影音>>慢病好日子YouTube 📍專屬訂閱>>慢病好日子電子報 📍追蹤加入>>慢病好日子-一起最愛問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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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2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孤獨死３】老少不相見、鄉里斷連結 加劇長照悲歌
編按：大疫之下，上百個被隔離的家庭，無法送別因新冠肺炎猝逝的親人，他們該如何走完這段漫長告別式？記者聯繫上一位溫柔且堅強的家屬，寫下她發現母親離去，從病逝到安葬，三十五天內的種種心情。這位家屬希望，以這段經歷幫助像她一樣，正在面對親人往生之痛的遺族，也帶給你我度過疫情的力量。過去遺族必須安排的後事，梳化、停靈、守靈、出殯、大殮⋯⋯在疫情之下只能從簡，連「做七」的日子都亂了套，唯「清理現場」不得不做。若病患在醫院、防疫旅館內死亡，會由館內專人消毒，民宅內部得由家屬自行負責。「這怎麼能叫家屬自己去清理？」死亡清掃人洪生強調，家屬不得已重回親人染疫辭世的現場，短時間內還很難接受親人猝逝的事實；更重要的是，遺體倒下之處的汙染、染疫者生前碰觸過的物品及環境，都可能有風險，缺乏專業知識的家屬很難保護自己。洪生長期替「特殊死亡」的往生者服務，他也是支撐遺族走過最後一哩的重要力量。在清理現場，每當家屬熱心想幫洪生提些雜物，他總迅速示意對方「不能靠近」，一再囑咐「要好好照顧自己」，還主動教起家屬如何防疫。洪生見過百百種現場，自殺、他殺，甚至死後多日才被人發現。即使腐壞、滲水，每具遺體在他眼中，都值得尊敬。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洪生處理死者現場後，內心總會想：「這些家庭可能趁送餐時互相問候彼此，可能好幾天才聯繫一次。那中間的日子誰來關心？」台灣居家護理暨服務協會常務監事張芬瑤說：「用電話和視訊遠遠不夠，很多長輩會逞強，或說不清楚自己哪裡需要幫忙。」疫情之下，許多日間照顧站停擺、居家服務也困難重重，長者的生活秩序被打亂。張芬瑤指出，長者倚賴家人照護和鄰里網絡關懷；一旦這些「人情連結」突然消失，他們極難適應。全台約有八十萬家庭需要長照服務，慢性病與經濟弱勢是常見情況，張芬瑤擔憂，疫情切斷長者與外界聯繫，可能加速失能、失智。▌推薦閱讀>>染疫倒下後，誰來接手家裡需要照顧的人？對照顧者來說 ，「照顧者在封鎖政策下，同樣容易感覺孤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指出，近日協會常接到照護家屬的求助電話，疫情令他們壓力劇增，擔心若自己染疫了，誰來照顧親人？總會建議要仿照外國作法，準備好被照顧者資料小卡，一旦照顧者倒下，外界資源能立即接手照顧。在累計隔離人數超過四百萬人的英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組織（Cares UK）調查發現，七成照護者充滿壓力與焦慮，六成表示自己的健康狀況跟著變差，逾三分之一感到「再也撐不下去」。陳景寧認為，隔離中的照護者、長者和外界處於高度孤立，日前北投也傳出一家庭長子染疫，他和高齡父母皆不幸病故，留下精神障礙的妹妹。陳景寧呼籲，「疫病喪親」和「災難喪親」相似，大量民眾失去親人，特別是疫情還涉及對家屬的汙名化，政府必須啓動類似震災後進行的心理修復工作。但目前指揮中心忙於抗疫的醫療層面，對於心理支持，還無暇關切；衛服部心口司可以有更積極的作為。▌文章未完，繼續閱讀：【完整專題】一段吞聲死別的故事【疫情下的孤獨死1】無法親送家人的遺憾【疫情下的孤獨死2】生者如何與悲傷共處▌延伸推薦：【囚居晚年】台灣難解的雙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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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27 新聞.杏林．診間
我們與「善」的距離 精神科護理師陪病人陪再長大一次
