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31 武漢肺炎.周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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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30 武漢肺炎.回首SARS
回首SARS/發燒是這場戰役決勝點!張鴻仁引進第一台體溫監測系統
【編按】中國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擴大,世界各國都紛傳確診病例。2003年SARS帶給台灣劇痛,但台灣也在防疫面有了經驗與進步。元氣網摘錄2009年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出版的《回首SARS》、《走過SARS》二書部份摘文,讓大家借鏡,避免讓過去SARS的慘痛經驗再次上演。前健保局總經理張鴻仁說,SARS發病初期跟感冒很像,防疫體系要從上萬個感冒病患中,撈出幾個SARS病人,談何容易。等到確定SARS病患發燒後才有傳染力,台灣終於扭轉劣勢!SARS期間,不斷傳出醫院淪陷。 許多病患到收治SARS病患的醫院看病,卻被傳染SARS。民眾視上醫院為畏途,平日掛不到號的醫院變得門可羅雀。其他醫院因此更不想要收治SARS病患,以免惹煞上身。為了拒絕SARS病患,部分醫院開始「藏病床」,以沒病床為由,拒收SARS病患。時任健保局總經理的張鴻仁曾擔任過衛生署防疫處處長,他回想,SARS排山倒海而來,「整個防疫體系已經overwhelmed(超載) ,發生的危機已經超過防疫層級能承受的。防疫體系已經癱了!整個癱瘓了!」當時,人人都怕SARS,許多醫生甚至抱著視死如歸的心情在看病,而醫院更擔心如果有SARS病患入住,其他的病患就不敢上門看病。因此利用其他傳染病患,塞進隔離病房,謊稱隔離病床己滿。5月中旬,醫院拒收發燒病人,甚至有病人成為人球,被救護車載著求救,救護車一間一間跑,一間一間被反覆拒絕,SARS病患與救護車孤立無援,成為嚴重問題。加入防疫陣線 幫忙找病床張鴻仁說,戰後出生的防疫人員,只有與公共衛生體系合作的經驗,例如登革熱疫情就噴藥消毒、遇小兒麻痺就打疫苗;防疫體系從來沒有動員過醫療體系。因此健保局加入防疫陣線時,第一個工作就是幫忙找病床。張鴻仁指出,找病床不能用官兵抓強盜的方式,必須知道大家在怕什麼,如果醫院刻意要騙,健保局根本也無法在第一時間發現。他認為,癥結在於醫院擔心沒有病人就沒有收入。還好當時已施行總額制度,健保局與醫院約定好,總額一樣會支援醫院的收入,不用怕沒有人來看病。如此絕大多數的醫院願意配合收治SARS病患。利用網路 讓病床資訊透明化健保局以五天的時間,就開發出一套網路資訊系統,病床以網路登錄,將隔離病床的資訊透明化。而原本住在隔離病床的疑似病患,只要被排除後,必須在24小時內,移出隔離病床。如何從醫院拿到病患的病歷,交由專業醫師審查,也有一番故事。健保局各分局裡,由具有護理背景的員工,成立義勇軍,每天穿著防護衣到各大醫院取病歷和X光,再以數位相機翻拍,才能將病歷交給專業醫師審查。病床利用情形透明加上快速審查,不到一周,隔離病床從一床難求,變成佔床率只有三成,再也沒發生SARS病患找不到床的情況。一開始會「沒病床」是因醫院抗拒。但是隨著疫情四處延燒,發燒病患與SARS病患難辨,發燒病患擠爆醫院,真的出現病床不足,松山醫院因此成立,成為SARS專責醫院。對抗SARS的這一場戰役,一開始,連敵人是什麼樣子都還來不及弄清楚。張鴻仁說,SARS發病初期跟感冒很像,防疫體系要從上萬個感冒病患中,撈出幾個SARS病人,談何容易。等到確定SARS病患發燒後才有傳染力,台灣終於扭轉劣勢!張鴻仁說,「發燒」就是這場戰役的決勝點。為了即時篩檢發燒病患,張鴻仁引進了第一台體溫監測系統。他向台灣電力公司借來一把,原本拿來監測高壓電是否過熱的手提式紅外線溫度偵測器,外接一台電視機。陽春體溫監測儀 中正機場把關這台陽春的體溫監測器就放在中正機場,如果經過的旅客,在監測儀上顯示為紅色,就代表體溫過高。