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7 橘世代.好野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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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9 名人.精華區
陳昭姿/健保決策跨步 讓病友也能發聲
二代健保實施超過7年,下階段的改革計畫已經上路。然而,面對病人權利意識持續上升,民眾要求參與重大決策的聲音無法忽視,近年來健保署已經多次派員考察其他國家的作法,包括醫療保險制度與我國較類似的英國與加拿大等,希望學習如何將病人或民眾的意見適時納入決策。線上平台 提供意見分享健保署多年前已經建置「病人意見分享」線上平台,以重大傷病用藥為優先,例如癌症,適用對象包含病人、病友團體與照顧者。為了幫助病人能夠適當表達,還加上內容提示,例如「這個疾病對您生活品質的影響是什麼?目前的治療無法控制的不舒服情況是什麼?目前的治療是什麼?效果如何,是否有副作用或病情控制不理想的情形?如果您有使用本新藥的經驗,比起過去的治療,是否在療效或副作用都有進步?您在照顧病人時,有沒有明顯看到或感受到病人的進步?」此意見平台也提供了新產品資訊,可以連結到食藥署網站,並有淺顯易懂的用語,大約300字左右,介紹即將上會討論的新藥。關鍵會議 可以列席說明病友們提供的資訊,開會時會提供給代表們,或是直接寫入議程內容。近日,醫藥品查驗中心的醫療科技評估小組,受命對於目前病友書面意見表達部分,包括上述所建議的4道問題是否足夠,如何把這個機制做得更好,已經著手進行一項研究計畫,希望未來能更有利於病友意見的呈現。繼書面意見表達模式建立後,2017年健保署首次回應病友團體訴求,邀請出席關鍵性會議─「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病友團體可以指定最多兩名代表,針對個案進行到會說明。截至目前為止,曾經來會表達意見的代表,包括第四型黏多醣症、類風濕性關節炎、血友病等家屬與病人。表達方式是上台報告十分鐘,然後與在場代表做意見交流,交換意見後離席。納保會議 可以全程列席今年6月開始,病友對於新藥納入保險的參與,又跨出了一大步,病友代表可以全程列席。所謂列席,雖然沒有表決權,通常不主動發言,但主席會視情況邀請發言。全程列席對病友而言,不但可以見證完整的討論過程,也可以了解各成員代表所持的立場。目前有兩位病友代表固定列席,分別是來自台灣癌症基金會的蔡麗娟執行長與台灣乾癬協會王雅馨秘書長。健保決策 重視病友權益因此,台灣病友對於健保收載新藥的決策,從書面意見表達,進一步到個案列席說明,現在已經可以指定代表全程與會。這些安排,對於病人與民眾醫療權益的的維護,應該算是相當明顯的進步。未來如果提供足夠的教育訓練,培養出如先進國家認定的「病人專家」,應可望成為正式的代表,具有完整的發言權與表決權。(作者陳昭姿為和信醫院藥學進階教育中心主任、健保署藥物共同擬訂會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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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6 癌症.卵巢.子宮
罹卵巢癌不等於判死刑!患者記得「6問」醫師
醫師告知得到卵巢癌,對患者來說通常有如晴天霹靂,對於未來充滿恐懼。醫師指出,癌症病人處於人生重要關頭,百感交集之際,常常不知所措,不懂如何求助。佛羅里達州癌症專家及研究中心(Florida Cancer Specialists & Research Institute)婦科腫瘤專科醫師黎瑞(Antonella Leary)表示,很多病人只要一聽到醫師宣告「癌症」關鍵字,接下來訊息就都再也無法聽到了。黎瑞表示,證實得到癌症之後的第一次看診,醫師會與患者逐項討論許多問題,「但很多病人後來卻不記得討論內容,因此我會建議患者應該有家人陪同。」對於卵巢癌,不管是患者自己向醫師發問,或者家屬代為發問,專家指出,有六大問題應該要請教醫師,了解所有基本問題之後,才能讓患者尋找最好的治療,也讓患者覺得對於病情擁有掌控權。問題一:是否應該找專治卵巢癌的專科醫師?有沒有建議名單可以參考?洛杉磯加大健康中心(UCLA Health)婦科腫瘤專科醫師柯恩(Josh Cohen)表示,就算在醫學發達的美國,如今許多患者其實並沒有獲得適當安排,找到專門治療卵巢癌的醫師。他表示,卵巢癌患者如果能找婦科腫瘤專科醫師(gynecologic oncologist )看病,而不是找腫瘤內科專科醫師(medical oncologist)、婦科外科醫師(gynecologic surgeon)或其他醫師,壽命可以活得更久,也會有更好的治療結果,因為婦科腫瘤專科醫師受過特殊的專業訓練,可以有效診斷並治療婦女生殖器官的癌症病變。專家建議,卵巢癌患者絕對要向家庭醫師或婦產科醫師詢問可以參考的婦科腫瘤專科醫師名單,並且盡快預約看診。問題二:對於醫藥費用憂心不已,是否有管道可以尋求協助?得到癌症的惡耗已經讓患者痛苦不堪,如果還要為看病費用煩惱,彷彿雪上加霜。黎瑞分析,化療開銷頗為可觀,目前醫學界有許多新藥品紛紛上市,效果良好,可是價格卻非常昂貴,患者投保的醫療保險可能承保範圍有限,還要負擔高額自付額。專家指出,患者不妨與醫師、保險公司詢問接下來可能會面臨哪些醫藥費用,以及是否有管道可以詢求協助。舉例來說,美國癌症學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等組織可以幫助患者協商醫藥費的償還方案。問題三:如何才能進行基因檢測?柯恩指出,所有被診斷出患有卵巢癌的患者,都應該進行基因檢測(genetic testing),如此一來醫師才可以根據患者本身的某些基因易染病特質,對症下藥。基因檢測除了可以讓卵巢癌患者獲得最有效率的治療之外,還可以保障家人的健康。柯恩舉例說,如果家族有容易出現癌症的基因特質,患病風險自然因此提高,患者下一代出現同樣癌症的機率則有50%,「對於家人來說,知道基因檢測結果是很重要的,因為可以進行降低罹癌風險的手術。」由於基因檢測種類繁多,保險公司給付與否,規定各不相同。柯恩表示,婦科腫瘤專科醫師或腫瘤內科專科醫師都可以協助患者決定哪一種基因檢測最為合適,至於保險公司是否給付則可以洽詢客戶服務專員。問題四:是否有可能適合參加的實驗療法?