不瞞你說，當我跟別人說我在精神科當護理師，多數人第一時間的反應都是：「哇，妳好有勇氣喔！」但是從他們沒做好的表情管理中，可以看得出來，大家對於精神科還存在著許多的汙名跟過度想像。說話人人會？聊天還真不簡單！精神科相較於內外科或重症病房，病人較少出現複雜的生理疾病，但是，心理上的複雜，也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提供照護。在精神科裡面，會談技巧顯得格外重要。你可能會問我，會談哪需要什麼技巧？說話人人會，聊天還不簡單？若面對各式各樣光怪陸離的幻覺、妄想內容，如何應對進退，且讓病人可以放心地跟我們討論，在過程中還能同理到病人，但又不能隨便附和，加強病人的症狀，甚至在面對人格疾患出現試探或挑釁的話語時，護理師本身若沒有深厚的會談技巧，很難在會談當中全身而退。我曾同時照顧過兩個十八歲的女孩，一個天天獨自傻笑，會談後才知道原來每天讓她心花怒放的是――劉德華（這位劉天王可是許多六○年次熟女心中的國民老公）。她說：「我老公（劉德華）天天都對我老婆、老婆地叫！」另外一個少女則是天天食不下嚥、以淚洗面，因為她說：「我爸爸說他再也不愛我了，他還要在我的飯裡下毒，怎麼辦？」這些不存在的幻聽、幻覺、妄想，對於病人來說，都是真實存在且感受得到的事，如果我們只是告訴他們：「那些都是假的、不要理他就好！」那我們就永遠走不到病人的心坎裡，因為我們無法同理他的難過、不適與特殊感受。思覺失調症的病人，除了一般大眾比較常知道會有幻覺、妄想等正性症狀之外，常常也伴隨退縮、功能退化等負性症狀，在常規的藥物治療之外，精神科護理師也常常需要協助病人練習基本的自我照顧技巧，從跟病人搶大便（對！你沒看錯，就是「搶大便」，偶有出現病人退化到佛洛依德人格發展理論「肛門期」玩大便的階段）、協助病人學習清洗的技巧、擬定行為治療計劃，讓他們可以每天執行等。在這樣的過程中，要讓病人信任你，需要花時間的關懷、陪伴，才能建立有效的治療性護病關係。挨揍是日常，學習壓制暴力在精神科工作的歲月裡，「挨揍」也是一個必須跟大家分享的日常。幾乎每位精神科醫護人員都有被攻擊或意圖被攻擊的經驗，我已經算是人高馬大的護理師，畢竟身高一六七公分的我，在護理朋友中算是鶴立雞群，但我卻曾經被一個病人在我頭頂上咬了一口。故事是這樣的，某天大夜班巡房時，我看到他用惡狠狠的眼神死瞪著我，感受到要展開一場腥風血雨的前奏，所以趕快朝護理站回奔，準備通知隊友們把武器「操」起來（約束的相關用物）。就在我正專心「備戰」時，身後傳來一聲巨大的聲響――「碰！」回頭查看時，發現那位病人倒在地上，還哭得相當難過，我心一軟想著，剛剛還在思考如何在不吵醒整個病房下，把他五花大綁，但他卻跌倒了，就在評估跌倒傷勢的那一瞬間，他兩手抓著我的頭髮，開始把我的頭顱當成蘋果，用力地咬緊我的頭頂，死都不放。你猜對了，這下換我哭了，我一邊掉著眼淚、一邊還要溫和地跟病人說：「XXX，我真的好痛，有事情好好說，可以先把手跟嘴巴放開嗎？」當然，如果病人這樣就放開，那他就不是病人了。最後還是等到另外一位護理師與值班醫師帶著針劑，給予肌肉注射後，他才慢慢地放鬆，然後我們再一起把他約束到推床上，推入保護室。而我頭頂的傷口，大約禿了一個月，半年後頭髮才慢慢長齊。在藥物控制與心理會談治療下，病人逐漸穩定，在病人出院前，他抄了佛經送我，說要迴向給我（這可花了他一個禮拜除了睡覺、吃飯之外的時間，都在抄寫），並表示：「李護士，我還記得，在我咬妳的那一天，妳從頭到尾都沒有怪我、罵我，然後我被關在保護室的時候，妳還是每半個小時就來問我要不要喝水、想不想尿尿，然後幫我換手腳約束的姿勢……。」很多病人在急性期症狀干擾最嚴重的時候，大腦過於紊亂，很多失序的事情，自己都記不得，但是，他卻實實在在地記得護理師的陪伴。當然，在這件事情上，我也學了一個大大的教訓，再怎麼關心病人，第一步還是要好好保護自己，確實評估病人的暴力及危險性，不要因一時心軟而把自己的評估放在腦後。然後，精神科護理師的口袋武器裡，除了護理專業之外，還要有學習壓制暴力病人的技巧。同在的力量，陪病人再長大一次精神科病人當中，有一種族群屬於人格疾患（personality disorder），包括：自戀型（代表人物：︽哈利波特︾佛地魔）、邊緣型（代表人物：︽權力遊戲︾瑟曦），和戲劇型（代表人物：︽控制︾愛咪）等。如果你看過以上的電影、小說或是影集，應該可以感受到他們有多聰明到可以操弄周遭的人，在精神科必須要特別小心病人對於我們的操弄行為（manipulation）。曾經照顧過一位邊緣型人格疾患的病人，一開始照顧她的時候，護病關係很好，彼此之間存在著許多正向的回饋，她會告訴我：「能夠被妳照顧，我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再搭配上卡通裡才會出現的那種少女般天真無邪的微笑）再來，每天她都會在照護關係中加入一點點的化學變化，來測試妳對她是否依舊很包容，而她想知道在妳心中，她是不是跟別的病人不一樣，能得到妳更多的關注。當談論到出院準備的時候，病人的分離焦慮導致不穩定的情緒開始隱隱作祟，她感到護理師（與其他醫療團隊）要拋棄自己，開始歇斯底里地進行過去經驗的連結，憤怒地說：「妳還不是跟我媽媽一樣，說關心我，但是要離開就離開，哪會管我的感受？」甚至口語威脅並試探著醫療的底線：「我一出院，就要馬上自殺給妳看，如果我死了，都是你們的錯！」