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01 新聞.杏林．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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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快速醫療中的慢與效率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如何做個能幫忙病人的好醫師」，由三位不同背景的學者執筆。一位專攻醫學史的醫師利用幾個病因不明的慢性病，勸告同儕不要因知識的驕傲而輕率否定病人的經驗和想法，進而探討醫病關係以及重視病人團體的看法，強調醫病良性互動的重要；一位專門研究醫學人文的醫師介紹敘事醫學（narrative medicine）做為醫學院的必修課程，可以促成醫學生學會傾聽病人的話，而能夠辨認、聆聽、理解病人的病情，然後受到所聆聽的故事感動，然後做出回應行動的整套臨床技巧。」；一位在醫學院教學的社會學學者介紹史薇特醫師的兩本書，以諸多醫師與病人的互動與照護故事，敘述身體診察、聆聽病人故事、細讀病歷等慢功夫如何成為有效醫療的基石。醫病平台專欄在九月底時曾有三篇關於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分享。我對這個主題特別有興趣，因為對應了自己近年的病人經驗與觀察。這幾年看病，觀察到各科醫師少有拿起聽診器或是觸診以了解身體狀況（這其中包括初診時的心臟內科與家醫科的醫師）。醫師們一邊聽著我的主述，一邊看著電腦就開始在鍵盤上打字或是用滑鼠填選螢幕上的資訊，然後結束問診。台灣讀者頗為熟悉的美國醫師作家葛文德（Atul Gawande）曾著有《清單革命：不犯錯的秘密武器》（The Checklist Manifesto: How to Get Things Rights），強調清單管理的優點，而數位時代在電腦上完成這些清單確認，也是診療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我對於身體診察這類醫病互動的期待，是否僅是一種懷舊情懷，還是仍有醫療照護上的意義呢？帶著這樣疑惑的我，恰巧在備課時讀到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史博士的美國舊金山深池醫院資深內科醫師史薇特（Victoria Sweet）兩本書：《慢療》和《我的慢療之路》。透過這位古根漢獎得主充滿智慧與洞見的觀察與叩問，我的疑惑得到一部分的回答：病史詢問與身體診察「曾是」醫療診斷的重要技藝，然而在診間為何越來越少有機會執行，這涉及到過去數十年醫療照護組織的改變與（史薇特醫師較少提到的）醫療科技的發展。接下來，我會簡單介紹這兩本書與身體診察與病史詢問的片段，然後提出一些問題，期待拋磚引玉延伸身體診察的相關討論。史薇特醫師一九六零年代在史丹佛大學讀數學和古典文學，也受到當時美國西岸各種政治與文化運動的影響。之後，她進入加州大學醫學院習醫，在不同類型的醫院與診所實習與執業，見證了美國醫療體系從八零年代開始逐步採用泰勒式管理的變遷。醫療組織的變化必定影響醫學與醫者的實作方式，恰好有史薇特醫師這兩本書，以諸多醫師與病人的互動與照護故事，見證了身體診察、聆聽病人故事、細讀病歷等這些慢功夫如何成為有效醫療的基石。史薇特醫師的身體診察課程老師，強調診察病人身體的重要性，例如慢性肺病病人的杵狀指，或是藉由辨識拍打背部不同部位的聲音以判斷胸腔積液的位置。這門課最後一天的作業是讓醫學生根據《德高文臨床診斷檢查》（DeGowin Bedside Diagnostic Examination），將病人從頭到腳，依照索引卡做了所有的檢查，頭皮、頭骨、五官、喉嚨、指甲、手掌、脈搏，甚至膚質和毛髮都不錯過。這花了她和病人四個小時，但也親身感受到身體診察能有的細膩、精確、仔細，這過程不僅需要豐富的科學知識，也是一門技藝（視、聽、叩、觸診）；每個細節都很重要，才能判斷病人的問題、安排進一步的檢查或治療。這樣的基本功，是搭配進步診察科技的基礎，也是「慢療」第一步。慢療不可或缺的另一步是仔細閱讀病歷。史薇特醫師在神經科見習階段，在住院醫師的要求下，花了整個下午仔細翻閱一位頭痛入院的躁鬱症患者的病歷。這份病歷有五大本電話簿的厚度，她發現之前的住院醫師曾懷疑病人可能患有多發性骨髓瘤，導致血鈣、憂鬱和頭痛，要求加做血鈣檢測及顱骨X光以排除可能性。但檢測還沒做之前，病人就出院了；病歷顯示之後負責的醫師都只處理病患的躁鬱症，忽略先前建議的檢查。史薇特醫師注意到這點，為哈里斯先生做了測試與X光檢查，發現血鈣濃度很高，顱骨佈滿小洞，證實了是多發性骨髓瘤造成頭痛等症狀，進行後續的治療。