新藥上市之前的實驗階段,研究人員會徵求某些患者參加,確認研發中的藥物或療法效果如何。參加實驗療法的患者,原本的治療仍然繼續進行,至於研發中的新藥或新療法是否確實有效,則是未知數。柯恩分析,對於仍在研究階段的實驗藥物,確實存有潛在的各種未知風險,但同時也有或許能夠對抗疾病的效果,患者參加實驗療法的回饋,將可以造福日後更多患者。患者除了可以向醫師、醫院詢問居住地點附近是否有實驗療法可以參加之外,還可以到ClinicalTrials.gov網站自行搜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十年當中,曾經出現幾次案例為,患者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參加了並未獲得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核准的冒牌實驗療法。專家指出,患者必須注意的是,正統的實驗療法絕不會要病人繳交任何訂金,在clinicaltrials.gov網站上也會有民眾熟悉的廠商或贊助商的登記資料。問題五:能否介紹心理健康醫師?黎瑞表示,治療卵巢癌過程中,患者必須經歷許多波折,如果能有健康、堅強的心靈,有助於撐過難關。在心理諮商師的協助下,患者可以妥善處理內心層面的問題,也能學習如何與家人訴說自己患病與掙扎的內心感受。某些醫院或診所提供駐點社工、諮商師或心理醫師,如果醫療院所沒有類似安排,患者則可以向醫師洽詢。問題六:結束化療之後,下一步該怎麼走?黎瑞表示:「卵巢癌現在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等同宣判死刑。」許多得過卵巢癌的婦女不但存活下來,後來的人生也都過得非常精采。黎瑞表示,患者需要向醫師請教的問題是,化療結束後將如何監控病情,如果身體出現哪些徵兆就代表癌症復發,而且在癌症可能再度出現的陰影下,應該如何維持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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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4 科別.心臟血管
心臟猝死年輕化 心肌梗塞是主因
別以為心肌梗塞猝死是老人專利,名人或年輕人突然身體不適送醫不治案例時有所聞,令人措手不及。台灣高血壓學會理事長暨台大醫學院內科教授王宗道指出,台灣約有七成心臟猝死患者與心血管疾病有關,其中又以心肌梗塞為主要原因。三高+抽菸 中壯年殺手創辦台東孩子的書屋、人稱「陳爸」的陳俊朗,日前因心肌梗塞猝逝,享年55歲,令人不捨。心臟疾病是國人十大死因第二位,近年心肌梗塞更有年輕化趨勢,50歲以下患者愈來愈多,王宗道表示,很多中壯年族群不知自身有三高問題,偏偏高血壓、高血糖和高血脂是心肌梗塞危險因子,加上吸菸,更增加猝死風險。他表示,心肌梗塞後心肌細胞受損,容易產生不正常放電,典型症狀是出現胸悶、喘、隨即恍神、失去意識,此時可能因心肌梗塞合併心室顫動或心室頻脈二種致命性的心律不整,造成猝死。據統計,心肌梗塞後的患者,心臟收縮功能(左心室射出率)40%以下者約占25%,為心臟猝死的高危險群,甚至隨心肌梗塞發生後的時間愈近,猝死機率愈高。心臟去顫器 降猝死風險進一步,從醫師分析健保資料發現,台灣的院外心臟停止發生率高達每十萬人51.1人次,是日本、南韓等亞洲國家的2.5倍,其中以心臟猝死存活率最低。他研判與不同醫療保險制度給付心臟去顫器的標準有關,國內健保僅開放已猝死但被急救回來的患者給付心臟去顫器,屬於次級預防,「偏偏猝死患者若當下沒有立即急救,存活率不到5%。」事實上國外研究已證明針對四大高風險族群植入心臟去顫器能預防猝死,包括常不明原因昏厥、頻繁性心室過早收縮、非持續性心室收縮過快及左心室射出率小於25%之心臟衰竭病患,王宗道認為,預防對象擴大至高危險族群,可有效預防猝死。心臟去顫器可偵測心臟跳動,當出現心律不整時,會導入電流,強迫心臟重新開機,重整心律,降低近一半的猝死發生率,他說使用去顫器等於多了一項預防與治療的選擇,再搭配藥物使用,可降低猝死風險。40歲以上 應每年健檢王宗道建議,40歲以上民眾每年做一次三高篩檢及心血管健康檢查,若有危險因子如三高、抽菸,以及心肌梗塞家族史等,更需留意,飲食上少油少鹽,喝咖啡時不要加人工奶精,不抽菸及劇烈飲酒,運動需視自身狀況,一旦心臟不對勁不要逞強,長期運動可穩定交感神經,降低猝死風險。另外,曾不明原因昏倒者,應盡速尋求心臟科醫師諮詢,若具心臟疾病家族病史,男性超過45歲、女性超過55歲,可檢查心電圖及心臟超音波,早期預防,避免猝死。●「預防與治療心臟猝死講座」於8月24日上午9時50分在台大醫學院101講堂舉行,報名額滿,已報名者請準時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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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3 科別.眼部
70歲阿伯身體健康、開車卻常擦撞 原來是它惹的禍
水晶體是眼睛裡面負責聚焦的構造,當原本清澈透光的水晶體變得混濁就稱為白內障。眼科醫師劉怜瑛指出,早期白內障會以視覺對比敏感度的下降來表現,視力在白天都還不錯,但在晚上時會變差,影響夜間駕駛。曾經有位70多歲老伯伯很愛開車,但是晚上容易擦撞到別人的車,倒車的時候也常常發生碰撞,一開始家人也不知道為什麼,因為平常的生活功能看起來不錯,直到有次檢查眼睛時才發現兩眼白內障,其中一個眼睛已經非常嚴重。劉怜瑛醫師指出,由於白內障的嚴重程度可以有不對稱的情況,有些病人因為一隻眼睛視力還不錯,另一眼白內障已經很嚴重,仍不自覺。罹患白內障未及時治療,最後會怎麼樣?劉怜瑛醫師道,「白內障如果一直放著沒治療,水晶體愈來愈混濁並且變厚,讓眼睛前房的空間變狹窄,造成前房液體排出較差、眼壓上升,嚴重的話會引發青光眼。」做完白內障手術後,眼壓有機會恢復到正常值,停止繼續傷害視神經。另外,當白內障拖太久,成熟到囊袋破裂,可能會引發眼內發炎,且過熟的白內障會增加手術時間與困難度,對病患的預後與視覺品質恢復都有影響。單焦點、多焦點、長焦段人工水晶體的差別為何?天然的水晶體是一個Q彈的組織,配合眼睛裡面的睫狀肌,隨著看遠、看近做調節。白內障手術將天然水晶體移除後,植入人工水晶體取代,擔任聚焦的功能。「單焦點水晶體」所有光線聚焦在單一焦距,優點是在特定焦距上看東西非常清楚。