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平台／白衣天使

【編者按】這一星期收集的三篇文章都是針對在國外的醫療經驗。一位年輕醫師從西非布吉納法索的台灣醫療團回到馬偕醫院，三年來在台灣急診處看到各種各類的病人所呈現的對待醫療人員的態度，發出令人擔心的感想：「國內怎麼會變成這樣緊張的醫病關係？」另外兩篇是在美國的觀察，一篇是醫師在其工作中對制度與團隊合作的甘苦談，而另一篇是在美國家屬照顧病人所引起的各種省思。希望這三篇文章帶給國人更深入的思考，我們不只要能關心我們的病人，但也要合理的對待我們的醫療團隊以及珍惜我們的健保制度。

每個星期一早上，我們的辦公室有一個小時的交班會議。週末值班的同事報告住院病人的狀況及與任何有問題的病人電話通訊。之後，主任醫師及護理長提報與照顧病人相關的議題。仙倫護理長前一週沒有出席晨會，但是提出兩週前發生在我的一個病人身上的意外事件。

故事是這樣發生的。

華特先生診斷嚴重的攝護腺癌骨轉移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他每三個月來看診一次接受Lupron皮下注射抑制睪脂酮，以及Zometa靜脈注射減少骨折及疼痛的機率。他已經相繼接受過兩個攝護腺癌口服藥Enzalutamide及Abiraterone，一開始有很好的療效，但是在大約半年前漸漸出現藥物已經失效的癥兆。八月中，華特來接受Lupron及Zometa治療時，我建議他將口服藥改做化學治療。他答應我會做考慮，但是希望等幾個月後再說。這段時間，華特和他太太與我透過電話及 email 保持聯繫幫助我追蹤他的病情進展。華特的髖疼痛愈來愈劇烈，我幾次建議他提早回診開始接受化療，但是他都婉拒了，寧願等到十一月的定期回診。

我總是很高興看到華特。他身高過六尺，衣著簡潔，敘事清晰，遣辭用句典雅，即使承受嚴重的病痛，仍然不減他平常演說家一般的風采。他這樣描述他的右髖骨劇痛。

「好幾個午夜，難忍的嚴重疼痛令我無法入眠。我『 搬出』所有我能想到的天主教聖徒的名字，出聲詛咒，好像這樣的咒罵能稍微舒緩我的疼痛；但是我必需去坐在客廳，因為我不願意我太太聽到我一反平常地罵粗話。」

「噢！」我苦笑地回應。雖然華特的用意是以幽默淡化他的疼痛報怨，卻更加令我為他所受的苦感到心痛。

華特在這個時候已經情緒上接受了必需要改做化療的決定。我在三個月前已經在病歷裡記載改做化療的可能性。我們詳細地討論化療藥名，療程及常見的副作用之後，我跟華特和他太太一起走到化療區。我總是例行的在看診結束後跟病人一起走去化療區，簡短地跟治療的護士說明病人的近況、治療的計畫、以及可能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那天，治療華特的護士並不是他平常的護理師。護理師艾琳以為華特只是照常的做Lupron和Zometa。她立刻「禮貌」地轉面向坐在她旁邊的仙倫護理長抗議：「噢，所以這是teach and treat？」仙倫也立刻面露驚訝與反對地說：「Wait, what is this about?」

我當下愣了幾秒鐘，但是很快地站住我的陣腳，告訴她們這個決定在三個月前就提出了；華特不需要太多化療資訊教育，因為該說的我已經大致都說了。我仍然照常例地告訴艾琳華特先生的病況、改變治療方案的原因，但是不給她及仙倫有進一步質疑當天就做化療的恰當性。

「treat after teach」或是「no teach no treat」並不是寫在腫瘤教科書裡給病人做化療的必要程序，也不是所有腫瘤治療中心都納入的常規。「Teach then treat」的確有它的價值，特別是複雜的化療處方，包括需要裝置靜脈插管（port-a-cath）的狀況，護理人員事先的解說對病人會有很大的幫忙。然而，規範太多也常常造成實際病人照顧的障礙。有時候，為了化療解說，病人要多跑一趟門診，甚至因而延遲治療好幾天。華特因為髖骨疼痛，右腿無力，行動不便；無論護理人員怎麼不高興，我覺得沒有讓步的理由，堅持當天給華特做化療。

華特被安頓在化療室後，我繼續去看其他的門診病人。大約兩個小時後，艾琳緊急地敲診間的門，告知我華特的化療藥滲漏。我趕緊走去查看。華特的手臂腫成平常的兩倍大，估計大概至少一半以上的化療藥歐洲紫杉醇都漏到皮下去了；而那個罪魁禍首的靜脈針很弔詭地跟手臂骨呈60度角，顯然不是適合給化療藥的血管。艾琳及仙倫忙中有序地給華特冰敷及施打化療滲漏解藥。華特的手臂除了腫脹之外，並沒有變色或疼痛。當天是週五，我將我的手機號碼給華特太太，請她每天給華特的手臂拍照傳給我看，並且保持聯絡讓我知道他的進展。