逐頁檢視病歷看似效率低落，但史薇特醫師認為詳實的病歷其實有如在診間累積而成的共筆，紀錄了不確定情境下，醫學集體思維的流程：如何猜測、做出最佳推論，以及萬一猜錯的因應之道。這些在診間多花點時間的動作，其實會讓接下來的治療更有效率而不草率，體現了醫學的冷靜與專業。適切的病史詢問也有類似的功能，讓醫者更能了解病人的情況、想法、生活與環境。至此，我們了解史薇特醫師倡議「慢療」的慢，不是時間上的慢，也並非排斥快速醫療，而是醫者在必要的觀察與行動之際，要能保持冷靜、不慌不忙、不倉促。如果基本功（也就是行醫技藝的工具）夠，可以在快中求慢、慢中求快。這些反思都呼應醫病平台所強調的，在教育面與組織面鼓勵醫師詳實的病史詢問、身體診察，避免過度依賴高科技檢查而忽視醫病互動能帶來的訊息與連結。慢療之書娓娓道來醫學曾有的紮實之道，不是感性懷舊，而是探問醫學的樣貌。這是醫者與病人都該思考的問題。另一方面，醫學知識與技術與時俱進，如何有助於我們發展21世紀版本的慢療呢？身體診察、病史詢問與新科技之間，應該是整合與協助的關係。例如大數據、數位化與各式儀器如何能有效協助醫事人員進行臨床診斷與使用病歷資料？實證醫學要求與身體診察技藝之間的協作可以有哪些面貌？慢療技藝與精神在內科之外的其他專科又能帶來哪些洞見與提醒？這些問題有待更多醫病平台讀者的觀察、思考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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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一條褲劇團《長夜守燈》 疾病敘事的當代樣貌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如何做個能幫忙病人的好醫師」，由三位不同背景的學者執筆。一位專攻醫學史的醫師利用幾個病因不明的慢性病，勸告同儕不要因知識的驕傲而輕率否定病人的經驗和想法，進而探討醫病關係以及重視病人團體的看法，強調醫病良性互動的重要；一位專門研究醫學人文的醫師介紹敘事醫學（narrative medicine）做為醫學院的必修課程，可以促成醫學生學會傾聽病人的話，而能夠辨認、聆聽、理解病人的病情，然後受到所聆聽的故事感動，然後做出回應行動的整套臨床技巧。」；一位在醫學院教學的社會學學者介紹史薇特醫師的兩本書，以諸多醫師與病人的互動與照護故事，敘述身體診察、聆聽病人故事、細讀病歷等慢功夫如何成為有效醫療的基石。不久之前在某個tutorial結束之後，一個高年級的醫學生把我叫住。他說考試將近，但有件事讓他完全無心讀書。他的親人不幸在工作崗位上昏厥，趕忙送醫之後，急診室將病患做了基本處置，接上該有的點滴和管線，但很快就發現救回人命的希望渺茫。醫護人員匆忙告知他們無能為力之後，便任憑病患在冰冷的房間裡死去。他不知道身為未來的醫師，此時可以做些什麼？現代醫學進步飛速，但如今面臨的「瓶頸」，便是在某一個臨界點變得無能為力。我們只能機械式地提供不同的套餐選擇，無法針對病患或家屬的需求，或是服務品質的完善做出細微而權宜的調整。這是因為醫學所服務的對象，逐漸從「人」轉移到細胞，乃至於血液裡的成分。醫學社會學者Nicolas Jewson早在七零年代便指出，這是一個病人消失的過程。在我任教的香港大學，我每年邀請慢性病患者和他們的家屬，在學生面前就他們的生命故事現身說法。這是他們離開學校之前，少數能夠聆聽，並且透視一個疾病的完整樣態的機會。這些故事大多蜿蜒曲折，佈滿荊棘，是一個普通臨床工作者在十五分鐘的診察時間裡所掌握不到的。近二十年來，醫學人文逐漸成為醫學院的必修課程，其中一個熱門的課目，就是疾病敘事。重新聽病人說話，這是現代醫學十八世紀出現的細胞轉向(cell turn)之後，再度出現的轉折，稱之為「敘事轉向(narrative turn)」。創立哥倫比亞大學敘事醫學的教授，麗塔．夏隆(Rita Charon)這樣定義醫療工作者必須具備的敘事素養(narrative competence)：「能夠辨認、聆聽、理解，然後受到所聆聽的故事感動，然後做出回應行動的整套臨床技巧。」瞭解加上覆述，這樣看似簡單的能力其實不容易培養。病患解釋自我身心狀態時，受到自身表達能力和焦慮情緒的限制；醫療工作者在效益和同時處理多重任務的壓力下影響，往往疏忽了病患敘事中最關鍵的元素。醫療文學期刊Bellevue Literary Review的主編丹妮爾．歐芙莉(Danielle Ofri)就用了一整本書的厚度，解析病患和醫師理解診間敘事的落差。當代社會之中的疾病樣態，使得敘事變得更加複雜。疾病或是身心狀態的慢性化，比如心血管功能的異常、免疫代謝功能異常到認知障礙，讓我們每個人—無論依然健在或已經百病纏身—都暴露在一連串的危險因子之中。處理疾病從醫藥介入逐漸演化為風險管理。