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傷療癒─死亡的學習課】單身臨終 也要有自主尊嚴

郭強生在過去十幾年，因為照顧父親、送走父親，長時間與死亡共處。加上二十幾年前媽媽罹癌過世的經歷，他笑稱自己是在海嘯第一排，學習關於死亡這堂課。

二十多年前，三十六歲的郭強生曾無助哀求醫生：「救救我媽媽。」那個年代沒有「不做治療」的選擇，也沒有人討論醫病關係，過程有許多醫療上的困惑與糾結都無解，讓媽媽做了許多不必要的治療，飽受折磨。郭強生的母親從罹癌進醫院到離世不到一年，當時的慌亂、驚恐、不知所措至今仍歷歷在目，他連跟媽媽道別的機會都沒有。

事隔多年，十多年前，爸爸失智，郭強生這次終於有好好準備，在父親失智初期就決定回台北照顧陪伴，讓父親餘生十年過得安穩平靜且幸福。雖然有這段漫長的告別，也在父親臨終時有意識地決策，拒絕無效的治療。但是由於父親已簽署放棄急救與不插管，所以正值疫情期間，當父親生命垂危時，醫院沒有主動發病危通知，郭強生最後是以再三拜託的方式，才爭取到最後三十分鐘探視，與父親告別。

生命中兩度送別，一次是罹癌母親、一次是衰老父親，更新了郭強生對死亡的版本。他知道自己懼怕的從來就不是死亡，而是醫療的折磨。

他意識到，臨終者的尊嚴與自主權一點都不理所當然，於是決定去簽「預立醫療決定書」，希望在自己意識清楚時，決定緊急狀況的醫療處置。

後來郭強生才知道，簽署決定書須有兩名二親等親屬到場擔任見證人，而郭強生的父母與哥哥都已離世，這世上已無二親等，像他這樣的人，得選定「願意通融」的醫院，且得簽具結書說明真的已無二親等，才能簽署。

他苦笑，目前的制度設計，幾乎懷著對傳統家庭的想像，以為每個人都有親人、每個需要被照顧的人都有可以照顧他的家人，但事實上是，家庭的樣貌已大不同，像他這樣無家人的單身者也會愈來愈多。他呼籲，在超高齡社會裡，長照制度的設計必須更貼近現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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