如果再加上有接觸史,就必須居家隔離,即時掌握疑似SARS的病患,就可以避免疫情不斷擴大。後來傳出醫護人員缺N95口罩、防護衣的消息後,國內外民眾、僑胞、友邦愛心捐贈,蜂擁而至的物資,五花八門的口罩和防護衣,需要統一處理。健保局也變身總務處,幫忙收口罩、送口罩。不僅台灣人關心SARS疫情,駐台各地使館也急於探查台灣疫情,如果情況失控,隨時可能需要撤僑。若是一旦撤僑,對於台灣的國際形象,更是嚴重打擊。張鴻仁每天早上取得最新疫報,在二小時內彙整成英文簡報,送到外交部,以便下午向駐台使節報告。張鴻仁是美國哈佛碩士,也具有公共衛生的背景,流暢的英文加上專業知識,當場回答所有疑問,安定了駐台使節的心。錄製電視節目 與民眾對話SARS期間消息紛亂,抗煞總指揮官李明亮、專家委員會召集人陳建仁、張鴻仁等人直接跳上第一線,每日錄製「防疫最前線」電視節目,提供最新的資料與數據,直接與民眾對話。SARS期間有沒有值得檢討改進之處? 目前已轉任一家生技顧問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張鴻仁大笑,「當時做的錯事數不清吧!」他說,那樣大的災難,確實不是當年的防疫體系可承受。但是也因為經過SARS,國內的防疫體系脫胎換骨,已經不是昔日吳下阿蒙,現在就算與世界先進的歐美國家相比,台灣的防疫體系也毫不遜色。(本文摘錄自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2009年出版《回首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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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30 武漢肺炎.回首SARS
回首SARS/「只准進、不准出」回首SARS 葉金川:因為了解,所以不恐懼
【編按】中國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擴大,世界各國都紛傳確診病例。2003年SARS帶給台灣劇痛,但台灣也在防疫面有了經驗與進步。元氣網摘錄2009年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出版的《回首SARS》、《走過SARS》二書部份摘文,讓大家借鏡,避免讓過去SARS的慘痛經驗再次上演。SARS在葉金川的人生留下深深印記,許多人稱他「抗煞英雄」。 不過,他卻認為,進駐和平,就像在路上看見小孩快被車撞上了,趕緊把他一把抱起。SARS對他而言,因為了解,所以不恐懼……SARS疫情延燒時,民國92年4月24日,發生舉國震驚的和平醫院封院事件!封院後,驚惶失措的醫護人員隔著封鎖線,向外投擲寶特瓶、紙條,還有人爬上鐵窗欲申冤,還有疑似感染的男子上吊自殺。和平醫院成為孤島,前台北市衛生局長葉金川卻自願進入和平,協助抗煞。和平醫院當時已有七名醫護人員疑似遭到SARS感染。政府下令,和平醫院即日起停收門診、急診及住院病患,住院病患不可以轉出,員工全數召回,曾出入的家屬全部居家隔離。一千多人關在「和平監牢」中,和平醫院封院了!封院當日中午,台北市中正二分局員警以黃色刑案封鎖線,把和平醫院週遭全部圍繞一圈,並拉下大鐵門,連進院採訪的記者都倉皇抱著電腦逃出。即刻起,和平醫院「只准進、不准出」。這也是有史以來,最大區域的封鎖行動。恐懼氣氛籠罩 和平封院場面火爆許多原本在外面的病患、家屬、員工也逐一回院隔離。健康者、感染者混住,沒有分級隔離,恐懼讓他們很快的失去耐心。醫護人員戴著口罩,隔著封鎖線,舉白布條抗議。甚至一度衝破封鎖線,想要闖出醫院,場面火爆。當時人在花蓮慈濟大學任教的葉金川,接獲台北市衛生局老同事的電話,說是和平醫院中關了近千人,醫護陷入驚慌失措,「和平有點亂,吳康文(和平醫院院長)大概快要罩不住了!」連當時的總統陳水扁都親上電視,希望安撫民心。