「多焦點水晶體」是在水晶體上做一些設計,讓不同距離的光線聚焦在視網膜上,所以可以看不同距離的影像,優點是比較方便,缺點就是整體視覺品質可能沒有那麼清晰,並且分光還可能會造成光學干擾,例如,光暈、眩光、星芒,對夜間視力影響尤其明顯。「長焦段水晶體」是將焦點延伸,與多焦點分光聚焦原理不同,視覺品質接近單焦點水晶體,且因焦點延伸,讓本來只有一個點清楚,變成一段距離清楚,拉長了可視範圍,提供連續清晰的遠、中距離視力。例如開車看遠方、看儀錶板與導航…等皆清楚,但是看近距離或手機,可能還需戴輕度老花眼鏡。該如何選擇人工水晶體?劉怜瑛醫師表示,選擇水晶體要看每位病患眼睛的狀況,根據病患的生活型態、用眼需求來評估,給予個人化的建議。如經濟無法負擔,可以使用單焦點或者健保水晶體,具有一定的視覺品質。經濟能力允許或有醫療保險的狀況下,可以挑選更多附加功能的人工水晶體,提升生活品質與方便性。假設病患散光125度以上建議用「散光矯正型的人工水晶體」;年紀比較大的病患若因黃斑部、視網膜比較退化,較不建議用光學比較複雜的多焦點水晶體;假使病患眼睛狀況良好,而工作屬於靜態,常看近、不用開車,建議用「多焦點水晶體」;如果是需要開車或是有比較多戶外活動的病患,建議用「長焦段人工水晶體」,可以有一長段接近單焦點水晶體的視覺品質。白內障患者若同時有視網膜病變等眼底問題,手術時是否有特殊考量? 劉怜瑛醫師道:「我是視網膜專科醫師,常會醫治視網膜或是黃斑部病變的病患。針對有黃斑部病變或青光眼問題的病患,由於他們的感光細胞及神經傳導功能已經比較差,比較不建議使用光學較複雜的多焦點水晶體,因為不但無法享受到它的方便性,有些病人甚至會覺得視力模糊。若想使用功能較好的水晶體,建議可以考慮使用長焦段水晶體。另外,高度近視的黃斑部患者,黃斑部比較薄,若黃斑部沒有嚴重的退化,使用長焦段水晶體的效果還不錯。」哪些人比較容易罹患白內障?要如何預防?劉怜瑛醫師提醒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好防曬,因為陽光中的紫外線會造成水晶體裡面的蛋白質變性;有抽菸的人建議要戒菸,因為香菸非常容易導致氧化傷害。由於白內障的惡化是漸進式的,患者經常沒有自覺,具危險因子或年紀大的民眾要提高警覺,才能減少意外的發生。原文:老爸開車常擦撞,原來是白內障惹的禍!搜尋附近的診所:眼科免費註冊,掛號、領藥超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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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1 科別.腦部.神經
阿茲海默症患者若未持續用藥 心智測驗每年退步2分
失智症目前並無藥物可以根治,但有藥物能延緩退化速度,讓病人與照顧者的生活品質提升一些。不過,衛福部健保署給付用藥的人口,遠低於醫界推估。雙和醫院研究副院長胡朝榮說明,失智症概分為退化性、非退化性兩大類,退化性失智症以阿茲海默症為大宗,其致病原因至今還不完全清楚,只從影像上確認患者的大腦有類澱粉蛋白(amyloids)沉積,其對細胞具有毒性,致使大腦逐漸萎縮。既有藥物 只能延緩惡化不過,世界各國過去針對這個機轉開發藥物,相繼宣告失敗。失敗原因眾說紛紜,有一說認為藥物介入的時間太晚、應再往前提,有一說認為,或許類澱粉蛋白的理論假說根本錯誤。目前臨床上的失智相關藥物只能夠延緩退化,而且僅限於阿茲海默症。阿茲海默症患者會因為腦中神經細胞衰亡,使得乙醯膽鹼(acetylcholine)生成減少、影響記憶力與認知功能,而膽鹼酶抑制劑有助維持其濃度;用於中重度以上患者的NMDA受體拮抗劑,則能減少麩氨酸(glutamate)造成的神經毒性。額顳葉型失智症則連改善認知功能的藥物都沒有,只能針對精神行為症狀開立抗憂鬱劑或抗焦慮劑等藥物。血管性失智症的治療重點,是藉由控制三高來預防中風。而其他因素導致的失智症,像是顱內病灶引起的失智、缺乏維他命B12引起的失智、電解質不平衡引起的失智等,則有機會針對病因治療而恢復健康。用藥人口 僅推估人數一半現階段,阿茲海默症的藥物雖然無法阻止退化,但至少能盡量維持認知功能,延長患者與家屬的生活品質。健保署統計,過去十年來使用阿茲海默症藥物人數增長,自98年的1萬2076人上升至107年的5萬3963人,不過這個數字仍可能遠低於實際需求。林口長庚醫院神經內科部失智症科主任徐文俊表示,在所有失智症患者裡頭,阿茲海默症占率近六成,其中病程較重度、可能毋需再用藥的族群約占一成五。以台灣失智症協會推估的失智人口28萬人來計算,有用藥需求的患者人數應有14.28萬人;若更進一步扣除用藥無效、用藥第二年後就停藥的患者,粗估占率約為三成,則仍舊有將近10萬人需要用藥,「而健保給付的用藥人口只有一半」。徐文俊表示,此現象可能源於部分患者從未就醫拿藥,同時也與健保給付用藥條件嚴苛有關。健保署規定,用藥患者每年須重新接受心智評估,若簡易心智量表(MMSE)比去年退步2分以上,或臨床失智評估量表(CDR)退步1級,便停止給付。未持續用藥 心智測驗每年退步2分徐文俊表示,定期評估個案有必要,若病程快速惡化,就有機會找出退化以外的原因,加以治療。然而,每個失智者退化速度不一,不宜一概以退步幾分來認定用藥無效;再者,臨床有不少患者剛好在心智評估當天身體欠佳、使測驗成績退步,因此測驗成績無法全然代表病人心智程度。「建議健保署鬆綁規範,只要患者符合該藥物的適應症就應給付。」胡朝榮表示,有文獻顯示,阿茲海默症患者若未持續用藥,平均每年MMSE測驗會退步2分,影響生活功能,照顧者的壓力也更大。血管性失智不給付 恐有疑慮健保署還規定,失智症藥品僅限用於阿茲海默症或巴金森氏症的失智患者,對於血管性失智症、有腦中風病史或有嚴重心臟傳導阻斷患者則不建議使用。上述規定產生兩個難題。胡朝榮表示,一是失智者多老年人,老年人同時有血管性共病的機率很高。一名阿茲海默症患者若腦中風,病後三個月的腦部受損與復原情形大致穩定,但失智的大腦仍會持續退化,健保署卻在此時停止給付藥物,並不合理。再者,失智症藥物對血管性失智者或許有幫助,美國有臨床試驗證實有效,鄰近國家如韓國與泰國,其醫療保險也給付血管性失智者用藥。非藥物治療多運動、多動腦 延緩惡化兩至三年不只有藥物才能延緩退化,亞東醫院一般神經科主任甄瑞興印象很深刻,曾有一名74歲的爺爺腦萎縮高達三分之一,光看電腦斷層影像會以為他已中度失智,但這位爺爺仍能出門買菜、活動、做家事,只是有時會忘記關瓦斯。一問之下發現,他退休後回老家專注於插秧種菜,可能是充分勞動與運動,讓他的整體功能仍維持在不錯的水平。甄瑞興表示,多運動、多動腦等非藥物治療,平均可讓失智患者延緩惡化兩至三年。以運動來說,運動能促進腦部循環、延緩腦部退化,甚至有動物研究看見,失智動物藉著運動,讓原本應萎縮的海馬迴變得更肥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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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0 新聞.杏林.診間
