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瘤是怎麼來的？腦外科醫生解密病人常問的3個問題

我是一名腦外科醫生，主要工作是為病人進行腦部手術，驅除病痛。在所有的外科科室中，腦外科應該算是最苦、最累的，挑戰性也是最強的。為什麼？因為大腦實在太複雜了，而且大腦對人而言也太重要了。你愛一個人、恨一個人，或者忘記一個人，你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欲全是由大腦控制的。

因為大腦是如此神祕，所以，作為一名腦外科醫生，經常會有病人問我各種問題。我總結了一下，問得最多的問題有以下三個。

病人常問的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大腦是不是真的像豆腐一樣？」

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回答得嚴謹一些。一般來說，大腦比較柔軟，可以變形，易於牽拉，有一定的韌性，不容易出血。但是，每個人的大腦是不一樣的，有些人的大腦像嫩豆腐，一碰就出血，一碰就碎。所以在手術中，遇到這一類大腦，止血非常困難，要用特殊的止血材料才能把它壓住。有時候，即使在手術臺上止住了血，回到病房後可能又會出血。這個時候怎麼辦？只能讓患者回到手術臺上再開一刀。

第二個問題：「腦瘤是什麼樣的？」

說實話，很多腦瘤長得和腦細胞很像。腫瘤是怎麼來的？腫瘤是正常的身體細胞突變而成的，所以它和正常的細胞組織屬於一母同胞的「兄弟」。這就給腦外科醫生帶來一個問題─我們在做手術時必須把腫瘤和大腦分清楚。

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一方面，依據外科醫生的經驗，這非常重要。但經驗和能力是主觀的，不一定靠譜。另一方面，就要靠神經導航系統。我們現在開車很多時候靠導航，開刀同樣也需要導航。我們給大腦開刀，首先要通過神經導航系統，找到腫瘤在哪裡。其次，我們可以選擇一條最合適的開刀路徑，確保最低程度地傷害大腦，並且最大限度地切除腫瘤。而當我們開刀的時候，一旦偏離了手術路徑，導航系統就會發出警報；最後，神經導航系統還能告訴我們腫瘤有沒有被切除乾淨。

第三個問題：「你已經做過很多手術了，還怕不怕？」

說句實話，刀開得越多，我膽子越小。到目前為止，我開刀已經超過6000例，但我現在變得膽小如鼠。為什麼？有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你開刀越多，你見過的並發症就越多。所以，每次開刀，我都會害怕這些並發症出現。第二，我越是瞭解大腦，就越是對它敬畏。我有時摸著它，會覺得它就是一個宇宙。現代科學對於大腦的認知還處於比較初級的階段。2018年，《科學》雜誌上曾經刊登了一篇論文，科學家終於弄清楚了果蠅的大腦結構，一個果蠅的大腦裡約有10萬個神經元。那麼人的大腦裡有多少個神經元呢？860億個。科學家們到現在還不知道大腦是怎樣處理資料的，到目前為止，我們離大腦的真正開發還非常遙遠。

我一邊開刀，他一邊背詩

經常有朋友對我說，你們腦外科與我們的日常生活離得比較遠。我覺得這其中有些誤會，其實腦外科與老百姓的健康息息相關。

比如，現在我在演講，一個人的講話就是由大腦的語言功能區控制的。語言功能區在哪裡？在太陽穴稍微後面一點的地方。如果你是用右手寫字，你的語言功能區就在左邊；如果你是左撇子，用左手寫字，你的語言功能區則在右邊。

假如一個人不幸長了腫瘤，而且腫瘤長在語言功能區，那麼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開刀切除腫瘤。

為了保護語言功能區，醫生必須把腫瘤識別出來。怎麼識別呢？剛才我提到的神經導航系統，可以對腫瘤進行大致的識別。但具體到每一個人，語言功能區都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漢語的人和說英語的人，語言功能區就不一樣。假如你會說漢語，又會說英語，還會說點上海話和廣東話，那麼語言功能區又會不一樣。病人到了手術臺上，醫生怎麼去判斷這個病人的語言功能區到底在哪裡呢？

曾經有一個病人，他是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他的腦瘤就長在語言功能區附近。一開始他去當地醫院看病，醫生對他說，你開了刀以後可能就不會說話了。他心想，如果真這樣就不能再當老師了。他不甘心，於是找到我們，希望我們能夠保留他的語言功能。

說實話，我們也不能給他保證，只能盡力而為。因為他是語文老師，所以開刀那天，我跟他說好，我一邊開刀，他一邊背詩。於是，我開刀的時候，他開始背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背完一首，再背一首。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只有不斷刺激他的腦回，才能確定他語言功能區的位置。我把他所有的語言功能區的腦回位置做好標記，然後從非語言功能區進入，把腫瘤切除了。開刀以後，他一開始不大會說話，但是能發出一個個單音節，能講自己的名字。術後一個月，他講話溝通基本上沒有問題了。術後3個月，他又回到學校當老師了。