曾任台北市衛生局長的葉金川趕回台北,在封院的第四天,他和當時的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連袂進入和平醫院了解狀況,並對外宣布,「和平沒有院內感染。」葉金川的公共衛生資歷完整。他是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更是美國哈佛公衛學院流行病學碩士、博士研究,加上曾任台北市衛生局長,從諸多條件看來,他確實是進駐和平的不二人選。 葉金川當下決定,將留守和平醫院,直到危機解除。葉金川說,當時和平醫院中,醫師與護士都慌了手腳,恐懼和慌張讓醫護人員失去信心和戰鬥力。他知道,和平亟須建立指揮體系。他一方面向和平醫護人員信心喊話,一方面要求每項設備都要定位。例如規畫防疫動線,包括病患和未感染者電梯的區分、防護衣、口罩、食物如何分送到位,每個動作都要依據標準作業程序,絲毫不能差錯。並把病人分級,將醫護人員排班,嚴格力行「先工作的可以先出去」來激勵醫護人員。當時已經知道感染病患在發燒之後才會開始傳染,因此院內最重要的管控措施是「量體溫」。葉金川要求每個人都要戴著體溫紀錄卡,早晚各量一次體溫,及早發現被感染者。安定人心 早晚對全院廣播為了安定人心,葉金川每天早晚,多次對院內全院廣播,告知現在情況如何,他正要做些什麼事情,也請在院內的大家配合。封院來得突然,葉金川記得有個產婦天天哭。產婦泣訴,她只是來生孩子,生了孩子後,連小孩都還沒看到,就被關在和平醫院裡。這個媽媽抱怨,「我本來不要在這裡生的!」 葉金川趕緊承諾,一定會讓她優先出去。忙了一陣子 才想起未向學校告假匆忙進駐和平醫院,葉金川連高血壓藥物都沒帶,還是和平醫院的院長吳康文開藥給他。忙了好一陣子,葉金川突然想起,他根本忘了跟學校告假,沒通知學校一聲就跑來關在和平醫院裡,趕緊撥個電話向學校請假。結果校方跟他說,早就從電視上看到了,要他好好鎮守和平醫院。葉金川心有所感地說,當時一位和平的醫師也就是謝長廷的女婿在外受訓,卻自動歸隊,讓他印象很深刻。而被責為「落跑醫師」者,雖在社會罵聲中勉強回院,但也沒有做他在院內該做的工作。他說,和平八成的醫護都還在線上工作,克盡職守。但是當然也有少數人不受指揮,躲在辦公室中,不見人影。他就直言,和平的感染控制機制已失靈,「某主任」他從頭到尾都沒看到人。至於吳康文院長,葉金川則給了「盡責執行」的評語。和平醫院分為A、B兩棟建築,B棟情況不明而危險,其中又以B6、B8最危險,A棟則無感染跡象,因此不准B棟人員任意進出。由仁愛醫院副院長璩大成把守A、B棟的通道,以杜絕SARS蔓延至A棟。外界急欲知道和平內部情況,葉金川也每天定時透過視訊向市府、媒體報告。視訊畫面中,一天頭髮還濕漉漉的葉令川一派平常地說,「我凌晨兩點半才睡,早上五點起來,睡不到三小時。剛量體溫38.4°C,體溫很高,太累了似乎也不行!我應沒有感染SARS,應是剛洗完熱水澡體溫升高的緣故。」葉金川推算,他前天才剛到和平,而SARS潛伏期三到七天,應該不是被感染。他喝著冰水,要再量一次體溫,看看是不是因為洗熱水澡導致體溫過高。沒時間看電視 不知恐懼蔓延全台和平院務如麻,葉金川忙得沒時間看電視。他不知道和平恐懼蔓延至全國,雲林拒收和平SARS廢棄物、新竹縣市拒收SARS病患。但是也有溫暖的義勇醫護志願軍152人報到。葉金川說,院內沒有交叉感染,通報病例逐漸下降,他知道,只要5月初不出現第二個通報高峰,就可以比較放心。在線上工作的醫護人員在很大的心理壓力下工作,早已經疲憊不堪。而沒有染病的病患、家屬也需要疏散。葉金川說,「但是以和平的能力,人員一定要外送,不然一定會全軍覆沒,全院都會感染。」所以一等到松山醫院就定位,就開始疏散人員。4月30日,在B棟第一線工作七天的醫護人員,開始往外移送,隔離觀察二周,成為第一批卸下照顧重責的醫護人員。而就在開始疏散醫護人員的同時,盡忠職守的和平醫院B棟八樓護理長陳靜秋在5月1日染SARS過世,成為第一位因公殉職的醫護人員。完成滅火任務 想去峇里島隔離5月2日,葉金川完成滅火任務,結束坐鎮指揮和平醫院的任務,評估和平的火已經熄了,他才搭乘專車前往公訓中心隔離。在專車上,他戴著口罩、笑彎了眼睛,向民眾豎起大拇指。 吳康文則在旁拍手送行。葉金川回憶,當時他們常開玩笑,如果可以離開和平醫院,最想做的事就是包架飛機到峇里島隔離觀察,花再多錢都不要緊。