不斷變動的生命樣態在臨床上可能暫時找不到意義，但卻影響著一個人的的生涯規劃、職業抉擇、人際網絡的轉變和居住地的安排。除了和一個病最後治不治得好大有關聯之外，更影響著一個人就算久病不癒，卻同樣急切的身心安適需求。更耐人尋味的是，敘事不再只出現於醫師和病人之間。只因當代醫療的迫切課題，落在照顧者的身上。醫療人類學者凱博文(Arthur Kleinman)在他的新書《照顧的靈魂》中就反省到，就算一個訓練有素的臨床專家也不見得熟悉照顧的全貌，只因照護所涵蓋的領域之廣，遠遠超出醫學的範疇。而當代社會裡的照顧者除了被迫放棄全職工作的伴侶、子女，被遺漏在國家醫療網之外的看護幫傭，還有在社會中提供一切基本必須服務(essential services)的清潔、營建，甚至在疫情期間成為高危險人士的餐飲外送員。簡單來講，照顧者的身分經常隱而不現，但人人卻有機會成為照顧者。能夠聽見這些故事的方法，只有將他們一字不漏地記錄，然後說出來。兩年多前，我和香港的一條褲劇團胡海輝導演同時有了結合記錄劇場，探討臨終照顧課題的想法。紀錄劇場是個有趣的表演藝術形式，藉由民族誌方法，讓演員們的肢體和語言表達，成為紀錄片的鏡頭。在訪談照顧者的過程中，讓參與的學員學習，並親身體現(embody)照顧的種種負擔，最後成為一個具有理解溝通，和問題解決能力的未來照顧者。可惜這個校園計畫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下，由於醫院停止參訪而必須暫停。但我在明年夏天即將返台任教，希望藉這篇文章號召一批照顧劇場的生力軍，把計畫帶回台灣，共同為打造一個有敘事能力的關懷社區(care community)努力。(此文短版原刊於一條褲劇團《長夜守燈》節目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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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病去如抽絲：慢性疲勞的病患知識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如何做個能幫忙病人的好醫師」，由三位不同背景的學者執筆。一位專攻醫學史的醫師利用幾個病因不明的慢性病，勸告同儕不要因知識的驕傲而輕率否定病人的經驗和想法，進而探討醫病關係以及重視病人團體的看法，強調醫病良性互動的重要；一位專門研究醫學人文的醫師介紹敘事醫學（narrative medicine）做為醫學院的必修課程，可以促成醫學生學會傾聽病人的話，而能夠辨認、聆聽、理解病人的病情，然後受到所聆聽的故事感動，然後做出回應行動的整套臨床技巧。」；一位在醫學院教學的社會學學者介紹史薇特醫師的兩本書，以諸多醫師與病人的互動與照護故事，敘述身體診察、聆聽病人故事、細讀病歷等慢功夫如何成為有效醫療的基石。今年十一月十八日英國《衛報》刊出一則報導，蘇格蘭的家庭科醫師史莫（Amy Small）身體一向健康，每星期慢跑五千公尺三次。今年四月她感染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六星期後她覺得身體好多了，決定帶小孩到公園走走，結果一段上坡路讓她累到躺了好幾天。六月份史莫醫師恢復上班，結果看診半天使得她接下來臥床十天，甚至有一整天累到無法講話也幾乎沒力氣喝水。 史莫醫師病後這樣的極度疲勞，在這次疫情中不是單獨的案例，有許多受感染者在病毒檢驗轉為陰性之後仍苦於所謂的「新冠長期症狀」（Long COVID）。根據美國疾管署網站的資訊，除了疲勞之外，常見症狀包括呼吸困難、咳嗽、關節痛、胸痛，乃至於俗稱「腦霧」的注意力不能集中、憂鬱、肌肉痛、頭痛、心悸等。《衛報》引用美國傳染病專家佛奇（Anthony Fauci）的說法：「許多人的後病毒症狀（post-viral syndrome）和肌痛性腦脊髓炎/慢性疲勞症候群驚人的相似，這很不尋常」。不少醫師與專家也已經注意到兩者的相似性。 長久以來一直有人懷疑慢性疲勞症候群這個爭議性的疾患和病毒感染有關。任教於美國賓州大學的醫學史學者阿羅諾維茲（Robert Aronowitz）本身也是位家庭科醫師，研究過慢性疲勞症候群的歷史。他指出關於慢性疲勞症候群的報告出現於一九八○年代，主要症狀類似病毒感染後的倦怠。當時醫界懷疑慢性疲勞症候群是由艾司坦－巴爾病毒（Epstein-Barr virus）所引起，因為此一病毒感染後會潛伏在人體內，慢性疲勞可能是病毒感染症狀反覆發作所致。一九八五年加州太浩湖（Lake Tahoe）發生超過百人的群聚案例，於是美國疾管署進行了調查，卻無法證實是病毒引起，病毒血清學研究也沒有定論。後來有研究使用抗病毒藥物治療這類病人，效果並不比安慰劑好。由於有些患者是加州年輕高收入人士，因此被懷疑此病真實性的人嗤之為「雅痞感冒」。醫界主流則認為這樣的症候成因複雜，可能涉及身體與心理的因素。 