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平台／2003年SARS 帶給台灣醫學教育的省思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挑戰權威、勇於發問在醫師養成教育的重要性」。隨著人權的抬頭，醫療與教育開始重視病人的安全與福祉以及學生的尊重與鼓勵。第一篇文章是來自一位醫師看到一位醫學生勇於挑戰權威而寫出的反思，促成我們邀請一位國外研究所剛完成學業、回國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年輕醫師，就如何打造安全的醫療環境提出看法。最後也回顧2003 年SARS對台灣醫學教育的影響，呼籲台灣醫學教育應該用心營造「安全的環境」，讓醫學生勇於發問質疑，才能培養出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良醫。

2003年SARS在台灣蔓延時，我正在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醫教會）任職。當時因為有兩位年輕醫師照顧SARS病人而遭受感染，以致身亡，引起許多醫學生家長向教育部要求，醫學生應該離開醫院以免染病。

我們為了這棘手問題在教育部開了一場非常嚴肅的醫學教育危機處理的會議。由高教司司長主持，邀請所有十一所公私立醫學院（當時馬偕與義守醫學院還沒成立）校院長出席，當時醫教會由已故的黃崑巖教授（常委兼召集人）及我（執行秘書）代表出席。主席提出醫學生家長對教育部所提的要求，徵詢各校院長的意見。幾位國立大學醫學院院長率先提出他們的看法，認為醫師這職業本來就具有比常人更容易遭受到疾病感染的風險，而選擇醫療照護的志業，就應該要有這種心理準備，而這也是醫師這行業之所以受到社會一般人尊重的原因之一。

當時台灣的醫學教育還是傳統的七年制，五年級開始就到教學醫院學習臨床醫學，五、六年級稱之「見習醫學生」（Clerk），而「七年級」稱之「實習醫師」(Intern)。大家都同意五、六年級的學生在這危險關頭，讓他們留在醫學院上課學習，避免到醫院接觸病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七年級的「實習醫師」身上所穿的白袍繡的名字就是「xxx醫師」，他們需要負起臨床工作與責任，所以要求這些「醫師」離開職場以避免被感染，站在醫學教育的立場的確是相當難以接受。我還記得當時教育部有位官員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話：「只要醫院充分防護，而且讓實習醫師只處理非SARS病例，實習醫師就應該留在醫院，否則這一屆的醫師將被看成是『太平醫師』。」大家也都同意，「如果我們今天因為SARS 每個醫學院就從大學醫院召回實習醫師，那我們訓練出來的醫生怎麼能夠在緊急時刻應付社會的需求呢？」在座好幾位醫學院院長也都發出類似的看法，而我們醫教會也認為這種時刻正是讓醫學生見證醫師這工作之所以受人尊敬的地方，這是醫學教育不應該逃避的重要經驗。

這時突然有一位私立醫學院院長舉手發言，他說昨天有一位來勢洶洶的家長要求馬上讓他的孩子離開醫院，因為他不願意看到他兒子遭遇到幾天前不幸過世的林重威醫師一樣的不幸。他在院長辦公室當著大家面前，大聲斥責醫學院同仁：「你現在不讓我還活著的小孩回家，你難道要我等到他在醫院受感染而過世之後，才讓我帶他的骨灰甕回家嗎？」我還記得這位院長很激動地說：「你們不用面對這種家長，你們可以在這裡說些冠冕堂皇正義凜然的話，但如果你要面對一群這樣的家長向你怒吼、哭訴，你想你們剛剛所說的話能說服他們嗎？」接著，也有些醫學院院長也發表類似的經驗，而經過很長的討論，最後我們在教育部的決定是讓我感到不無遺憾的「妥協」:

「因為當時台大、陽明與成大三所公立大學醫學院院長都堅決表示這是我們醫學教育不容退縮的關頭，我們一定要讓我們的教學醫院負責讓『實習醫師』做好應做的防護，同時臨床指導的主治醫師、住院醫師一定要負起責任，好好教導他們做好防護工作，當他們執行可能導致感染的檢查時，一定要有謹慎的防護消毒，住院醫師學長姐或資深護理人員也要從旁協助。至於私立醫學院校，則由各校自行規定，而學校對有疑義的家長一定要能詳細說明。」

記得在這幾個月SARS 肆虐期間，雖然前後一共有十一名醫療工作人員犧牲，包括兩名醫師、五位護理師（兩位主任、一位副主任、兩位護理師）、一位消防局救護隊員、一位病房書記、一位醫檢師。但沒有醫學生罹難。

我想在此與大家分享一位醫學生鮮為人知的故事。她當時是某私立醫學院的七年級學生（實習醫師），她打電話到教育部告訴我，她的學校要求實習醫師全部由醫院撤退，但她對校方這種決定深不以為然，而跑去校長室與校長爭辯。學校解釋他們的立場，最後說如果她有她家長的同意書，學校才有可能考慮讓她繼續在醫院實習，並講了一句：「我們這樣做是應學生家長的要求，應該沒有哪一位醫學生家長會贊成自己的子女冒這種生命危險吧！」這位同學告訴我，他當場對校長說：「我已經是成年人，這種事怎麼還需要我的父母替我決定？」於是她堅持繼續留在醫院實習。

想不到隔天早上清掃醫院值班室的歐巴桑大聲地打開值班室而把她吵醒。歐巴桑向她道歉說：「對不起，我以為現在我們都沒有學生到醫院實習，你怎麼還來呢？」她反問這位歐巴桑：「那你自己怎麼還來醫院工作呢？」歐巴桑很無奈地說：「我為了賺錢養家，拿了人家的錢，我再危險也得幹呀！」這學生也義正辭嚴地回應歐巴桑：「我也拿了實習醫師的薪水，哪有碰到危險，就不幹我的工作呢？」她說，這幾天留在醫院工作，許多護理人員也都與她有類似的對話，而他們都對她的決定表十分示讚賞，也鼓舞了護理人員的士氣。她說這幾天她有機會見證了許多令她感動的故事，使她體會到做醫師是非常有意義的志業。同時，讓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最後學校也沒有給這學生任何處分。

這位學生目前已經是某大學醫院的外科主治醫師，正在美國名大學醫學院進行短期進修，而她因為關心台灣「武漢肺炎」的疫情與我又連絡上，這也才使我想起她的這段故事。

SARS以後這十七年來台灣社會不管在民智的提高、社會的安定、法律制度、公共衛生以及醫療水準，都有成足的進步。醫學教育制度也已經改成六年制，過去七年級的「實習醫師」(Intern) 已經改為「畢業後醫師」（post-graduate year, PGY），與國外的醫學教育制度一致，也因此不會再有「學生」還是「醫師」的混淆，我相信現代年輕一代的醫師會有更多像這位有主見與勇氣的年輕醫師一樣，能以自己的行為掙得白袍所應得的尊敬。

現在回想這位在醫學生時代敢於發表「我不同意」，在畢業後又選擇當時非常冷門、對女性尤其艱苦的外科，但因為她的堅持走自己認為對的路，終於讓她找到了樂此不疲，充滿意義的生涯。

台灣的醫學教育應該要努力營造「安全環境」，讓學生勇於表達「我不同意」，這樣才有辦法訓練出具有獨立思考、批判能力的好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