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平台／當同意是假象：從師大抽血事件看醫病關係的倫理斷裂

本週的主題是「疾病、病人、醫師與醫病關係」。一位年輕人因為長年為病所苦，雖遭遇許多疾病與事件，但一路求醫、就醫，自覺都有貴人相助而對自己所經歷到的溫馨醫病關係深為感恩。一位長年關心醫病關係的民眾就台師大女足隊員近期被發現的教練與教授脅迫學生每日抽血配合研究的事件，強調學生雖已簽署知情同意書，但在如此制度壓力下，同意是假象，醫病關係也有類似的狀況。

台師大女足隊員近期捲入一起爭議事件。教練與教授要求學生每日抽血配合研究，否則可能扣學分、退隊，甚至延畢。儘管校方強調學生已簽署知情同意書，但在如此強烈的制度壓力下，誰還能真正「自願」？這樣的結構不是合意，而是包裝過的脅迫。

這件事讓我想到醫療現場也有類似的情況：形式上遵守程序，實際上卻讓人無從選擇；語言上說是「同意」，事實上根本不理解。師大事件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的共鳴，是因為它展示了結構性權力失衡的核心的問題，權力不對等。讓我們看到權威假借程序之名，壓過個體的聲音與感受。

這跟醫病關係的權力落差如出一轍。

醫師擁有專業語言、資訊優勢與制度背書，在病人面前幾乎無可撼動。很多醫師會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是專業，我知道什麼對你最好。」於是給出強硬的建議、做出迅速的判斷，卻忽略了病人的生活背景、心理狀態，甚至真正的需求。而另一個極端，是醫師怕被認為干涉病人選擇，乾脆說：「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要自己負責。」完全把責任推回病人身上，彷彿醫療只是買賣，選什麼都是你的事。

但這既不符合倫理，也不是所謂的病人自主，而是失責。真正的醫療照護，應該介於兩者之間，不是由醫師主導，也不是放任病人自生自滅，而是協助病人在有限資訊、不確定風險與個人困境中，釐清出最合適的方向。

試想一位罹患慢性腎病的中年男性病人，醫師只簡要說明了洗腎與等待腎臟移植的選項後，便要求他自己決定。但病人可能需要照顧家人，也無法離開工作太久。當病人猶豫著說出「家裡有人要照顧，我能不能延後一點」時，醫師只是淡淡說：「那你要為延後的風險自己承擔。」這就像是一種隱形的卸責。病人需要的是醫師能陪他一起想出最佳治療方案。

這種孤單、被丟包的感覺，其實跟那些師大學生如出一轍。表面上你可以說不、可以選，但背後的懲罰、壓力、責任全壓在弱勢者身上。抽血、手術、治療方案，看似是技術問題，實際上是關係問題。你有沒有被傾聽？有沒有機會說出猶豫？你說出來，有沒有人認真回應？

我們社會太習慣把「簽署同意書」當成倫理保證，但一紙同意書無法取代真正的理解與對話。就像師大的學生或醫療現場的病人，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可以說「我還不確定」、說「我有別的顧慮」而不會立刻被責備或放棄的空間。

醫師的角色，不是決定一切的掌權者，也不是一走了之的局外人，應該要與病人共處於不確定裡、共同思考與承擔的夥伴。

師大事件不是單一失誤，而是制度默許權力者將個人包裝為「研究對象」或「受益人」的長期問題。醫療體系如果不反思自身也有這樣的結構性問題，就會繼續讓病人在權力之下沉默，在決策過程中被動承擔一切後果。

知情同意不是程序，是關係；不是紙本，是理解；不是選擇而已。如果醫病之間不能回到這個關係性的倫理基礎，那麼任何制度再完備，也只是在形式上掩蓋真正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