現又稱全身勞力不耐症（systemic exertion intolerance disease）的慢性疲勞症候群，成為一個診斷和實體地位都有爭議的疾病。相較於醫界主流對病因的不確定與重視心理因素，多數病患倡議團體主張這是一種「真實的」身體疾病，強調是病毒感染或是免疫系統問題引起的病，且強烈反對心理因素的說法。他們使用的病名是「肌痛性腦脊髓炎」（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而不用慢性疲勞症候群一詞。社會學家柯林斯（Harry Collins）和聘區（Trevor Pinch）在《科倫醫生吐真言》（Dr. Golem）一書回顧相關爭議後指出，這類疾病在歐美常對醫病關係造成傷害。一方面由於患者很難治癒又易生爭執，因此很多醫師避之猶恐不及，產生「醫療人球」現象。另一方面，由於診斷和病因的判斷有時會涉及補償或保險給付，常導致病患倡議團體與醫界的嚴重對立。倡議團體的激烈態度也讓醫師備感壓力，不敢暢所欲言醫學見解。 這回症狀和慢性疲勞症候群很相似的新冠長期症狀又引發什麼反應呢？由於這次疫情受到史無前例的密切觀察與研究，因此醫界似乎罕有人質疑疲勞等長期症狀與病毒感染的關係。由於兩者很相似，也有研究者重提慢性疲勞症候群的病毒病因說。有意思的是，有些苦於新冠長期症狀的醫界人士從慢性疲勞症候群的例子，開始反省相關的治療方法。 《衛報》指出過去英國對於慢性疲勞症候群的治療指引建議使用「漸進運動治療」（graded exercise therapy），以逐漸增加運動量來進行復健，但有些病患倡議團體反對這種療法，宣稱有許多病患這樣做之後會筋疲力盡讓病情惡化，造成長久傷害。今年十一月英國修改治療指引不再建議此一療法。另一方面，雖然英國當局尚未公佈2019冠狀病毒疾病的治療指引，也曾警告漸進運動治療不見得適用於治療新冠長期症狀患者，但仍有不少醫師建議罹患新冠長期症狀的病人採用漸進運動治療。史莫醫師認為這是因為英國家庭科醫師過去受的教育主張漸進運動治療，而新的指引還要一段時間才會傳達到基層醫療，因此不少醫師還是會勸告新冠長期症狀病人在運動復健「到達極限時再加把勁」。 利物浦熱帶醫學校的流行病學專家迦納（Paul Garner）在罹病後苦於新冠長期症狀，他在《英國醫學期刊》（BMJ）的網站部落格撰寫的病人誌提到主流醫學知識和患者個人經驗的脫節。他患病後馬上查詢醫學文獻回顧的重要資料庫「考科藍圖書館」（Cochrane Library），卻發現用處不大，雖然當年他是該資料庫創立推動者之一。他的感想是「文獻回顧顯示主流醫學和我的個人經驗嚴重脫節」。迦納反而發現「肌痛性腦脊髓炎協會」這個病人倡議團體成員的解說對他有所幫助。實證醫學專家在自己生病後，回頭重新肯定病患個人經驗和病患倡議團體的觀點，這段不無反諷的插曲令人深思。 也有醫師和科學家認為，新冠長期症狀和慢性疲勞症候群不見得是同一回事，還有許多有待研究釐清之處，而運動復健對許多病人來講還是必要的，不能一概而論。確實，這些爭議與謎題或許還要相當時間的研究才有可能釐清，但相較於慢性疲勞症候群的爭議史，這次疫情由於有許多醫師與專家罹病，生病的經驗有時會帶來不同的體認。 迦納教授提到一位良師益友給他最受用的建議是：「別試著征服病毒，你要和它和解共生。」他給病友的忠告則是：「若曾有人懷疑你的症狀的真實性，請牢牢記住這樣的經驗。如果你是男性，請記得女性有更多這樣的經驗；如果你是位醫師，請記住肌痛性腦脊髓炎/慢性疲勞症候群的病人遭到這樣經驗已經數十年了。」過去有研究指出女性的病痛經驗在臨床上較易被忽視，這點就像慢性疲勞症候群這類難解而具有爭議性的疾病患者一樣。迦納教授在生病後勸告同儕不要因知識的驕傲而輕率否定病人的經驗和想法。自身的疾病經驗似乎讓這些醫學專家更願意重視病人團體的看法，這樣的態度或許是個較為良性互動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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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7 新聞.杏林．診間
光靠觸診就診斷出白血病！「抓病的柯南」黃富源：病人不是醫師的資產，是醫師的老師