超坑!美醫院洗腎14周逾1500萬元 比換腎還貴
美國醫療開銷高昂,醫院隨興喊價也是肇因之一;全美規模最大兩家洗腎診所之一的費森尤斯(Fresenius)即傳出疑似敲詐患者事件,一名末期腎臟病患者洗腎14周,醫療費竟高達52萬4600元(約新台幣1572萬元),超過腎臟移植的花費;消息經媒體披露後,輿論譁然,迫使診所同意註銷帳單。住在蒙大拿州平原市(Plains)的50歲私人健身教練瓦倫泰(Sovereign Valentine)今年1月被診斷出腎衰竭,被送往離家約70哩的費森尤斯診所洗腎;數天後,瓦倫泰與妻子得知,這家診所並不在他們的醫療保險系統內,保險公司不給付的醫療項目支出,都必須自費。瓦倫泰在保險公司的系統之內,找不到其他洗腎診所,而且他需要每周洗腎三次才能維生,因此繼續留在費森尤斯。在全程14周的洗腎期間,瓦倫泰的醫藥費用帳單總數為54萬841.9元,忠誠(Allegiance)保險公司給付了其中的1萬6241餘元,診所向瓦倫泰追討餘款52萬4600多元。公共廣播電台報導,瓦倫泰需要自費繳付的52萬多元餘款,金額甚至已經超過一般腎臟移植的花費。公共廣播電台報導,費森尤斯診所在瓦倫泰每次洗腎時,收取費用為1萬3867多元,與聯邦醫療照顧計畫(Medicare)的洗腎支付235元相較,大約相差59倍。費森尤斯診所的一名業務代表日前通知瓦倫泰的妻子說,診所已經決定註銷這筆帳單,接下來瓦倫泰將改為保險系統內的患者身份,診所也會與保險公司協商,希望保險公司同意承擔金額更高的醫藥費用。 瓦倫泰投保的醫療保險,有5000元的自付款(deductible)額度,由於他今年的自付額已經超過,接下來將不必擔心系統內醫藥費用的自付額。瓦倫泰接受媒體訪問時說:「真是鬆了一大口氣。這讓我可以把力氣花在照顧自己的健康上頭,不必再氣得暴跳如雷。」他說,希望這段慘痛經驗可以讓遇到類似狀況的其他患者參考,並讓社會大眾了解當今醫藥費用高得驚人的實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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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外面的世界
編者按:本週很難得的是兩位剛在美國進修完成學位回國的年輕醫師,一位專攻醫學教育,一位專攻健康政策,應「醫病平台」的邀請,慨然寫出他們的所思所見,讓國內主政者以及老師們有機會聽聽他們回國的抱負,更難得的是我們邀請到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黃達夫院長秉持他長年對國內醫學教育與醫療政策的關心,撰文回應這兩位年輕人的看法。我們衷心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激發醫界對這方面的關心,而能使更多的年輕醫師積極投入這方面的努力。在國內大學的各個領域,如工學院、理學院、商學院、法學院、文學院、藝術學院等都會有一定百分比的師資是在國外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或是在國外大學擔任教職後,再回到國內任教。然而,在國內的醫學大學或醫學院從事臨床教育的教師則大多沒有國外的經驗。所以台灣的臨床醫學教育似乎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的醫療思維。往往只學到如何治「病」而不是如何照顧有病的、不一樣的「人」。在臨床教學中,也很少探討醫療的社會面,如教育及貧富差距對病人的影響(socail determinants)、預防醫學的重要性、醫療經濟、保險制度的設計與醫療品質的關係等。而這些不同的因素事實上決定了醫療執業環境的優劣及醫療從業者的行為,進而影響了全民的健康。因此,在全民健保的規劃以及多次制度改革的協商過程中,醫界代表多半只是站在本位的立場一心想要爭取到更多的資源,而沒有站在更高的立足點全方位去思考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發揮最大的效能來為保險單位、醫療提供者與全民等三者利害關係人創造三贏。一直以來,個人認為要改善國內醫療執業環境以及醫療品質最根本的方法,其實就是正確的醫學教育。醫療從業者必須以愛惜社會資源以及疼惜病人的心去為台灣設計一個利人利己的全民健保制度。這些年,台灣醫學生或醫師出國絶大多數都是為了更快取得醫學院的教職而去進修基礎醫學的博士學位。我很高興看到劉子弘與廖偉翔兩位年輕有為的醫師抱著一顆想要看看外面世界的心,停下在台灣的臨床工作,選擇出國。劉醫師到哈佛醫學院的醫學教育研究所進修。劉醫師說,同學中竟然有不少位來自歐美一流大學的專科主治醫師,甚至包括世界最好糖尿病中心的國際計劃主持人、世界優秀的兒童醫院的科部主任。我期許劉醫師在見賢思齊之餘,不但能夠學到醫學教育的方法,更要學到醫學教育的核心內涵。如果劉醫師有志於為台灣的醫學教育改革盡一分心力,我希望劉醫師要用心不斷深化自己的臨床實力。張忠謀先生就說過,公司領導者必須要「把外面的世界帶到公司裡面來」,譬如,當他要引進人工智慧,他自己就花很多時間自修,有不懂的,就跑去問同事,然後拼命看書,親自學習到技術。他説,很多公司的領導者都會派工程師或主管去學技術,自己頂多聽幾場演講,或只叫學過的同事回來分享,就無法掌握技術的重要內涵。醫學也一樣,只有自己有真才實力,才能落實臨床教育。廖偉翔醫師則是因為對醫療政策感興趣而到波士頓大學完成公衛學院健康服務研究碩士學位。我非常高興他在兩年的學習當中體認到不同立場的人,參與公共政策的形成時,最重要的是,政策的討論須以證據為依歸。台灣全民健保制度的形成就是缺乏這樣的討論,才會訂出這麼不合理的給付制度。廖醫師還分享了波士頓大學公衛學院院長最近出版的新書(Well:What We Need to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Health),談到長久以來,很多人都把健康(health)與醫療(healthcare)混為一談。