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有心跳，為什麼說他走了？」神經外科醫師揭露腦死判定的生命真相

「當時我在台大醫院，接到外地醫院的支援請求，有位病人需要進行腦死判定。」衛福部基隆醫院副院長蔡翊新回憶道，由於當地醫院缺乏關鍵的二氧化碳鋼瓶，他與器官協調師扛起沉重的鋼瓶，驅車三十多公里遠赴支援。原來腦死判定中最關鍵的「呼吸中止測試」，需要精準控制氣體濃度來刺激病人的呼吸中樞。經過五、六小時完成兩次嚴格判定後，終於讓器官捐贈得以進行。他表示，「雖然耗費一整天，但想到能讓生命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一切都值得。」

在器官捐贈的流程裡，腦死判定常被誤解成「冰冷程序」。事實上，它同時是科學與溫情的交會點，由兩位醫師用客觀標準確認不可逆的死亡，讓家屬不再被不確定折磨，也讓逝者的善意有機會被轉化為他人的生機。蔡翊新受訪亦強調：「腦死不是一句話，而是一套專業制度化、可重複、可稽核的臨床流程。」

嚴謹的判定程序

蔡翊新表示，台灣的腦死判定程序堪稱全球最嚴格，必須由兩位專科醫師進行兩次獨立判定，他強調：「只要其中一位醫師判定不通過，這次的判定過程就會失效。」這樣的雙重把關機制，確保了判定結果的準確性。在進入正式判定前，還必須排除各種可能影響結果的因素，包括：藥物中毒、低體溫等狀況。

蔡翊新分享過去的經驗：「我們曾遇過因為水腦症導致腦壓過高而昏迷的病人，在調整引流管壓力後，病人就出現了動作反應。還有一次在呼吸中止測試中，我們發現病人腹部肌肉有微弱的收縮，利用衛生紙條在氣管插管開口處飄動的現象，證實病人還有自主呼吸。這讓腦死判定無法通過。」這些「失敗」的案例，恰恰證明了程序的嚴謹與必要。

判定過程中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呼吸中止測試」，這也是為什麼需要攜帶二氧化碳鋼瓶的原因。他解釋：「我們會透過提高病人體內的二氧化碳分壓，對呼吸中樞進行強烈刺激。正常人的二氧化碳分壓在20到40毫米汞柱之間，我們會讓數值遠超過這個範圍。如果在如此強烈的刺激下，病人仍然無法引發自主呼吸，就能確認呼吸中樞已經損壞，也就是腦幹死亡。」這個測試需要專業的設備配合，包括二氧化碳鋼瓶，這也是為什麼蔡翊新特別重視設備準備的原因。

重新定義生命的終點

傳統上，死亡多以心跳、呼吸中止與瞳孔對光反射消失來判定；但隨著呼吸器、葉克膜等支持技術成熟，心跳與氧合可以被機械維持，已不再能直接代表「人是否還在」。蔡翊新解釋，腦死概念的出現，源自醫學對生命本質的更深層認識。他說明：「腦幹是生命的總指揮部，掌控著呼吸、心跳、血壓和意識這些基本生命跡象，當腦幹功能開始不可逆地的停止，即使靠著機器維持心跳，生命的本質其實已經結束。」這樣的醫學認知，也讓器官捐贈成為可能，為許多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帶來重生希望。

對於社會大眾經常混淆「腦死」和「植物人」的差異，蔡翊新用專業卻淺顯的方式說明：「植物人是大腦有大片損傷導致意識昏迷，但腦幹仍然健全，所以病人可以自行維持血壓、呼吸、心跳。而腦死則是腦幹已經完全損壞，必須完全依賴維生系統。」

他進一步解釋，植物人狀態有時仍有機會逐漸修復並清醒，但腦幹損傷嚴重到通過腦死判定的病患，在臨床上從未有恢復的案例。這樣的區分至關重要，確保器官捐贈的來源都是醫學與法律上已經確認死亡的個案。

從事腦死判定工作多年，蔡翊新對生命有著深刻的體悟，他曾在懷恩節活動中，見證捐贈者家屬與受贈者之間的動人互動。「雖然雙方身份不公開，但看到他們擁抱、承諾會讓器官獲得有意義的生活，這種大愛讓人動容。」他提到：「在宇宙長河中，人的生命如流星般短暫。正因如此，我們更該思考如何讓生命有意義。器捐讓無法挽回的生命，轉化為他人重生的希望，這是死亡中最美的祝福。」

破除迷思，傳遞希望

對於網路流傳「簽了器官捐贈，醫師就不會努力救人」的迷思，蔡翊新堅定表示：「至少在台灣，醫師的訓練救命就是我們的天職。照顧病人的醫師與執行移植的醫師是完全分開的兩個團隊。」他更溫暖提到：「人生充滿很多突然發生的事情，有些病人從此昏迷甚至走向死亡，再也沒有機會跟家人表達願望。這讓我們反思，平常想要跟家人表達的要盡快把握機會，因為人生你永遠不知道，明天跟死亡哪一個會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