當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威脅時，真的不知所措，覺得自己被情緒勒索。在精神科，這是一種病人使用不健康的防衛機轉，所表現出來的操控行為，醫療團隊必須針對這個個案進行討論，並擬定策略。此時，不是去質疑她的行為，而是著重在如何協助她回到家裡和社會上。因此，大家的口徑都必須一致，否則一旦被病人找到破綻，整個努力就會前功盡棄，目標是讓病人無法挑撥醫療團隊成員之間的信任，才能讓病人感受到穩定的氛圍。就算下次她還是因為同一件事情（也許自殺、自傷、攻擊他人等）而再次住院，都不要責備她：「為什麼這樣做？」、「為什麼又傷害自己？」因為她就是心理生病，才會又回來尋求我們的協助，這也就是精神科護理的重要任務。曾經有位資深的主治醫師告訴我：「這類型病人的長期治療目標，要放在『讓他重新長大一次，不過這次陪他長大的過程中，會是穩定的爸爸媽媽（醫療團隊）』！」當時的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任務，住院兩個月，出院一個禮拜就又來報到，但沒想到到第二年、第三年，每次返回醫院的時間逐漸拉長，可以延長到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過程中，病人會問我，是否可以給他私人電話，我笑笑地回答：「你可以打到病房護理站，任何一個護理師有空的時候都可以陪你談談。可是，若我們在忙的時候，你也需要練習等待。但是，我們永遠都在！」藉由陪伴、同在的力量，病人真的「重新長大」，後來病人可以穩定近十年沒有住院，直到身邊唯一陪伴的親人因死亡離開，才再度住院。正視心理健康，乃精神的良藥身為一位精神科護理師，一直努力對病人做著關懷、陪伴、同在，不論是直接給予，還是幫他們尋求其他資源的連結。二○一九年三月，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紅遍大街小巷，當時引起了社會大眾對思覺失調症病人的關注，隨著電視劇的落幕，這樣的關注也漸漸褪色。二○一九年七月，嘉義發生了鐵路警察在自強號被發狂的男子持刀刺死，二○二○年四月，嘉義地方法院判定男子在犯案當時已經處於精神障礙的狀態，欠缺辨識行為違法與否的能力，因此判決無罪，但要施以監護五年。然而，新聞開始重複所謂的追蹤報導，調查男子被診斷思覺失調多年，但沒有家人監督就醫、吃藥，因而病人一直處於精神不穩定的狀態，大眾開始出現撻伐的聲浪，不外乎「殺人怎麼可以無罪」，以及「監護五年後，男子一樣不吃藥又亂殺人怎麼辦」等等。善與惡往往一線之隔，每個人心中的善跟惡又是什麼？殺了人當然是壞事，不正確的事必須接受法律上的制裁。但前提是，這個罪人本身的動機為何？蓄意謀殺、過失殺人、防衛過當，或是根本是無行為能力人，因為精神疾患出現幻聽、幻覺，才會去攻擊傷害陌生人？我不否認確實也有人（無精神疾病相關診斷）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在犯罪後將自己的行為推給「莫須有」的精神疾病，這樣的行為也確確實實地加劇了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病人的汙名與反感。我希望未來無論透過體制上的修訂，或是專業上的評量，可以對於精神疾病導致的犯罪事件，有更好的防治，不應該讓精神疾病被拿來當作有心人士操弄的工具。沒有人的生命應該被白白犧牲，也沒有人有權利奪走別人的生命。但社會上也確實存在著一群弱勢族群，他們因為疾病而找不到工作，被社會排除在外。我常常想，那些精神科病人出院後的世界會是怎樣？當他失控時，別人對於他們的指指點點或是異樣眼光，往往是造成他們回到社會上的最大阻礙。每個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可能有些未被診斷的精神議題，大家應該正視自己的心理健康，因為它不像抽血報告，也不是電腦斷層可以看出來的。唯有自己用心觀察，以及把時間留給自己，給自己喘息的空間，才是精神上的良藥。作者簡介李靜怡：誤闖叢林就出不來的護理人、三寶媽護理師資歷這件事：一九九九～二○○二年 臺大精神科病房護理師二○○三～二○○四年 臺大護理系助教二○○四～二○一五年 臺大精神科護理師二○一五年～迄今 臺大安寧緩和護理師值得嘴的事：一九九四年 參加國慶晚會表演的儀隊成員中，唯一和劉德華合影者；二○一○年 考取精神衛生護理師證書；二○一一年 獲選臺大醫學院護理部之優良畢業論文；二○一二年 參加WHO-HPH & HS 海報發表；二○一三年 考取精神衛生臨床護理專家證書，取得教育部部定講師證；二○一四年 完成N4護理進階；二○一五年 論文刊登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SCI）雜誌；二○一六年 取得進階護理師證書、參與翻譯美國Elsevier「精神衛生護理實務指引」；二○一七年 當選優良護理人員。給讀者的話愛要及時。 ※本文摘自博思智庫《護理的100種可能：白色巨塔內的角落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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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9 新聞.長期照護
