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自《張老師月刊》411期（2012年3月號），文字／連芯、攝影／莊明穎】
濕冷的黃昏，暮色很快籠罩著臺大校園。坐在群書環繞的辦公室，舉目所見，全是心理學相關的書籍，還有一些散置的小擺飾、相片、獎狀……；人味十足。
老師這天精神極佳，話匣子一開，陳年往事像一大箱的玩具，一股腦地全被他傾倒出來。只見他認真把玩起來，笑著、興奮著、嚴肅著；慢慢地，臉頰漾起兩朵紅靨，晶亮的眼眸閃爍，像極了孩子……。
顧及身體狀況，吳英璋原先在臺大心理系的辦公室，從四樓遷到一樓。原本桌下玻璃長年壓著的相片，已經彼此相黏，難以遷移。他索性全都擱下，全部重新擺過。此刻，友人遊歷奧地利寄來的明信片，成了桌下唯一的焦點。
那是一張佛洛伊德的明信片。照片中，年過七旬的大師倚躺著閱讀。當我們好奇著吳英璋的專業養成、人格修養，以及理想和期望時，桌下的那位老大師，彷彿在巧妙地暗示，吳英璋對人心的認識與自我期許。
尊重「人是立體的」
身為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吳英璋在專業養成的過程中，受的是嚴謹的科學訓練，也一直頗能駕輕就熟。但對於佛洛伊德──那位頻受抨擊為「不符合科學」的大師，卻是一直難以忘情。
「我最初是因為佛洛伊德才選心理系。」吳英璋回想起大一時，還特地跑去問老師「什麼時候才唸佛洛伊德？」就不覺在臉上堆起頑皮的笑容。然而大學四年，佛洛伊德就僅在課本中出現一小段，科學心理學訓練填滿了他的大學生涯（還有橄欖球、籃球），卻未澆熄他對佛洛伊德的熱情。圖書館中佛洛伊德著作的英譯版，吳英璋趁空檔全數拜讀，數年後，隨著企鵝版佛洛伊德全集發行，他的書櫃上也多了一套珍藏。
多年來，已扎實成為科學心理學家的吳英璋，腦中時常迴盪佛洛伊德晚年對外界提出的質疑：「既然你們一直強調科學，但若你們對心理現象本身都搞不清楚，還可以聲稱自己做的是科學嗎？」
這是一記極深刻的提醒。提醒吳英璋常常自問，手邊運用的觀點和方法，是否真能看見深度的心理現象？是否真能掌握人的全貌？還有，人，究竟是什麼？
他還記得，早年在醫院進行臨床工作，他時常運用佛洛伊德的觀點來增加對個案的瞭解。「總覺得必須要將兩種觀點整合起來，才能比較完整地看到一個人。」他說。
長年的警惕與習慣，讓他不輕易以主流的理論觀點，為一個人下評斷。他順手拿起桌上一只馬克杯比喻：「人，就像杯子一樣，是立體的，不同的理論僅代表一個視角，看得到杯子的這一面，卻看不到另一面。任何一種觀點，都是對人的一種觀點，即使互相矛盾，也要將之串聯起來，才能得到一個真實的人。」
看著桌上的馬克杯，上頭繪滿各種姿態的豬仔。從這端望去，有的豬仔在嬉戲、有的在舒服地伸懶腰。但另一端的豬仔們，是躺？是跑？還是蹦跳？單從我們這一端，的確，什麼也看不到。
視社會關懷為己任
也許就是此般謹慎所衍伸的開放廣納，以及對掌握「人」真實面貌的念茲在茲，讓吳英璋在壓力、災區輔導網路、課程教學、自殺防治、生命概念系統……等心理衛生領域，每每發展出令同業驚嘆的縝密概念。
在聯合年會的頒獎典禮上，政治大學許文耀教授便以「建構與實踐」為吳英璋的貢獻寫下註解，指出他總是謙卑地向真實的問題求教，不遺餘力地剖析現象、建構理論；其發展的理論概念，也力求能夠落實、關懷環境，鮮少以個人本位出發，無論在專業能力與品格，皆令同業敬重。