一派瀟灑的黃富源醫師坐在辦公室的小沙發椅上，牆上是以前的學生以其「富、源」之名的藏頭詩題字，乾淨整齊的桌上放著一杯溫熱的高山茶、老花眼鏡。他是兒科界的「黃頭」，是連續七年獲得醫院最佳教師獎的「黃老師」，對於醫界的後生晚輩而言，他堪稱是祖師爺的等級。陪同台大醫學系學生對他的專訪，我在旁聽席中，也觀察到他對學子的殷切期盼與依然熱衷投入的教學熱情。拚命唸書才能分擔家計從小家境不好，黃富源在求學的過程中，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留級」，但擔心的並不是丟不丟臉這檔事，而是若是要再繳一年的學費，那可不得了，年紀輕輕能幫家裡的唯一方法就是「拚命唸書」，殊不知這份單純的孝心，奠定了黃富源日後凡事「拚命」的性格。高中畢業後，果真拚命唸書的結果可以獲得保送入大學化工系，但問題來了。父親說：「你唸完書，一來沒有錢可以供你出國深造，再來也沒有錢可以讓你開工廠……。」父親的話言猶在耳，黃富源心一驚，若是一般大學畢業後無法賺錢還得再當家裡的賠錢貨，那豈不更慘？早年，醫學系仍是大家心中的第一，於是黃富源再度「拚命唸書」，最後，第一成了唯一，考上了台大醫學院醫科。立志成為很會看病的醫師高雄鄉下小孩考上台北的台大醫學院醫科，家人與街坊鄰居無不歡慶祝賀。但窮小子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靠著一位有錢人家的同學支援，找到台北的棲身之處，黃富源說：「我以為不知道台大在哪裡已經很離譜了，但我竟然連他家裡的馬桶都不知道怎麼用！」真是糗了。台大醫科果真名不虛傳，各方武林高手齊聚，黃富源看到同學臥虎藏龍，教授更是一派威風凜凜，只有繼續拚命的努力。求知若渴的他，只要有任何學習的機會都不放過，並為自己立下「我要成為一個很會看病的醫師」的心願。自己立下的約定，成為自己持續拚命的目標！更難得的是得過一次「書卷獎」，讓黃富源欣喜若狂。只要比別人更加倍努力就對了但要怎麼樣達到自己預設的目標？怎麼樣才能變成一位很會看病的醫師？黃富源一句「只要比別人更加倍努力就對了」，為這個問題做了最好的詮譯。黃富源努力到連同學都看不下去了，偶爾會問起：「緊張大師，你到底有沒有出去玩啊？」在實習階段，黃富源的「拚命」還多了一個項目，就是「值班」。每天都去偷偷瞄一下病房有沒有新住院的病人，然後跟在那位主治醫師身邊，偷聽就是多學，只要多爭取到值班的機會，就是加深自己的功力。黃富源回憶：「有個功課很好也很會彈琴的同學，他只要去俱樂部彈琴打工，就請我替他值班，而且，他回來還會給我50塊錢，比起我一個月才拿到70元的月薪來說，根本是天價。你瞧，他開心彈琴打工，我開心值班練功，我還可以多掙點錢，豈不皆大歡喜！」語畢，哈哈大笑起來。觸診是最基本的診斷工具眾所周知，黃富源醫師十分強調不要依賴醫療儀器。他主張，看病是看病人，不是只看電腦螢幕上的數據，而他強調的「身體診察」基本功就是在台大醫院當醫師時學到的功夫。一位血液科的教授劉禎輝摸到病人肚皮上的一塊圓圓的腫塊，語出驚人的說，裡頭是水！當時在一旁的另一位實習醫師一開始還不相信，等到教授用針頭抽出水後，才啞口無言。在第一年住院醫師時，有一位6歲高燒不退好多天的孩子住院，李慶雲教授來查房，摸一下腹部，就診斷為傷寒。我們問他何以摸肚子可以診斷為傷寒？他說摸的感覺是doughy，有這種doughy的感覺是傷寒的特徵。我永遠記得那一幕。黃富源說：「時代再進步，都有儀器無法取代的事。」看病不是只看數字，身體診察(觸診、聽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檢查。但他也不諱言，在健保的體制下，醫師診察費太低了，導致愈來愈少醫師願意多花時間多看病人一眼、多聽診、多觸診病人一下，猶記得5年前，有一位護理師的姊姊住國外，她的2歲兒子右眼眼皮深紫色浮腫，看過眼科、家醫科，仍然無法治癒。這位護理師碰到我問我可以看看嗎？當然可以。」第二天黃富源的門診果然看到這位小病人。黃富源對這個個案印象深刻，憶道：「當時第一個看他眼睛，覺得很奇怪。當我看不懂時，會把病人從頭摸到腳，結果發現小孩肝脾非常腫大，斷定是白血病(Leukemia)，就安排馬上住院由血液科專家治療。」 這個診斷方式是從年輕時就養成的，可見身體診察是無法用儀器取代的。期待健保署能看到身體診察的重要性，提高醫師診察費，讓醫師能好好的「看病人」，而不是看電腦螢幕。黃富源說：「醫院是為了病人而存在！身為臨床醫師，要加強自己的專業、減輕病人的痛苦、提供病人最有效益的醫療，才是醫師的最終目標。」在醫界，黃富源以其身教帶領了一群徒子徒孫，開枝散葉在各處為醫療致力奉獻，不但對症下藥，並且不過度用藥，減少病人痛苦；特別在兒科，面對的是「不會說痛與不會道謝」的小病人，一本初衷與良心，更是醫師本質最好的體現。影響最深的二位前輩談到黃富源這輩子最感謝的二位醫師，背後也有一段動人的故事。不諱言早年紅包時代下，就連自己住院開刀，老婆都還是不免禮俗將「禮數」給準備好，深怕不周到會被拿來「開刀」，還是送上比較心安；黃富源當時還笑說：「我請我的老師杜詩綿教授幫我開刀(扁桃腺割除)，怎麼可能會收？」沒想到，老師還真的收下紅包。術後，黃富源恢復得很好，住院7天左右已可出院，臨出院前，老師把紅包退了回來，黃富源用右手手掌拍打了額頭，我怎麼可以誤會我的老師，整整7天，真的是學生的不是！這件事，給了黃富源很深的影響，行醫50年，儘管時代改變但收到的紅包還是不少，能退的就退，不能退的就捐給社服室基金，做為急難救助之用。影響黃富源的還有鄭仁澤醫師。