看見重症患者的職能需求 早期職能治療加成醫療效益
戴著高流量氧氣鼻導管的阿成伯，坐在床邊以手肘撐著桌緣維持上身穩定，雙手笨拙地將茶包拆開、丟入溫水杯中，耐不住性子的用棉棒攪拌著茶水並露出久違的微笑，即使旁人看得出來有些費力，但仍掩不住他的滿心期待。當透明的茶水逐漸轉為淡金黃色時，長者忍不住拿起沾有茶水的棉棒送入口中欲嚐嚐久違的茶香，但立即笑著用道地的台語批評「這是甚麼茶米啊？還是我自己泡的茶米茶比較回甘」，雖然是一番數落，但看的出來阿成伯對今天的活動十分有動機和期待，對比前兩天帶著他坐床邊嘗試自己以毛巾洗臉時，邊喊累邊躺回床上的模樣，今日已給足十分面子了。這是在一間呼吸照護中心內的日常，職能治療師陳怡倩帶著呼吸器戒除並有鼻胃管使用的患者做日常訓練，透過這樣簡單的活動能夠訓練久臥的重症患者坐姿耐力、穩定性，進而提升心肺功能表現。陳怡倩表示，鼻胃管患者使用棉棒沾水清潔口腔及茶水選擇，都必須事先與主治醫師討論並獲得同意後才進行活動介入，並且一切在生命徵象監控下由職能治療師協助進行，確保患者安全。國內醫療體系蓬勃發展，僅有少數的急重症照護團隊內涵括了復健相關角色。陳怡倩說，重症患者皆有心肺功能問題，故在需求連結上往往被納入的多為物理治療，而少見職能治療的角色；但這些患者身上可能留下的後遺症不僅是心肺功能、動作功能損傷，而常有因腦傷而長時間昏迷、呼吸器依賴而必須使用鎮靜藥物，加護病房內環境感覺剝奪而導致定向感混亂、認知及執行功能上的障礙，或歷經生死關頭後產生的焦慮情緒、精神障礙等等。這些透過早期職能治療介入可以有所不同。陳怡倩說明，阿成伯平時唯一的興趣就為泡茶，因慢性阻塞性肺病導致肺炎進而插管治療、住進了加護病房，隨後隨著病況穩定後轉至呼吸照護中心接受呼吸器拔除訓練。在加護病房時期，職能治療師即透過會客時間蒐集相關資料，衛教家屬對患者進行理想且適當安全的互動，例如由家人對患者轉達醫師治療處置方向，或分享家人生活近況，因重症患者往往對於熟悉者的聲音反應較敏感，如此可提升患者對醫療處置的配合度和理解。也有一位腦出血後昏迷的阿嬤，在清醒後仍無法對任何指令有所適當反應，但卻對於財經新聞異常感興趣，原來阿嬤病前是炒股達人，所以和家屬討論後可以規律提供財經資訊相關刺激，誘發患者內在動機增加警醒度、重新建立與外在環境之反應迴路。陳怡倩指出，在職能治療師眼中，任何階段的患者都有其當下的職能需求，無論從預防或治療的觀點作切入，在對患者生命安全無虞的狀況下給予任何形式的介入，以滿足其職能需求即是職能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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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12 科別.精神．身心
「我很想吃，但吃了就會想不開…」從厭食到暴食，被卡路里控制的人生
那時，張沁文已經兩年多沒有正常進食了，像掉入一個巨大的黑洞，食物在她的眼中是魔鬼。「我很想吃，但吃了就會想不開，就想死。因為心裡有個聲音在說，那是魔鬼。」剛剛20出頭的年齡，張沁文掉髮、脫皮、長出老年斑，月經也不來了，就連上臺階都很困難。張沁文的父母每天盯著她吃東西，僅僅為兩小塊餅乾和半杯脫脂牛奶，她也會哭一下午，最後邊哭邊吃進去。一到吃飯時間，家裡氣氛就緊張起來…張沁文覺得那段日子是一場無聲的、昏暗的沙塵暴，主觀上知道爸爸媽媽是對的，但她就是無法接受食物，互相矛盾的想法撕扯著她。張沁文所說的病是進食障礙，屬於精神疾病，是神經性厭食、神經性貪食、暴食障礙等一組疾病的總稱。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臨床心理科主任、進食障礙診治中心負責人陳珏對記者說：「進食障礙在精神科裡屬於小病種，而其中的厭食症卻是精神障礙中致死率最高的一種，致死率高達5%～20%。」瘦到28公斤時，張沁文住進了重症監護室。檢查結果顯示，各臟器衰竭，醫院下了病危通知。在那之後的治療過程中，張沁文用網名記錄下自己面對厭食症的狀態以及漸漸康復的過程，並開始和其他病友一起組成互助小組，在網上為其他患者講解病情，為公眾普及相關知識。