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平台／「道聽塗說」的再思考

【編者按】本週是三位非醫學專業人士回應9月5日、7日、9日三位醫師「道聽途說對醫病關係的影響」、「醫師也會抓狂」、「辯護主流醫學」的看法。
一位長照家庭的照顧者寫出她個人以家屬的身份遭遇過不同醫師的經驗，也表達她對醫師辛勞的感激。
一位大學外文系教授舉出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敵人」，引出一個簡單的道理「在極度缺乏理解與信任的情況下，醫病溝通承擔極大的失敗風險」。
一位醫學人文的歷史學教授直指現代醫療是「陌生人的醫療」，而醫病雙方需要克服彼此理解的障礙。希望這六篇文章可以幫忙醫病雙方瞭解彼此的盲點，並且在醫病之間發生衝突時，能發揮「同理心」，了解對方的立場，而能相互尊重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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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療是「陌生人的醫療」，這是九年前拙作的主題，借自醫療史學者Charles Rosenberg的名著The Care of Strangers(1995, 1987)的觀點。所謂陌生人的醫療是指近代以醫院為主的行醫模式，醫者與病人之間通常是陌生人的關係。近代以來科學醫學(scientific medicine)的發展是醫院醫療的重要基礎，從解剖學生理、微生物學，乃至於二十世紀之後的生化、藥物、分子生物學等都讓現代醫療與十八世紀以前的醫療迥然不同。回顧歷史，科學的進展提供了醫療許多的利器，能治療許多令過去醫師束手無策的疾病(參見《科學發展》，2013年四月份，484期)。無疑地，這是科學的進步，但是內建於醫院醫療的陌生人關係也讓醫病之間的信任不易建立。

然而，病人是否必然能受惠於這個進步？對於進步的信心往往使我們遺漏醫療中重要的主角——病人。作為醫病關係中另一方的病人，是否也跟著科學的腳步「進步」了？歷史變遷極少是全面性的。雖然正如三位醫師不約而同地指出，主流醫療乃是建立在嚴謹的實證基礎上，但是，對於病人而言，陌生人口中的嚴謹科學與有效性並非顯而易見，也難敵親友的好意或是文化親近性，一邊是需要許多解釋的艱澀知識，一邊是親切可感知的文化，病人的傾向有跡可循。

除了筆者之前討論的醫院醫療之外，科學的進步—知識的浩瀚龐雜—也為醫病關係帶來過去歷史上少見的負擔，即所謂的知識落差。病人越難了解醫師的專業語言，就越難與醫師建立信任關係，除非有其他的條件來彌補(如親友介紹或是長期關係)。一般人很難參透醫療知識、繁複的醫療流程、醫療專業精細的分工，如此更提高建立醫病信任關係的難度。病人依其在社會所處位置的不同而與主流醫療的距離不同，從巨大的鴻溝到熟悉理解，多數人之於主流醫學，恐怕都是站在鴻溝的另一邊，而距離越遠者，就越需要時間與精力溝通。

除此之外，即便是同為主流醫療的成員，不同科別、資歷與院所的醫療人員還可能提供給病人不一致的資訊或建議，例如王棋新醫師文中提到的心臟節律器的例子，或是退火氣藥物的例子(可能是其他院所挪用常民的語言來指稱消水腫的藥物而造成的誤解？)。這個不一致部分源自於不同科別的差異，但更關鍵的是醫療的不確定性。雖然現代醫療充滿了SOP與手冊，但是放在疾病歷程的脈絡來看，患有相同疾病的不同病人，因種種原因，還是可能得到不同的醫療措施。當然，偶而見諸媒體報導的醫療詐騙新聞確實也會讓病人生疑，而這也是為什麼尋求「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很重要。

