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透過斷層掃描、會診神經外科,確認病患的昏迷指數僅剩三分、瞳孔放大且腦幹反射消失時,我們必須思考:『除了維持呼吸,我們還能為病人做什麼?』」亞東紀念醫院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孫仁堂提到,急診不應只有前段的搶救,更需涵蓋後段的善終。「以前我們都覺得,死亡宣告做完,就結束了。」他說話的語調平靜,帶著韓國華僑特有的輕微口音,「後來才懂,對留下來的人來說,那一刻才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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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心理高牆,善終意願表的溝通藝術
在急診室談器官捐贈,無疑是巨大的挑戰。孫仁堂坦言,「很多同事會覺得壓力很大,覺得這時講這件事好嗎?」
直到一場遺憾改變他的思維。
過去在缺乏電腦註記的年代,曾有病患離世後,家屬才紅著眼眶問:「他生前想要器捐,現在還能捐嗎?」因「沒人問」而錯失大愛的遺憾,催生了亞東醫院急診設計出「善終意願表」,表單條列了DNR、遺體回宅、大體捐贈與器官捐贈等選項,讓醫師透過逐項說明,能從家屬的遲疑中捕捉溝通契機。
孫仁堂強調:「急診的職責不是在當下完成器捐,而是讓家屬知道還有這條路。等他們心裡準備好了,大愛自然會延續。」
跨團隊的接力賽,急診室裡的腦死判定
器捐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接力賽。為了維持器官的良好功能,病患的血壓與灌流必須在腦死判定期間保持穩定,這涉及協調師、神經外科、麻醉科等多方合作。
兩年前,亞東醫院曾因加護病房滿床,首創在急診室直接執行腦死判定。孫仁堂回憶:「不能因場地不是常規地點就放棄,必須以能達成大愛為優先。」目前他也積極鼓勵急診同仁取得腦死判定執照,期盼未來能縮短流程,讓生命接力更順暢,也減輕各專科醫師半夜奔波的辛勞。
母親教他的最後一堂課
孫仁堂的觀念轉變,源自於母親的生病。身為僑生,他與獨居韓國的母親相隔兩地,提起母親的個性傳統,甚至曾為了躲避他安排的健檢而「離家出走」,讓他哭笑不得;後覺母親身體有異,就接她回台安排健檢,母親麻醉甦醒後竟脫口說出:「爸爸叫我去陪他,不要給你們壓力,不要拖累你們。」他那時才知道,原來母親早就感覺身體出問題,只是不想讓他操心。他哽咽道:「我是醫生,自己的母親癌症第四期才發現,這讓我無法接受。」
但這份自責,在母親住進安寧病房的最後7天得到救贖。他在病床前幫母親洗澡、道歉、道愛,深刻體悟到:「醫學的溫度,不在於冰冷的數據,而在於能否讓家屬在最後一刻真正『放下』」
那堂課叫「善終」
回到急診後,孫仁堂看事情的角度變了。
「以前我們處理死亡,就是技術性的宣布死亡時間、開立證明、請家屬出去等後續。一切都很有效率,但也很冰冷。」他說,「後來我才懂,死亡宣告對家屬來說,是釋放情緒、放下愧疚感最重要的時刻。如果你把他們趕出去,他們可能帶著這份愧疚,一輩子都放不下。」
在院方的支持下,亞東醫院在急診室推動了安寧環境的優化,讓臨終病患能擁有一個相對平靜、尊嚴的空間進行「四道」:道謝、道歉、道愛、道別,並好好地做最後的道別。對家屬來說,那幾小時的陪伴,往往比任何醫療處置都重要。他偶爾會對守在床邊的家屬說:「病人現在終於解脫了。你的家人一定以你為榮,因為你在這裡陪著他,你已經做了很多該做的事。」
這些話語,讓無數家屬在悲慟中釋放愧疚。事後的回饋問卷中,滿滿的「感謝」與「放下」讓他確信,急診醫師的手,除了能壓胸救人,更能撫平生者的傷痛,成就生命的圓滿。
孫仁堂小檔案
現職:
亞東醫院急診醫學部副部長
新北市消防局醫療指導醫師
經歷:
亞東醫院及台大醫院總醫師
亞東醫院急診醫學部住院醫師
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代訓住院醫師
學歷:
陽明交通大學急重症醫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碩士
Podcast工作人員
聯合報健康事業部
製作人:蔡怡真
主持人:許凱婷、黃琬淑
音訊剪輯:陳函
腳本撰寫:許凱婷
音訊錄製:黃琬淑
特別感謝:亞東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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