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平台／一個令我振奮的台大醫學系招生政策的改變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台大醫學系招生政策的改變」。

一位非醫師的醫院行政人員以他在醫院的觀察，寫出他認為醫師的培育，不只需要傳授科學知識與技術，更要讓醫學生學會同理心、關心別人的痛苦，並說出他對日前台大醫學系申請入學將採計社會科的讚許。→想看本文

這篇文章引起兩位關心醫學教育的台大醫學系校友注意到母校招生政策向前跨一大步的深思，各自寫出他們對這招生政策的期許。

最近報上一則新聞，使我興奮萬分。「台大醫學院醫學系日前召開112學年度第3次招生委員會。會議中決議通過，從115學年度起，將會從原先學測採計『國文、英文、數A、自然』，改為『國文、數A、自然、社會』，以社會取代英文。至於校方為何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台大註冊組主任李宏森透露，可以進入台大的學生，通常英文能力都不會太差。入學後還有必修大一英文及進階英文，畢業前也需達到全民英檢中高級的門檻，相信學生可具備基本英文能力。但學生未來需要因應AI、元宇宙、各種傳播科技及創新想法需要，必須注重社會人文素養及社會科學面向的思考，故將採計英文考科改為採計社會考科。」

作為一位關心醫學教育的台大醫學系校友對這「突如其來」的新辦法事實上有點驚訝，因為這將是台灣在「如何選擇醫學生」踏出的一大步。想不到一位關心醫學教育的非醫師來稿，使我開始更深入地思考這招生政策改變的意義。同時為了提高醫療團隊與社會大眾對這問題探討的深度，我也另外邀請一位也是台大醫學系畢業生，目前正負責某國立大學醫學院的醫學人文課程的醫師發表他的看法。

個人自從醫學院畢業後，曾在台大醫院完成四年住院醫師訓練並做了一年主治醫師，而後到美國又從頭接受同一學門的住院醫師三年完整訓練，研究員一年，而後在美國大學醫院教學十九年。回到台灣致力於醫學教育有關工作也已二十幾年，以下容我說出我對台灣醫師培育的隱憂，以及對母校這次的招生新政策的期望。

當我在1998年回國時，最先三年我在慈濟醫學院服務。當時這學校的醫學系還沒有畢業生，最高年級是五年級學生，而以我這種對醫學教育的主要興趣在於臨床醫學的醫師，有機會參加這所臨床醫學沒有傳統包袱的新醫學院正是我最理想的工作地點。我與早我幾年回台參加這醫學院草創的學長李明亮校長一見如故，就放手一博地共同奮鬥。

這三年下來，我對台灣醫學生的印象是他們看起來比起美國醫學生年輕許多，而且想法方面也比較不成熟。我當時以為這只是反映美國的醫學生大部分都是高中畢業後進入大學四年（可能來自文科、理科、工科或pre-med 醫學準備科）而後才選擇攻讀醫學，所以年齡上比起台灣絕大多數醫學生都是高中畢業後直接進入醫學系的來得老成，但更重要的是美國醫學生在中學畢業後，進入醫學院之前的大學階段有充分時間思考自己的興趣與前途，而後才選擇學醫這條路。後來我轉到和信醫院在黃達夫院長的醫學教育基金會工作之後，我有機會全職從事台灣的醫學教育工作，前後參與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的成立與實際工作、教育部醫教會的執行秘書、常務委員，而涉足台灣醫學教育多年，直到幾年前才引退，所以我對台灣醫學教育也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在這種背景下，我有機會提出對台灣醫學教育的看法與建言，而對「台灣醫學生的甄選與培育」也有一些看法。記得在醫學教育基金會的主持下，我們對這主題也前後開了幾次國內、國際的專題討論。最初我們的結論都認為台灣醫學生的甄選都偏重於知識，但對於他們的態度、判斷、學醫的動機與人文修養都無法好好測試，而且醫學院前兩年的「醫預科」常受到基礎與臨床醫學的擠壓，通識與人文教育都未能有效地加強醫學生對人文關懷的深度，也因此醫學生對「病人」的「人」方面的關懷遠不如對「病」的了解。

然而當我看到我們兩個在美國成長的小孩在中學時代的必修課程都是均衡的發展「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物理」、「化學」、「數學」「生物」等等學科，而在美國與我的同事過或被我教過的醫師，他們來自不同的大學醫學院，我也發現不管他們多早或多晚決定學醫，在中學課程並沒有因為要學醫，而少修文史哲學等社會科學。

因此我越來越覺得在探討台灣的「如何選擇醫學生」時，我們應該追朔他們在高中三年裡，是否因為中學注重聯考績效的政策下，從高一入學就「分組」「分班」，對將來想唸醫、理、工學院的學生因為大專聯考不重社會學科，而失去同樣程度的學習機會，而相對的，想唸文、法、商、社學院的學生，對數理科學的課目也沒有同樣程度的學習機會。這種以大專聯考為目標的中學教育嚴重影響中學生的「全人教育」，而這才是今天在進入醫學系後，不管我們如何加強人文課程，仍然無法培育出對別人的受苦有敏感度的好醫師的最大原因。

個人對理工科所知有限，不敢多說，但作為從事醫療工作者，面對的是遭受疾病折磨的病人，我們所培育出來的醫師如果只知道科學面的醫療，而對病人與家屬的「感情」、「心理」、「人際關係」沒有「敏感度」的話，這種醫師將無法對病人產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而給予病人與家屬所需要的幫忙。我深信，醫學生在中學教育的太早分組，使他們輕視忽略這方面的素養實在是台灣醫學教育最致命的缺憾。

在台大醫院備受醫學生敬重的宋瑞樓教授，從台大醫學院退休以後，就全心投入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的團隊。當我參加和信團隊以後，宋教授常與我分享許多他的智慧。他常說，我們教學生最重要的是要替他們培養出「受體（receptor）」，如果學生沒有「受體」，我們講了半天的人文關懷，他們還是沒辦法領會這些知識的重要性，而始終學不會應用同理心來照顧需要幫忙的病人。

我想，我們如果在學生中學階段，就因為「短視的利益導向」，太早就讓學生因為將來想要走哪條路，而只注重儘早灌注加強某些專門的知識，而使學生因此而喪失其他重要知識的學習，這種教育限制了學生的視野，使學生犧牲了全人教育的機會，以致無法培育良醫的遺憾。

我深信最近台大醫學系選才的改變，就是要徹底改變這種教育的缺點。如果我們今天醫學系的學生，在他們早期的養成教育，就有機會領會社會學科的重要，那麼這些醫學生將會有比現在的醫學生具有更好的人文教育的「受體」。我深信最近台大醫學系這選才方法的改變，一定是經過多年的醞釀，也一定有遇到過阻力，因此遲遲未能付諸於行，對於一個歷史最久的醫學院，這種改變更是不容易。

我深信這一條路是對的，我在此要向這些「先行者」道出我心中由衷的敬佩，也祝福母校可以以身為台灣醫學教育「執牛耳」的地位，再度獨領風騷，領導台灣的教育系統培育出更適合學醫的人才。

每個新的政策都會碰到阻力，越大的變革就會碰到越大的阻力，但我深信這條路遲早會讓台灣培育出更多的具有對病人受苦的敏感度的良醫。

延伸閱讀

2024/8/12 醫病平台／醫學系為什麼要採計社會科

責任編輯　吳依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