到底得了什麼病進食障礙本身並不致死，患者死因主要是嚴重營養不良導致的多器官衰竭或是併發抑鬱導致的自殺。就在兩三個月前，陳珏在門診見到一個患嚴重厭食症的年輕女性，將近1.7米的身高，體重只有25公斤，連蹲下去再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陳珏趕快聯繫華東醫院消化內科，安排病人先進行內科治療和營養治療，但不到一周，病人身體機能突然崩塌，猝死。「太遲了，來不及了。」陳珏感慨。進食障礙有就診率低的特點。《柳葉刀》雜誌2020年3月刊發的論文《進食障礙：急需創新和進步》中指出，只有約20%的進食障礙患者尋求治療，且往往是在病情發展的晚期，經年累月的症狀未得到及時治療，導致病情惡化迅速，更難控制。進食障礙被認為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最早的醫學描述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從1970年開始，西方醫學對神經性厭食症有了較多記錄，神經性貪食症的病例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急劇上升。2017年，據估計，全球有1600萬人受到神經性厭食症和神經性貪食症的影響。中國目前尚未有關於進食障礙的全國性流行病學調查，大眾對進食障礙的瞭解也相對匱乏，相當長時間內，國內僅有兩家醫院設有進食障礙專科：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和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張沁文從18歲開始減肥，身高1.62米不到50公斤的她只是「為了讓腿更細一點」。她給自己制訂了嚴格的食譜，用手機上的軟體計算卡路里，每天攝入熱量不超過800卡，如果能控制在500卡更好。每吃一口都要計算，哪怕多吃了幾顆青豆，她也要計算進去。節食是會上癮的，今天少吃了一點，明天覺得也許可以更少一點。漸漸地，張沁文早餐只吃1/4個紅薯，午餐僅有一小碗青菜，還要在清水中反覆涮過，沒有晚餐。同學提醒她已經太瘦了，不要再節食，她就偷偷把食物藏在袖子裡、口袋裡、餐盤後面。到了大二後半學期，她的體重已經不到40公斤。但她停不下來，對「吃」非常反感，眼中的世界也變了，再沒有任何事情能讓她開心起來，每一天都「盼著今天趕快過去，但又不想讓明天到來」。張沁文的父母意識到她病了，帶著她四處求醫。進食有問題就去看消化科，月經不來去婦科，心臟不舒服去心臟內科，父母還猜測她會不會是因為之前拔牙出了問題，四處查閱文獻，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再去神經外科、臨床營養科、骨科、內分泌科，甚至做了腦電圖和全身CT，還是不知道她究竟得了什麼病。直到有醫生提醒：「會不會是厭食症？」父親到網上四處查找，才終於找到對症的醫院─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張沁文被確診為「厭食症，伴隨雙相情感障礙」。進食障礙導致情緒失調迄今為止，進食障礙的確切病因尚不明確。就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其發病主要涉及遺傳素質基礎及一系列環境因素，包括生物、心理、家庭、社會文化4個方面。根據西方的流行病學調查，進食障礙患者中90%～95%是女性，發病年齡在12歲～35歲。據陳珏在臨床上的觀察，中國厭食症患者的發病年齡集中在13歲～14歲和17歲～18歲，中考和高考後的假期會是部分學生極端節食減肥的時間段。陳珏解釋說，進食障礙會導致抑鬱、焦慮等情緒失調，尤其是厭食症患者，多數有與抑鬱症共病的情況。2014年，一項由比利時根特大學研究人員發表於學術期刊《危機干預與自殺預防》的研究顯示，自殺是進食障礙患者尤其是神經性厭食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在進食障礙患者中，11.8%有自殺未遂史，43.3%有自殺意向。美國自殺預防資源中心於2020年2月公布的數據稱，在有厭食症病史的人群中，自殺的發生率為24.9%。儘管確切病因不詳，但陳珏在臨床中發現，進食障礙患者有一些共同特點：他們往往出自生活條件較優渥、層次較高的中產家庭；父母對他們自小寄予厚望，要求嚴格，過度保護，很多患者的母親對自己身材的要求就很高；患者本人通常性格敏感、自卑，過度追求完美，即便自身已經很優秀。一部分厭食症患者會在治療後轉向貪食甚至暴食。張沁文就是如此。