個人認為這個問題在台灣其實比美國還要嚴重。比較整體的醫療支出時,亳無疑問的,台灣健保的支出比美國少很多。但美國的醫療照顧到預防醫學及社會醫學的面向還是比台灣多。不可否認,美國的醫療費用比台灣貴很多,而且,也有很多的浪費。我在回國以前,在美國行醫二十五年,回國至今已屆三十年。根據我的觀察,很多台灣的病人認為看病就是要做檢查、開處方,讓病人做越高貴的檢查表示醫師越照顧他。不隨便開處方或不建議做檢查,而花時間為病人做預防醫學及自我照顧的衛教的醫師則不但賺不到健保的錢,往往還得不到病人的認同。從台灣高科技儀器如質子治療儀及機器手臂的密度居全球之冠可見一般。 再者,因為實證醫學在美國的發展已超過四十年,而且,美國醫療保險的給付也比較合理,相對的,醫療機構為了補償給付之不足而做多的誘因沒有台灣強。所以,台灣醫界提供沒有價值的醫療,如呼吸治療(RCW)的濫用,臨終前的無效醫療、抗生素的濫用等,所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似乎比美國嚴重。就如廖醫師説的當我們有這樣的觀察時,就要有人去研究,拿出證據來,才能說服相關的單位去設計出更好的政策。我期許廖醫師繼續往前走,除了不斷地拓寬自己的視野並強化自己的專業領域外,更要有企圖心去影響更多周圍的人去推動健保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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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盼望共同打造更良好的台灣醫療環境
編者按:本週很難得的是兩位剛在美國進修完成學位回國的年輕醫師,一位專攻醫學教育,一位專攻健康政策,應「醫病平台」的邀請,慨然寫出他們的所思所見,讓國內主政者以及老師們有機會聽聽他們回國的抱負,更難得的是我們邀請到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黃達夫院長秉持他長年對國內醫學教育與醫療政策的關心,撰文回應這兩位年輕人的看法。我們衷心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激發醫界對這方面的關心,而能使更多的年輕醫師積極投入這方面的努力。猶記得仍在醫學院唸書時,五年級升六年級的暑假,申請至美國布朗大學的附屬醫院羅德島醫院交換見習。我被分配到的是胸腔科的會診團隊,因此對病人進行詳細的病史詢問是關鍵所在。當我第一次問完病史,戰戰兢兢地準備向團隊的主治醫師報告時,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主治醫師首先問的,並非診斷、檢查或治療的問題,而是先問:「病人的醫療保險計畫是什麼?」這讓我很驚訝,因為當年的我完全沒有意識到要問這點。此一經驗,加上我個人對政策與制度的興趣,促成我想更深入了解健康政策的領域。幸運考取教育部公費留考後,原先想直攻博士班的我,申請並不順利。但幸好波士頓大學公衛學院的碩士班入學申請是採隨到隨審,還來得及送件,於是我就這樣踏上在波士頓的學習之旅。首先想分享的,是審視醫療環境的眼光。我個人的心得是,不同國家的政策之間,固然有某些結果可以比較,卻也不能忽視制度發展的歷史與脈絡,難以只看幾項指標就得出結論。在台灣,無論在醫院、醫學院,或醫療人員的各式論壇,時常可見對台灣健保的攻訐,以及對美國醫療體系下醫療工作者的羨慕之情。然而相對的,在美國,醫療界對單一支付者制度(single-payer)的支持度卻逐漸上升——向來表態反對單一支付者制度的美國醫學會(AMA),2019年在內部政策小組的一次投票中,甚至以百分之四十七對百分之五十三的比例,差點通過了「撤回原先立場」的提案。當然,這部份原因或許源於美國越來越兩極化的政治,讓專業團體的內部投票可能與政治傾向產生關聯;但難以否認的是,破碎的健康體系、高昂而不透明的醫療費用、行政支出日益增長等因素,近年來已經越來越困擾美國的醫療人員與民眾。重要的是,無論偏好何種立場,政策的討論仍須以證據為依歸,這從頂級醫學期刊如《NEJM》或《JAMA》等雜誌不時刊載健康政策的議題,便能窺知一二。若吾人能帶著實證的眼光看待自身所處的醫療環境,採納更多樣化的資料來源,而不單靠工作時口耳相傳的軼事或個人經驗出發,相信眼前的光景會有所不同。再者,是身為臨床工作者與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反思。當臨床工作過度繁重,在疲累的前提下,人們如何還能有多餘的心力關注其他議題?在臨床上勉力達成各種品質指標時,是否仍有餘力反思指標的合理性?更別提,指標本身會基於成檢討而時常修正,這固然是好事,但臨床工作者為適應指標變化所耗費的心力,卻是研究不見得能測量出來的。不容忽視的是,論質計酬(pay-for-performance)制度,或其他各種支付制度的試驗結果,始終無法取得定於一尊的結論,也因此才有規模或大或小的支付制度試驗仍在進行中。最為根本的,或許是現代醫療管理越來越細瑣的要求,這早有論者提出反思,可能與醫師的過勞(burnout)有關。在美國,醫師的過勞早已不只是個別醫師的問題,而是被理解為公共衛生的潛在危機。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研究方法的課堂上,我和兩位美國醫師同學交換意見,提到台灣按照美國畢業後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ACGME)的建議來實施工時規範;而他們也分享自身的觀察,認為工時一直是年輕醫師與資深醫師的意見最容易有出入的議題,也因此才有美國全國性的工時研究(如著名的FIRST trial與iCOMPARE trial)。無論是想延長工時或縮短工時的哪一方,對從試驗設計、研究對象乃至於結果陳述等研究各面向,可能都有其看法,但雙方皆同意的是,要以嚴謹的研究精神提出見解。這讓我不禁思考,在健康政策上,面對重大的政策變革,我們該如何取法他國,卻又不流於照單全收?如何在考量到不同具體制度與客觀需求的情況下,提出真正對醫師、病患、社會大眾都能有所益處,而勞、資、政等各方的利益相關者都能接受的方案?若真的沒辦法找出各方能都接受的方案,身為醫師的我們,會願意與病人站在一起嗎?最後,想以我的母校波士頓大學公衛學院的院長、本身也是醫師的Sandro Galea教授最近出版的新書《Well: What We Need to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Health》(直譯為《安好:我們談論健康時需要談論什麼》)書中的核心論點與諸位分享。