不過,葉金川似乎沒有那種悠閒的命格,他只是被送到公訓中心偷喝朋友送來的啤酒,乖乖接受隔離。他在5月19日又被中央徵調,南下到傳出院內感染的高雄長庚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協助防疫。因為了解SARS 所以不會恐懼SARS在葉金川的人生留下深深的印記,許多人因此稱他「抗煞英雄」。不過,他卻認為,進駐和平,就像在路上看見小孩快被車撞上了,趕緊把他一把抱起。SARS對他而言,因為了解,所以不恐懼,有防護就不怕被感染。對於和平醫院封院的措施,究竟是否正確,各界評論不一。葉金川直爽地說,「當然要封院,不封院怎麼處理? 」雖然陸續有病人死亡,不過他強調,感染的病例是之前就感染的,而不是留院所感染。最後,亡羊補牢的正確感染控制,終讓和平醫院重回平靜。(本文摘錄自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2009年出版《回首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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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我的新太太和新生兒
【編者按】雖然人生都會面臨終點,但除非夫妻兩人同時死於意外,不然總會有一人將面臨心愛的人病痛纏身,甚至面臨死亡的煎熬,也因此醫療團隊非常珍惜幸運的家屬願意與大眾分享照顧愛人、戰勝病魔的親身經歷。最近收到「醫病平台」發起人之一的名作家黃春明先生寄來他夫人所撰寫的一篇文章,我們也找到過去在「民報」醫病平台的兩篇類似的成功故事,一篇由太太回憶照顧經歷多次病危而後完全康復的先生,以及一篇先生撰寫太太接受骨髓移植成功後的百感交集。相信這些真人真事的分享,可以帶給苦難中的家人希望。筆者陪伴太太對抗血癌奮鬥了五年多,在她第一次幹細胞移植(骨髓移植)成功後,得到太太的允許,寫下這篇記錄文,分享親友,提供個人經驗,希望能對病患有鼓勵作用。那年新年剛過,她高燒不退,退燒藥的藥效無法持久,醫生在排除咽喉炎後,認為是病毒感染,幾天後就會好。我出差五天後回來,她的燒仍然未退,經一位急診醫師抽血檢驗, 發現血小板數量過低,有內出血流血不止的危險 加上貧血,立即送入家附近的醫院急診入院檢驗診療。前面幾天,醫師做了各種檢查,查不出到底是為何高燒不退, 直到血液腫瘤科醫師在顯微鏡下觀察血球,發現白血球形狀不正常。才推測可能是血液方面的疾病。 抽骨髓檢驗後才確診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血癌),晴天霹靂,這種病五年存活率只有40-50%。面對她,我流下眼淚,不知後果如何。堅強的她反過來安慰我,我小心地透漏她的病情給女兒。地區性的醫院無法處理這種重病患者,在自己的努力下連絡到癌症專門醫院接受她轉院治療。同時醫院的社工個案經理也找到同一位血癌專門醫師,辦理轉院。轉院後,為避免誤診,該癌症專門醫院重新抽骨髓檢驗,以確定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原來被轉送到該院的患者有約15%的案例是被誤診為癌症。檢驗結果確認是該型血癌, 且基因突變的情形嚴重,必須立即化療,且單靠化療將無法長久控制癌細胞,唯一的療法是靠幹細胞移植。血癌科醫師立即啟動化療,面對無知的未來,我們非常害怕,此時兩位曾患血癌的朋友提供了化療可能碰到的副作用訊息及應該注意的事項,讓我們安下心來接受化療。醫院裡的幹細胞移植協調師也在化療同時立即尋找骨髓匹配者。首先是抽親屬的血來檢驗, 她的兩位兄弟各有25%可以完全匹配,我們的三位女兒各有1%可以完全匹配,但她們都沒匹配成功。只好向骨髓庫尋找能匹配成功的非親屬捐贈者。成功匹配的機率是二萬到十萬分之一,在美國亞裔的骨髓捐贈者又比較少,更難找。最後很幸運找到一位100%匹配的捐贈者,經再次確認她也願意捐贈她的幹細胞。兩次化療成功暫時控制了癌細胞。如果化療無法有效控制血癌細胞,幹細胞移植將無法進行。