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平台／醫預法改變了什麼(一)：面對醫糾，病家不再求助無門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醫療糾紛」。兩個月前有幸聽到王志嘉醫師非常精闢的演講，介紹「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醫預法）」。十分感佩王醫師的團隊在這幾年的努力，也深深覺得這與「醫病平台」希望促進醫病雙方的了解息息相關。
非常高興他們百忙之中同意在醫預法即將實施前，以三篇文章有系統地介紹「面對醫糾，病家不再求助無門」、「爭議背後，看見受傷的醫者」、「先理解再調解，雙調委化解醫病心結」。希望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能夠讓醫病間對醫預法更加認識，對於未來醫病關係更加有助益。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以下簡稱：醫預法）在2022年5月30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於6月22日經總統公布，距離前行政院衛生署於2000年首次提出「醫療糾紛處理法」起算，已經過了22年。

早期的提案，把解決醫療糾紛的重心放在如何避免訴訟、減少責任，關注事後的調解和補償機制；而今年所通過的醫預法，則從醫療糾紛產生的脈絡和原因著手，提出爭議前的「即時關懷」、爭議中「調解先行」與爭議後「除錯預防」，來做為醫療糾紛的解方。其中在即時關懷部分，簡單來說，就是考慮了「病人為什麼告醫師」的原因，所建立各種「疏導」機制，即使醫療事故不能避免，但至少透過溝通關懷避免醫病關係持續惡化。

病人為什麼要告醫師？

事實上，在醫療現場，不良事件發生時，醫療人員關注的通常是病人病況，專業訓練讓他們很清楚如何為手術後出血的病人進行檢查、診斷和緊急處置，可是面對病人在術後第二天突然死於休克時，該如何告知家屬、如何與家屬對話、如何回應可能的質疑，卻是不小的挑戰，尤其是事發突然，可能連醫療端都還沒弄清楚為什麼病況突然改變，還處在自責和焦慮中，更遑論去顧及家屬的情緒，這時候的沉默或保留，就可能加深醫病之間的猜疑和對立。

因此，要避免事件演變成爭議，首要先解決醫療事故發生時的溝通障礙。為此，日本推動醫療機構設置「院內調解員」(In-Hospital Mediators)，在醫病發生爭議或衝突時，以中立的角色來促進醫病雙方對話及溝通，共同解決衝突。英國NHS在醫院設立病人諮詢與聯絡服務 (Patient Advice and Liaison Service, PALS)，對病人提供資訊和支援，不僅可即時介入、解決病人對醫院的疑慮，並且可將意見反映給管理者，改進醫療服務品質。

我國衛生福利部從102年開始，委託各區域醫療網的縣市衛生局，積極輔導醫院設置「關懷小組」，由醫院高層擔任召集人，成員涵蓋醫療、法律、心理、社工等相關專業，強調在醫療爭議的第一時間就有跨專業的團隊可以介入處理，與病家建立聯絡窗口，維繫溝通，進而傾聽病方、同理需要，促進醫病對話，另一方面也作為醫療人員的後盾，協助其與病方順利溝通。關懷小組實施多年，目前九成以上的醫院皆已設有類似的機制。

醫預法賦予機構主動關懷義務

事故發生就要啟動關懷：新法不僅規範醫療機構應成立關懷小組、指定專業人員或委由專業機構團體來提供關懷，而且還必須在「醫療事故」發生一定時間內，主動啟動關懷機制，即時向病人、家屬進行說明、溝通，釐清可能爭議所在，而不是等到病方認為醫院應該為不良結果負責而提起「醫療爭議」才啟動。這樣的時機安排，已然包含了主動揭露與開放溝通的精神，除了緩和病方情緒、維繫信任外，也有助於後續調解程序平和進行。

引進道歉法則精神，為主動揭露提供法律保護：不論是醫糾處理或病人安全文化的推動，揭露和表達歉意是非常重要的步驟，對於滿足病家資訊和情感上需要影響重大；但另一方面，因為擔心後續的訴訟和求償風險，往往使得這個步驟非常困難。法案為了鼓勵醫療人員在溝通關懷過程中，可以坦然揭露、勇敢表達遺憾、道歉或讓步，規範除非雙方當事人均同意，否則相關陳述不可以在訴訟中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為建立良好的院內揭露機制提供基本條件。

確保溝通無障礙，並提供資訊和權益上的協助：新法規範當病人或家屬因為語言文化因素，或是因聽力、語言功能等障礙導致溝通困難時，醫療機構需要提供受有訓練的人員，來輔助溝通進行。若病人符合藥害救濟、生產事故救濟或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的要件時，醫療機構應該要主動提供資訊和協助。

當事人可尋求第三方公正專家意見，協助釐清事實：大多醫糾病家的共同訴求，是想要知道醫療過程中發生什麼事，以及是否發生不該發生的錯誤，但醫療具高度專業性，當醫病之間缺少信任時，可能導致關懷過程的說明無法發揮釐清事實的作用。新法設置收費制第三方專家意見管道「醫事專業諮詢」，在院內溝通階段，若醫病之間對於醫療事實或見解的認知差距較大，可共同擬具問題並備妥相關病歷資料，向第三方機構提出申請專家意見，用以輔助事實的釐清和說明。

建構支持環境 為更積極的病人角色作準備

參考資料：

Vincent C, Young M, Phillips A. Why do people sue doctors? A study of patients and relatives taking legal action. Lancet. 1994 Jun 25;343(8913):1609-13.

國內相關研究例如：吳建昌(2012)，「醫療傷害無過失補償制度之分析及臺灣民眾態度初探」，台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101年度研究計畫案期末報告。黃鈺媖、楊秀儀(2015)，「病人為何要告醫生？以糾紛發動者為中心之法實證研究」，台大法學論叢，44(4)：1845-1885。陳學德(2019)，「醫療調解模式之實證研究─以病家為何告醫師為中心」，月旦民商法雜誌,，63期：109-144。

‧醫療爭議關懷資源中心網站 https://medcare.tdrf.org.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