Galea教授認為,美國人將健康(health)與健康照護(healthcare)混為一談,幾乎投注一切在健康照護上,代價則是犧牲了健康,忽略了真正決定人們健康的情境,並把最先進的醫療科學列為第一要務。在我看來,台灣並不像美國;台灣並沒有把非常大量的資源投入醫療端。但可能正因如此,導致台灣的醫療人員時常過於直覺地與美國做對照。其實台灣的醫療制度放諸世界,是難得的存在,我們反而更要把握,現有的優點要加以保留、推廣,而現存的缺點,則要依循證據,積極尋求改善的實際方法。以上寥寥數言,僅是我個人的經驗,難免有以偏概全之虞,但希望能藉此盡力傳達我的所見所聞。期望與關心台灣醫療的各位,共同打造更良好的醫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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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6 新聞.生命智慧
身為肺癌權威醫 他卻親手開給病患一張「死亡處方」
也許在將來,我們也可以自由而平常地選擇,如何走向結束。照片中的這位醫生叫D. Ross Camidge,科羅拉多大學癌症中心胸部腫瘤科主任,肺癌專家。今年春天,準確的說,是2019年4月16日,他親手開出了一張死亡處方,也是第一次,成功幫助一位患者自殺……這位主動選擇死亡的患者是一位非小細胞肺癌腹腔轉移患者,雖然病情處於進展期,但是並非完全無法可想。這一張死亡處方和這一場肺癌治療,給予了身為資深肺癌專家的Camidge極大的震撼,因此,他將這個流程詳細的進行了分享。科羅拉多州是美國少數幾個在法律上通過了「醫療輔助死亡(Medical Aid in Dying,MAID)」的地區。需要明確一點,MAID程序和我們印象中的「安樂死」並不完全一樣。Camidge醫生自己就有兩個之前的病例可以說明MAID的特點。第一個病例,是一名60多歲的護士。這位經驗豐富的護士直接又老道,在她的肺癌病情復發且進展之後,面對醫生給出的挽救化療(salvage chemotherapy)方案,她冷靜的希望沾沾新法案的光——要求Camidge幫她開出MAID處方。MAID的一般流程是,患者需要找到兩名醫生,一名負責開出處方,另一名則負責開出患者需要MAID的證明。在獲得處方之後,患者自行去藥房拿藥,自行回家(或者去其他地方)自主結束生命……因此,開出這第一張處方一周後,Camidge往老護士家打電話時,接電話的是護士本人,他還是吃了一驚的。「看來你沒吃那些藥。」Camidge在電話裡說。老護士解釋,自己已經拿了藥,處於隨時準備著的狀態。「這種能夠控制自己的死亡,而不是在疾病中等待的狀態,會讓我更冷靜,更感覺自己能控制自己……」她說。幾個月後,肺癌奪走了她的生命,那些藥並沒有被用上。第二個病例,是一名50多歲的中年男子。小細胞肺癌晚期,在MAID流程走到開處方的時候,他已經進入瀕死狀態,無法自行把處方中的自殺雞尾酒——地西泮、地高辛、嗎啡和心得安混合物——遵醫囑服下。因此,他失去了自我控制死亡的機會,最終還是在肺癌的折磨中走到盡頭。這倒並不是MAID的流程特別拖沓,主要是由於如果一名患者提出需要醫療輔助性的自主死亡,醫療系統要保證這不是一時衝動的結果。因此,在首次提出MAID之後,患者會有兩週的冷靜期,之後需要和第二位醫生談話,這位醫生正是負責證明患者在病情上確實符合MAID需求——預期生存期不超過6個月,本人理解這個決定所面臨的情況,同時其本人對這個決定沒有疑慮。在第二個病例中,患者的肺癌完全等不及這個流程走完……因此,對Camidge醫生來說,雖然之前開了兩張MAID處方,但是並沒有患者真的因此而死。直到遇到今年4月的這名非小細胞肺癌患……這名患者叫Bobbie(化名),老年女性,從紐約移居到科羅拉多20餘年,有一名獨子定居在紐約。Bobbie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10年前,她丈夫因胰腺癌而死亡。那是一場讓旁觀親屬感到非常駭人的痛苦而「不體面」的疾病經歷,患者堅持治療到最後,給作為家屬的Bobbie留下的卻是從此以後獨自一人的生活和對癌症治療的某種偏見……所以,當Camidge醫生第一次接手Bobbie這個患者的時候,這位老太太就提出了:不要化療,不要吃抗腫瘤藥,別的可以商量。雖然棘手,Camidge依然盡了最大努力滿足了她的要求。在三年的時間裡,醫療團隊制定了多次高精度放療計劃,把Bobbie的進展期肺癌控制住。Bobbie是個獨立自主的老太太,身患進展期肺癌的她,每次都是自己一個人來看病。與一般人對癌症患者的印象不同,老太太每次和Camidge的治療團隊見面的時候,都把自己收拾得非常體面——穿好套裝,戴好沉重的經典款耳環,在套裝外面裝飾上項鍊吊墜,梳上賈桂琳·甘迺迪的髮型……就像參加什麼正式會議一樣,一絲不亂。大概正因為她如此的獨立,堅持自己的主張,在放療效果好的時候,老太太常常指著看起來不錯的影像學檢查結果「教育」Camidge,「你看,我就說嘛,不用化療不用吃藥,效果就是很好。」Camidge醫生呢,作為肺癌專家,他當然知道患者的觀點不對,別說老太太丈夫十年前的治療經歷已經被醫學發展超越,不同癌症和不同個體對抗癌藥物治療的反應也是不同的。但是Camidge也並未試圖說服她,畢竟患者本人並沒有說所有人都不應該化療和藥物治療,僅僅是她自己不接受。兜兜轉轉,放療的療效也到頭了,Bobbie的肺癌出現了腹腔轉移,無法再通過放療控制。由於老太太是個老煙民,找到靶向治療的靶點機會較小,Camidge為她測試了免疫治療的可能性。結果非常令人欣喜,免疫療法有70%的可能性在她身上起效!更重要的是,免疫療法和化療完全不同,不會有Bobbie所擔心的那些副反應出現。Camidge以最快的速度和Bobbie展開了溝通,在最後一輪放療結束後,他告訴因為發生腹部轉移而被腹水困擾的Bobbie,現在有一種全新的癌症療法,不僅可以控制目前的腹水等讓人難受的症狀,還能給予更長的生存年限,治療也很方便,只需要每幾周到門診來通過靜脈注射。聽了這些,老太太眼裡沒有出現任何高興的情緒,取而代之的是驚慌和懷疑。她說:「醫生,你應該知道,我不要藥物的。你看,我這麼老了,又孤身一人。 」沒等Camidge下一段勸說開始,她又接著說:「我看我們還是聊聊協助自殺(MAID)這檔事吧。我不是開玩笑,也沒有小看這件事。我知道這事已經立法了。