出院後，她的體重長了10公斤，還拿到了海外心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但長期過度節食後，張沁文的身體出現報復性補償，彷彿是體內放出了一匹脫韁的野馬，她開始了難以控制的暴食，到了國外後變本加厲。開始只是吃6個冰淇淋、十幾份盒飯，後來她連課也不去上了，待在房間裡什麼都不做，不停地吃，無論手邊的食物是什麼，都必須馬上塞進嘴巴。半生不熟的雞肉，她也吃過。「實在等不到它熱好，那時候，我感覺自己不是人。」張沁文說。好幾次，她都吃到呼吸困難。後來，張沁文才知道，她當時的情況屬於「再餵食症候群」，很容易休克，發生危險。情況太嚴重，張沁文只能回國。父母怕她半夜偷偷點外賣，換上了聲控鎖，只要開門就會報警，冰箱也安了鈴鐺。在父母的陪伴下，張沁文再次開始接受治療。在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綜合三科病房主任李雪霓接觸過的患者中，像張沁文這樣由厭食轉為暴食的比比皆是。這像厭食在恢復道路上的一段彎路，但沒有清除行為(催吐、服用瀉藥等)的暴食，在經過持續的治療和引導後，身體能夠逐漸恢復健康。在李雪霓眼中，治療中最困難的情況，是限制型厭食轉為暴食清除型厭食，這不但增加了危害性行為，還使營養不良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最小的患者只有7歲20世紀8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全球衛生與社會醫學系教授安妮‧貝克爾曾在斐濟做了一項文化人類學研究。結果表明，西方「以瘦為美」的觀念影響了人們的審美，從而進一步使人們對飲食的態度和行為發生變化。在陳珏的印象中，30年前自己就讀醫學院時，進食障礙還是一種很罕見的疾病。2002年，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開始使用電腦進行資料統計，那時全年門診就診進食障礙者僅8人次。2005年後就診人數逐年增加，由兩位數增加到三位數，2012年後更是顯著攀升，2016年進食障礙的就診人數超過1100人次，2019年已超過2700人次。李雪霓在一篇論文中提到，2001年至2005年，北京大學第六醫院收治進食障礙住院患者104例，是1993年至2004年總和的3倍。2011年，北京大學第六醫院成立了以收治進食障礙為主的專科病房。在陳珏看來，進食障礙的發病率增加與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人們的精神追求越來越高密切相關。近些年，「A4腰」「鎖骨放硬幣」「比基尼橋」在社交網路的盛行更催化了輿論風向，「瘦」不但意味著美，還與自律、成功甚至社會階層掛上了。1996年的一次世界範圍內的進食障礙流行病調查顯示，減肥是進食障礙發病機制中主要的危險因素，有30%～60%的青春期少女試圖通過節食來減輕體重，有7%～12%是極端節食者。2019年，中國心理學學者任芬和王燕學抽取285名中國女大學生進行研究。他們的研究報告指出，女性的進食障礙與外觀焦慮和抑鬱均呈顯著正相關。在臨床觀察中，李雪霓發現社會文化對「瘦」的肯定還是很多病人康復的重大障礙，醫生不得不花大力氣去扭轉病人的思想。有個病人體重恢復到42.5公斤後，說什麼都不肯再治療，她無法接受42.5公斤以上的體重，因為「××明星就是42.5公斤」。隨著患者數量的增加，進食障礙在中國的發病正朝年輕化和低齡化，並由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甚至農村地區發展。門診中，李雪霓和陳珏都接診過只有7歲的患者。進食障礙也引起了國內醫療界的更多關注，2016年，大連市第七人民醫院成立了進食障礙專科病房，長春第六醫院、南京腦科醫院、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等也加大了對進食障礙的研究。但由於科普和預防不足，多數人不瞭解這種疾病，甚至存在誤解，這使得很多進食障礙患者具有強烈的「病恥感」。張沁文在網上為普通人普及這種疾病的知識，同時鼓勵和幫助病友，而她自己也從陌生的網友那裡獲得了很多溫暖和關懷。她發現了海面下沉默的冰山─很多進食障礙患者認為自己的行為難以啟齒，無處傾訴，也不敢尋求幫助，身邊親人的誤解使他們更加無法接受自己，由此形成惡性循環。很多深陷痛苦的女孩給張沁文發來長長的私信。2020年夏天，張沁文在微博上成立了行動小組，短短幾個月，就突破1000人。一些擅長營養學、心理學、醫學的志願者也慢慢加入，定期為組內的患者做科普和諮詢，讓患者知道，自己不是「怪物」，在康復的道路上並不孤獨。許多人從無數個崩潰、自責、絕望、無助的黑夜裡走了出來，在這條與食物戰鬥的道路上前進。「我們一定會好的。」張沁文很有信心。(米若／摘自《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43期，本刊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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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2 科別.精神．身心
