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瑞宏／抗生素底牌用盡 醫療海嘯逼近

AI重點

文章重點整理：

• 重點一：抗生素抗藥性加劇，重症治療後線武器逐漸耗盡。
• 重點二：防禦性開藥普遍，病毒感染也常被先行使用抗生素。
• 重點三：需靠跨部會治理、快速檢測與公衛師補強防線。

醫療發達，人類與感染症的戰爭從未停止。

這場戰爭的轉折點可追溯至二戰，罹患肺炎的英國首相邱吉爾在磺胺類藥物治療下獲救。隨後戰時需求推動抗生素量產，使戰場死亡率大幅下降。自此，現代手術、器官移植與癌症化療皆建立在「感染可控」前提上。而這項技術革命也逐漸形成文明錯覺，使人類低估細菌演化速度，埋下今日失效的伏筆。

防禦性用藥 臨床兩難

世衛組織持續警告，抗生素抗藥性正逼近醫療體系臨界點。臨床現場中，「先開抗生素、再觀察病程」，並非醫德問題，而是面對不確定的防禦性決策。當無法即時區分病毒或細菌，「先行治療」成為風險最低選項。根據台灣抗生素使用量監視年報，基層門診仍有相當比率抗生素用於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

當抗藥性海平面蔓延至加護病房，情勢急遽收緊。鮑氏不動桿菌與克雷伯氏肺炎桿菌等致病菌抗藥性節節攀升，萬古黴素抗藥性腸球菌常態盤踞，重症後線治療的底牌已所剩無幾。

一旦抗藥性變為背景常態，醫療邏輯都將被迫改寫：感染治療只是第一張倒下的骨牌，接著癌症化療防護網破裂、器官移植風險失控，連基礎外科手術都必須重新計算死亡風險。

要防堵這場醫療海嘯，關鍵不僅在研發新藥，更在修補橫跨臨床、社區與長照彼此分離的治理鏈。當前體系存在三大落差：前端診斷缺乏快速工具，迫使醫師避險用藥；院內感控高度依賴一線醫護，但人力緊繃，繁重的行政通報與執行壓力形成張力；最後則是社會認知盲區，民眾常將抗生素誤認為日常「消炎藥」，錯誤觀念在社區與長照機構複製。

跨部會治理 補上防線

行政院已啟動「國家級防疫一體抗生素抗藥性管理行動計畫」，整合醫療、人畜與環境治理，建構跨部會防疫網。制度推進後，關鍵在於三方治理協作：衛福部推動臨床「合理精準用藥」，農業部需強化畜牧業生物安全，環境部則完善放流水監測。這是一場與細菌演化的競局，若能透過跨部會數據整合聯防，仍有機會走在抗藥性風暴之前。

呼應此一戰略，前端診斷需補齊「精準用藥」工具；透過健保給付誘因，加速引進微型快速篩檢工具，讓醫師能在診間即時區分病毒與細菌，釋放防禦性用藥壓力。

在結構落差上，疲於奔命的臨床醫護已難以支撐，這是「公共衛生師法」上路的關鍵意義。現代公衛問題已非單一臨床專業可解，具備流行病學、健康管理行政與風險溝通專業的公衛師，得以補上制度斷層。公衛師能一手接過醫護超載的通報監測負荷以落實院內感控，另一手深入社區、基層診所與長照機構校正認知偏差，補齊治理裂縫。

真正的挑戰從來不是發明新藥，而是避免文明耗盡其效力的速度。當抗生素逐漸失效，我們失去的是醫療體系所依賴的「可預期性」。這種變化不會以崩塌形式出現，更像一種習慣：習慣感染變得刁鑽，習慣手術風險看漲。文明的退卻，從來不是崩塌，而是在無聲中被逐步習慣。

（作作者翁瑞宏為台北市公共衛生師公會理事長，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精華 FAQ

• Q1：本文為何說抗生素抗藥性已逼近醫療體系臨界點？

  因為重症常見致病菌的抗藥性持續升高，像鮑氏不動桿菌、克雷伯氏肺炎桿菌與萬古黴素抗藥性腸球菌，讓後線治療選項愈來愈少，感染控制也變得更困難。

• Q2：臨床上為什麼會出現先開抗生素再觀察的做法？

  因為醫師常無法在第一時間分辨病毒或細菌感染，為降低惡化風險，便採取防禦性用藥。不過這也使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等情況更容易出現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

• Q3：文章認為該如何補上抗藥性防線？

  除了研發新藥，更要推動跨部會治理，包含臨床精準用藥、畜牧生物安全與放流水監測，並以快速檢測工具、公共衛生師參與感控與社區教育來降低抗藥性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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