我想問問,我是得去找別的醫生,還是你能幫我呢?」Camidge接下了這檔工作,儘管他工作的醫院,是美國名列前茅的癌症治療中心,儘管他作為肺癌專家,工作的目標是「治療」患者而非殺死患者……他終究沒有拒絕Bobbie。和大多數頂尖癌症中心的配置一樣,Camidge有一支完整的MDT團隊,團隊裡包括固定的護士、醫生、臨床研究協調員、調度員、社工、執業藥師和臨床營養師。在了解到這個病例的最新進展之後,大家一起坐下來,針對MAID進行了討論和計劃。團隊中的社工根據她個人的相關經驗,為Camidge和Bobbie制定了醫患雙方需要一步步經歷的行動指南。為了讓Bobbie的訴求通過,Camidge非常小心地檢查了自己填寫文件時的用語。並且打電話給Bobbie的社區醫生,一番解釋之後,說服他成為Bobbie的「疾病認證」人,並且還把自己填寫文檔的心得和注意事項發給他,方便他更有效地呈遞手續文件。團隊中的藥劑師則開始幫患者物色「最佳致命處方」。在美國,MAID處方很難被醫療保險覆蓋,患者想要醫療性自殺,還需要自付用藥費用。不僅如此,能夠給這份處方發藥的藥房,也並不多。在MAID剛剛在科羅拉多通過的時候,在Camidge單位看病的患者如果想要把這份處方兌現,還得跑到80公里以外的藥房去。也就是近兩年,科羅拉多大學癌症中心才能發放MAID藥物。最貴的MAID處方價值5000美元,藥房需要把100粒巴比妥膠囊的里的藥劑拿出來,裝在單獨的容器裡交給患者。患者回家後,需要將藥物加入溫水或者酒精當中,在3-5分鐘裡全部飲用。這份處方之所以是最貴的,是因為它是最有效,最舒服的——在15分鐘內人就能陷入昏迷(這也是為啥必須快速飲用,否則有些人喝到一半就會昏過去),然後會在12-100小時內在睡夢中安然離去。最便宜的MAID處方則只要50美元,內容就是大劑量的液態嗎啡。這種處方很難被開出來,因為,首先,對於長期使用嗎啡或阿片類藥物鎮痛的患者來說,它不合適,而癌症治療中心的患者幾乎都使用鴉片類藥物鎮痛。其次,與大眾的想像不同,嗎啡過量死亡的過程非常痛苦。在注射後,人不會馬上進入昏迷狀態,可能需要2-4小時的時間。在這段清醒時光中,患者會感到劇烈的噁心。因此,如果不得不選擇這種處方,可能還需要搭配其他控制嗎啡副作用的藥物,或者承擔患者死前還要慘遭折磨的風險。在陷入昏迷後,患者將在12-24小時內死亡。真正「經濟實惠」的,還是上文中提到的「雞尾酒」處方——心臟停止藥物、鎮痛劑和抗焦慮藥,500美元。藥房會將藥物以粉劑狀態分裝交給患者,並配上相應溶劑(比如鹼性水)。患者需要在2分鐘內飲用混合液,之後,2-30分鐘內發生昏迷,20分鐘到3小時內死亡。這就是Camidge團隊為Bobbie選擇的處方。也許有人認為,患者都要死了,還談處方價格有些冷酷無情。Camidge指出,計劃性的死亡其實需要大量的規劃,比如Bobbie,作為獨居老年女性,她不僅要考慮藥物的處方價格,還要安排好自己的遺物分配,提前預約搬家公司將她的家具在她死後送到她弟弟家,清算和預付水電煤賬單,處理房屋所有權問題等等……更直接的還有,她死後誰來打電話通知殯儀館收屍,哪家殯儀館,什麼價位,屍體如何處理等等,都需要Bobbie本人來規劃。也是因為這樣,原本兩週的「冷靜期」轉眼就過去了,Bobbie的各種事情還沒有安排完,並且還在不斷聯繫Camidge進行諮詢。在此期間,Camidge幫Bobbie聯繫了姑息治療門診的同事,上門到她家裡去,替她控制疼痛、噁心和消化道症狀。Bobbie去拿藥的時候,醫院的MAID藥劑師會幫她詳細的過一遍服藥的具體流程。而Camidge團隊的社工則幫助Bobbie過了一遍死後的流程:誰會通過什麼方式去聯繫相關人士,又是誰在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來替她收斂遺體。Bobbie還自己聯繫了好多家臨終關懷機構,只有一家願意委派一名護士來她家裡——主要工作是看著她自殺,並確認她死亡後幫忙給人打電話。做完這一切之後,Bobbie才定下了日子——4月16日,一個週二。更具體一點來說,上午10點30分。在這整個準備的過程中,Bobbie沒有表現出一點疑慮和反悔,她對此非常認真。而Camidge在與Bobbie的不斷交流中,也意識到——免疫治療,並不能完全扭轉她的病情,正如她所說,她已經老了,而且孤身一人,多幾個月的治療也許並沒有那麼大的意義。另一方面來說,Bobbie也許並不是因為晚期肺癌而選擇MAID,也許正是因為衰老和孤獨。畢竟,即使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她也必須獨自一人安排好一切——這正是孤獨的症狀啊。在Bobbie人生的最後一個週末,她遠在紐約的獨生子來看了她,然後在禮拜天下午打道回府,並沒有留下來送母親最後一程。週一,Camidge沒有收到Bobbie的消息。週二是他的門診日,早上11點,在忙碌的工作中,他從那家臨終關懷機構收到一封郵件——「您的患者Bobbie已經過世。」平庸而普通的一條通知。就好像「您的航班已經起飛」一樣。下午2點,社工告訴Camidge,老太太的遺體已經被殯儀館拉走,搬家公司已經到位,家具們也將被拉走。幾天後,Camidge開始走流程,填寫老太太的死亡證明。由於目前的政策原因,死亡證明上,死因一欄,不能寫上MAID,而只能寫轉移性肺癌。填完這張表,這個病例對身為醫生的Camidge來說,算是從程序上結束了。但是這第一次成功幫助患者自殺,也讓他感觸良多。首先是不適感,Camidge承認,不管說得多麼正確和高尚,Bobbie選擇死亡讓身為醫生的他感覺不舒服,一部分原因是他作為優秀的肺癌醫生,在可以嘗試效果較好的治療方案的時候,直接順從患者放棄轉而開出了殺死患者的處方。另一方面,他也感到,MAID對醫患關係的要求非常高,他給Bobbie看了三年肺癌,在三年裡,他僅僅是認識這個人,而在Bobbie提出MAID請求之後,他才真正地了解她,也正是因為這種了解,讓他能夠放下免疫療法,真正站在Bobbie的角度,去理解她的年老和孤獨,選擇幫助她開出了「死亡處方」。Camidge在總結中認為,MAID在將來,可能會變成一種平常的醫療程序——就像無痛分娩一樣,產婦可以自由的選擇是否需要「無痛」來迎接新生命,我們也將可以自由而平常地選擇,如何走向結束。Source 自殺,不能解決難題;求助,才是最好的路。求救請打1995 ( 要救救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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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7 養生.保健食品瘋