是什麼造就了這樣苦幹、踏實又謙和的吳英璋？他直覺想起的，是父親的影響。父親幾乎一生都在盼望吳英璋繼承衣缽行醫，他雖屢屢用計叛逃，堅持在心理界中生根落腳、開展枝葉，但父親勤儉濟世的風骨，仍舊在他身上潛移默化。
「從小，比方說腳踏車沒停好，父母親就會責備『你有沒有想到這樣會妨礙別人？』他們總是教導，凡事要先考量是否妨礙到他人，再做。」
一直，吳英璋的父親堅持僅與家人過清清簡簡的生活，卻總是瀟灑地在農曆新年一到，就擦去牆上病患的賒帳記錄。這曾引來吳英璋反彈，激烈質疑父親「只照顧其他人，不照顧自家人」。
直到進入大學，在殷海光、楊國樞等老師的親身示範下，他深切體認知識分子應有「讀聖賢書，所為何事」的社會責任，對於父親的處世信念，才開始有了理解。父子和解之後，彼此彷如長出前所未有的默契，在吳英璋跨足教育界，接任教育局長時，父親能放下原先對政治的反感仇怨，全心希望他為社會盡力，成為支持他的莫大力量。
致力用心理學改善世界
一生在心理衛生領域奉獻，除了出於一股「臺灣牛」般的勤奮苦幹精神，心理學本身的迷人魅力，也是吸引吳英璋甘願投入的一大因素。
「心理學一方面能分析解構現象，接著又能根據這套邏輯系統來處理問題。基本上，它就是關於人的知識，只要是人，只要在有人的地方，就可以運用。」
這番話可不是心理系的招生口號，而是吳英璋的真切體認。從最初在精神科協助單一個案恢復生活能力，到擔任教育局長，將心理學的原則運用在更廣、更基層的教育層面，甚而影響國家政策，推動心理師法，建立更好的精神醫療……隨著他的生命歷程，生活的各個面向，真的都可以因為心理學有所轉變。
莫怪了，吳英璋總向別人說「心理學最好用」，還因此在學界贏得「心理教教主」的封號。因為就連他自身，也在有心理學相伴的歲月裡，一次次與人的真實接觸中，將內心洗滌得更謙和，更徹底思考何謂人本、人權。小而深至一個人的內裡，大而廣至國家的制度環境，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學可以撼動的空間。
好奇地問問他這雙善用心理學觀點的眼睛，看看我們身處的現代社會，有什麼發現？他略帶憂心地說：「當前全球的主流價值，無可避免地在威脅人類心理衛生。」自由經濟競爭的世界，人們生存的方式即是爭奪資源，而心理衛生中的「健康」概念，往往需奠基於人與人間的尊重，才能互不侵犯自由，保障心理上的安適。兩者的概念難免相悖。
他想起九○年代初期，在墨西哥一間小小展覽室內，驚訝地發現竟有七、八名保安人員同時看守。面對他的疑惑，對方回應他：「我們不需要攝影機，我們需要人。」因為這樣人們才有工作機會，人們有工作，才有醫療保險。
什麼是人本？何又謂之進步？他的思緒很難不隨之翻騰。「他們一個工作寧可讓三個人去做，也不肯架上攝影機，把人趕出去，好讓人人都有工作……墨西哥真如我們想像般落後嗎？」
如果可以，他想找回早期社會中的倫理道德，那種不汲汲於經濟提升、反重經濟分配的社會，彷彿更是心理衛生的樂土。然而，在他帶領我們用心理學視野觀看世界時，腦中不覺凝聚出一個聯想，會不會，他自身堅持的品格、責任，舉手投足流露出的尊重、關懷與謙和，也正是對心理衛生的一種實踐？
訪談結束道別時，天已披滿暮色。我們隱約知道，後來，他又帶著心理學跳上計程車，前往醫學院解決另一些問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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