醫生的職業成就感，無法用語言表達

作為一名醫生，最開心的時刻就是看到你的患者經過治療重新好起來，那種職業成就感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當時，我做這台手術花了7個多小時，沒下過手術臺，也沒喝一口水，肚子餓壞了。但是看到這位語文老師重返工作崗位，我覺得還是挺值得的。

我再舉一個例子。有一天我剛開完刀，突然接到一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對方是個男的，他很激動地說：「我老婆給我生了個大胖兒子，謝謝你！」我一下子沒有反應過來，正準備掛電話，對方急了：「黃醫生，我是病人家屬，我老婆兩年前在你那裡做過垂體瘤手術，你還記得嗎？」我才突然想起來。

這對夫妻剛來醫院的時候，看起來關係不太好。因為他們結婚多年一直沒有孩子，查來查去，雙方都沒問題，吃了很多年的藥，還是沒有孩子。後來，一個比較有經驗的婦產科大夫建議他們去做頭部核磁共振，結果確診妻子患有垂體瘤。這個微創手術是從鼻子裡做的，創口很小。做完手術一年多，他的妻子就懷孕了。

原來，腦垂體雖然只有1.5釐米左右大小，卻掌管著全身的內分泌功能，也包括生殖系統的內分泌功能。腦垂體通過分泌激素，就像把一份份文件從上往下傳遞，告訴卵巢什麼時候排卵，告訴子宮什麼時候來月經。而一旦垂體上長了腫瘤，激素不分泌了，生殖系統也就無法正常運轉了。腫瘤被摘除以後，一切又恢復了正常。

所以說，我們腦外科並不神祕。大腦和人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我們與老百姓的健康和生活也是息息相關的。

為什麼很多外國醫生來這裡學習

在過去的10年裡，我經常被派往世界各地學習，去交流腦外科的治療技術以及進展。

而今天，我們醫院一年的手術量達到了1.6萬台，這個數位還在不斷增長。這樣的數量，在全世界的排名都是數一數二的。不僅如此，我們在腦腫瘤、腦血管病、顱底外科、功能神經外科等領域都位於世界前列。

以前，我們派醫生到國外去學習新的技術，回來引進技術和設備，為中國人民服務。現在，我們成立了神經外科學院，吸引了全世界的醫生到上海來學習腦外科新技術，其中包括韓國、日本、德國、義大利、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醫生。

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外國醫生都來這裡學習呢？因為外科是一門實踐的學科，你做的手術比別人多，你做的手術比別人好，人家自然會虛心向你學習。當然，今天我們取得的這些成就，是幾代中國腦外科醫生共同的心血。

要做一個好醫生，真的很難

外科是實踐的學科，外科醫生是一刀一刀練出來的，外科事業也是拚搏出來的。只有吃得了別人吃不下去的苦，才能開別人不會開的刀。但是這個苦，有的時候真是太苦了。因為做醫生本來就不容易，要做一個好醫生，真的很難。

我的父親也是一名醫生，但是當年，他曾經堅決反對我當醫生。那一年，我填寫高考志願的時候，他明確表示不許我填寫醫學院校。但是，那個時候的我比較叛逆，年少輕狂，並不理解父親的苦心。我心想：你自己做了30年的醫生，為什麼不讓我做醫生？所以，我不顧他的反對，人生第一次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填寫了高考志願。

我的第一志願是復旦大學醫學院，第二志願是廈門大學醫學院，第三志願是福建醫科大學。填完以後，父親看了我的志願表，神情很複雜，但沒有說什麼。從第二天開始，他一改原先的反對態度，帶著我去爭取復旦大學醫學院的推薦表。後來因為分數夠了，推薦表也沒用上。這件事我記了一輩子，因為他告訴我應該怎樣去做一個好父親。

後來我參加工作，做了十幾年的醫生，深刻體會到了這一行的艱辛。一年365天，沒有節假日，每天都得去醫院看病人，經常36個小時乃至48個小時不合眼。

這個時候，我才體會到父親的苦心，也知道了他當初為什麼反對我當醫生。不是因為他不愛醫學，更不是因為他不愛我，而是因為他捨不得。如果將來有一天，我的孩子也跟我講，爸爸，我要報考醫學院，我想我也會捨不得。但我也會像我的父親一樣，尊重且支援孩子的選擇，並盡自己的努力去幫助他實現夢想。因為，當醫生，一直都是一件對的事、好的事。我還會以身作則地告訴他，怎樣做才算是一個好醫生。

(本文摘自《讀者》五月號第，朱權利／摘自《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