維他命D被奉為萬靈丹?把維他命D推向巔峰是這男人
我在四天前發表《維他命D護心之死》,告訴大家頂尖的心臟學期刊JAMA Cardiology在前一天發表了兩篇有關維他命D的文章,其中一篇的標題是The Demise of Vitamin D for Cardiovascular Prevention(維他命D心血管預防之死),而它第一句是:在過去10年裡,由於大眾對於維他命D萬靈丹的瘋迷,導致維他命D檢測和口服補充劑增加了近100倍。那,到底是為什麼,大眾會在過去10年裡瘋迷維他命D萬靈丹呢?簡單的答案是,因為10多年前美國出現了一位維他命D超級推銷員Michael Holick, MD。他在2004年發表Vitamin D: importance in the prevention of cancers, type 1 diabetes, heart disease, and osteoporosis(維他命D:預防癌症,1型糖尿病,心臟病和骨質疏鬆症的重要性),要大家每年至少做一次血清維他命D檢測,還要每天吃至少1000單位的維他命D補充劑。直到今天,15年來,他每年都要發表好幾篇論文,一再說維他命D不足是全球性的災難,以及維他命D補充劑可以防百病,治百病等等。尤其是在一篇2017年的論文裡,他還說肥胖的人每天需要吃8000單位,而一般人縱然每天吃15000單位也很好。至於詳細的答案,請您先看一篇文章的標題:The Man Who Sold America On Vitamin D — And Profited In The Process(那個將維他命D推銷給美國的人 – 並在此過程中獲利),以及標題下面的這句話(翻譯):根據政府記錄和訪談,將陽光補充劑變成數十億美元巨獸的醫生已從維他命D行業獲得數十萬美元的收入。這篇文章是在2018-8-20發表在一個非牟利的醫療資訊網站Kaiser Health News。我現在把它的重點整理如下:在2011年,具有美國官方地位的《醫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Medicine)發布一份維他命D攝取量指南,將維他命D最低正常值定位為20 ng/ml。可是,在同一年,民間的《內分泌協會》發布另一份指南,將維他命D最低正常值定位為30 ng/ml。就是根據後面這份指南,才使得超過80%的美國人變成維他命D不足,而主導這份指南的人,恰恰就是Dr. Holick。 從那一年開始,一大堆名人和名嘴推波助瀾,來幫這位醫生推銷維他命D補充劑和檢測。例如影星Gwyneth Paltrow就在她的網站Goop引用這位醫生的寫作。電視名嘴Oprah Winfrey在她的網站說「知道你的維他命D水平可能會挽救你的生命」。電視名醫Mehmet Oz將維他命D描述為「你需要更多的東西」。他舉例說,維他命D可以預防心臟病,抑鬱症,肥胖,記憶力減退和癌症。Dr. Holick從2013年至2017年從製藥公司獲得近163,000美元。這些公司包括(1)Sanofi-Aventis(販售維他命D補充劑),(2)Shire(生產和維他命D補充劑一起服用的荷爾蒙),(3)Amgen(生產一種骨質疏鬆症的藥),(4)Roche(生產維他命D檢測試劑),(5)Quidel(生產維他命D檢測試劑)。除此之外,這位醫生目前每個月還從醫檢公司Quest獲得一千美元的諮詢費。Dr. Holick從2004年至2006年從一家紫外線照射機構獲得150,000美元。他鼓勵大家用紫外線照射儀來增加血清維他命D濃度。可是呢,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卻在2009年將紫外線照射儀定位為致癌物質。Dr. Holick在2003年出了一本書The UV Advantage(紫外線的優點)。他在2010年又出了另一本書The Vitamin D Solution(維他命D解法),教大家要如何補充維他命D(每天至少1000單位),要如何做維他命D檢測(每年至少一次),以及要如何從保險公司獲得全額補貼。在2015年,非營利的醫療保險公司Excellus BlueCross BlueShield發布一項分析:該公司在2014年花了3300萬美元來支付641,000次維他命D檢測。 該公司的副總裁兼首席醫療官Richard Lockwood醫生說,超過40%的測試是沒有任何醫學理由需要做的。這10多年來,美國的國家健康研究院每年都要花費數億美元來資助維他命D補充劑的研究,而結果呢,所有的臨床研究,包括癌症,心臟病,糖尿病,骨質酥鬆,自體免疫疾病等等,全都是以無效,甚至有害收場。可是呢,這位維他命D萬靈丹之父還是繼續在推銷,而普羅大眾呢,還是繼續在買單。難道說,維他命C萬靈丹幾十年的騙局,教訓的還不夠?原文:維他命D萬靈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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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7 科別.精神.身心
關注遊戲成癮問題 世衛將電玩失調列精神疾病
世界衛生組織(WHO)決策機構世界衛生大會(WHA)一個委員會決定,在新版國際疾病分類標準(ICD)中,將電玩失調現象列為精神疾病,凸顯全球對遊戲成癮問題的關注。南韓聯合新聞社(Yohap)報導,這可能有助醫療專業人員防治電玩失調現象(gaming disorder)衍生的問題。世衛大會B委員會昨天一致通過國際疾病分類標準第11版(ICD-11),預定28日在大會中交由各會員國批准。根據世衛組織,新版標準將於2022年1月1日生效。國際疾病分類標準是確認醫療趨勢和全球統計數據的基礎,也是國際通報疾病和衛生狀況的標準。醫療保險業者也依據分類標準中的編碼進行理賠。世衛組織將電玩失調定義為一種遊戲行為模式,特徵為「對遊戲行為控制能力受損,且玩遊戲優先順序日漸高於其他活動,以致遊戲凌駕於其他興趣和日常活動」,而且「不顧不良後果,持續與加劇遊戲行為」。電玩失調有三項主要症狀,一是對於以下控制能力受損,包括玩遊戲次數、頻率、強度、持續時間、結束時間等;二是將電玩列為最優先,程度超越其他興趣或日常生活;三是就算發生負面後果,仍然持續狂玩。若這些症狀持續12個月,即可認定罹患電玩失調症。電玩大國南韓的文化部已知會世衛組織,反對將電玩成癮列為疾病。南韓衛生部也計畫設立諮詢機構,成員包括各部會人員與專家,商討如何因應世衛組織這項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