鄭醫師是一位以病人為中心的醫師，絕不以研究病人為樂，不把病人當成研究的白老鼠，不會只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讓病人受痛苦。黃富源在衛生署副署長任內，也看到了器官捐贈的亂象，陸續設立了器官捐贈登錄中心、醫學倫理委員會、醫師懲戒委員會，要求徹底扭轉醫匠現象，致力推動台灣醫界，需要的是真正良心為善的醫師。病人是醫師的老師在黃富源眼中，「在困難的病人身上，診斷出疾病，並且將病人醫治好，是一件十分美好的感受。」把孩子醫好、把學生教好，並且得到來自於病人家長及學生真心的感謝，這種成就感支持著他持續至今。而他也語重心長的說道，以台灣目前的情況，真的不必再設醫學系，而應將醫學教育深耕並著重於醫學倫理的養成，將行醫這條路，當作是上帝賜下的恩典，可以在一生中幫助人，並在助人中獲得安慰與滿足。「病人不是醫師的資產，病人永遠是醫師的老師。」在「富及杏林滿門桃李、源盈寰宇遍地福音」的字畫前，黃富源醫師為醫病關係下了一個很好的註解。在馬偕兒童醫院裡，明年將滿80歲的黃富源，還在臨床工作上繼續扮演「抓病的柯南」角色，也是所有醫學生最崇敬，混身是寶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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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生過病的醫生會是更好的醫生！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當醫師變成病人時」，我們收集了三位醫師的生病經驗。一位老醫師因為不小心摔倒而肩部受傷，才有機會由病人的立場體會醫師的同理心是多麼重要，是醫病之間的尊重與信任的基石；一位西醫醫師在受傷之後，發現「中西合璧」的治療有時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而希望自己的經驗能促進西醫的專業人員重視中醫，彼此合作，並尊重病人選擇中醫治療的決定，但她也不忘提醒讀者，要謹慎挑選中醫從業人員，不為江湖郎中所騙；一位中年醫師分享自己年輕時為「重症肌無力」所苦，中年以後又因兩側髖關節骨折的延誤診斷，經歷了一段痛苦的煎熬。相信由這些文章間也可以感受到「生過病的醫生可能會是更好的醫生」。兩年多前在書房不小心被堆積的書本絆倒，撞傷了右肩，發生「肩旋轉袖斷裂」。在醫師照顧下漸漸恢復到可以游泳，每次游罷全身舒暢時，都會打從心內感激當初照顧自己的骨科醫師。此時常自問，這位醫師可曾想過，對他說來可能是一個骨科常見的「小病」，但卻有病人過了這麼久，還念念不忘感激他。我想在此以醫師變成病人時的切身感受，以「野人獻曝」之心，探討這位醫生怎麼贏得我這位病人的尊敬與信任。當時肩痛加劇，又擔心傷勢將影響兩天後即將出國開會的既定行程，情急之下打電話給我的骨科同事，想不到他正在休假。轉而請教相知甚深的他院外科醫師朋友推薦，到他所服務的醫院急診處，而有幸見到這位骨科良醫。他在仔細的問診與身體診察之後，認為應該不是嚴重的問題，建議先做個肩膀的 X光檢查，證實沒有骨折的話，就很可能是「肩旋轉袖斷裂」，隔天早上再做超音波檢查，確認肌腱是否斷裂。他特別問了我一句話，「你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 我實在有點不好意思地實說，因為自己兩天後要出國開會，勢必要提行李，不知道這肩痛將如何以對。 他當場很簡單扼要地指導我，避免某些動作、姿勢，並切忌右手提重物，可能就會慢慢康復。這幾句話就有如定心丸， 肩膀的 X光檢查證實沒有骨折，他開了消炎止痛藥，並告訴我應該可以照原計畫出國開會。回到家才發現自己的心情與要去看醫師時判若兩人。也是醫生的內人與我才領會到，急診病人與家屬多半因突發的變化，以為事態嚴重，需要醫療人員的緊急診治，而一旦了解診斷與治療的方向，尤其是知道以後可能的發展（醫學上稱之為「預後」），雖然肩痛還是難耐，但我與內人不再疑惑而豁然開朗。隔天的超音波檢查，發現一條肌腱完全斷裂，另一條部分斷裂。醫師確認我可以照原定計畫出國開會，回國後再回診，以決定是否需要開刀。碰到度假歸來的骨科同事，認為我隔天要出國一星期，還是在肩關節打一針類固醇比較放心。當時擔心肩痛又擔心類固醇的可能副作用，加上前晚醫師並沒建議關節注射類固醇，我一開始遲疑不決，最後仍為追求「速效」的心情下，一針下去，痛感幾乎完全消失，在國外期間也都不再劇痛。幾個星期後我接受追蹤檢查、核磁共振。這位骨科醫師告訴我，由復原的程度看來可以不須考慮開刀。這兩年來，除了偶而因為忘了「避免用右手提重物」的醫囑，而感到不適以外，已經很久沒有肩部劇痛。今天「痛定思痛」，決定在這「醫病平台」寫出我的「病人心得」，也由衷希望能因此促成醫病雙方更多了解。