當仙倫護理長在晨會提出這個「違規」事件時，事件已經過兩個多禮拜。她強調同天teach and treat必需避免，因為容意出問題。她接著報告了化療漏針意外，並且說：「My poor nurse spent the entire weekend worrying about the patient!」我的醫師同事們立刻指出 teach and treat與化療漏針是兩回事；也就是說即使病人有另一次門診做化療資訊教育，仍然有可能發生漏針的情況。

雖然仙倫護理長沒有指名道姓，我舉手自首是那個犯規的人，說明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我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並且忍不住反擊：「Your poor nurse spent the entire weekend worrying about the patient, but my poor patient suffers the consequences!（妳可憐的護士擔心了一整個週末；我可憐的病人卻要承擔所有的後果！）」華特的手臂雖然很快消腫了，但是一週後開始發麻，並且出現一些紅疹。我在一個週末到他家去訪視他，給他做一些照護上的建議。令人辛慰的是華特髖骨疼痛改善很多，已經很少服用止痛藥。最令我反感的是，在這兩個多禮拜的期間，艾琳及仙倫從沒有來詢問我華特的狀況，更別提打電話關照華特！她們從頭到尾所關心的，似乎只是自己！我在會議上也指出有些護理人員在工作前一天會「做功課」看她要治療的病人的病歷資料，並且如果對治療計畫有不明白處會事先跟我討論。我希望所有的護理人員都能這樣做，而不要臨陣顯得無知或受冤枉的樣子。

今天美國的護理人員有許多不同的身分與職稱。許多傳統上護理人員做的事，例如量血壓、脈搏、體溫；換床單、給病人擦澡、餵食、清理便盆；抽血；都已經轉移給醫生助理（medical assistant）、護理助理（nurse assistant）、抽血技術員（phlebotomist）。這些演變是良性的發展，除去傳統上女傭般的護理職責，讓護理人員能完全地專注在醫療護理上。此外，護理的專業角色也有所擴充，從傳統護理衍生的新醫事人員身分包括專科護理師（nurse practitioner）：在醫師監督下獨立看診；個案管理師（case manager）：協助病人從住院到出院居家照護上的安排；醫療導航員（navigator）：給癌症病人（特別在初發現腫瘤時）指導診斷步驟及就醫的途徑。

這些不停演變創新的護理角色與職責，不僅旨在讓護理師仕有專攻，更重要的是改善病人照顧的品質。然而分工過細的後果往往讓病人落入三不管的地帶，得不到即時的照顧。在美國工作二十多年，看了太多這樣的例子。虛弱的病人無助地躺在病床上，只為了需要協助下床去上廁所，按了半天的護士鈴都沒有人來；因為護士忙著寫報告，而且幫助病人如廁不是護士的職責。我的婆婆心臟冠狀動脈手術（摘取腿的靜脈接種改道阻塞的冠狀動脈）後第一個晚上，因為按護士鈴有求無應，自己下床上廁所，導致腿的皮下組織嚴重出血，形成二十公分大的血腫，一個月後又動了一次手術清除血腫，身心的復原因此開倒車好幾個月。

當然，不是所有護理人員都只是照本宣科、沒有人情味或同理心的。安瑪莉是一個資深癌症護理師，做事謹慎負責，常常是每天傍晚最後離開我們辦公室的護士。有一天晚上七點左右，我的一個病人打電話來報告他的化療注射幫浦（pump）警鈴一直做響。他已經照著幫浦機上的指示，打電話給幫浦出租公司值班人員，並且依照值班人員的指導調整幫浦，警鈴仍然持續做響；出租公司值班人員建議到急診室去處理，我的病人打電話求助。剛好安瑪莉是當天治療這位病人的護士，而且她在晚上七點仍然在辦公室整理病歷。我對幫浦的操作一無所知，但是慶幸安瑪莉還未下班；我將將電話轉給她，因為急診室的醫護人員也不會知道該如何處理。隔天我得知安瑪莉當晚驅車前往病人家裡幫他處理好幫浦的問題，感到敬佩與辛慰這樣逐漸失傳的護理精神。沒想到幾週後，安瑪莉的「義舉」居然「贏得」人事室的調查！原來安瑪莉向護理主任報告事件的原由，並且申請加班費。但是，不只她沒拿到加班費，因為她沒有居家訪視病人的「執照」，安瑪莉被處分；基於她的行動是出於善意，護理部說是從輕處分，只對她記過警告。不久之後，安瑪莉另找了一個離家近的腫瘤診所，離開了我們的機構。

這件事讓我對醫療體係極度的失望。醫療機構各式各樣的框框與規範，舉保護病人安全之名，本質上卻是防衛式醫療（defense medicine），想保護的是醫療機構，而不是病人。

時代的進展讓我們不能沉迷在遙想當年白衣天使的護士印象。過去將護士當傭人看待的惡習是絕對要棄置的，但是在從新思考護理人員的專業角色與職責時，希望我們總是回歸到所有醫療人員都應有的時時以病人為念的精神與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