從病人的所作所為及其盼望看來，我們看到了歷史的不變——當代的病人跟歷史中的病人一樣，他們都希望藥物具有速效、病痛可以很快康復、在A醫者那裏沒有獲得他們想要的療效，就可能換到B醫者(可參考張苙雲教授早期的作品〈逛醫師〉，1998)，求醫的歷程中，多方求治、嘗試不同療法等等，均為常見的現象，尤其是遇有疑難雜症時更是如此。或許更令當代許多醫師難以接受的是，病人有時並不在乎醫者的經歷背景是否權威顯耀，不管是哈佛、台大、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地方，他們只在乎醫者所提供的療法是否有效或是可信，因此病人棄主流的醫學權威而就江湖郎中時有所聞。換句話說，病人的行為與信念就是特定情境之下人的行為與信念。如果你穿了他的鞋子——與他具有差不多的社經地位、差不多的文化信念、差不多的教育程度、類似的人際網絡，與他有類似的病痛與求醫歷程，你的行為模式很可能會很類似。

希望上述的討論可以提供給本周專題裡面幾位用心良苦的醫師稍微釋懷，也給讀者們多一個思考的方向。在此，我想進一步談談可能的改善作法。

首先，是有關病人使用非主流療法所造成的問題。病人因種種因素而拖延接受主流醫療的現象，歷來有不少研究，其中的主要發現之一是貧窮者最常拖延接受治療，其原因有很多，當然也包括嘗試另類療法。這類研究有相當多是針對乳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乳癌病人延誤就醫的原因並不僅是因為她們相信非主流療法，而是不易取得主流醫療資源或是羞於就醫。因此，這類例子反映的也是健康不平等與性別身體政治。

此外，1999年BMJ曾經刊載一篇有關輔助性醫療的基本認識的文章(complementary medicine含非主流療法)，雖然該文主要適用於英國的脈絡(有些輔助性療法已經被納入該國的醫療體制中)，但是其中有兩點建議非常值得我們參考——認真看待病人以及良好的溝通。首先是有關認真看待病人。BMJ該文指出，使用輔助性療法的病人通常有潛藏的動機(藥效不如預期、副作用等)。這或許就如黑琵醫師文中所提到，有些病人及其家屬認為「化療很可怕，一做就會去掉半條命」，因此轉而尋求坊間其他療法。誠然如黑琵醫師所言，很多癌症治療的副作用已經可以獲得良好的控制，但是「化療很可怕」也並不是毫無根據，而是來自於過去與現在許多癌症病人的經驗。針對這個問題，醫師們除了設法減輕副作用之外，可能也要花更多的心力來跟病人說明。例如，黑琵醫師的先同理然後解釋的方式。

其次是關於溝通。BMJ該文也指出醫師可以幫助病人避免非主流療法所可能造成的傷害。要達此目的，最重要的方法是維持開放的態度並與病人(甚至另類療法的提供者)進行清楚而有效的溝通，如果醫師對非主流療法一律採取否定的態度，病人就很有可能隱瞞，甚至拒絕主流療法。越是開放的醫師，越能與病人協商對病人最有利的治療策略。有趣的是，該文也指出，英國有些醫師也會去學習輔助療法或另類療法，以便更能了解病人的情況。

最後，我也想提供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病人與醫療的親近性不足而造成的遺憾。前一陣子朋友圈有三位年紀相仿的男性約略同時被診斷出膀胱癌，三位的癌症期數相當，也都得到類似的醫療建議。其中一位積極透過人際網絡諮詢醫界友人，得到相對充分的資訊，而接受主流適當的療法，治療結果良好。另外兩位，對於切除膀胱與人造膀胱感到畏懼，加上無醫療人脈，或許也沒有遇到可以信任的醫師，也沒有積極尋求專業諮詢，結果並未接受手術，最後病情惡化難以挽回。兩種結局的關鍵差別在於是否能獲得可信任的專業意見，進而採取最有利的治療策略。

無論如何，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醫者與病人都希望疾病能夠被治癒，這是醫病關係最堅實的基礎。讓我們回到干擾這個關係的「道聽塗說」，對醫師而言是「道聽塗說」，但是為什麼對病人而言就不是「道聽塗說」？這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病人會相信某些療法？我們需要了解這個背景，才能拆解「道聽塗說」，降低其發生的頻率，甚至將其轉為能夠合作的基礎。當代的醫師都經過嚴格的教育訓練，具有完備的科學知識，但是絕大多數的病人都沒有醫學的訓練，而且他們有各自的處境，醫療工作者或許需要更多關於病人的知識。

參考

Zollman C, Vickers A. ABC of complementary medicine: complementary medicine and the doctor. BMJ. 1999 Dec 11;319(7224):155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