台大連2起憾事 衛福部：青少年3成有精神障礙
國立台灣大學近期連三日發生二起學生輕生事件，9日下午歷史系女學生墜樓、11日男學生於宿舍輕生，由於9日至13日恰好是台大的期中考周，引發各界關注，台大電機系教授葉丙成也在臉書貼文表示「無法相信」；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表示，不少調查都顯示現代人的心理壓力遠高過於過去，曾針對青少年做調查約三成有精神疾病，大學生的比例也大約是如此，呼籲社會應增加對彼此的關心，降低憾事發生。開業精神科醫師楊聰財表示，頂尖大學的學生，大多對於自我要求高，根據過往大學生輕生的因素，以學業、感情、同儕、家庭為最多，根據研究顯示，輕生身亡者約有九成五有精神狀況或障礙，其中多達七成為憂鬱症，但實際上有病勢感，又願意去找精神科醫師的人，僅有三成。連續三天二起台大同系學生輕生事件，楊聰財也說，憂鬱或負面的情緒是有可能擴大影響他人的，呼籲親友間若是發覺身旁有人過度焦慮、緊張、憂鬱，應給予協助，多與他們說說話，或是陪伴就醫等，也呼籲民眾，別把心理疾病當作是一時的，自殺防治協會推出「心情溫度計」，可透過自我檢測，隨時檢視自己的心理狀態。他呼籲，心理狀態不是等到痛苦不堪才去面對，平時只要有一點不舒服就應該要自我檢視，適時向專業醫師求助。諶立中表示，20年前，台大大學生是很明確的，畢業等於宣布有工作或是出國讀書等，但是現在不同，就業環境多元，不管是誰都要自我創造打拚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也導致學生容易徬徨；加上整個社會壓力比以前壓力大很多，競爭力強，加上感情議題等，大家自主性提高，相對自我決定權力增加，責任也增加，不如預期也增加。諶立中表示，過去曾做過小五、小六、國一的學生情緒障礙的調查，發現有三成的青少年有情緒障礙，其中以過動最高，憂鬱症等也占多數；大學生理論上也是差不多的比例，他認為現在的學子心理健康不如過往，各界應該要更加重視。自殺，不能解決難題；求助，才是最好的路。求救請打1995 ( 要救救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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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面對病人的困頓處境 醫師收住院與否的兩難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者的內心世界」，搜集了三位醫師在不同的情境下寫出他們對病人或同事的遭遇所引起的感觸，使社會大眾有機會一窺醫師心裡在想什麼。「醫病平台」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也能有三篇病人或家屬在這園地分享他們的想法。透過這種機會，醫病雙方可以有機會了解對方在想什麼、為什麼會這樣做、想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也許透過這種機會，醫師與病人漸漸了解對方，減少誤會，進而改善台灣的醫病關係。今年六月初，在武漢肺炎疫情嚴峻的一天下午門診，志工用輪椅推進來一位五十歲的女生，左腳的膝蓋以下截肢，兩手沒有手掌，臉部與頸部以下看到經歷嚴重燒燙傷的結疤。她的主訴是情緒低落、睡不著、無助感與生活的困頓，要求住院。接著的會談中，她緩緩的訴說過去二十年，在各大醫院精神科的住院與門診的治療經過。醫師也給她開立，可以減免健保醫療費用部分負擔的重大傷病卡。從她所敘述的個人史，可以看到，她曾經是一位有才華的文藝青年，擔任文書處理的工作。婚姻的狀態出問題而自焚，又遭遇嚴重車禍導致截肢。隨後長期的療傷，加上生活的困頓，使她幾乎要流浪街頭。會談的過程可以看出，她呈現的狀態是身障者，在面對長期生活壓力下的情緒低潮，需要有經濟支持的安定生活。她已經離婚多年，現在有一位年輕人住在一起，她要求要住院的原因之一是，可以讓這位年輕人去工作，賺一些錢來貼補家用。將病人求診的來龍去脈弄清楚之後，讓筆者陷入「收與不收住院」的兩難局面。也就是，短期住院並無法改善她的憂鬱與煩惱的情緒；但是不收住院的話，是否讓她流浪街頭？或是發生事情？