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食依舊／番薯的流浪與歸鄉

番薯又名地瓜、甘薯等，是台灣人再熟悉不過的食材，從街角的烤番薯、 蜜地瓜，到餐桌上溫潤的地瓜稀飯、甜蜜牽絲的拔絲地瓜，都深印在我們的味蕾深處，而台灣這塊島嶼也常被比作一顆倒映海中的番薯，「千年根，萬年藤，番薯呣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湠」，正是臺灣人韌性與傳承的寫照。

番薯的英文命名樸實得有些隨意，是以馬鈴薯做比擬的「Sweet Potato」，它的原鄉在中南美洲，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這種甘甜耐貯的植物搭上大航海時代的風帆，成為遠洋船隻的儲備糧食，隨著人類的腳步在世界各處落地生根。

番薯的「番」字顯示其外來身分，至於它如何飄洋過海到台灣，說法不一，主流論調認為是16世紀隨著西班牙水手傳到菲律賓呂宋，再引入中國福建與台灣；也有人認為，更早以前，擅長航海的南島語族已從美洲帶回番薯，再經由太平洋的黑潮送往這座美麗的島嶼。

明清之際，無數先民跨越黑水溝到台灣開墾，要養活這麼多人口，幸好有番薯。明末，福建海商顏思齊率領手下駕船到台灣，在雲林縣水林鄉一帶設寨安營屯兵， 水林靠海，土壤較貧瘠，他們大量栽種抗旱、生命力強的番薯維生，也讓水林發展成台灣的「番薯之鄉」，如今我們每吃5顆番薯，就有1顆來自水林，以黃皮黃肉、口感鬆軟綿密的台農57號「水林種」為主。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的農事試驗場引進各式品種雜交改良，以「台農」系列命名，如同一個番薯地球村，也讓台灣番薯產量從1900年的20萬公噸，到1937年激增至170萬噸，除了餵食人畜，還用以生產乙醇、甲醇、丙酮等有機溶劑，做為軍需工業原料支援戰事。

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台灣民眾搶購糧食，商人囤積走私，造成米價高漲，加上「以工養農」政策，稻米必須出口換取肥料、工業器材等，那個青黃不接的年代，幸好有番薯才讓台灣人不會餓著，所謂「時到時擔當，無米再來煮番薯湯」，番薯為人民構築了一層安全網。

隨著農業逐漸復甦，農家普遍以養豬為副業，政府也提倡「雜糧、養豬、稻米」的循環增產模式，也就是種番薯等雜糧養豬，豬的排泄物用來堆肥、改善土壤，進而增 加稻米產量，因此許多長輩仍銘刻著童年煮番薯養豬、賣豬付學費與家用的記憶。不過1973年以後，養豬趨向企業化經營，豬飼料也漸被進口玉米代替，番薯種植面積隨之銳減。

台灣的形狀像一顆番薯，因此，日治時期有些到中國大陸的台灣人自稱「番薯囝仔」，做為對故鄉的認同。不過大規模稱台灣人為番薯，是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後，台灣兵與外省官兵的語言、習慣等不同，外省官兵覺得臺灣兵土裡土氣，稱他們「番薯」，後者反叫他們是「芋仔」，原本只是在軍中流傳的戲稱，後來卻演變為帶有族群對立的政治意涵。其實，芋頭才是原住民早年的主食，番薯則是漢人來台後大量栽種的「移民植物」。

明代文人何喬遠曾在《閩書》中歌頌番薯有12種德行，如「不需天澤，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爭肥壤，能守讓者也……」歷數番薯具有守困（耐貧瘠）、守讓（不與主糧爭取沃土）、平等（人人可食）、及物（滋養萬物，連禽畜都可食）等，「諸德備矣」，如今更被現代人視為養生食品。

在台灣的歷史舞臺上，番薯數百年來經歷過開墾先鋒、生存救災、軍需工業、餵養豬隻到健康養生等不同角色，它以其謙卑的姿態，承載無數人的生命故事與奮鬥印記。詩人吳晟在《番藷地圖》裡描繪：「阿爸從阿公粗糙的手中／就如阿公從阿祖／默默接下堅硬的鋤頭／鋤呀鋤！千鋤萬鋤／鋤上這一張番藷地圖／深厚的泥土中。」這張番薯地圖，承載了人民在這塊土地上的悲苦與榮耀，更象徵代代相傳的堅韌與不屈，需要我們一齊繼續灌溉、傳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