一、 如何做好醫師與好病人：這是我在寫作、演講、上課經常討論的話題，但透過這次的就醫經驗，才親身體會，真正的「好醫師」是能在病人求診時，看得出病人擔心的關鍵問題，而及時地以其專業經驗贏取病人的信任。同時我也深知做個「好病人」，一定要老實告訴醫師自己所接受的一切治療，這樣醫師才能提供最適合他的醫療照護。因此儘管很難啟齒，我向骨科醫師坦承自己因為擔心肩痛影響出國開會，隔天接受同事建議的類固醇關節注射;而做個「好醫師」，像這位醫師一樣，了解病人病痛纏身的心情，而有那雅量告訴我，這注射的確是可以達到速效，但當時他不認爲我痛的程度需要用到那種程度的治療，但看來這治療也的確帶給我在國外平安無痛的一星期。二、病人所關心的問題：在急診時，才發現自己以病人的身分想問的問題，許多是不好意思出口的「笨問題」。當我問他「我可以開始游泳嗎?」，這位醫師仍一本正經地回答我，「你要自己衡量，慢慢開始恢復運動，如果痛了，就不要再游下去，慢慢地，可以找到自己能做多少。要有耐心，不要太勉強。」他誠懇回答的態度，突然使我意識到自己還想問下去的問題，幾乎都是以一般常識就可以回答的「笨問題」。我才意識到當自己披上白袍，聽病人與家屬問我類似的「笨問題」時，我更能夠瞭解他們的心情。也使我想起，1975年初到美國接受訓練時，印象深刻的一句話，主治醫師鼓勵病人、家屬或醫學生發問時，常說：「沒有所謂的『笨問題』，只有所謂的『笨回答』」。但話說回來，這些出自醫師的「笨回答」雖說很多是「一般常識」，但出自醫師之口，卻帶給病人與家屬莫大的慰藉與安心。這使我深感醫師的話語帶來的權威性，並由此更體會其責任的重大。同時更提醒自己，只要是病人關心的問題就是醫師應該好好用心回答的「好問題」。三、病人與家屬還有「生病」以外的考量: 與骨科醫師第一次見面，他問我「你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相信醫師沒有意料到我的回答竟是我即將出國開會的「時間點」。這使我想到過去自己有時為病人努力找時間、找同事幫忙他們，卻碰到病人或家屬因為工作或其他因素無法配合，而感到失望。但在自己受傷時才深深體會，沒有一個人會在自己的時間表，預留「可能生病需要看醫生」的時程，也因此醫師也需要體恤，有時病人或家屬無法配合醫療團隊所安排的時間。一場小病使我發現醫病之間尚需努力的空間，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才能建立彼此的尊重與信任，而得到理想的醫療效果。也難怪有人說，「生過病的醫生會是更好的醫生。」（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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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獻身兒童醫療的黃富源教授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再度以「醫界典範」的主題，介紹另外三位傑出的台灣醫師：台灣小兒外科的老前輩陳秋江教授、小兒科大老黃富源教授、公共衛生賴美淑教授。巧合的是，介紹陳秋江教授的文章是黃富源教授追憶當年馬偕醫院還沒有小兒外科的時代如何受到陳教授的幫忙，而接受醫學生採訪的黃富源教授與賴美淑教授都曾做過衛生署副署長，替台灣醫療環境樹立許多重要的制度。這「醫界典範」的主題又讓我們有機會透過這幾篇文章，體會學醫之路可以是如此的多采多姿，希望台灣能有更多有理想、有熱情、有愛心的年輕人願意投入醫學的領域。那是個溫暖的早晨，年近八十的黃富源教授親切地招呼我們進入他的辦公室。明亮的陽光從窗戶灑落，一旁的書櫃擺滿了醫學教科書與醫院書籍。我們和黃富源教授相向而坐，談話從黃教授的學生時期展開。黃教授是個「庄腳囝仔」，就讀於當時的高雄縣大樹鄉九曲國小，每天無憂無慮，並未真正專注於書本。黃教授在小學當時排名全校第十一名，在考初中時，從未料想到會考上高雄中學初中部。當時校長指派第1、2、3名和第11、12名去考高雄中學初中部。然而誰也沒想到，作為第11名的黃教授在省中考試竟能一舉考上雄中初中部，完全在意料之外，黃教授至今仍感到相當驚奇。黃教授出身平凡，個性樸實憨厚，甚至沒有穿鞋就前往第一次報到，看到其他都市小孩穿著布鞋，真實感受到城鄉差距。也是從這時開始，因為怕被留級而造成家中經濟負擔，所以黃教授發憤讀書。這樣的習慣持續到高中，但即使模擬考試曾經得到全校第一，黃教授卻不敢去考大學聯考，選擇保送到東海大學化工系。暑假回到家時，父親說私立學校學費貴，將來家裡也無法供應他出國深造，鼓勵他去考較實際的醫科。黃教授天天到樹蔭下讀書，持續一個月後，沒想到竟考上當時甲組第一志願——台大醫科。醫學生時期，黃教授仍相當用功，天天在宿舍及圖書館念書，無暇參加社團，勉強擠出時間做家教貼補生活費。