移植的時間是由捐贈者何時可捐贈來決定。所有的手續都進行得非常順利。治療的工作也由血癌科醫師轉到幹細胞移植科醫師, 在一次的門診對話中,醫師說,即使只有50%程度的匹配,她也可以進行移植,這一句看似無關重要的話,為我們打了一針強心劑,加強了我們的信心。由於血癌患者化療後免疫力幾乎暫時全無,所以我們謝絕所有訪客,告訴親友們不要來訪,由我全程陪伴照顧她,傳遞她的病情給親友。所以只有在尚未確診為血癌前有幾位朋友來探病,還有幾位未收到我的謝絕訪客的通知,另外得知她生病就冒失前來的朋友。 幹細胞移植時間決定後,九天前入院再做一次高劑量化療將她身上的幹細胞徹底摧毀, 以便讓新移植的幹細胞能夠順利進駐它的骨髓,開始製造身上所有的血球及免疫細胞。 我們熱切的盼望捐贈的幹細胞到來及移植能成功,因為她的幹細胞已經被摧毀,沒有退路,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捐贈者的幹細胞如期到來,那是一袋黃色的有點像血小板的血袋, 血袋上的資料讓我們只能猜捐贈者可能住在哪一時區。我們每天盯著血液檢驗報告,期望因化療降到零指標的白血球數量能慢慢上升,這時候她的防疫力全靠注射抗生素、抗黴菌素和抗病毒的藥維持。差不多兩星期後,白血球的數量開始增加,從零到100、200左右,這時便出院,住在醫院附近租來的公寓。 我們家雖然是離醫院六十四公里的小城,但醫生認為太遠,每位幹細胞移植的病患都必須在移植後的一百天內住在離醫院三十分鐘內能抵達的地方。因為患者若有任何緊急狀況, 必須在三十分鐘內趕到該院急診,否則有生命危險,平常醫院的急診處是沒辦法處理這種重病患者。在化療和移植住院期間,每天有輪值的主治醫師來巡房,高級護理師、藥劑師和輪值護士跟隨在側, 每位移植病房的護士平均照顧二至三位病患,每位進入病房的人都必須套上一次使用即丟的防護衣和口罩,醫生或護士一定要戴上手套才能碰觸病人。幹細胞移植的病人僅能吃熟的食物 所以病人食物是有限制的,不能吃任何生的東西,包括水果也不行, 不過醫生鼓勵病人吃家裡煮的食物,只要熟煮即可,因為院內食物實在不好吃,所以她媽媽前來幫忙,煮好吃可口的食物,幫她恢復體力。由於病人非常虛弱,所以移植病房鼓勵病患每天至少下床走動三次,一次至少二十分鐘, 每走一次就給一張貼紙貼在門上,累積到一定數目,就給獎品。所以病房的走廊隨時可看到病患由家人陪伴走路,大家互相加油。另外要進入這層病房的每一個人都要套上可丟棄的鞋套,避免鞋子帶病菌入病房。她的移植算非常成功,一年半後沒有發生移植幹細胞演化而成的免疫細胞攻擊宿主細胞的疾病(GVHD, Graft vs Host Disease)。這時她身上有兩套不同的DNA,一套是她血球細胞內來自捐贈者的DNA 和在她身上其他組織器官內屬於她自己的DNA。在她生這一場大病住院中,我們完全把治療的責任託付給醫生,照顧病人的責任交給護士,我則扮演精神上的支持者。我岳母前來幫忙照顧孫子,烹煮好吃的東西,讓我們無後顧之憂,支持她的快速恢復,朋友的關心也扮演了相當的角色。她本人則非常堅強樂觀,從不喊痛,從不悲傷,讓我們只須注意她的病情,不須擔心她的心情。我們感謝幹細胞捐贈者,一年後我們才從骨隨庫那邊得知捐贈者的資料,她也同意和我們見面,她是一位年輕的小姐,我們去參加了她的婚禮,看著她的小孩出生,我們成為很好的朋友。她是為了一個小孩需要骨髓移植而加入骨髓庫,雖然沒能和那小孩的骨髓匹配成功,不過五年後卻意外收到通知,她的骨髓和我太太匹配成功,成為一個成功的捐贈者。 她的無私捐贈造就了我太太的新生命。幹細胞移植患者在成功移植後,原來她身上的免疫力已隨被摧毀的幹細胞完全消失,必須像小嬰兒一樣接受所有疫苗的接種,移植那一天是她新生命的第一天,所以那天變成她的第二個生日。我像得到了一個新太太和一個新嬰兒,所以我說,新太太和新生兒兩位一體。(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7/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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