有沒有其他的資源可以應用？因為沒有空床，所以就先登記在住院的等床名單上，一方面聯絡精神科社工師，協助瞭解個案的社會支持系統，並且瞭解個案在其他醫院的就醫狀況；預約兩星期回診。兩星期後她依約回診，症狀沒有變化，但是訴說已經被房東趕出。這次提及她有商業醫療保險，假如住院，保險公司每天會補助住院費用，可以補貼生活費用。再一星期後，主治醫師說雖然通知住院，但是病人不住院，沒有說明不住院的理由。決定精神疾病需不需要住院並不困難，主要是依照精神衛生法第四條的規定，收治嚴重病人，是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所以精神病人可以在醫師的安排下，同意自動住院。倘若嚴重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卻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的話，依照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一條，就要啟動強制住院的程序。我國強制住院的流程是違憲的議題，已有專文討論，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身體障礙加上精神障礙是多重障礙，非常需要注意與協助。筆者相信，我國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從1980 年立法以來，歷經11次的修法，目前應該可以回應需求，其中包括：保健醫療、教育權益、就業權益、支持服務、經濟安全及保護服務。依照該法的規定，地方政府應提供居家護理、居家照顧、家務助理、友善訪視、電話問安、送餐到家、居家環境改善等居家服務項目；在社區照顧服務，應提供障礙者復健服務、心理諮詢、日間照顧、臨時及短期照顧、餐飲服務、交通服務、休閒服務、親職教育、資訊提供、轉介服務等服務。為了生涯福利需求得以銜接，應溝通、協調，制定生涯轉銜計畫，以提供障礙者整體性及持續性的服務。經濟安全的措施包括：生活及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輔助器具費用補助、參加社會保險補助等等各項服務。筆者請精神科社會工作師協助，瞭解此個案在各醫院的就醫狀況，在其主要就醫的醫院的醫囑遵從性，瞭解其生活環境與支持系統，使用地方政府提供的各項福利措施的情形。她就醫的各個醫院的社工師，都一致鼓勵她在其原來就診的醫院繼續接受治療與服務，不要轉換醫院。這決定讓筆者的內心掙扎告一段落。從這位個案，讓筆者回憶起另外一個事件。台北市與世界其他許多大城市一樣，有許多流浪漢，白天行乞，晚上睡在街頭或車站。然而在這些流浪漢當中，並不常看見身障者。2016年有一天，第一次在急診室外的行人步道上，看到一位雙腳截肢的身障者，趴在地上叩頭行乞。筆者連續經過了幾星期，每次都會在心裡想，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有問題嗎？去問了社會工作的同仁，說這已經一段時間了，他們努力幫忙過；去附近的警察局詢問，對於這樣困苦的人，警察可以幫什麼忙嗎？警察的回答是說，只要不妨害交通，他們不會驅離。直到有一天的中午下著雨，經過的時候看他還是趴在地上叩頭，終於忍不住了，撐著雨傘蹲在地上，瞭解他的狀況。他不避諱說出他的姓名，是四十幾歲的離婚男性，育有兩子由母親照顧；他說他的戶籍在新北市，是低收入戶，但是政府補助不足於應付生活支出，所以必需行乞。聽完之後，也不知道能夠幫什麼了。走開後，回頭看了一下，在雨中的這位張先生，仍然頂著同樣姿勢努力張羅著他們一家的生活費用，忘記問他沒有吃午餐。這個短暫的面談之後，在台北市政府社會福利委員會，筆者提案詢問主管機關的社會局，請他們說明台北市的身障行乞者的情形。社會局長回答說：他們知道這些狀況。在台北捷運信義淡水線的沿路的三大醫學中心都有，甚至知道他們是什麼時候出現，什麼時候離開。社會局會協助這些行乞者。果然，一段時間之後，就沒有看到這位張先生了。後來又出現一位，但是隔天就不見了。如今筆者所服務的這所醫學中心的急診門口旁的人行步道邊上，沒有再出現類似身障者的行乞者。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但是台灣擁有舉世無雙的健康保險制度，社會福利政策也完全比照已開發國家的標準。我們要珍惜我們所有的資源，給予需要幫助的人適時的幫助。這樣的過程中，醫療人員有時候需要謹慎的面對兩難的困境，收不收住院只是其中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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