進入臨床後，黃教授更是努力抓緊每個學習的機會，學習身體診察和病史詢問。當黃教授沒聽清楚教授查房時的教學時，甚至會在晚上回去找病人請求再學習。因為一心想成為很會看病的醫生，黃教授還幫許多同學值班，藉此精進。其中一個請求幫忙的同學晚上在酒吧彈琴，每晚數百元的薪資也分紅50元(在當時已經是相當大的數字)給黃教授，成為日後趣事。幾年下來，由於黃教授的認真及經驗磨練出百般武藝，在住院醫師時就受到多位指導教授們的欣賞。黃教授的同儕除了臨床工作和學習，也會做研究，但由於當時論文寫作「me too文章」較多，黃教授並不喜歡，因此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臨床技能上。黃教授在馬偕小兒科的四十八年中，著重於訓練後輩醫生確實的做好身體診察和病史詢問。黃教授勉勵年輕的住院醫師及醫學生，應該將這些基本功夫學好，對於志不在研究、為看病而存在的醫師，若願意下苦功學習，將會是病人偌大的福音。縱使現代科技發達，基本的診察功夫仍有不可取代性。行醫過程中，黃教授看過許多病人因為之前未做好身體診察，而被誤診。黃教授也感嘆，因為健保的診察費偏低，導致醫師寧願只盯著電腦螢幕，很少做身體診察，也讓病人多了許多不必要的儀器檢查，而這樣的趨勢逐漸上升中。在健保制度下，黃教授認為私立財團醫院的管理模式大都以利益為導向，醫生已逐漸淪為醫院的勞工，這種現象逐漸在擴大中。醫院應該是為了看病而存在，而非為了賺錢或論文寫作而存在。黃教授曾在某家藥廠門口看到一副對聯，很受感動：「我們的藥廠是為了病人的福祉而存在，如果為了病人的福祉而努力，利潤將會隨之而來。」雖然在健保制度下，要成為真正的「良醫」具有挑戰性，黃教授仍對後輩有很深的期待。對於全民健保，黃教授很認同《2030健保大限》一書中，張鴻仁前總經理的觀點。健保實行貶低醫師的專業，壓低醫師的診察費，使醫師淪為財團醫院的勞工。在制度底下，好醫師很難生存，而會取巧的醫生仍然會利用各種方法去攫取自身的利益，這樣的結果，會導致台灣醫療品質越來越差，最後的受害者是病人和那些辛苦奉獻的醫師。訪談中，黃教授特別提及兩位影響他至深的良醫：鄭仁澤教授與杜詩綿教授。1971年黃教授還在台大急診處住院醫師值班時，被病人傳染扁桃腺炎，引發急性腎絲球腎炎（ 是鏈球菌感染引起的併發症），當時有其他老師建議應該要做腎臟切片以確定真正的病因。然而切片有風險，黃教授在猶豫之際，鄭仁澤教授來查房，告訴黃教授，依照他的臨床經驗，他認為是鏈球菌感染引起的腎絲球腎炎，不必做切片檢查去確定診斷。黃教授從中體會到了鄭教授的同理心，至今仍感謝鄭教授。黃教授病癒後，為防復發而接受新引進的扁桃腺冷凍手術，結果手術失敗，還須找杜詩棉教授開刀。黃教授住進病房時，師母因為怕失禮而事先隨俗送了紅包，而杜教授也收了，讓黃教授大感訝異，當下甚至對於杜教授收受紅包一事感到失望。沒想到，手術後杜教授將紅包原封不動歸還，原來他是怕黃教授與師母不安心才暫時收了紅包。受到杜教授的啟發，黃教授日後行醫從不收紅包，如果病人堅持，就將錢送至社會服務部作為醫院急難救濟金，有一年馬偕社會服務部的基金中，最高的就是黃教授的存款。在臨床工作之外，黃教授還曾擔任衛生署副署長。民國89年，李明亮教授在總統大選後被發布為新任衛生署長，就任前，他四處打聽，最後致電給黃教授，期盼黃教授能成為他的副手。由於接任在即，黃教授和夫人談妥後，相信這是上天的安排，便同意了與李明亮教授一同任職於衛生署。在擔任副署長的兩年中，黃教授因知曉有醫師違反醫學倫理的事件，而成立國家級醫學倫理委員會，帶動醫界對醫學倫理議題的重視。此外，黃教授也參與全國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的成立，讓器官捐贈制度化，讓民眾公平地得到器官的捐贈。雖然黃教授後來未接任署長，但是他在職期間所為，卻為國家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曾有衛生署內部的人員說，衛生署最受懷念的長官就是李明亮和黃富源，黃教授認為是由於李署長與他當時用心帶人，凡事溝通，不用權力指使下屬行事。如今回首當時的經歷，黃教授仍然感到上帝安排的驚奇與可貴，並且以自身的經驗鼓勵我們後輩不要排斥擔任政府公職的機會，反而應勇於承擔，貢獻一己之力於國家社會。因為住院醫師時期的那場大病，黃教授與師母一同信仰基督教。聊談過程中，黃教授常謙虛地將自己求學時期的幸運、一路走來的成就歸功於上帝的恩典；也因為曾經罹患重病，黃教授對於病人深具同理心，言談中盡是真誠與謙卑。對於還是學生身分的我們而言，黃教授面對疾病、面對病人、面對晚輩時，舉手投足間所展現恫瘝在抱的氣度，是我們後輩在醫學領域上的極佳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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